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忠烈魂】黄道与新四军
来源：星炬网   2020-08-09 09:48:51

　　在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黄道留在闽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根据当时闽北的严峻形势，首先召开分区委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否定了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提出的“不失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大安”的“左”的错误主张，制定出“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力量，相机打击敌人”的正确方针，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主动撤出大安，转到山区长涧源，把部队分散在武夷山打游击。

　　1935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敌人对游击区实行大规模军事“进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或者困死、饿死、冻死。在这种情况下，黄道率领游击队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活动。他们没有粮食就吃野菜，剥竹笋;没有房子就住山洞，盖竹棚，没有冬衣就背靠背温暖身体。后来黄道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十年中，我经过人的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就在这时，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投敌，带着敌人进攻分区领导机关。黄道和闽北特委果断决定，由吴先喜任军分区司令员，将机关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大损失。黄道还编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对游击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此后，形势更加严峻，敌人为了捉到黄道，不惜出重金悬赏，并把黄道的母亲和妹妹抓到闽北来了。但黄道革命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他和吴先喜集中兵力五六百人，在上饶甘溪金钟山打了个歼灭仗，歼敌2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35年8月，为了打破了敌人的封锁，黄道在黄龙岩会议上提出“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的计划。随后，闽北独立师兵分三路，分别由黄立贵、吴先喜、饶守坤率领，出击外线，开辟了闽东北、闽中、抚东根据地，巩固了闽南北根据地。1936年4月，闽北、闽东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在福建政和县仰头村会合，并洞宫山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闽赣省委、省军区，省委由黄道、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黄立贵、吴先喜、曾昭铭、曾镜冰组成。经叶飞提议，由黄道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由叶飞担任，黄道兼任政委。为了孤立敌人，争取同盟者，闽赣省委采取了利用旧保甲制度、实行“白皮红心”和减租减息政策，站稳了脚跟。年底，闽赣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大海，南至闽江口，西达闽赣边界的光泽、资溪，北连信江流域。闽赣游击队终于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1937年初，黄道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悟出党的政策有变。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香港，以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一面召开省委会议，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七七事变发生后，黄道、曾镜冰于1937年9月20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的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并转国民党中央政府，表示愿意将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受熊式辉委托，写信给闽北游击队，表示愿意谈判，望指定地点。于是，黄道起草了谈判条件：(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释放政治犯;(三)划定我方驻防地点，供应我方粮饷军需。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将做到：(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不再使用苏维埃名称;(三)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不日，黄道派邱子明、黄知真代表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与江西省第七保安司令周中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县大洲村举行谈判，对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条件，双方达成了协议。大洲谈判后，黄道派曾昭铭去向党中央汇报。曾昭铭在南昌见到了陈毅，并得到了叶剑英的电报。至此，闽北红军游击队恢复了与党中央隔绝三年之久的联系。根据谈判协议，黄道率闽赣游击队1500人来到铅山县石塘镇集中。为了纪念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黄道在集中期间给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200位同志，每人发了一枚银质的“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为了鼓舞战友们杀敌上前线，黄道写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满江红》词，其结尾是：“擎起那神圣的抗日旗帜，收复失去的土地，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劳苦的弟兄，手相携!”陈毅对黄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黄道任分局委员和军分会委员。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三眼井高升巷1号办公。1月 10日晚，黄道到达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并参加东南分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黄道领导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黄道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去游击队集中地石塘宣布中央决定。在送别自己带了多年的部队之后，即赶往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不久，又担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长。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对外办事机构，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它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以分开、合法的身份，处理我党我军在东南地区需要办事处出面输的各项事宜，工作任务极其繁重。黄道根据党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在江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倾心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等几十个抗日群众团体，并在这些团体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黄道派了夏征农到青年服务团总团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在10个大队中，有5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黄道向他们作形势报告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取毅向他们作〈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青年服务团采用话剧、街头剧、演讲、歌咏、壁报、漫画等多种形式，深入江西各地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成效甚好。当时南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许多外省青年。他们把南昌看作“南方的延安”，纷纷踏至而来。黄道和他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正确分析形势，提高他们的觉悟。在一年多里，办事处先后选送了1000多人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许多同志，都是由办事处介绍进去的。办事处还为新四军筹集大量军需物资，得到前方将士好评。黄道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协调党派关系，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他甚至派地下党员去做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的工作。他利用公开身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合法斗争，颇有成效。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南昌形势危急。为此，办事处邀请在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和各界知名人士 30余人，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黄道主持会议。他说：“处此非常时期， 国共两党必须捐弃前嫌，进一步紧密团结，消除隔阂， 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会议当场散发了由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李烈钧、熊育锡、许德珩、王造时、王枕心等先后发言，称赞中共保卫江西意见很好。要求江西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计，群策群力，保卫大江西。

　　同年8月，即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后两个多月， 黄道就应爱国民主人士漆裕元等之请，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由大众文化社出版发行。该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闽北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而写。它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闽北游击战争的许多生动实例来说明。这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略方针，指导游击战争颇有重要意义。

　　黄道之死

　　1939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江西当局仓惶撤退，却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江西省保安处，要集中全市所有车辆作疏散之用。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可以征用，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可以“便宜行事”，事后可诡称是伤兵乘机闹事。黄道通过地下党员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作好应变准备：将车辆集中起来，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武装起来，并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安全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曲滩，避免了一场类似平江惨案的惨案。

　　1939年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此时，恰遇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东南前线视察，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黄道调驻赣办事处两部汽车，一个警卫排护卫周恩来住的金华中国旅行社，保证了周恩来的安全，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破坏。他还精心安排了周恩来在金华接见闽浙赣三省的省委书记，与他们研究和部署了三省的工作。尔后，他又陪同周恩来到江西上饶、吉安。4月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江西樟树分手，周恩来返广西桂林，黄道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但在途经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时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这时，国民党特务、警察经常在旅社进进出出，最后策划了暗杀黄道的阴谋。5月23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害死了黄道。黄道时年仅39岁。 当黄道还一息尚存时，他敲着床板，大骂蒋介石、汪精卫阴谋反共和妥协、投降的可耻行径。他还对守护在身边的陈清风、胡金魁、徐莲娇等人说：“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黄道牺牲后，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极为震惊和悲痛。5月25日, 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指出：“他的死，不但是党的损失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号召“东南党的同志，在前线在后方更加忠勇地奋斗而完成黄同志未竟之功”，决定在赣东北、在闽浙边开追悼会，派曾镜冰代表东南局慰问其家属。中共福建省委也发出关于举行黄道同志的追悼会及报告会的通知，并“建议东南局责成赣东北及闽浙边的党选择适地建立纪念方志敏及黄同志的纪念碑”。陈毅得知这一噩耗后，奋笔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作了高度评价，称赞黄道是“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江西人民革命领袖，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同时，项英对黄道之死作了详尽指示，曾山对黄道后事作了具体安排。东南局派出曾镜冰、陈丕显代表东南局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特务头子张超假惺惺送来挽联花圈。在河口，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由于国民党方面扬言，不许黄道遗体在江西安葬。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闽北老区人民要求，决定将黄道遗体安葬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

　　黄道在闽北领导革命斗争达7年之久。长涧是黄道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他和这里的人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长涧源的群众自愿献出保存多年的寿材，挑选4名最有技术的木工，日夜赶制一具最大的棺木;并经群众公决，把长涧源最好的一快“风水宝地”，让给黄道作为安葬之所，安排有经验的土工，赶挖墓穴，建造坟墓。

　　长涧源四周是崇山峻岭，峰峦连绵，距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有100余里。崇安老区选派几十位身强力壮的人员抬着枕木，专程到铅山县河口镇迎接黄道的灵柩。从长涧源至河口，都是山间小道，其间要翻越一道温岭关，地势险要、行走艰难。他们日夜兼程，于6月3日赶到河口接灵。6月4日，他们抬着黄道灵柩离开河口。当灵柩到达温岭关口时，坑口一带数十名干部群众徒步到20里外的关口迎灵。人们见到黄道灵柩时，含泪跪在灵柩两旁，一边大声痛哭伤不止，一边大声痛骂国民党顽固派无耻毒害黄道。沿途群众见黄道灵柩经过，也都挨门挨户自发进行跪灵路祭。

　　6月6日，黄道的灵柩抵达长涧源村。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为黄道烈士设立灵堂，东南分局代表陈丕显，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领导曾镜冰、王文波等，黄道的妹妹及儿子参加守灵。数百名干部群众参加悼念。出葬时，长涧源的人们都来了，送葬队伍越走越长。当灵柩抬到风水宝地进行殡葬时，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点了香，烧了纸，人们都垂下头，鞠躬致哀，沉痛哀悼。最后，人们在黄道同志的坟墓旁，种下了两行整齐的松柏，祝愿黄道烈士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军将黄道的坟墓掘开，抛尸山间。闽北老区人民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于当天四处寻拾黄道的忠骸，件件收敛起来重新安葬。陈毅同志1943年在《悼念黄道同志》一文中的《附记》中，严正质问国民党顽固派：“据闽北党报告，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军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同志的坟墓撬开，断其首以去。哼!顽固派勇于对内报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顽固派的胜利，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

　　1950年，中央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闽浙赣分团到闽北长涧源访问时，群众主动做了一个棺木，将黄道的忠骸装殓起来，交给访问团运到江西上饶。1953年，黄道灵柩安葬在上饶信江河畔烈士陵园。在长涧源黄道原墓处，则建立了一座黄道烈士墓亭，作为对黄道烈士的永久纪念。

　　黄道遗有三子一女：黄知真、黄知机、黄知琛;黄知慧。当时黄 知真、黄知机已在新四军服务。为使黄道幼子黄知琛免遭反动派的迫害，项英和曾山交待陈丕显：“追悼会后，把知琛带到新四军来”。这样，黄知琛被接到皖南，进入新四军教导队青年队，最后奔上了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