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了,机器呢?经过与三战区的据理力争,只发来了两部电台,而且没有一点备用材料。我们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在汉口、南昌分批买点零件,又装起了三部电台。这样,五部电台组成了大江南北的电讯网。没有汽油作为充电燃料,就买煤油;没有润滑油,就收集牛油和猪油代用;A电池用完了,就用盐水泡着用,直到把锌皮都泡烂了不能再用时为止。
像解决其他物质困难一样,在战场上向敌人去讨,取之于敌。在战斗中,缴到电台像缴到大炮一样的叫人兴奋。
有时候,也通过一定的关系到敌占区去采购器材。有一次,派员到上海设法买到了一批真空管,因为敌人检查封锁很严,无法运回根据地来,就把真空管偷偷地拿到黄浦江上的一只船上,潜出吴淞口。到了扬州附近,扬州的敌人也像上海一样的严密监视盘查,根本不可能把真空管搬上岸去。
采购同志苦思很久,才冒险地动员了两个会游泳的十二三岁的小朋友,装作到江边洗澡,游到船边,接住了船上扔给他们的真空管,一次又一次的游来游去,敌人还认为是两个顽皮小孩在和船上人逗闹呢。真空管就这样悄悄地运到了小朋友家里,又从小朋友家里运到根据地去。
1938年年底,军部派人到香港去采购电讯器材,因为带的钱少,买不到什么东西。当时,住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先生等设法购买了一批电讯器材和较多的卫生医药用品支援新四军。何香凝先生还是靠她自已绘画义卖得来的钱呢!这些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每个电讯工作者,也感动了每个新四军战士。
电讯工作者在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上伤亡了不少,从1938年夏开始的三年半时间里,伤亡达五十七人之多。通讯部队是一个技术勤务兵种,特别是无线电台,通常都是配置在较为安全的地方,可是还伤亡了这么多人,敌后抗战的残酷和剧烈程度,由此可见一般了。
1940年秋,陈毅司令员所部于黄桥大捷后,紧接着乘胜北追,占领海安。一团电台队长洪灿同志患副伤寒症,发高烧,带病坚持工作,直至昏迷时,才从机上倒下。收下了最后一份电报,不到一小时,洪灿同志的呼吸就停止了。
泗阳朱岗战斗中,二十六团电台队长李圣书同志,报务员袁成怀同志,在敌人包围中奉命率队英勇突围。几次冲突不出,眼看敌人就要逼近,李圣书和袁成怀同志一面与同志们一起作最后的搏斗,一面将电台机器破坏。最后,壮烈地牺牲了。
大别山地区反“扫荡”中,电台干部邢中里同志腿负重伤,仍力图把电台机件藏入深山中。但邢中里同志因流血过多,昏倒在山上。反“扫荡”胜利之后,当通讯部队正在开邢中里同志的追悼会时,农民群众把邢中里同志拾着送了回来。原来,农民群众发现了昏倒的邢中里同志,抬回家去,救活了他,隐藏了他。于是,同志们浸在狂欢里,追悼会立即改成了庆祝会。
苏浙军区电台队长许圣和同志,奉命随一部分部队由江南到江北,横渡长江时,许圣和同志等所乘汽艇与敌人兵舰遭遇,即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至最后,弹尽援绝,眼看战舰已经靠拢,日军就要跨上船来,许圣和同志以最后一枚手榴弹投过去,炸死了四五名敌人。趁着这一阵混乱,许圣和同志双手抱起收发报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跳入江中。
新四军涌现了多少英雄人物,不论是拿枪的战斗员,也不论是技术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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