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抗日战士”李浩然（1）
来源：楚天红藏网   2020-07-27 16:24:40

　　我的父亲李浩然，原名吴懋德，1911年1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岩峰镇一户富裕家庭，自小在本乡读书，1930年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32年自动离校到上海寻求革命，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李浩然，从此浩然正气，把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晚年时在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他曾多次对我们子女坦露心声：“‘抗日战士’四个字就是对我一生最好的评价。”本文谨记述父亲李浩然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后改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时的一段战斗经历，作为对“抗日战士”父亲的追思，也作为对陇海游击支队成立80周年的纪念。

　　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

　　1938年 12月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郭洪涛并告朱德、彭德怀、胡服(刘少奇)电：“同意由山东派一部游击队去苏北开展游击战争，可能时，与在安徽之高(敬亭)部八团及张云逸联络。”

　　同年12月9日，在山东省沂南县岸堤镇，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又称“岸堤干校”)大操场上，全体师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干校政治部主任钟辉等21人全着便装，像是生意人，整队站在一旁。这21人是：钟辉、梁海波、李浩然、谢锡玉，地下交通员吕瑞杰，钟辉警卫员王敬之，8名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或陕北公学毕业分配来的知识青年：叶田、钱潜、夏虎、周瑞迎、杨汉章、童传斌、盛志明、沈东，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的40多岁的张云榭，还有5位勤务人员(含钟辉的勤务员孙庆峰)和老马夫刘塌鼻子。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岸堤干校校长孙陶林等走过来，与钟辉等握手，大会开始。

　　郭洪涛的讲话铿锵有力：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创抗日根据地，使整个抗战形势为之改观。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斗争会更艰苦，更复杂。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不仅要发展山东根据地，还要开辟苏北根据地。

　　郭洪涛遥向南指：苏北平原与鲁南平原接壤。它南临长江，东瀕黄海，西连安徽，有陇海路连接徐州和连云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创建了苏北根据地，可使华北的八路军与华中的新四军连接起来，形成两个相互配合的拳头，创造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这对于坚持长期抗战等，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为此，我们决定第一步先建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我们干校政治部主任钟辉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干校副校长梁海波同志为副司令员，干校组织部长李浩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为统一协调党和军队的活动，并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钟辉任书记，梁海波、李浩然任委员。郭洪涛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郭洪涛继续说：“陇海游击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们已整装待发，马上奔赴苏北。我们热烈欢送他们，祝他们旗开得胜!”

　　钟辉高举右手面向全场：“同志们，再见，请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请首长和同志们接受我们告别的敬礼!”

　　会上没有宣布的是，中共山东分局同时决定，改组中共苏皖特委，由李浩然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随陇海南进支队赴苏皖边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李浩然等在钟辉率领下告别战友，由地下交通员吕瑞杰带路，经过费县、苍山，途经邳北铁佛寺时，和地方党负责人栗培元、冷启英、刘杰三、王仁东等见面，听取了栗培元、冷启英的汇报。钟辉等向他们传达了郭洪涛、张经武、黎玉首长关于邳睢铜武装队伍组建为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共同研究了成立支队的具体事宜。

　　12月21日，他们到达了邳县许楼村，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以下统称南进支队——编注)。基础主要是地下党领导的邳睢铜等县通过统战关系，经国民党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的青年救国团建立的武装队伍，共约300多人，编成一个团两个营。其中邳县青年抗日义勇军为一团一营，营长谢文秀，教导员谢锡玉;铜山、睢宁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为一团三营，营长刘文焕，教导员周瑞迎。至此，苏北地区出现了第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武装部队。

　　创办随营学校和组建宣传队

　　陇海南进支队成立会后，李浩然作为中共苏皖特委代理书记，在许楼主持召开苏皖特委党务工作会议。之后，在钟辉率领下，南进支队返回了铁佛寺。在铁佛寺，部队进行整训，整训的重心是政治教育，讲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纪律;军事训练则练习射击、投弹和刺杀三大军事技术，以及行军、宿营、埋伏袭击战术等。

　　为培养地方干部，适应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在部队整训的同时，陇海南进支队创办了随营学校。随营学校设在铁佛寺大庙里。钟辉任校长，李浩然兼政委，直接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教员选有实践经验和学有专长的同志担任，包括李浩然在内的所有领导同志都兼课。

　　学校按抗大的宗旨和风格办得生气勃勃。早晨出操，上午学军事，下午学政治，晚上学文化。学员住民房，睡地铺。钟辉与李浩然合住一铺，既互相取暖，又便于研究工作。

　　1939年元旦，南进支队换上新军装，军装整齐统一，指战员们精神焕发，队伍威武雄壮，意味着战斗力的提高和纪律性的增强。但是，随营学校的学员们没有，大家心理不平衡，纷纷向学校要求发军装。李浩然解释说，因为任务不同，战士们主要是打仗，你们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于是，又有许多学员要求参军。钟辉与李浩然商量了一下，鉴于各地党组织不断送来青年入学，班级超员，决定从学员中选那些能唱会说的，组建支队政治部宣传队。不久，在山东治伤的支队宣传科科长张震寰伤愈归来，随他去岸堤干校学习的学员们也结业，被他带回来;还带了山东纵队分配来的一批得力干部，都分配做营团领导。张震寰作为支队的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长，着力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对群众的宣传，宣传队成为一支文艺小分队。

　　支队政治部宣传队成立后，钟辉要求每位战士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要求宣传队员当战斗员。部队边整训边做宣传工作。宣传队经常与部队一起出发，配合行动。编快板，呼口号，为部队鼓劲。部队每到一地，宣传队就分成许多小组，写墙报、贴标语、撒传单，到村头演文艺节目等。每到晚上，宣传队员就带领战士深入各家各户宣传，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年龄大的负责组织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青年负责组织青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女同志负责组织妇救会(妇女抗日救国简称)、姊妹团，十四五岁的小队员如李超等，就负责组织儿童团，宣传活动搞得越来越红火。

　　李浩然带领随营学校的全体学员，也随部队和宣传队一起行动，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群众发动起来了，农救会帮助部队筹粮草，青救会动员青年参军，妇救会、姊妹团为部队做军鞋，儿童团手拿红缨枪在村头站岗查路条。儿童团放哨时自豪地唱道：

　　红缨枪，肩上扛，雄赳赳，气昂昂。

　　查路条，送情报，鬼子一动就知道。

　　连战皆捷声威大振

　　1939年1月12日晚，铁佛寺大院西厢房，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暨陇海南进支队联席会议在进行。

　　钟辉讲话说，日军以徐州为中心，经常外出“扫荡”，企图打通徐州至连云港的战略交通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认真搞好整训，准备打几个胜仗;第二、积极扩大武装;第三、巩固发展统一战线，敢于和善于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到身边来，包括国民党、地主和土匪武装等，在斗争中求团结。张云榭参议做夏慕尧的工作很有成效，请张参议介绍情况。

　　张云榭说，各地实力派既跟国民党有冲突，害怕被吃掉，又与土匪矛盾尖锐，害怕被抢劫。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少人愿意向我们靠拢，愿意与我们联合抗日。可又有人对我们戒备，怕被吞并。还担心我们支队成立时间不长，力量不大，关键时刻不一定能顶得住，有想靠又怕靠不住的顾虑等。

　　梁海波和栗培元都建议打几个胜仗，以振军威。李浩然说：“钟司令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搞好整训，准备打几个胜仗。这个仗在哪儿打，怎样能确保打胜，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好好研究敌情。还是听听张参议的介绍吧。”在张云榭一一介绍了地方实力派情况后，钟辉总结并确立了战斗方案。

　　1月18日夜，天降大雪。支队趟过冰河，冒雪奔袭老滩伪军，仅一个多小时即结束战斗，俘伪军百人，毙伤20余人，缴枪70余支，大炮一门，支队只伤亡10余人。2月1日，又巧占泇口埝，进占宿羊山，活捉伪军60余人，缴长短枪70多支，支队无一伤亡。

　　1939年春节前夕，南进支队首次同日寇交锋。2月18日拂晓，于官湖以南对日军进行阻击，使其占领官湖的计划未得逞，支队于傍晚撤退。此战毙伤日军30余人，支队伤亡10余人，打破了当时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南进支队先后两次攻克邳县城，收复鲁南重镇李庄等。南进支队声威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