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重阳 |第一次粤北会战（六）
来源：架势堂关防 文/ 霍安治   2020-07-16 15:42:53

　　在26日到28日长达三日的混乱后，29日第12集团军明白总司令部无法藉薄弱的通讯网明确指挥从梅坑到牛背脊的部队。张长官很明智地电调缪培南将军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梅坑以南前线野战军。此时第四战区面临一个很诡异的战局。日军第18师团与近卫旅团明显已经抵达梅坑一带，但是日军的主力似乎没有办法从山区脱身，一举跃到不及20公里翁源。日军至少有两个大队已在翁源县境活动，但是这两个大队可能因为没有后援而不敢行真面目攻击，所以只在青塘到官渡间流窜。

　　第四战区很惊讶地发现包括第151师、第153师、第154师、第186师与独20旅在内所有在梅坑附近的野战军都在混战中脱离掌握。第63军成为光棍军部，第12集团军可以完全控制的部队只有集团军教导团与几个学兵营!

　　战史的战后检讨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实际参战的将校们在回忆中也是各有各的说词，从痛斥消极抗战到怨天怨地怨友军都有。笔者在研究战况时发现几乎每个师都抱怨联系不到上级，上级也抱怨找不到下属。这是怎么回事呢?

　　整个粤北混乱源自于严重的通讯问题。国军在北伐之后对现代化战场通讯装备才逐渐有概念并采购了一些新式装备，但是如何对一个同时指挥多个战略单位战区安排通信网，如何将通讯设备有效地配赋到各级野战单位，都没有真正有效规画。国军早年以师为战略单位，一个甲种步兵师有自己参谋群与司令部，骑炮工通辎直属部队与沿袭北洋建军时代传下来的两个旅部与4个以上团级单位。但是通讯单位一直不能恰当地配入野战军。这个缺点在江西围剿时有严重的影响，一个师作为能单独依总部规划执行野战的战略单位，被深具信心的军委会派往江西前线，结果整师整旅地被红军击垮。这些大败部队中不乏历史悠久名军。一直到浒湾战役前后军委会才明白多数失败可能源于通讯网不当编制。

　　1930年代步兵师级单位与北洋建军时无异，但是实际战场上的运动速度与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一次大战以前时代。先进东北军早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参照最新编制明定以两个到三个团编成的旅为一个能独立作战战术单位，有自己司令部、参谋群、直属部队与1个通信连。在江西挫败前后中央军的逐渐调整则往裁撤旅级的思维发展，终于发展出三团制的步兵师(注24)。但是粤军并没有跟着时潮前进，除了独9旅与独20旅，整个第12集团军仍是笨重两旅四团制甲种师，加上缺乏经验司令部与破碎的粤北地形，战时通联成为一场灾难。

　　第四战区有一个在陈济棠时期编组日械通信兵团，在粤北会战前夕这个通讯兵团在战场上已经事先做了布署，在一些交通中枢都有事先架设电话线并配置通信兵看守。但是如何利用这个通讯网则需依靠各指挥官的经验与智能，老练的缪副总司令在银盏坳下令第65军通信营以鹤田为基点建立攻击部队3个师部1个旅部与军部间的有线电网，并命令这4个指挥部在进攻前必需先确认无线电与军部间试通状况并向指挥部建立递步哨线，以确保军部与4个师(旅)间的联系。

　　而荒唐如赵一肩师长，他的第187师在撤退之后，即使战区在主要信道设有联络点，但直到这个师出现在翁源西面坝子之前，师部与第555旅都处于失踪状态。战前布署有线电通讯网也特别容易遭到破坏。日军在梅坑一带烧屋子并屠杀伤兵与百姓同时，自然不会忘记四处破坏电话线。所以一旦日军做了一个在第12集团军规划以外突破，在战区通信兵团重新掌握状况之前，每个师长都只能守着安静无线电台期待得到来自集团军新消息。第12集团军明显地因为保密考量而没有以无线电指挥作战习惯。而最原始人力传令在山区则有其时效缺点。在战后的柳州军事会议，蒋委员长指出通讯上疏失，并要求每团至少配无线电机一架。此后国军在整编部队与改善通讯装备上速度明显加快，也是此役深刻教训。

　　张长官伟大在于他对这些困难成竹在胸。粤北地形使第12集团军无法切实掌握部队，使第四战区没有如上海、皖中等地实行大兵团作战条件。张长官能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粤北演变成一团混战时向公依然从容。向公明白地形虽然限制国军，但同样也限制日军。日军对官渡等地发动小部队突进何尝不是希望能在混战中取得混水摸鱼机会。张长官是位战略天才，他不将部队调往翁源与日军争取战术上的混水摸鱼，他要在战略态势上取得胜利。

　　刘伯承讲的好，作战能否取胜决定于态势。态势没布署好，再好的战术优势也难以取胜。

　　在粤北大混战中，第12集团军8个师虽然在战场上乱成一团，但是在态势上国军不但不因防线被日军突破而向翁源蜂拥而溃，反而被集团军乱糟糟地集中在梅坑以南。当第18师团与近卫旅团在山区挣抸时安藤利吉一定苦等梅坑以南的重庆军北上救援翁源、曲江消息。结果重庆军不但不北上，反而以一部将第18师团的退路截断。左翼第104师团被牵制在琶江，重庆军在郁林方向两个军又做出南下姿态。虽然第35师团足以应付广州防务，但是能否支应外围南海、新会等据点则难以逆料。第18师团与近卫旅团补给也成为重大问题。偌大攻击兵团不能单靠空投支持，特别是对山区空投!

　　依日军习惯，久纳诚一很有可能发挥武士道精神，不理睬被威胁后方而向翁源进行孤注一掷坚定攻势。这套张长官在武汉会战见识多了，所以他大张旗鼓地从第九战区调来两个军援军。粤汉路上频繁军运必然使安藤司令官印象深刻，在30日抵达援军也的确成为张长官在战略上画龙点睛的一笔。

　　第54军在1937年10月沪战最激烈的时候成立，主干第14师是罗卓英上将在罗店防御战的主力，这个”肉磨之线”成为小日本皇军的梦餍，第14师的威名也在日军中不胫而传。武汉会战结束之后第54军在湘西布防，成为第九战区侧翼的主要支柱。在冬季攻势中薛岳长官将精锐都用在鄂南，但是对老军长向公之请不能待慢，薛长官不能随便挑个二流队伍去丢人，于是薛长官隔了一个战区找第54军出援广东。第54军在湘西整训已经足有一年，磨刀霍然，是到一试身手的时候了。30日第54军主力在曲江集结完毕。

　　12月29日，第12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缪培南将军在牛屎粪乡召集第62军黄涛军长、第157师练惕生师长、第153师陈章师长、第187师孔可权师长、第154师梁世骥师长及151师林伟俦师长召开作战会议。缪总指挥宣布第54军已到韶关，日军抵达青塘之后其主力已经停止进攻，部的辎重骡马开始转向。前敌总部决心以现有兵力兵分三路全力向青塘索敌进攻。

　　当然张长官绝不会期待缪将军能围歼日军。笔者以为张长官所期待的只是一个发起颠倒正面攻势的态势。在南路5个师先后向青塘作出攻击前进的姿态之后，在梅坑的独20旅与教导团也往梅坑发动向心攻势。最令日军震憾的是第54军曲江的动作。第12集团军以学兵营向翁源官渡之间的中空地带搜索前进，侦察敌情。日军赫然发现第54军抵达曲江之后并没有占领阵地，反而以攻击姿态在学兵营之后向青塘攻击前进!

　　1940年元月1日第21军陷入严重的焦虑。已内定升任第22军司令官的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面临最痛苦的抉择。他的大军在近4天的挣抸后终于在青塘集结了一大部份，但是在第18师团的侧翼有7个师(旅)正向着他进行向心攻击，第21军告诉他翁源方向则有蒋军战力较坚强的第54军向他攻击前进。第104师团在粤汉路琶江方面被蒋军牵制，即使调过来合兵，这个师团也没有把握快速穿过交通严重不良山区，继续攻击胜算明显太小。但久纳如果选择在元旦退兵，皇军体面何在?眼前态势，重庆军有极高胜算将他第18师团与近卫旅团压缩在青塘山区一点点啃掉。重庆军在这次英翁作战不断地攻击皇军，表现出与广东战役截然两样高昂士气。久纳想到这里，感到了透骨凉意。

　　民国廿九年元旦，曲江军民惊讶地发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上将，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委李济琛上将与张发奎长官一道出席了曲江新年团拜。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几天前就已经谣传着前线失利，曲江即将不守。但是精神奕奕的张长官却宣布日军已被我军包围，歼灭在即。第四战区高层在曲江的从容，更使广州第21军有高深莫测之感。

　　五十四军在追击日军

　　元月1日入夜之后，第54军传来令战区振奋的消息，该军在英德青塘与日军轻微接触之后日军已经调头撤退。2日，南路向青塘攻击前进的各师先后证实日军已由吕田方向朝增城退兵，逸出了缪总指挥指定的青塘围歼区。

　　趣味十足的日军战史对这个“反转”的解释可谓欲盖弥彰。战史指出安藤利吉在28日时已对攻占韶关不存幻想，他完全被张长官在战略布局上优越态势所震慑，被张长官的“包围”的日军包括了近卫旅团，安藤司令官没有承受这种失利的可能性。第21军在28日夜下令前线各军“尽速整理态势，将兵力转用邕宁”。收到电报的第18师团师团长久讷诚一与第104师团师团长滨本喜三郎对第21军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两路攻击部队在29日与30日先后发出攻克翁源与英德的“捷报”。既然已经完成任务，大军的“反转”即能心安理得。这两个师团发出捷报的时间几乎与其开始准备撤退的时间一致。

　　至此张长官已经以战略态势高妙安排服了国军在战术能力上之不足，完成了保卫曲江，击退来犯日军的战略目标。

　　注解：

　　注17：马骝山守军938团第2营附第1营第1连在日军进攻时居高临下连续打退日军10次冲锋。第2营营长黄熊川少校在料定日军将撤退时调动预备队第1连由丁济民连长率领从小路下山埋伏，果然在日军撤退时顺利予以伏袭。日军在马骝山伤亡达400余人，并被俘日兵中村1名，缴得机枪1挺与大量战利品。国军仅伤亡官兵营附以下40余员。战后该营营长黄熊川晋升中校，营附陈国光升任第938团少校团附，全体官兵获第12集团军嘉勉与奖励。香港报纸并以“一与十之比”为题报导了这次作战。

　　注18：在伯公坳使用的炮兵单位不易考证。第12集团军编制有炮兵指挥部，编制了在陈济棠时代购买的法造斯乃德75山炮4个营，在惠广战役中虽然记录为全部损失，但是日后在广州附近又拖回不少撤退时埋藏的火炮。笔者怀疑这次炮击使用的是这批山炮。

　　注19：第557旅第1096团团长黄植虞在回忆中宣称师长与第555旅旅长曾潜英“不知去向”导致战线崩溃。黄团长并对本团的激烈战况有其描写。抗日战史没有提到第1096团的作战，但是提到1095团一度陷入激烈作战，战史对第186师撤退也没有较明白解释。于是疑惑就产生了，张泽琛旅长对第1096团并没有失去掌握，如果该团方向有激战，张旅长不可能不知道。而抗日战史对第186师在良口战场的描述语焉不详，也不足为确认。不过以第555旅的活动观察，可以查证该旅系于旅长的控制下撤退而非溃退。所以黄团长对曾旅长脱离部队的指控不能成立，而他对本团战况则不免有吹嚧之嫌，不然他旅长不会在回忆中强调该线无战事。战后赵师长与曾旅长双双撤职，可以确定第555旅撤退由师部决定，第557旅日后以丹竹坑战功受到集团军表扬，但是若没有张旅长自行窃听友军电话搜集情报之举，该旅也会与第555旅一样依师长命令一路撤到坝子。那在战后检讨上张泽琛旅长罪名就与曾旅长一样了。这是机运问题。

　　这个战例长久以来没有被厘清过，在多方比较之后笔者认为整个良口轻易撤退责任肇因于赵一肩师长一人不坚定，他自行决定撤退造成了战线上严重缺口。闯下大祸的赵师长在撤职之后调为高参。如果他不是在余总司令麾下服务，也许早已面临更严厉的处份。赵氏日后逐渐以优异的参谋作业能力重回幕僚职务，1946年6月赵氏升任国防部4厅厅长。但是在一个月后病逝。国内的出版品很少对这一段详细描述，因为赵一肩有两个条件使得他必需成为军史上的正面人物。赵一肩是闽变中的重要将领，在闽变结束后出国考察时加入过左翼宣传活动。而赵氏本人早年则与叶剑英有深厚交谊，单凭这两点，赵氏的爱国民主将领形像就会摭饰其于粤北战场不战而退的罪行。至于奉他命令完成撤退的曾潜英旅长战后撤职则有派系斗争成分。曾旅长属粤籍中央军系统将领，所以粤军高层对他的抗辩不会太有耐性。曾旅长在撤职之后即远赴西北投靠他的同学胡宗南将军，抗战后期一度远戍玉门关。解放战争时这位将军担任师长与解放军周旋到底。他在军史上的声名也因此不能得到如赵师长一样的从宽认定。

　　注20：据笔者所知当时奥地利这个中立小国的军事学院并不受国内重视，倒是该国警官教育洵为一代之最，许多我国著名警界元老在奥地利警官学校或警察大学深造。黄涛将军这个学历真正所学值得考究。

　　注21：该营营长吴耀波少校战后奉颁青天白日勋章，南澳战斗则成为粤东地方传奇。笔者将于续篇详述此役。

　　注22：此时第九战将半个野战军往鄂南前线执行战区在冬季攻势之中策定的大沙坪攻坚战，本身兵力严重不足。有回忆称时任广东省主席的李汉魂将军出面向薛长官求索援军，但以职位与资历而言这并不可能。可以确定第54军由军委会电调，而协调第九战区出兵者必为张长官本人。

　　注23：该师第460旅旅长卜汉池对第154师回忆摘于广东文史，当从化政协向梁将军对证时，梁将军不无气愤地指出仍在广州师参谋长侯梅、第462旅蒋武旅长等均可为他作证，第154师拙劣表现是集团军不当指挥造成，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师部决心没能较好地传送给第460旅，以致该旅官佐深信旅长怯战。梁将军日后调为战区幕僚，不再有实际统兵机会。1949年3月梁将军短暂出任广州绥署参谋长，不久即投共。

　　注24：在国军编制中通信兵直接集中成2个有线电连与1个无线电排编成一个由师直辖的营。师以下理论上应该是战术单位的旅却没有任何通讯单位。团理论上有通信连，有一定敷设有线电网络的能力。这个结构的致命伤是使旅一级受到忽略。不仅是通讯网，旅也没有配属相当的参谋群、后勤单位与直属部队(有些国军将领直接认定旅是一个训练单位)。所以一个步兵师往往需要直接指挥所属的一大堆步兵团(正式编制最多可以到10个。还不算其它直属单位)，师直属通讯设备在这种需求下显得不成比例。在战场上部队一展开，往往各步兵团无法与指挥官建立有效的联络。浒湾战役是一个例子，与师部失去联络几个步兵团在勇敢过头的团长率领下轻易向红军展开攻击，结果师部决定转入防御时，几个步兵团已经不见踪迹。笔者正在寻找1930年代步兵操典，希望能在编制上研究江西围剿时几个经典作战。

　　尾声

　　战后许多相关的研究在回忆对青塘围歼表示遗憾。认为南线的步调不同没有达到围歼日军的战略目标，粤北会战不能算作大捷。对此笔者只提一个简单的陈述。日军在包围圈中有未遭严重打击的1个师团1个旅团，包围圈外有1个师团在英德。对此南线颠倒正面反攻的部队为5个师，兵力约为日军的2/3。这还没算上在广州的第38师团与在新会的第15混成旅团。事实上战前没有人认为张长官能以这种兵力与态势打胜这一仗将两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击退。安藤利吉想必也有大出意料之感。日军在战史中对英翁作战敛口不提，引为耻辱。

　　粤北会战期间国军伤亡官兵11099员，其中阵亡6564员(含军官营长以下135员)。日军自称在作战中伤亡1613人，其中阵亡293人。实则征诸作战期间的实况，日军伤亡不止此数。据第四战区估计，此役日军被击毙1000余人，负伤约3700余人。战区俘虏日军军官4人，士兵58人，各式火炮10门(炮弹800颗)，轻重机枪12挺，步枪330支与军马80匹(注25)。日军战史宣称国军在战场上的“遗弃死体”为16312人，超出国军实际殉职官兵人数的两倍有余。很明显的日军将大量被屠杀的无辜人民算入其“战功”。

　　战后第四战区在曲江市内的曲江公园举行粤北大捷战利品展览会。展示这次大捷中所得的武器、马匹、装备、军刀、文件、日记与日用品，参观者人山人海。

　　张发奎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次战斗的价值虽因评判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假如(但若)我能以一个光耀的成功来结束(总结)这次作战的话，那就是(在)1月7日我们除了恢复廿八年十一月廿日前原来的态势外，一千余敌人旳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之中，数十辆汽车的战利品进入了我们的仓库。敌之倭奴军官数人与士兵五十八人以颓丧的面色屈膝在我们面前。我们虽因力量不足，未能一鼓作气直捣广州，但敌之出击意图确已为我们所粉碎，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

　　粤北会战因为实战中的混乱导致难以研究。参战的将士们只知道自己或多或少打击杀伤了敌人，但是因为作战中的混乱使每支参战部队搞不清楚自己的作战对全局究竟有什么贡献。即使日军最后撤退，将军们仍不敢相信是自己所亲历的这场混战所达成的战功。张达参谋长在集团军的战后检讨会中不无激动地指责这次胜战是一次“乌龙仗”。林廷华将军写的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日军后撤?中央军入粤可能是一种压力，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和日军有较大接触。至于第12集团军则连敌人何时撤退也不晓得，当然更不是他们把日军击退的”。

　　研究粤北会战相当费神，因为这场会战的实际战场是一连串半自发的零星战斗。观察这场会战的表面，银盏坳攻势半途而废，良口第186师略战即溃，梅坑的防御陷入混乱，最后的反攻让日军主力自青塘逸去。作战关键期间通讯中断，大量野战军在战场上徒劳无功地行军，集团军最后必需投入学兵营参加作战……整场会战可能只有第54军得到良好声名。此后该军的官兵们对还我河山部队都有一份自豪，因为日军的近卫旅团一与第54军接触就逃回广州，足见本军神威!而粤军将校对此则大为吃味，没有任何将领在回忆中讲过第54军好话。

　　唯有放宽观察角度，研将粤北会战中一连贯战斗贯穿起来，研究敌我态势，我们才能明白体察整个粤北会战期间第四战区在态势上的优势。唯有以战略布署的角度观察此役，才能明确了解胜利如何产生，日军不会凭白无故地放弃攻势回广州，必然有其原因。勿恃敌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日军为何不能攻?张长官的布署使笔者联想起欧洲中世纪后期贵族时代的作战形态。作战双方不在求杀伤而在求战略上的高人一筹，一旦其中一方摆出的态势较佳，另一方往往认输撤退。1939年冬季张发奎上将就在粤北摆了这么一个让日寇知难而退的战略态势，获得胜利。张长官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完全了解己方战术上不足，而能以战略上布署逼使日军不战自退。

　　其实这个胜利相当惊险。因为战前日军攻掠曲江意志相当坚决，除了集结庞大兵力之外，在作战期间第104师团并在作战中抢修粤汉铁路。在撤退时已经铺设完成到连江口长达150公里的铁道(可能是轻便铁道)被迫放弃。日军战史不无遗憾地提到这个严重损失。

　　张长官在完成这次伟大胜利之后，马上受到他自认平生最不痛快的一次羞辱。1940年1月下旬桂南会战突然全局恶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在指挥上已经有难以为继之苦。其实这次攻势只是日军一个掠袭，但是却让桂林行营慌成一团，整个桂南局面几乎被翻转。白上将在极度慌乱之下向蒋委员长要求易将，白上将指出广西原属第四战区管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应该参与指挥。蒋委员长于是电召张长官入桂指挥。

　　张长官原本就已有不参与桂省军事的默契，在桂林行营自认失败之后让他去收拾残局明显不合乎道义。但是蒋委员长的敦促终于使张长官前往迁江指挥所。当张上将抱着试图收拾败局的心态抵达桂林行营时，他的好友白上将已经预先拟定好全面撤退的命令，并要求张长官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身份签署。这个撤退方案日后被证实是国军战史上难以洗雪的耻辱，因为行营误判了日军企图与实力，所以十余万大军被一个掠袭吓退，昆仑关战役歼敌荣誉完全扫地。这个羞辱使蒋委员长震怒异常。在柳州军事会议开幕式上蒋委员长对与会全体高级将领逐字逐句朗读日军一个“璧还九塘于蒋军”的羞辱性布告并继之以长篇严厉训斥。为了维护派系关系，桂南会战失利的责任被陈诚上将揽于自身以维护广西军系的体面。而张长官也因签署命令连带记一大过，这使甫取得粤北会战胜利的张长官感到奇耻大辱。

　　蒋委员长对于亲信的部将时常当作灭火队四处灭火，让他们承担困难的任务。在桂南会战之后张长官奉命出长百废待举广西军事，并将广东军务移交给余上将。

　　虽然张长官只在广东一年，但是他对广东军事有回转乾坤之功。他一手速成训练的第12集团军继续在广东创造光荣战史。日军在粤北会战之后只有在1940年5月又以第104师团进犯良口，是为第二次粤北大捷。在逐退第104师团之后余上将晋升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的战略布署基本上完全萧规曹随。日军继续热衷于沿海封锁，发动了其战史自称为香韶封锁战等多次小型战斗，但第七战区则始终维持强大野战军于粤北山区，使日军不敢妄图进犯。一年之后日军进犯香港，战区几乎在深圳发动一场主力会战以救援香港，其后的惠博战役也打的有声有色，没有张长官的悉心培养，第七战区不可能有此胆识。韶关直到1944年底才因抗战全局失利而放弃。如果没有张长官的苦心安排，韶关的失陷可能提前5年。

　　在新会文史资料中有一篇梁炽先生对他抗战经历的回忆，文笔通畅可读，处处流露真情。梁炽在1939年的时候是广东省保7团第3连士兵，充任机枪射手，当时只有16岁。笔者最后引用其大文中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作为本篇结尾。

　　保7团早先因为缺乏作战经验，所以伤亡很重。但是梁炽与他的连队在几次实战中得到历练，渐渐晓得作战是怎么回事。1939年5月中，保7团第3连在将军山的阵地遭到日军攻击。两军隔着1公里驳火。日军射击准确，而且以掷弹筒、迫炮构成强大火力支持。在发现国军的机枪位置之后日军就以掷弹筒轰击，梁炽亲眼目睹一挺重机枪被炮弹击中，射手与机枪一道被炸碎。梁炽渐渐学会由炮弹飞行的声音分析炮弹落点，他在领悟机枪是炮弹的目标之后就开始躲炮弹，进而学会了在射两梭子弹之后就主动转换阵地，在弹坑间不断跳跃。梁炽最后累摊了，神智迷糊地在弹坑中一觉睡去，毕竟他只有16岁。

　　当他醒来之后部队已经撤退，梁炽慌张地寻找部队，即使万分疲惫，他依然提着他的机枪。他的体力很快耗尽，脚一软跌在地上。当梁炽累的要失去意识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吆喝：“边个?”梁炽的眼泪马上滚了出来，用尽力气喊了声：“小鬼!”上山找他是准尉排长麦得永。因为杨团长在下令撤退之后仍听到将军山上有间断机枪声，于是派麦排长上山确认有没有没撤下来弟兄。果然找着了这个排里小鬼。梁炽伏在麦排长肩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哭起来，麦排长摇了摇这个孩子，慈祥地说道：“好了，别哭了，兄弟，你成长了，不再是小鬼了。你这样眼泪鼻涕一起来，如果被三排弟兄传出去就丑死鬼啦，我和你找团长去吧……”。

　　梁炽在1940年升任班长，成为团里老练的战士。就像故事中的梁炽一样，1939年第12集团军虽然在战场上付出了惨烈代价，但是数万官兵在烽火中逐渐成长。本文所试图描写的主题就是这群抗战英烈们的成长历程。

　　在粤北会战之后广东与海南境内的一系列作战在战略上亦有足圈点之处，笔者有机会将勉力再续至终篇。

　　注25：国军战史对战果的估算极度草率，所以本文不采用，只引用对国军本身伤亡的统计。对日军伤亡数字则难以查考。在台引用甚众的《余汉谋年谱》指击毙日军万余，显系误写(大陆方面的亲历记，《粤战场》等资料应有相同误写。参考林伟俦回忆)。考虑到其宣传用途不予采用。张发奎回忆录提到击毙千余人，可谓实况。除击毙数量不足信外，《余汉谋年谱》其余战果在数量上则属合理，引用如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