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校场|年画中的中国抗战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译之    2020-07-25 16:00:34

　　　在抗战时期，许多传统礼俗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如年画这种盛行了千百年的普通迎春物品，当时就被绘制成抗战年画，对抗战宣传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一个亮点。

　　彼时，捍国家主权、争民族生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一大批艺术家从象牙塔走到民间和前线，用画笔与刻刀作武器，在学习传统年画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改造，将广大群众在日机轰炸和炮火中的抗日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到艺术中，创作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优秀年画作品。

　　较早尝试制作抗战年画的是在延安成立的“鲁艺木刻工作团”。1938年底，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带领彦涵、罗工柳和华山等人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当时，日军利用中国传统年画的判官形象制作《神判》，并印上“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等侵略口号，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宣传。对此，朱德总司令在1939年冬召开的晋东南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日军居然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神判》为其侵略活动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为此，他向广大抗战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的要求。这次谈话后，鲁艺木刻团工作组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制作一批反映军民抗战的年画。乘着1940年春节之际，他们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水色套印、刻字等技术，突击创作出一批抗战木刻年画。这批年画内容新颖丰富，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生活、参军、支前、民主选举等各方面情形。年画印出后，木刻团的同志一齐出动，不顾冬季严寒，在集镇上摆开了地摊，一边展览，一边出售。赶集的老乡被这些年画所吸引，争抢购买，出现了未曾料到的热闹景象，不到3个钟头，几千张年画便销售一空。有些住在边远山区的老乡，听到消息后甚至跑几十里路程到木刻团驻地购买。这些新年画走进了千家万户，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解放区流传的《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年画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同志利用民俗艺术创作抗战年画，并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刻制成宣传画进行宣传，这种将民间艺术形式和革命标语口号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受到根据地领导同志的重视和鼓励。这批年画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展出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仔细观赏了这些作品，称赞它们是美术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范例，并亲自给木刻团写信表扬年画工作者。1940年2月8日，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召开文艺座谈会，表扬了木刻工作团年画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决定扩大木刻团的工作，建立木刻工场，抽调专业作者，还安排十几位年轻作者学习印刷，形成美术创作和印刷结合在一起的抗日宣传品印刷作坊。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抗战宣传任务，并将抗日年画从晋东南扩展到冀南。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年画密切配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例如，彦涵创作的《军民合作》《抗战胜利》门画，把传统观念中保护家宅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的形象，换成保护国门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卫士，表现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热情和团结抗战的情形，给国人以启迪和鼓舞。他在晋东南边区的作品《身在曹营心在汉》，更是对敌伪起到了分化瓦解的宣传作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四幅连环故事画，内容是汉将关羽深陷曹营中，不受金钱美女诱惑，闯关返回汉营。一位记者在报道里曾经提到，有的伪军官看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后表示要像关羽那样回到抗战阵营，还有的表示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抗战年画作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宣传品，像山野里的鹰隼，展翅高翔，很快从抗日根据地扩展到国统区。重庆的艺术家们纷纷效仿，踊跃参加新年画的创作，门神的角色也被进一步丰富。其中，在广为流传的《陆军门神》《空军门神》等作品中，文艺工作者们将中国军人和美国飞虎队员请到了门上，画面中他们从天而降，形象威猛高大，脚踩猥琐的日本侵略者，向民众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心。

　　《陆军门神》《空军门神》年画

　　抗战年画脱胎于民间艺术，却又赋予了民间艺术新鲜的生命，不仅为根据地人民所喜爱，为国统区民众所欢迎，甚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2年，周恩来曾将抗战年画连同延安的木刻一起带到重庆展览，国统区人民感觉耳目一新。1943年，这些抗战年画又先后被送到苏、英、美、印等国巡展，不仅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使外国观众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真实情况。

　社会部应英大使馆建议将木刻研究会作品翻印运往英美等国展览的签条

　　1942年4月7日，社会部为英大使馆要求翻印木刻作品运往各国展览请补助经费事致中国木刻研究会指令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