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校竞芳菲
来源：民国大校场 文/千燚    2023-07-24 16:50:37

　　国人自办

　　随着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维新热潮掀起，女学日益引发关注。当时关于女性的两个运动——不缠足运动和兴办女学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如果说不缠足运动主要是从生理上帮助女性摆脱束缚，方便她们争取平权，投身社会运动，参与社会事务，那么女学的兴起则是开女性之智，使她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促成妇女思想的解放和现代化发展。

　　兴学之初，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郑观应等成为倡导女学的代表人物。宋恕在对中西方女子受教育情况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认为“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民男女六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郑观应则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女校的具体方案，即“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以改变过去“女范虽肃，女学多疏”的状况。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大力鼓吹“妇学”，他认为“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这些关于女学的种种探讨，都为中国第一所自办女校的创建做足了舆论准备，而真正将办女校的构想付诸实践的也正是维新派。

　　1898年，近代中国第一所自办女校——桂墅里学堂(又名经正女学、中国女学会书塾)在上海开办。该校的一些重要章程、规章制度等均出自梁启超之手。学堂的经办人经元善也是维新派，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桂墅里学堂为学生们开设了算学、医学、法学三门课程，学生可自选一门。完成学业后，由校方发给文凭，可作为日后从事相关职业的依据。学校的教学安排有别于传统女教，并提出了造就新职业女性的目标，充分凸显了“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的办学宗旨，这对于女性走出家庭，发挥自身价值，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推动。

▲1898年江苏候补知府经元善请设上海女学堂禀稿

　　桂墅里学堂开办不久，即因经费无着、力乏难支而关停，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就此画上了句号。虽然办学时间短，但其开创之举所带来的启蒙示范作用，却不容小觑。正如经元善所言，虽“不能行于一时一隅，而可行于天下后世”。20世纪初，女学的兴办再度掀起高潮。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均设有女学堂，计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

▲晚清时期的女子学堂掠影

　　男女同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女子教育。1912年5月，卸任不久的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讲演时说道：“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认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可以说，民国初年女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男女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并使这一权利制度化法律化。

　　民国初年，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教育制度作出重要改革。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同校。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男女受教育的年限一致，废除了清末学制中女子小学教育、师范学校教育年限比男子少一年的不平等规定。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令女性教育情况得到了显著改观，受教育女生数量迅速提升。据民国教育部第一次至第五次的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全国受教育的女生数量由民国元年的141130人增到1917年的172724人。

▲1914年编制的《中华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虽使得女子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总体上仍未脱离培养“贤妻良母”的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女性教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倡导者提出男女平权的首要要求是男女教育机会的均等，主张“男女共学”。

　　1919年5月，甘肃女青年邓春兰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要求国立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班。胡适为此还专门写文建议北京大学招收女旁听生作为正式招收女生的过渡，这一主张得到了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季开学时，北京大学招收了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程勤若、奚浈等9名经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同年暑期，北大正式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如“深冬时节的霹雳一声雷，惊人不浅”之举，成为了“民国教育史上一个大纪元”。继北大后，上海、广州、天津、南京等一些城市的大学也陆续招收女生。此后，全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实行男女同校。至1922年，女大学生已达665人，占大学生总数的2.1%。

▲北京大学第一批女学生合影(左五为邓春兰)

　　中国女校从无到有，女子教育花开芬芳，中国青年女性开始迈出家庭，走向学堂，逐渐与男性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女性接受公共教育之门的打开，令她们眼界拓宽、智识增进，女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出自身特有的价值。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