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忠烈魂】“平江惨案”烈士罗梓铭
来源：星炬网   2020-08-07 09:33:24

　　1926年初，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到了淳口乡，领头人是罗梓铭的二哥罗铭贵。罗铭贵为打听北伐军出师的消息，就派罗梓铭领着罗小竹到长沙侦察。不久，罗梓铭由罗小竹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叶挺独立团开进浏阳后，浏阳县总工会公开成立，罗梓铭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很重视抓武装，他变卖了自家的田产购回一批枪支。但是，全县21个团防局还掌握着600多支枪。1927年春节，潘心源巧摆宴会，席间“杯酒释兵权”，罗梓铭等纠察队员一跃而出，扣留了应邀赴宴的各乡团总，迫使他们交出所有武器。

　　有了武器，县委抽调罗梓铭等工农骨干，于3月5日组建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建队那天，上千名队员换上统一制作的蓝制服，手持钢枪，队列严整，军容雄壮，博得了县城民众的阵阵喝彩。那些蓝布军装，是罗梓铭领着县城缝纫业工会的会员，用两个昼夜赶制出来的。

　　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浏阳县总工会在县城发动各行业工会举行声讨大会。罗梓铭代表缝纫工会发言，义愤填膺地控诉了许克祥屠杀工农的罪行。5月30日，潘心源率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各农民自卫军进攻长沙，分两路扑城。罗梓铭所在的第二纵队经?梨市过河，在长沙南门口与敌发生激战。由于城墙高大，攻不进去，农军只好撤回。

　　7月间，湖南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罗梓铭随队转移到江西铜鼓，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的秋收起义。起义军后来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军。罗梓铭在东门战斗时就染上了疟疾，全身发冷颤抖，连枪都端不稳，此后又连续几天奔波，餐风宿露，病情加剧，无法随军行动，在万载县桐木被留下休养。

　　1927年冬，是浏阳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罗梓铭的一家因参加革命，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的亲生父亲罗保成离乡躲避，病死在湘赣边界的深山里。他大哥罗云汉和大嫂迁到白沙镇以开饭馆作掩护，为地下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后来被“清乡”队残杀。他二哥罗铭贵投奔红军，后来在中央苏区作战中光荣牺牲。罗梓铭怀着深仇大恨，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由黄卿和易加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罗梓铭协助县委特派员徐洪在淳口建立党支部，重新播下革命的种子。不久，他担任了中共浏阳第十八区的党务书记，着手在北区筹建苏维埃政权。团防局到处张贴告示，要缉拿他，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脱险。敌人无可奈何，又将他继父罗保田杀害，并抄家封门。

　　1930年2月，浏阳游击总队第一支队(简称浏北游击队)在炉烟洞成立。当时，白军在淳口的玉皇殿筑起一座大炮楼，控制着通往苏区的要道。为了拔掉这颗钉子。罗梓铭带领区乡干部，协助徐洪和张正坤指挥的浏北游击队三打玉皇殿。前两次均没有得手。第三次攻击时，敌人在炮楼里得意地喊叫着：“不怕死的就来打!”罗梓铭向徐洪建议用火攻。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搬来100多担柴草，把炮楼烧塌，两个排的守敌全部葬身火海。

　　随后，浏北游击队扩编为浏阳赤卫军第六师，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罗梓铭率第十八区人民踊跃支前，为红军运输粮草物资。浏阳农军还趁势攻下县城，罗梓铭奉命将在县城缴获的食盐装满大船，运往东乡苏区，并留在苏区负责纸业工会的工作。1931年7月，他参加了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大屋召开的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湘鄂赣省委职工部的部长。当时，湘鄂赣苏区有县、区、乡基层工会414个，会员达4万多人。罗梓铭发动工人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

　　1933年4月，罗梓铭作为湘鄂赣省代表，出席了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他汇报了湘鄂赣省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特别是如实反映了湘鄂赣省推行“左”倾路线，“撤干清队”，对工会干部进行打击的情况。苏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表扬了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把他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全总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多粮食的定量。罗梓铭用小蒲包装着饭，分成两顿吃。吃菜不仅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只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着吃，或者抓几个辣椒在火上烤一烤，也吃得很香。他文化程度低，就常到楼上刘少奇的房里，请刘少奇教他写毛笔字、写文章。

　　1933年秋，猛烈的西北风卷着乌云，笼罩在中央苏区的上空。面对着弥漫的硝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苏区总工会提议组建红军工人师参战。罗梓铭奉命到广昌做战地动员工作。发动赣南的工、农、青、妇组织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出现了“父母送儿上前线，夫妻双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罗梓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

　　由于反“围剿”失败，罗梓铭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红军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中华苏维埃政府任命罗梓铭为县革委会主席，徐特立、毛泽民等分别担任教育委员和财务委员。罗梓铭组织了几个工作队，到城南回山乡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遵义举行了有上千人参加的扩兵大会。参加红军的人很多，一时领不到军装。罗梓铭做过裁缝，就教新兵们用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改做，还教大家缝制红军的八角帽，用红布剪成五星缀在上面。不久，红军继续北上长征，罗梓铭被调到负责警卫中央机关的干部团任军需主任。中央纵队渡乌江时，他率干部团的军需干部赶在部队到来前，迅速向群众征集了一批门板和木料，保证了架桥的需要。随后，罗梓铭等又赶到金沙江边，在绞平渡设法弄到几条木船，保证了红军渡江的需要，甩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部队在黑水、芦花一带休整，筹集粮食，为过雪山草地作准备。罗梓铭被调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担任政治处主任，负责筹集60万斤粮食。他除了组织大批人员分赴产粮地筹粮外，还带领几十名干部步行三天赶到瓦布梁子，向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建立了六个乡的藏民革命政府，较好地完成了筹粮任务。

　　1937年初，他又被调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特委书记。这里是沙漠地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苦。他患有肺病，咳得厉害。可是，特委人员少，他经常要熬夜，挤时间写材料和处理各县、区的工作。组织上见他病重，瘦得眼窝深陷，要给他单独开餐。他不同意，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花马池盐是三边一宝，可是，由于运输问题没有解决，大量食盐运不出来，三边人民急需的棉布、粮食等生活用品也换不回来。罗梓铭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人到长城外购买了一批骆驼。回来的路上，他咳得几乎直不起腰，一连几天都摇摇晃晃地伏在驼峰上。有时咯血，他就悄悄擦干嘴边的血迹，咬牙坚持着。这年5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中央批准罗梓铭回湘鄂赣工作。

　　罗梓铭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副官的公开身份，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指示，然后进入湘鄂赣边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精神。年底，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领导。湘鄂赣特委由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1月，湘鄂赣边区各红军游击队开赴平江县嘉义镇集中，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有1100多人，由傅秋涛、涂正坤率领东进。部队出发后，涂正坤、罗梓铭等在嘉义镇设立新四军第一团留守处，掩护特委机关工作，并公开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办理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安置等后方事宜。

　　留守处设在镇上的亿倡药店内，这是一栋南方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门面不大，却有十余丈长的进深，前门临街，后门通向河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鄂赣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特委的中心工作是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罗梓铭借为父亲改葬的机会回到浏阳，寻找失散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谈心。他经常甩开特务的跟踪，深入城镇乡村，发动青年工人和中小学教师、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到一年时间，在浏阳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并在北乡慕家冲主持召开了有20多人参加的新县委成立会议，选举慕容楚强为书记。湘鄂赣所辖的平江、万载、修水、铜鼓等县的党组织也有较大发展，尤以平江发展最快，新吸收了300余人入党。特委还在嘉义开办了党的骨干训练班。

　　为了调动一切抗战的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罗梓铭专程拜访了社会名流谭襄泉，争取他为抗战作贡献。浏阳县长徐庆誉有抗日爱国的一面，罗梓铭便亲自登门拜访，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任命共产党员刘济群担任县政府一科科长。刘济群邀请长沙的学生到浏阳组织抗日话剧队，赴四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有力出力》等剧目。有数十名青年报名去延安参加革命，罗梓铭热情地为他们写介绍信并指明路线。

　　当时，有100多名伤病员留在嘉义，罗梓铭到医院鼓励他们安心养伤治病，叮嘱医护人员设法治疗、护理好伤病员，特委和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上山采草药。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有70多名伤病员重返抗日前线。罗梓铭还亲传手艺，组织了几十名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新四军家属办起了缝纫厂。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皃正坤调任省委副书记，仍以新四军上校参议的名义留驻平江。特委书记的职务由罗梓铭接替，其公开身份是新四军驻嘉义留守处中校主任。由于国民党反对在平江继续设留守处。4月，新四军平江留守处改称通讯处。但是，顽固派仍不死心，又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下令撤销平江通讯处。可是通讯处设在湘鄂赣老苏区的土地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们要撤也撤不掉，想挤也挤不走。于是，顽固派采取卑劣手段，派特务化装成修鞋匠，溜进通讯处放毒，被工作人员当场抓获。

　　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平江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獗起来，县党部、县政府和三青团联合致函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诬告通讯处“收留土匪，扰乱社会治安”，甚至造谣说：“新四军有进犯平江的企图”。广大群众十分气愤，纷纷到通讯处控告顽固派的罪行。罗梓铭耐心地说服群众：打日本鬼子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必须集中力量对付民族敌人。同时，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防止顽固派的突然袭击，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由30多人精简到10多人，家属大部分送到乡下去了。机关的秘密文件和多余的枪支转移到连云山区的谢江洞里，原红军军械厂的物资也进行了坚壁清野。停止了各县党组织向通讯处汇报工作，通讯处对外联系改为秘密接头。

　　1939年6月11日，杨森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派遣一个营包围了嘉义镇。12日下午3时，国民党顽军中尉张绍奇来到通讯处，编造出一套谎言。他对皃正坤说：“接到上峰紧急通知，日寇不日就要窜犯平江，请前去商量有关抗日事宜。”皃正坤因连续几天参加破路，感到很疲倦，但听说有新情况，顾不上休息，披着一件上衣就出去了。走到离通讯处30米的街头时，从小巷里射出一排枪弹，他当即牺牲。特委秘书长吴渊奔出去查看情况，也被埋伏在通讯处附近的特务开枪击倒。罗梓铭感到事情有变，立即销毁了身边的文件，把通讯处的活动经费埋入邻居灶屋的火灰中。警卫班手头还有10余支枪，准备冲出去与顽固派拼了。罗梓铭考虑到抗战大局，加之敌众我寡，便制止了他们，准备出去作说理斗争。正在这时，顽军特务连连长余元日带一群士兵冲进通讯处，将10余名干部、家属和警卫班八名战士扣押起来，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拒进行搜查，抢去所有通讯器材和武器。罗梓铭愤怒地抗议：“是谁指使你们干的?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这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

　　余元日也不答话，命令手下人将罗梓铭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曾金声、平江通讯处军需长吴贺泉、特委妇女干事赵绿莹(女)四人捆绑，到后厅开始审问。他们贼喊捉贼，要罗梓铭等承认“扰乱后方，破坏抗战”。罗梓铭等临危不惧，严厉地揭露顽固派的卑劣伎俩。余元日无计可施，把罗梓铭等吊起来拷打，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烙，烙得吱吱作响，直冒青烟。暴徒们折腾到半夜，得到的仍旧是严词痛斥。午夜12点，暴徒们将罗梓铭等押出嘉义镇。一路上，罗梓铭不停地呼喊口号，每喊一句就被暴徒捅一刀。后来，据收殓罗梓铭遗体的群众说，他身上有30多处刀口。暴徒把他们拖到镇外的虎形山上，推入一口数丈深的废淘金坑井里……

　　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控诉顽固派罪行的《快邮代电》像雪片一样，从平江飞往全国各地，报章登载，社会震动，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志士的罪行。周恩来、叶剑英多次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速查严办杀人凶手。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各界人士1万多人冒雨参加，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沉痛悼念皃正坤、罗梓铭等烈士。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虎形山上修造了革命烈士陵园，亿倡药店被辟为新四军通讯处和平江惨案陈列馆。罗梓铭的光辉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