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抗战的经典范例
来源：民国大校场 文/LLM   2023-06-13 16:28:5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广播战被称为陆海空军作战外的“第四阵线”。在抗日战场上，中国也充分利用广播这一“先进武器”，以广播宣传、侦听敌伪广播、干扰敌伪广播等方式反击日伪的广播攻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在1940年3月30日汪伪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当日，成功实施了对日汪“交欢”广播的干扰，堪称中国广播抗战的经典范例。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旧址

　　配合侵略 日伪大兴广播攻势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非常重视利用广播对中国军民展开宣传攻势。日军每攻占一个大城市，总有大批的技师和广播人员跟在后面，立即修理电台，进行广播。在1940年时，日伪在中国内地北平、天津、南京等地设置电台15座，加上在本土的35座长波电台，在朝鲜和台湾的9座，在中国东北的14座，日本人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对华广播网。

　　日伪利用这一广播网，播放各类广播节目以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其内容主要是“对时事的歪曲解释、娱乐节目及骗人的讲演”。如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大量居民逃离城市，日本人运用广播向郊外喊话：“你们的城市好得像新的一样，回到你们快乐的家乡来吧!”又如日军进占北平后，西城有个女生到街上一个公共厕所小便，被两个日兵瞧见后，跟踪而入，吓得她拼命逃出，嚎啕大哭，哭得警察来了，才把这两个日兵劝走。而后汉奸头目在广播电台解释这件事，竟说日兵那天是去安慰那女生的，不是去强奸的;并且说日兵是如何受了教育，不会有强奸的事件发生。

　　在前线，日军常组织播音队以配合作战，如1938年12月，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每队辖三个班，每班配播音机六架，由牧野芳秀及泽田尾助两大佐分任队长，乘船经武汉转往前方开展广播工作，企图以此宣传“和平”，借以动摇我军民的抗战决心。对我后方，日伪则常冒用中国广播电台名义和频率，淆乱听闻，造谣惑众。

　　针锋相对 中国充实广播力量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敌伪广播实施干扰。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国人早有认识。1935年，《申报》刊文对其进行介绍：“考无线电信力传递，乃借电波振荡之作用。而接收方面与发射方面，又须有和谐之振荡周率，始能收听清晰。故各台周率，必须高低不一，方可避免干扰，否则杂声纷乱，必致无法工作。”干扰广播的原理也相同：在对方播音时，我方电台使用与对方广播相同的频率，就可让对方的广播信号受到干扰。这就要求加强广播电台建设。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中央电台外，其它的电台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战火一起，几乎损失殆尽。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并加紧对外采购器材，在汉口、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赶设广播电台。之后，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并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虽然总体实力仍弱于日本，但有了一定的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

▲关于中央短波广播电台的报道(《战时记者》1939年第2卷1期)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塔旧址

　　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是对敌实施广播干扰的组织、协调机构。1940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敌伪电台实施干扰。他在提案中说：“敌伪电台数量较多，往往以多座电台联合广播，殊足影响民心士气。而我方广播电台数量较少，所有周波不敷抵御，致难全部干扰，端赖通力合作，以资补救。拟分请交通部、政治部、军令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将所有发报台与广播台现用与可用周波一律开交本会，俾遇敌伪重要播音时，由本会支配分别对准干扰，并于接到本会通知后，立即实施。”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分函各相关机构，并得到它们的鼎力支持。

▲1940年3月，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所提关于干扰敌伪广播的议案

　　协力干扰 日汪交欢广播失效

　　此时，正是汪伪气焰嚣张之时。1940年3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伪维新政府、伪蒙疆政府、伪国家社会党、伪青年党等方面的代表，在南京举行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对日媾和，推举汪精卫为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代主席，并决定于3月30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还都”当日，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和汪精卫都将发表广播演讲，互相吹捧并蛊惑人心。侦知该情报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知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据报三月三十日伪中央政府成立之日，敌酋米内将于是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日本时间)与汪逆作半小时交欢播音。”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即分函前述拥有广播电台的机构，请协力破坏日本和汪伪的这次重要广播。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作就职演说

　　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向各机构提供了东京、南京、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敌伪电台的呼号和周率，并安排交通部所属电台干扰敌伪XOJC 9300KC及XZI 9537KC两种周率，军委会政治部干扰东京、南京敌伪电台11800KC至8000KC之五种周率，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干扰敌伪中波各台(北平六五〇千周波、南京六六〇周波、上海九〇〇周波、汉口一〇一〇周波)，国际宣传处干扰敌东京台(一八〇〇千周波)。

　　3月30日下午5点30分，上述各机构所属广播电台“火力”全开，各自找寻“目标”，对汪伪的播音展开干扰。这次各机构的联合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事后，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报告说：“三月三十日晚五时半，汪逆在南京与敌首相米内在东京举行交欢广播，经会设法干扰后，除敌东京台JZJ电力宏大，尚能隐约辨听外，余均不能入耳。”由于受到干扰，汪精卫的演讲没有通过播音的方式传到后方，伪政权卖国求荣的恶劣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抗战时期的昆明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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