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重阳 |第一次粤北会战（二）
来源： 架势堂关防 文/ 霍安治   2020-07-15 15:06:17

　　张长官回电命令邓军长不可出击。“该军任务在固守西江，仍应以保安团与地方武力用游击方式作长期之抗战，以保持重点方面行动之自由”。邓军长在报告时已经调动第155师第925团到鹤山，也被张长官电谕缓调。简而言之张长官无意坚守新会，他要保存野战军实力，新会战事就让新会本地游击队自行处理。这道命令等于变相地宣布放弃新会。邓军长遭老军长泼了一头冷水，悻悻然遵命调回正规军，只以保安旅支持第5游击纵队。

　　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一般文献与评论会很干脆地将这道命令归入国军消极抗战铁证。可是这种武断评论只能满足宣传家口舌之快，而这道命令背后丰富意涵就会被一笔勾消。笔者故意将这道重要命令从上节抽出，做为以下两节开场，就是希望以张长官其后实际军事作为诠释这个避战命令。观察往后两年内发展，我们会发现张长官是一位战争艺术大师，而且会发现这道命令是铁证。

　　在张长官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时候曾经发表痛切谈话：“我和第4路军部队都是从粤军第1师发展起来的。我们粤军第1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在两广与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坚强部队。不料你们这次第4路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了几次小小接触就溃败下来，放弃了华南重镇广州市，造成很大损失。这不尽是粤军第1师同仁奇耻大辱，也是广东同仁奇耻大辱。而且因为广州弃守，影响到武汉会战失败……本人这次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整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定将广东军政权力交给余总司令负责……”。

　　张长官既然作出如此宣示，满怀期待的广东军民与全国同胞感觉收复广州似乎已经是第四战区迫在眉睫作战。不止一般军民有这个想法，蒋委员长与日军大本营都认为张长官会在最短时间之内发动收复广州的雪耻之战。蒋委员长在1939年3月电谕张长官必需在3月25日之前将广东军队整训完毕，并具体要求第四战区在4月5日对广州进行总攻。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也坚信国军会在1939年4月发动对广州全面反攻。第21军很认真地研究了敌我态势，并认为日军会因防御地区广阔而吃亏。安藤利吉甚至对这个威胁进行了攻势防御的规划。

　　张发奎上将

　　令人惊讶的是，信誓旦旦要光复广州的张发奎上将对广州反攻作战并不热切。由1939年4月到8月之间，第四战区连续对广州进行4次攻势，这4次攻势相当温和，战况甚至不比游击队作战激烈，战果也相当有限。展观1930年初敌我态势，日军只在珠江三角洲沿线几个要点布署防卫。

　　在国军接收博罗，惠阳之后，第12集团军积极调配兵力到日军当面，形成了许多态势不差的攻击跳板。万事具备，只等张长官一声令下。但张长官这种消极的表现，是否意味着这位北伐名将一心消极抗战?日军在1939年12月发动了粤北会战与桂南会战，粤军在会战中有极精采的表现。在战史比较上由1938年12月到1939年12月这一整年，由张长官主持的第四战区战略指导就显得消极被动而令人困惑。事实上这4次攻势并没有多大战果及实际作战，所以日后整理战史的研究者也就不将这一系列攻势视为认真作战，有些战史编撰时甚至直接跳过。由日本战史编排可以看出除第4次攻势外第21军根本不认为第四战区在1939年之间曾经对广州发动过攻势，第21军反而觉得是他们攻势防御打消了国军反攻广州计划。

　　在国军抗日战史丛书中对这一系列宣称为反攻广州攻势有忠实记录。包括作战命令、兵力编成与作战实况。笔者在仔细研究过这4次攻击之后，赫然醒悟张长官作战目的并不在攻掠广州，他目的是在教育第12集团军系统部队。如前言所述，粤军有良好装备，高昂的士气，但是官兵没有见过世面，缺乏对现代化战场认识。

　　蒋委员长让张长官到广东是让向公整训这支部队，使这支部队能够有与日军周旋的能力。张长官要如何“整训”这支部队?这支粤军已经训练了近10年，再继续整训意义或者不大。向公的功业是在战场上建立的，他完全了解实战经验对一支部队重要性。为了让第12集团军能够迅速适应战场，他必需将这个部队投入实战。但是向公也明白轻率与日军主力交锋后果。上海抗战时身为右翼总指挥，向公看过太多各种派系部队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优势炮火屠杀。这些忠勇官兵们绝大多数在能熟悉应付现代化战争之前就已暴骨沙场。向公不希望第12集团军的学习必需缴交如此高昂的学费。

　　忧心的向公又将眼光投向日军，他发现日军在广州兵力并不强大，所以日寇会以防卫广州为已足，并不愿意多事，挑起可能冲击根本的主力会战。张长官在实地了解第12集团军之后，他对这支兄弟部队评价一定不会太高。在一次检讨会议上余总司令试探性地探询第12集团军的高级将校们，是否有信心反攻广州。但该部几乎全部与会,将校一致表示希望能先以守卫粤北为中心战略。换言之，粤军将校们对于重回战场显得缺乏自信。向公在接掌第四战区之后调第4军到赣粤边区，调第64军到粤桂边区，作为粤北第12集团军坚实依托。

　　此时向公就有另一个选择，他可以让具备丰富经验第4军将领接手第12集团军部队。在李振球军长去职之后，向公将两个未受重创的师(第158师及第187师)编成第65军，以旧部缪培南将军任军长，并将这个军摆在身边充任战区预备队。如果这个时候向公开始以第4军系统将领取代第4路军系统指挥官不但不会遭到多大阻力，也会是一个迅速提升第12集团军将领好方法，而且这会使张长官获得一笔钜大政治资本。

　　前文在介绍向公时笔者曾经指出向公人格高超。此时余汉谋将军正尽最大努力整训第12集团军，余上将以一种雪耻的哀兵姿态教育所部官兵，开办提升战技军官训练团，成立宣传抗敌精神的政工总队，迅速整补部队官兵与武器装备。这一切向公都看在眼中。以向公尚义的军人个性，他对余总司令绝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从1939年4月开始，向公一连串作战全部在为余总司令训练部队制造环境。

　　1939年3月31日，张长官以第12集团军总司令部独力指挥广州反攻。具备丰富作战经验的第9集团军总部因“战略关系”不参加作战而被向公闲置于粤赣边区。第12集团军的3个军部(第63军、第62军、第66军)则全部参战，进行战场上战术指挥。但是3个军部各只投入1个旅参加作战，各军主力仍在粤北整训。能征惯战的第64军只作策应，并不投入主力方向。

　　再观察各军战场指挥官，张长官意图更能一目了然。第63军投入第153师第459旅，旅长欧鸿将军自云南讲武堂毕业，才干优秀但是没有实战经验。第153师师长彭智芳将军是老一代的“巡防营派”军官，彭师长年龄与经历显然不适合现代化战争，所以兼任副师长的欧鸿将军继任师长已是呼之欲出。

　　林伟俦将军

　　第62军投入的参战部队由所属第152师与第157师各抽出1个加强团组成，指挥官是第157师副师长、云南讲武堂毕业的练惕生将军。该师师长黄涛将军不久之后将升任第62军军长，练将军是张长官内定升任师长人选。第66军投入第151师全部与第160师、第159师、独9旅各一部，指挥官为第151师师长林伟俦将军。林师长参加过上海、南京、武汉各大会战，是战场上的英雄人物并曾受军委会表扬。此时刚继莫希德出长第151师，这个师是广州战败罪魁祸首，部队士气低落，各级干部也颇不自安，是第12集团军之中最需加强弱师。

　　再看看3个军部。第63军军长张瑞贵将军是老一派巡防营军官，武功高强，作战勇敢。陈济棠有次阅兵，一个排前面士兵突然握着手榴弹冲出来，在全场都来不及反应之前，张老将军大喝一声“你做什么?”，然后以迅雷般速度飞起一脚将这个士兵踢出老远。在战场上张将军是几大就几大型如黄忠般的猛将。最重要的是张将军是陈老总的钦州同乡，所以在陈济棠军中倍重受用。余总司令宣布效忠中央时候张老将也认为伯公受小人蒙闭，粤局将不堪设想，所以毅然响应(晕，霍老兄对这些绿林枭雄的心术读解，真是仁厚)。

　　余汉谋整顿粤军时候为调节派系，以张老将军升任粤军5个军军长之一。张将军见识有他一定局限，他参谋长何经贻将军也是巡防营军官，他手下两位师长，第153师师长彭智芳将军如上述已成为张长官首先要更换师长，第154师师长巫剑雄则是陈老总钦廉派，其能力连余总司令都看不过去而换成原第4路军参谋处处长，第19路军系统将领梁世骥将军。

　　第62军军长张达将军是一位优秀参谋军官，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与日本陆士。第62军军原本在海南岛，1939年年初被张长官调回并编配第152师与第157师。这个军没有受过指挥战略单位历练，张达军长则内定要升任第12集团军参谋长，军长将由黄涛将军继任。在张军长调任前夕，向公希望第62军军部人员能先有一个实战指挥经历。第66军是广东出省抗战的第2个军，军长叶肇将军是余总司令的亲信，在武汉会战时因功升任第28军团军团长，在粤军之中军功与李汉魂将军并列。但是这个军真正表现则不显杰出之处，老练如向公自然认为有义务继续磨练这个军。

　　在看完整个出击部队序列之后，不难发现这些出战单位，指挥官与部队都是第12集团军中重点磨练对象。张长官也将第12集团军总司令部列入受教学员名单。余总司令与王俊参谋长将在攻势中独力任指挥之责，张长官只下达原则指示：“以牵制日军兵力转用为目的，加强出击部队，分多路纵队避实击虚，作广正面之活动以消耗敌之兵力”。简而言之，向公只要第12集团军动起来，不要第12集团军攻广州。接下来整个作战第四战区都保持寂静，不对第12集团军作战作实际指挥。向公这位战略天才料准日军不愿意作主力决战，遇到情况只会坚守防地。于是他利用粤北这块地形复杂大战场，让1个集团军总部、3个军部与5个旅部等急需实战经验部队进行了一次应用战术的实兵操演。

　　安滕利吉

　　日本鬼子反应完全在张长官预料之中，安滕利吉最大反应是以第104师团师团长滨本喜三郎率领6个步兵大队出战。这6个大队以大队为单位在战场上分头扫荡，并没有形成一个兵力集中重点。第12集团军的练习则有声有色。第151师一度突入广州城外日军的最重要防务中枢增城，并击毙日军队长有吉相雄以下数十名日兵。林伟俦师长马上要将主力用上去攻占此城，这个曾使全集团军蒙羞的部队成为整场操演中最有战功的一个师。张发奎长官欣慰之际去电嘉勉，并嘱余总司令将该师调回，无需扩大战事。整个操演维持了两周，是第12集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现代化战场上的大规模野战实作。

　　战后被张长官“利用”日寇完全没查觉自己遭到愚弄，安藤利吉得意地向大本营表功，宣称“第104师团只投入了6个大队逆袭就将反攻广州蒋军击破。重庆军遗弃死体2336具，我军只死伤50人”。第21军再度打出了大日本皇军的赫赫荣耀。事实上包含游击队在内国军总共阵亡官兵652员(含军官22员)，征诸实际战况可以推想大部份官兵忠骸应已由国军收回。日本人与美国人一样有将在战场上任意屠杀平民算成自己战功恶习，所以他们在自我膨胀之中完全没感到第12集团军此次出师的疑点。在张长官沙盘上，日军成了沙盘上被第四战区控制“敌方”，并出兵为张长官免费提供了一次实兵训练。

　　在这次实兵操练之后张长官每隔一个多月就再发动一次粤北战场上大练兵。练兵规模愈来愈大，第12集团军其它旅，团单位也先后受到实战磨练。在4次由集团军直接掌握实兵操演之后各级干部得到战场上的作战经验，南浦军官团中由步兵学校调来优秀教官们则忙着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教材，利用轮训将作战经验广及全军。在张长官呵护与教导下，第12集团军官兵素质，作战自信与野战能力迅速成长。在4次攻势中第12集团军只付出牺牲官兵1389员代价就取得了惊人的成长。其它战场指挥官所付出的学费可能是此数的10余倍。

　　在4次大练兵殉国官兵之中最高阶军官是第919团第3营营长符瑞光少校，他的营在第4次攻势中福和攻坚战斗被日军第56联队逆袭包围，符营长在激战中牺牲。不过他的师长梁世骥将军很沈稳地将被切断的3个营由敌前撤下，并布署一连串阻击以拖延第56联队，使福和当面因攻坚达1周而疲惫的部队能够顺利转进。梁师长在退兵时所展现的战术修养足以代表第12集团军学习总成绩。笔者认为，任何陆军大学的应用战术教官都会对这个野战实作评之以佳分。

　　一位优秀将领不但会带着他的军官走向胜利，并且会训练追随他的军官独力走向胜利。在张长官循循善诱之下，余上将与第12集团军的各级干部在1939年时上了一整年应用战术课程，养成独力走向胜利基础。但是人格崇高张长官并不居功，他知道余上将实际上不止是他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也是一个系统领袖。也许是为了维护余上将与第12集团军的荣誉，在向公的有生之年我们找不到任何他自己对这段杰出施教陈述或表功。这也是笔者对向公最感崇敬之处。

　　在第12集团军逐渐成熟之后，张长官让他亲信、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率部离开广东向第六战区报到。如果张上将存有私心而试图以第9集团军改编第12集团军部队，扩张他自己在军事与政治上实力，那抗战期间国军只会多一批失业下野军官，而不会出现两个能有效抗敌的强大集团军。

　　向公在实兵训练第12集团军同时也为余总司令布置了一位绝佳帮手——原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蒋光鼐将军不仅善于治军作战，也有粤军最杰出的战略头脑。他不像老长官陈铭枢般热衷政治，也不像他的同僚蔡廷锴般只是好权嗜斗的一介武夫。

　　蒋光鼐将军

　　蒋上将智勇双全，他的能力与人格受到蒋委员长肯定，也受到曾在花县败在他手下的张发奎将军肯定。有一个不大有名故事可以说明蒋上将的战略智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第19路军在上海远离闸北的杨林口海滩只有一个营布防，这位营长对单独负责8里长的海防感到惶恐。蒋光鼐将军在巡视防线时为这位面显惶然的营长上了一课孙子兵法。他说闸北是各国租界，日军下手时会有顾虑，不敢硬打，所以依常理判断日军会在远离闸口杨林口登陆以避免对租界造成伤害。但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不是笨蛋，他们一定也猜到国军对闸北有这个想法而在杨林口设防，反而闸北有可能是国军防线弱点。那日军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会先弄清楚杨林口布防状况才决定登陆点。

　　故第19路军要在大白天于杨林口积极构工事给日本间谍看。蒋上将又以为这些日本军官熟读孙子兵法，一定会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心态，所以在日军对杨林口试探炮击时，国军愈沉得住气，日军就愈会感觉这里存有大军。所以蒋上将告诫这位营长当日军岸轰时不准还手，碉堡要作好伪装，煮饭不准举烟。要让日军对这个兵法上必守之地，有不知虚实而高深莫测之感。不出蒋上将所料，日军一动手果然对杨林口进行猛烈轰炸，见杨林口全无声息，日军大感困惑。所以在1月28日深夜整个日军登陆舰队转到闸口登陆。而蒋上将已经率第19路军主力在闸北恭候。

　　福建人民政府是蒋上将与第19路军的最大败笔。这个鲁莽的反蒋行动不仅没能得到两广，也没有得到山西与国民党内部众多反蒋派系支持，连江西红军在响应上都显得缺乏兴趣。蒋上将受蒋委员长知遇，在感情上他没有反蒋理由，在战略分析上他也认为以福建一省与中央相抗是个很蠢的举动。那蒋上将为什么要举兵反蒋呢?曾有人这么问过他。

　　憬公无奈地说：“部队是他(陈铭枢)的，只有任他糟踏了”。憬公在闽变之后背上了政治上反蒋的色彩，但是在抗战期间仍受到蒋委员长重用，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作为重入军旅的过渡。在热身一年之后张发奎长官向蒋委员长提出以蒋氏为战区参谋长，蒋委员长立即核准。考虑到憬公资历，蒋委员长批示让憬公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四战区得到这位伟大的名将当参谋主官就是作战素质保证。在建节柳州之后，向公将蒋副长官留给新组战区的余上将，憬公将以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及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继续代向公照顾与辅佐余上将。据说余长官在1944年日军逼近曲江，第一个反应就是找蒋副长官询问良策，而蒋副长官也早已气定神闲地做了安排。

　　张发奎长官在1939年对粤军细心整顿使第12集团军由失去广州的深切耻辱中再度恢复自信，并成为抗战期间抗日劲旅。张长官无私地完成了他就职誓言，在他调离广州之时余上将与第12集团军已经有独当一面能力与条件，这个杰出的成就与其高风亮节将使张发奎在中国军事史上取得永垂不朽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