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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春|美国要日本别纵火,他却选择了自焚
来源:老马杂谈    2020-07-23 09:42:41



 
  “我们原本只是告诉日本人不要纵火,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选择了自焚。” 此语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担任美国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的国务卿赫尔先生后来在回顾那段外交谈判的文章中所表示出的郁闷之情。

  1941年上半年,在美国的贸易制裁压迫下,已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取得辉煌“战绩”的日本其实当时对美国这个世界大国还是颇为顾忌的,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开打之前也曾与原本对其持“有限制裁”的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希望美国能放松物资禁运及禁航制裁,缓解其资源困境。这场极为重要的谈判尤其是最后3个多月的谈判,最后因日本方面的不自量力的强硬立场而无奈终止,并彻底改变了日本、中国和美国后来的命运——日本成了被盟军管制至今的战败国,中国进入了世界五强国家,美国则成了影响遍及亚欧美澳及太平洋广大地区的更强超级大国。

  1941年7月,日本帝国大本营不顾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反对,在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打通越缅印战略线不到一年后,又强行进占了印度支那半岛南部地区,并控制了西贡机场,日军战机自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扫掠南洋航道和马六甲海峡,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甚至兴奋地欢呼“此乃皇国荣耀之体现。”

  英美两大国随即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中,8月1日,美国突然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及钢铁等重要物资禁运;9月,英美荷等国宣布断绝与日本的任何贸易,美国政府还终止了《日美商务通航条约》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中国赴美游说外交官颜惠庆与胡适先生对此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一系列的杀手锏同样也将使日本帝国推到了巨大的震恐之中。

  日本军部决策层的震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过往经验判断,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表现得如此强硬。1936年,日本先后退出了《伦敦海军协定》和《华盛顿海军协定》,重启海军竞赛,西方国家忍耐了;1937年12月,攻占南京的日军轰炸了美国军舰,美国忍耐了;1939年,日军攻占了中国海南岛,破坏了西太平洋的海洋现状,英美等国也忍耐了;1940年9月,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英美还是忍耐了。英美等国连续忍耐了这么多次,为何却在日军进占印支南部及西贡,威胁到南海航道时,却突然暴跳如雷呢?

  “日本战机进入西贡,威胁南洋航道,则如尖刀顶在合众国的喉咙”——美国谈判首席代表、国务卿赫尔事后愤愤地表达了上述担忧 。

  其实当时通过日美之间的贸易,美国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顺差利益(日本90%的废钢铁、45%的铅、90%的铜、65%的石油及其制品以及7%的机床均由美国进口),况且罗斯福总统也有重振经济以便彻底走出经济大萧条阴影的目标吗?他为何还要与自己最重要的贸易“客户”之一开战呢?这或许也是当时日本决策人士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问题。战后,日本右翼报纸《读卖新闻》编著了《战争责任检讨》一书,痛定思痛地分析反思了日本帝国灭亡的重大教训,编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了日本进占印度支那南部,直接威胁到南海航道及马六甲海峡,因此导致了与英美的决裂,此乃日本在二战外交中犯下的最具决定性的历史错误。

  “当我看到军部决定进军西贡时,我就知道对美外交算是完了,我曾不顾危险设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终归失败。一些人总是执着于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却忽略了长远的危险和国家福荣,我知道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但真不曾想到结果是那么的残酷。”

  1941年日美谈判的日本首席代表、前日本驻美大使、外相及战争末期的首相毕原喜重郎后来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当年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和日美谈判决裂做出了上述及以下较为清醒的表述及反省:

  “这场谈判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帝国自身在谈判中面临着以下三个困难:

  一、日本国的民意民情均十分强硬,热衷提出缺乏理性理智的诉求。主要原因是民众长期受军国主义及武士道精神教育熏陶,视自己的国家为世界顶级强权(长期自称“大日本”即属典型事例,笔者注),同时还认为美国人缺乏战争意志,生性懦弱,不值一提。当日本民众得知美国对日决裂后,强烈请求日本立即对美国宣战,此现象在当时的日本媒体上已有充分的反映。愚昧的日本民众其实并不清楚对美决裂意味着什么?日美的国力差距究竟有多大,更不理解日美的差距绝不仅仅是海军军舰及空军战机数量的差距,也不是什么国民意志的对抗,而是科学技术和国家组织能力的完全不对称。

  二、在对美妥协条款的具体落实中,日本政府各个部门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部门利益。在日美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控制海军军备,并从中国大陆撤出占领军(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结果遭到了日本陆海军两部门的竭力反对。日本谈判代表中的明智派深知美国的实力,屡次试图做出妥协,但每次的妥协主张都遭到了这两个实力部门的强烈抵制而未能如愿。最终,谈判日益拖延反复,美国国务卿赫尔终于失去了耐心,最后他对美国海军司令表示,“日美问题已经不再需要我,该你上了。”

  三、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决策者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担对美妥协的责任。谈判僵局始终不能打破,首相近卫文麿因不敢担责而被迫辞职离任,陆军出身的战胜东条英机大将上台。东条新首相最初也试图对美国做一些妥协,但在遭到鹰派将领(包括一批言行激进、屡屡发动诛杀政府温和派高官的中下级军官及鹰派文人,笔者注)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决策层只能诉诸天皇召开殿前会议来定夺了。裕仁天皇也深知美国实力强大及妥协对日本的重要性,但他也不敢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只是含糊其辞地写下了御批‘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但这句话显然不能扭转乾坤。最后在没有任何人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情况下,帝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对美国开战的巨大陷阱。”

  “我无数次地阅览当年日美谈判的进程,品查当事人的回忆录,事后不得不承认此乃日本国民和日本外交的极端愚昧无知所致:

  1、日本决策者事前高估了日美贸易的重要性,低估了南洋航道对美国的意义,最终轻忽了美国的决裂意志;

  2、日本谈判者忽略了罗斯福美国的对日立场并未有其所言那么强硬,不过是一种谈判策略,谈判还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像赫尔国务卿所言——日本从中国撤军可以缓行(时间足够让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美方当时的核心诉求是日军必须从印支南部迅速撤军;

  3、日本政府竟然因为恐惧妥协的名声,使得整个民族因此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与明末崇祯一样愚蠢可笑。”

  至于这种因严重愚昧无知、高度误判形势(其中最致命的误判是严重低估了美国巨大的战争动员与组织能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没有什么比日本前外相、前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下面的哀叹之语来的更直白了,到了1945年初,当美军数以千计的新型B29新型轰炸机开始飞临日本本土实施超级规模的“李梅大轰炸”时,日本国除了“时刻准备着为天皇玉碎”的数百万老人妇女和儿童外,竟然已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能够真正地抵御或威胁对方了,这是一种令人何等绝望的科学技术差距啊,面对美军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梅津美治郎终于哀叹“我们(日本)生活在地狱里了”。

  大日本帝国当年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自量力甚至近乎疯狂的妄自尊大,四年后终于逼他完成了“自掘坟墓、埋葬自己、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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