民国大校场|民国时期的童子军
来源：民国大校场 文/千燚   2020-07-17 14:18:36

　　稍显稚气的献旗女兵抬起头，莞尔一笑，满是泥泞的脸蛋舒展开来，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这位勇穿火线英勇献旗的女兵便是“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团员杨惠敏。那么，“童子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如何兴起壮大的?国民政府为何会如此注重童子军的培养建设?

　　青少年时期的杨慧敏

　　源自英国，童子何以成“军”

　　汉语中“童子军”一词出现于1910年，当时中国圣教会在所办《月报》中翻译刊登《英国童子军》一书，提出“中国宜创童子军”的建议：“望我国教内外人士，见此书之后，亦群起创设此军，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中国之强可立待，又何至使外人独有此秘密术也哉。”

　　童子军是英文Boy Scout的中译。世界上最早的童子军是由英国人贝登堡(Baden-Powell)于1907年创立的。“Boy”本意是“男孩、男人”，译为“童子”也恰如其分。“Scout”本意是“侦察、搜索、巡视、跟踪”，虽含有某种军事行动的意味，但将其直接意译为“军”，则与贝登堡的初衷有所不符，甚至背离。贝登堡在创立Boy Scout之初，就提出“非军事化”发展的原则，主要通过组织儿童过露营生活，进行侦察、攀登、烹饪等活动，促使他们养成坚毅、机敏、冷静、负责等优秀品质，培养青少年成为健康乐观的健全公民，从而在将来为社会作贡献，其训练内容和目标与军队绝异。

　　贝登堡(1857—1941)

　　到了国内，由于时值内忧外患，国势甚危，出于御侮强国的现实需要，童子军的培养不免“入乡随俗”地发生了变化，更倾向于“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被视为中国童子军创始人的严家麟先生，就曾表示“救中国非武力不可，而没有道德、知识及健全体格之国民，就不会有一个好军队”。是故，1912 年2月25日，他在武昌文华书院里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这是中国人创办童子军的开端。严家麟说：“童军是全世界青年儿童们的一个伟大集团，凡是十二岁以上的儿童青年，愿意参加这个伟大集团，不论贫富，无分阶级，任何种族、宗教，都是一律被欢迎的。”在他的倡导下，童子军运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发展起来。

　　中国童子军代表团参加美国童子军成立25周年纪念，前排中坐者为严家麟

　　童子军运动兴起后，对“童子军”的译名不满者也大有人在。1919 年，有人撰《“童子军”名词之商榷》一文，表示：“‘Boy Scouts’，意译之即种种技能，或侦探、或斥候之能力，皆可于儿童时养成之，非有‘军’字意义糅杂其间也。‘童子军’三字名不副实，而不合于现世新教育之主义。”虽不乏此类争议，然而，在民国时期童子军的发展历程中，“童子军”这个通俗易懂的译名不仅一直沿用，其组织和教学中也表现出重“军”轻“教”、厚“武”薄“育”的倾向。

　　统一领导，国民党包办童军

　　国民党非常重视童子军的发展。鉴于此前的青年运动“力量不集中，没有系统组织”，同时意识到“童子军教育尚任侠，主实行，重纪律，有组织，最富于革命性，……不但为民众武装之前导，且可站在战线上负警备之责”，是“青年运动最好的工具”，因此“国民党于青年运动中，必须注意此影响青年之伟大力量，而以本党所负之使命，灌输于童子军之中”。为此，国民党于1926年通过了一项统一领导少年儿童的决议，决定由中央青年部创办“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对于已有的童子军组织，“可存者留之，应去者弃之”。自此，童子军由最初的民间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全国性组织。其教育纲领是：“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培育服务精神，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思想纯正，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中国少年，以准备为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奠定东亚和平之基础，而臻世界于大同。”

　　中国童子军总章修正草案

　　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旨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运动期间，政府制定了许多不合常理的规定，童子军便成为这些规定执行的监督者。诸如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监视正在饭店的食客是否超出了四菜一汤的标准，巡视各处码头，禁止普通乘客走进头等舱等等行为，也使童子军遭到了不少民众的反感排斥

　　日行一善，服务社会初心在

　　虽被完全政治化，但童子军“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的初衷始终未变。训练有素的童子军在服务社会方面展示出过人一面，在全国各地的一些重要活动场合，都能见到他们踊跃服务的身影。

　　中国童子军誓词

　　1933年10月，全国运动大会在首都中央体育场举行，参加选手3000余人，观众每日在6万人以上。中国童子军司令部为便利大会工作，特派京沪等地童子军553人、服务员30人，携带帐幕54座，露营于跑马场附近，负责会场内外的秩序、警卫、引导等工作，服务达12日之久。深感童子军服务之备极劳苦，事后大会还特命绣制缎质锦织，分赠各童子军团。除此之外，童子军还参与了上海市政府新厦落成典礼、第二届国术考试、黄埔第一号飞机命名典礼等活动，并提供服务。

　　抗战时期，多数学校难以维持日常的童子军教学，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战地服务，主要开展传讯、运输、救护、架线铺桥、救济难民等工作。在服务过程中，涌现出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上海市童子军主动在后方参加运输、传讯、救伤、收容灾民等服务。上海市商会主办的中国童子军第50团团员罗云祥、鲍正武、毛徵祥、应文达四人随同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乘坐载重汽车，深入战区，拯救难民，中途被日军拽下残杀。噩耗传来，中外各界同深惋悼，中国童子军总会特制“智仁勇荣誉章”四座追赠表彰。“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时，11名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将三大载重车的慰劳品送到前线。其中女童子军杨惠敏，竟孤身一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八百壮士”献旗，使抗战勇士斗志为之一振。

　　行军礼的童子军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无暇顾及童子军的训练。1949 年后，中国童子军在大陆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中国儿童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页，仍值得后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