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忠烈魂】抗日英烈萧国生
来源：   2020-08-10 15:51:43

　　1930年初春，萧龙吹担任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秘书，便委托14岁的萧国生前去代课。萧国生代课之余，积极帮助厉芸生组织少年先锋队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他参加了浏阳赤卫军第六师(次年秋赤卫六师编入湘鄂赣苏区红军独立师)。这年冬天，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大举进犯苏区。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萧国生虽然身材单薄，但还是脚穿草鞋，身背竹筒枪，坚决随红军队伍及“避匪团”群众向深山转移。人一多，吃住成了严重问题，生活非常困难。此时，反动派又以“回家自首”、“自新的一律不杀”进行诱骗。好心的群众关心地说：回去吧，你是一个细伢子，敌人也不会杀你的。萧国生却坚毅地回答：“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吃番薯，吃草根，吃树叶，也不离开革命队伍!”两年的时间里，萧国生在艰苦的战斗中，吃苦耐劳，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出色。1932年3月，萧国生被推荐到湘鄂赣军区红军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翌年夏，红十六师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重大损失。困境之中，萧国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心。他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的机会，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还亲自到前沿进行侦察，到白区打土豪，筹粮筹款，搞到大量给养，使部队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很快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934年春，萧国生随徐彦刚师长在湖北参加崇阳大沅桥战斗，战斗中子弹从他左脚踝穿过，负了重伤。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先后调他担任少共湘鄂赣西北特委宣传部长和少共湘鄂赣省委青年部长。他脚虽残废，但革命意志坚强，愉快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发出了“老兵归队，干部争当模范”的口号，萧国生毫不犹豫地重上前线。他任红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红十六师师长傅秋涛领导的部队，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游击战争。

　　在敌人持续的“堵剿”、“追剿”、“搜剿”、“驻剿”下，红十六师不得不经年累月地鏖战于穷山绝岭。少数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波动大，这使萧国生认识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于是他创办了流动列宁室，随身带着毛主席当时写的关于坚持井冈山斗争、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问题的小册子，组织大家学习。他还利用部队和群众同敌人坚决斗争的生动事例，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不断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坚决斗争的勇气。同时，还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尽管斗争环境很恶劣，红十六师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却十分坚定。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红十六师在平江县嘉义、丽江一带整训。萧国生第一次给阔别7年的家里写信，署名让江。他的父亲到平江来看望他，当父亲看到儿子走路一跛跛的，非常难过，便劝他回家去。萧国生便笑着说：“现在我拿枪打仗，是为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哪能怕流血、怕牺牲!革命就是怕不得危险，怕不得死!”父亲的思想转变了，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即把萧国生的弟弟萧治平也交给了革命队伍。1940年，任副连长的萧治平在黄桥决战中壮烈牺牲。

　　1937年10月，湘鄂赣省委、湘鄂赣军区所属的红军游击队，在湖南平江县嘉义镇宣布成立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第二年1月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萧国生任第一团政治处宣传股长。

　　6月，被调任二团政治处主任的萧国生，随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率部抵达苏南茅山重镇——丹徒县南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宝埝(宝堰)。这一地区民众工作尚未大发动，加之土匪经常出没，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恶意宣传，“恐日症”流行。每到夜晚，家家闭户，路无行人。到这里后，萧国生同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商量后，把二团的所有人员集中起来，大讲红军的优良传统，要求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雨夜不入民宅，在外露营，不得惊扰群众。

　　大雨下个不停，战士们有的站在老百姓的屋檐下，有的披着蓑衣蹲在村外的大树下。萧国生受过伤的脚，每逢阴雨天就疼痛，现在又开始发作了。一连连长彭寿生想敲老百姓的门，让萧国生进去休息，被萧国生的目光制止住了。萧国生咬咬牙，忍着钻心的疼痛，一拐一拐地，到村里村外看望战士，做思想工作。当他看到一个没有雨具的战士躺在草垛边打瞌睡时，立刻将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给这个战士披上。饱受兵匪糟蹋之苦的群众，透过门缝看到这一切，无不深受感动。

　　“维护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铁的纪律!”这是萧国生常常对战士们讲的一句话。

　　每年的夏季，苏南茅山地区的桃子又大又甜，当地的规矩是：进桃园不要钱，准吃不准带。一次，一个战士路过这里，看桃园的王大爷给他许多桃子，带回驻地分给战友们吃。萧国生知道了，立即领着他回去送钱，王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萧国生把钱塞在王大爷衣袋里说：“大爷，这是我们的纪律。”王大爷望着他的背影，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军!好军!”

　　萧国生是一个出色的宣传鼓动工作者。他整天生活在连队，与基层指战员肩并肩行军，脚碰脚宿营。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他常常和战士们讲红军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的故事，谈时事、讲任务，宣传人民抗战的威力。部队进入苏南地区以后，河湖港汊给来自山区的战士带来很多困难。萧国生敏锐地发现这一新的情况，及时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克服畏难情绪，要学会在什么地形下打什么仗;并带头参加各种军训，为增强部队在水网地区作战的能力，作出了很大贡献。6月下旬，萧国生奉一支队政治部的指示，在宝埝镇南二里的前隍村举办了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培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萧国生上台作报告和演讲，靠事实说话，报告富有针对性，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青年在训练班入了党，参加了新四军。他还经常在马背上起草传单、布告，一到宿营地就印刷、张贴，宣传动员人民，打击敌人。陈毅曾夸奖他说：“萧国生同志是一位不凡的政治工作天才，本军第二团的战斗成绩就是在他的政治工作保证之下所取得的”，“可称之为中国的模范青年之一”。

　　萧国生访遍茅山周围数百里广大农村。买东西时要和小学徒谈谈学文化;见农民上街，就关心地问起年成怎样，生活如何;看到娃娃，还抱在怀里逗着玩玩。他广泛地接触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当地群众都知道新四军里有一个年轻的政治处主任叫萧国生。

　　萧国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工干部，而且具有独特的军事指挥才能。位于京沪铁路镇江和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是敌军守备兵力较弱的据点，站内驻日军松野联队的庆江中队40余人，加上特务、伪军路警共约100余人。骄横的敌人根本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竟然大白天下乡抢劫，晚上开着门睡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支队领导决定，由萧国生率二团一营袭击新丰车站。

　　6月29日。萧国生带领排长彭贵生等四人，化装成小商小贩，潜入新丰车站，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萧国生决定采取夜袭的方法，速战速决。30日，他在政治动员中激动地说：“下个月就是我们党成立的生日，这次战斗，是我们向党交的一份生日礼物，每个党员，每个革命战士，要冲锋在前。现在，到了我们为党立功，为人民立功的时候了!”会后萧国生又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发动地方自卫团200余人，参加破坏铁路和电话线。

　　子夜，战斗打响，萧国生战斗在第一线。突击队迅速投入冲锋，杀入敌碉堡内，除用刺刀、手榴弹杀伤敌10余人外，大部分敌人据守房内，顽固抵抗。“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你们投降吧!”萧国生展开了政治攻势。伪军、路警听到喊话，纷纷逃出来投降，但鬼子仍在负隅顽抗。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将预先浇有煤油的一捆捆柴禾，堆在敌碉堡周围点燃。结果将碉堡内的全部日军、枪支、弹药、粮食，烧得干干净净，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自卫团也同时将电话线路、铁路道轨破坏，路基挖断，迟滞了敌人兵车的增援，使一支队二团二营大获全胜后，从容撤离。这一胜利，弘扬了新四军之威，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敌信心。

　　就在新丰车站战斗前不久的一天深夜，萧国生奉陈毅的指示，带上警卫员，到抗战前做过中学校长、区长的樊玉琳家做统战工作。樊玉琳因恐兵匪来扰，未敢回应。萧国生就在隔壁豆腐店内边等边帮助吊浆。天亮后，豆腐店的乡邻要樊玉琳放心，说这两个军人蛮有规矩。萧国生也向樊玉琳说明绝对没有干扰校长、区长安宁的意思，这次来是邀他到茅山西麓墓东村谈谈抗日工作，听听他的高见。

　　“老总，你们是什么队伍呀?”樊玉琳请两人进屋坐下后，按照当地的习惯称呼，小心地探问。

　　“我们是新四军……”萧国生操着湖南口音回答。

　　当时，樊玉琳并不了解新四军，以为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可他心里又纳闷，这两个当兵的为何蛮有礼貌?早饭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萧国生到墓东村去。行前，家里老小都很焦心，一再嘱咐：“早去早回。”

　　一路上，到处可见残垣断壁，真是满目疮痍。老百姓看到当兵的就跑，他们只好绕村走路。时近中午，到了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驻地。

　　很巧，团部设在樊玉琳的一个学生家。樊一到，这位学生就指着萧国生，向樊介绍说：“这是萧主任。”

　　樊玉琳不由得一惊，“噢”了一声，便握住萧国生的手，连忙说：“失敬!失敬!”

　　“樊先生，欢迎!欢迎!”萧国生和团里的领导满面笑容地将他让进屋内，非常客气地说：“请坐，请坐，中午就在这里吃饭。”

　　从谈话中，樊玉琳得知，这位萧主任名叫萧国生，才21岁。驻这里的新四军，是由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

　　初次相交，樊玉琳并不想留下来吃饭。然而，他的学生已在捉鸡;萧国生和团里的领导又一再挽留。他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留下来。

　　不料，樊玉琳的学生捉到鸡后，萧国生急忙喊司务长来过秤，要按价付钱。樊玉琳的学生当然不肯，两人便争来夺去，只吓得那只母鸡“嘎嘎”直叫。樊觉得有点尴尬，便上前对萧国生说：

　　“他是我的学生，我难得来这里，由他请客，理所应当。”

　　“不，不!”萧国生恳切地说：“樊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由我们招待是理所应当。吃群众的鸡要付款，这是新四军的纪律。”结果，还是由司务长秤了鸡，这场“官司”才算罢休。

　　樊玉琳心潮起伏，他还没见过这样的仁义之师。

　　下午，萧国生陪同樊玉琳在驻地转转，一路所见使他深受启发。他感到这里与别处不同，好像是世外桃源，许多农民正忙着车水插秧，有的还高兴得唱起了歌。随着悠扬的歌声，他仔细一看，怔住了，原来那些唱歌的人，都是头戴斗笠、身穿灰布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他们三三两两地与农民混杂在一起，正帮着农民补插稻秧呢!

　　这情景使樊感到新鲜，振奋。一路上，萧国生和他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屈原谈到岳飞，从北伐谈到抗日救国。樊玉琳慢慢知道了新四军原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知道了这个队伍为什么与别的队伍不同。他看清了共产党、新四军为国为民真抗日，后又经萧国生反复做工作，樊玉琳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了茅山地区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

　　江南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是苏南上层人士中有相当影响的民族资本家。抗战爆发后，他为自己建立了一支拥有300余人枪的武装，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千方百计地争取和利用他，而他既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又有正义感，不甘受敌顽的摆布。新四军进入江南后，虽然他看到我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不断取得胜利，心中表示钦佩，但表面上对我军采取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敢与我军接近。萧国生经过详细调查分析后，觉得争取团结纪振纲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于是在向陈毅报告后，多次给纪振纲写信，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晓以民族大义，动员其参加抗日。纪振纲逐渐由对我观望转向对我靠扰和支持。当日军将占领茅麓公司时，纪振纲便将20余挺轻重机枪、300余支长短枪，连同他的部队全部交给新四军。他离开苏南赴上海以后，又不断地为新四军筹集了一大批军饷和军用物资。

　　1939年3月7日，日军第十五师团第五十联队集中2000多名步骑兵和3000多名伪军，分两路向移驻上、下会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部进行围堵“扫荡”，企图一举围歼。

　　这天清晨，大雾锁住了上、下会一带，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二团全体指战员惊醒了。萧国生指挥二团一营突击连冲上山坡，用五挺机关枪火力，挡住了敌人的冲锋，500多个战士由上、下会两村分成钳形，把从宝埝赶来的鬼子全部击溃。

　　“宝埝的鬼子胆敢黑夜袭击我军，这里头一定有问题，我们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萧国生向团长提醒道。正在这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了南京、汤山、句容三路敌人已出动的情况。

　　我军先遣部队刚越过白云山，就被埋伏在高资、镇江的200多敌步兵、炮兵挡住了去路;丹阳、上党赶来的敌伪部队，从南面向马山、丽山冲锋过来;宝埝的敌人也从南面逼来，把我军围困在白云山上。

　　在这紧要关头，萧国生和团领导决定率部突围，留下一营一连担任掩护。萧国生把所带的文件及印章，都交准备突围的同志，自己留下来担任掩护。当他带领战士冲到西背山时，南京、汤山的鬼子骑兵，亦冲到板塘山，和我军形成对峙局面。接着800多个鬼子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萧国生立即命令机枪排掩护60多个战士，向板塘山冲峰。一场激烈的肉博战全面展开……

　　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击溃了敌人多次冲锋，阵地前面丢下敌人200多具尸体。二团主力终于突出重围。在转移中，萧国生不幸负伤。他为了不连累其他战友突围，于是把手枪交给警卫员小王，命令守卫在他身旁的战士们火速冲出去。10多个战士一听都哭了，大家说：“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块，我们决不离开你!”萧国生严肃而吃力地说：“死在一块有什么好处呢?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言讫，就停止了呼吸。

　　3月16日，天阴沉沉的，山风夹着细雨，裹住了整个茅山山脉，使人感到一阵丝丝的寒意。天刚放亮，在通往薛村的路上，数千名男女老幼，怀着极其悲伤的心情，一群群地赶往聚会地点，参加萧国生的追悼会。陈毅司令员在悼文中写道：

　　“茅山的风雪，长江的波涛，江南数万万同胞的怒吼，都在追悼我们抗战英雄萧国生同志的死去，都在准备着向敌寇复仇!……我们应该以更大勇气来继续他的事业，流我们最后一滴血，不让敌寇生还，这就是我们在萧国生同志英灵之前的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