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补生 | 演武修文——黄埔四分校《野外实施参考》
来源：单补生   2025-06-15 09:57:41

　　黄埔军校文物是民国历史的见证，它是黄埔校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文物的深入研究，查阅相关黄埔史料，可以了解到各个期别总队的概况；在抗战中，分校林立，总队众多，毕业生十万余；尤其各总队存世文物值得考证研究。

总队长陈家炳

　　笔者收藏一册《野外实施参考》，铅印64开/574页（可随身携带，俗称口袋书），封面印有竖列隶书：“中央军校第十七期学生第二十三总队”查黄埔校史得知该总队为第4分校番号；封里有毛笔书写：“三十一（1942）年，子仁置于黄埔军校笔记委员会，江湘”字样，并盖江湘名章；江湘，别号子仁，贵州威宁人，黄埔六期生。扉页为总队长陈家炳题词：“是则是傚”（词语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原文为“君子是则是傚”），意思是学生出校要效法《野外实施参考》教育士兵，以此指挥战斗，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总队长陈家炳（1902-1980），海南文昌人，黄埔1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高级参谋，副司令；中央军校12期学生总队附，13期、15期、17期学生总队长等职；官阶少将，1980年病故台湾，终年78岁。

　　本册为战斗教练之部，目录内容分各个教练（1-12课）、班教练（13-18课）、排教练（19-30课）、连教练（31-36课）、营教练（37-39课）及特种地形之战斗和对降落伞部队之战斗法；等等。每课目又分研究事项、着眼点、说明、实施指导、附记等。详实记录了本总队学生接受操场训练、野外演习之经过；强调军事教育精神与言行，皆以实事求是之“实”字与“是”字为惟一要旨，尤以一切小动作更须求其“实在”，而严禁虚伪。日后作为指导者必须置自身于实况，以活泼生动之发问，与严格而实际之态度，为之指导；且将当时自己所发生之感想，以心传心，自能感动兵卒之热诚。

　　时参谋总长何应钦讲话指出：“初级军官负直接教育士兵之责任，幷直接指挥士兵实行战斗，又直接支配士兵服行战场上各种勤务，故对初级军官之‘养成教育’；第一、必须具备士兵所应具备之战斗技能，以为教育士兵之模范。去冬，校阅军校时，发现学生中，对于据枪、瞄准、击发、刺枪，投手榴弹及目测距离，认识地物，步哨守则等课目，尙有不甚熟习者；此种缺点，亟应改正。第二、对于小部队之各种战斗动作，及其他一切勤务，必须到实地上反复演练；使其非常纯熟，不宜空谈战略战术或偏重理论。今后对于军校学生教育，似宜采取‘能知道不如能做到’之原则。此外对于经理、卫生，及如何从下层起，维持军队之健全等等补助课目，亦不能离开此项原则。过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教育学生，每每失于忽略小动作；因军校学生系初中或高中毕业，教育时遂以其程度为对象，以为彼可举一反三，不必详细琐碎，此乃极大错误。盖学校教育，即指示学生以教兵之方法，若忽视小动作，将来学生毕业后，对于脑筋简单之士兵，亦以同样方法教育训练，无怪其无良好成绩。故教育学生，必须将其认作头脑简单之士兵，不厌求详加以指示；又对于教育方法，亦须照本己所编小册，所述之步骤切实实施，不可认其为高初中学生而简略之。”

　　另本册虽未印出版日期，但考证有三：1、该书中有“抗战至今，已历五年”“蓝军步兵第一营有占领狮子山至基长之线”等语；2、1942年江湘置书于黄埔军校笔记委员会；3、1940年5月17期23总队成立，1942年10月毕业；据此推断出版时间：应为1942年野外演习结束至10月毕业之际，印发毕业生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便于参考运用。

　　军校生活岁月

　　17期23总队学生黄健吾回忆：我叫黄健吾，字元生1923年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上黄镇的贫农之家。1936年，我去县城宜兴中学读书，平时住在学校。1937年冬，日军占领宜兴县城。我当时读初二，学校被迫停课，我就回到了家乡。1939年初，由于日军扫荡，我和家人终日东逃西躲，有家难归，心中充满了对日军的仇恨。

　　当时日军在杨巷有据点，四周村庄的男性青壮力都被拉去参加伪和平军或为日军做苦力，如果不答应或者逃跑就会被杀死。我不愿意屈服于日军，便萌生了参军抗日的想法，母亲最终同意了。1939年端午节前几天，我告别母亲和未婚妻（童养媳），和同学十多人离开家乡投奔抗日队伍。临行时，母亲交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放了些干粮和少许钱，并一再叮嘱我在外注意安全，我一步一回头地和她们道别。抗战期间思乡心切，写信寄往家里，但当时通信极其困难，母亲究竟收到过几封我不知道，只记得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中，母亲十分惊喜。

入伍生1团团长李牧良

　　经过数日步行，我们一行人到达安徽歙县，考入战干3团。同年秋从歙县琳村步行到江西瑞金西岗镇。经考核，我被编入中央军校第3分校入伍生第1团第2营第5连第2排受训。3分校主任为吕济中将，副主任是唐冠英中将；入伍生1团团长李牧良，营长徐治寰，连长朱道南，排长张学诚。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军校入伍生穿的是粗布军装、草鞋，吃的是杂粮糙米素菜，偶尔能吃上一次荤；晚上点桐油草芯灯看书。

　　1940年2月，本团奉调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4分校。离校时，团长李牧良少将在道口和每位入伍生握手告别，勉励学成杀敌报国。同学们穿着单衣草鞋，肩负十余公斤的枪支、行李，步行二月余，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五省；途中从广东曲江乘火车到湖南衡阳，经过乐昌车站附近时，遭日机轮番轰炸，死伤多人；4月到达独山县基长镇。

　　当时，日寇南占广州向西侵犯，第4分校奉令刚从广西宜山迁移贵州独山，学校根本没有校舍。于是我们入伍生自己设计建造，挖土整地，伐木运材，用了5个多月在基长镇建成1个总队部、3个大队部和10个中队部。每中队有宿舍、饭厅、炊事房、洗澡间、厕所、操场，以及运动器械单杠、双杠、木马等，总、大、中队部之间道路贯通。军训部长白崇禧陪同苏联军事顾问团参观时，看到同学们朝气蓬勃地在操场训练、野外勤务时，苏联顾问赞叹不已:“中央军校4分校23总队如此美好的校舍，竟出自千余爱国青年之手，真是奇迹，令人敬佩!苏联红军能攻克世界上任何军事要塞，你们军校学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当时他们还送给4分校俄式机枪等教练器材和大量毛毯。军校队职官有总队长（团）、大队长（营）、中队长（连）、区队长（排）；各科教官，包括射击、炮兵、战术、筑城教官，还有教日文的教官。因为与日军打仗，所以要学会简单的日语会话，比如你把日军俘虏了，不能跟他对话是不行的。教官有的是黄埔前期学长，战术教官一般都是保定军校出身。

主任韩汉英中将

　　1940年秋，17期23总队举行开学典礼，主任韩汉英中将，总队长陈家炳少将先后讲话，盛赞同学们经得起长途行军、自建校舍等严峻考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我编在第3大队第10中队第3区队第7班任轻机枪手，大队长胡皓魂上校、中队长黄所衡中校、区队长柯桂芳上尉。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我们学校每月会有几元零用钱，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大家会结伴去镇里逛逛。总理纪念周活动常以班为单位，由班长主持，向总理像鞠躬，背诵总理遗训，有时也根据战场形势谈体会。23总队组织过几次阅兵，由总队长主持，有一次校长蒋介石和白崇禧上将来学校视察时，也举行了阅兵。

　　1941年夏，黔南地区霍乱流行，不断死人，人心惶惶。同中队同乡同学鲍汉珍、陈荣灿先后染上霍乱，上吐下泻，十分危急。总队医务处缺药治疗。我和同队同乡同学黄骍、丁汉初、强栾生4人，用担架抬着他俩到距驻地40余里的独山县医院抢救，不幸的是他俩人中途便停止了呼吸。想想他俩的父母送子参军时的情景，我们感到十分难过。

　　4分校17期共有5、8、23、24、26等五个学生总队，以入伍时间前后，文化程度高低，经考试合格，先后毕业分发。23总队于1942年10月10日毕业。除少数同学留校外，大部分被分配到全国各大战区。学校发给每位同学毕业证书、军官服装、皮鞋、武装带、佩剑、同学录和旅费各一份。各战区派员来校带领分派到该战区的同学，到了各战区后再分派到前线各军、师。我和10位同学被分派到驻江西省南城地区的陆军第40师，又经考试后，我被分派在师司令部参谋处，其他同学分派到各团任排长。我在军校学习期间，测绘成绩十分优秀，所以到部队后深得长官赏识与信任。有时我随师长陈士章少将、参谋长朱宇平上校到各团视察，行程中绘制“路上测图”，供他们熟悉地形地貌。参谋长还特派我到部队驻地，在营房墙上用当地黄红色泥土写上很多大字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还我河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以鼓舞军民斗志。

　　17期23总队学生夏恒启回忆：我192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一个水手家庭。“七七”事变以后，家乡沦陷，我刚念完初中，生活无着，便到一家广东人开的商铺当学徒。

　　1939年，沦陷区虽然被日军占领，但当地热血青年颇多，我的中学同学有一位年纪大很有主意，他筹划组织几十个青年偷渡出沦陷区，去上饶参加国民革命军进行抗战。当时我刚16岁，也可以说一腔热血，当即和他们一起冒险泅渡，从芜湖抵达皖南行署驻地屯溪（现黄山市）。一个月后，我考上了中央军校第3分校入伍生第一团（团长李牧良，别号长纶，湖南邵阳人，黄埔5期），学生多为苏浙皖三江子弟；随后行军到达江西瑞金中央军校第3分校，先在会昌接受入伍训练6个月，每人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50发，被、服、用具等全套。期间，举行仪式全体加入国民党，时赣州公署专员蒋经国乘小汽车蒞校代表中央党部监誓。1940年2月本团奉调拨校编训，到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4分校，编为第17期第23总队，计学生1，275人，驻基长镇。

　　基长镇位于独山县城东南部，为独山、三都、荔波三县的通衢要道，是一个重要集镇，共有面积172平方公里，驿道通行距县城22公里。本镇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四季分明，物产比较丰富，战乱年代是兵家争夺之地。在基长街上有客栈、饭馆、商铺，邮局，卫生所，中医诊所“鹤龄堂”，“独山县立第三小学”等； 一半人口为少数民族（以布依族、水族和苗族为主）。

　　当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不在老百姓家住，因为不能扰民，而是住在基长镇的自建营房，大门两边对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路，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星期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我们才到老百姓家里，借点柴火烧水洗澡。平时出操回来，只能洗冷水澡。军校生活虽然很苦，但也要忍受，不能当逃兵。

　　我们一天两餐都是粗粮，也吃不饱；因为独山是山区，运输不便，供给困难，要步行走几十里路去县里背粮食，吃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又要去领。穿的衣服鞋子等用品都是军校发的，一年一套棉军服、两套外衣、衬衣，冬天有棉大衣。军服衣领两边缀有圆形“军校”“学生”领章。我们穿布鞋、布袜子，布鞋穿不了多久就破了，就自己编草鞋。入伍训练合格后，分科进行军官教育，军衔是上士，学习更加紧张。学习典范令，先由排教练顺序到连、营教练，每日三操三讲，军风军纪更加严格。在教练学习中，命令如山，军纪似铁。总队长陈家炳身影经常出现在操场、讲堂上，监督教官与学生，是否教学合一；也有个别教官，指鹿为马，以白为黑；因而引发同学们不满而罢操罢课，以示抗议。

　　主任韩汉英中将在我脑海印象最深，他是保定军校6期步科毕业；每次全校举行总理纪念周我们都能见到他。记得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蒋介石蒞校训话，以后没有见过。在军校的娱乐活动就是晚上打打篮球和排球。1942年双十节举行毕业典礼后，我被分发驻印第5军22师特务营二连三排任排长。回顾从1939年到1942年三年来的军校生活，令我终生难忘。

　　17期23总队学生杨应彬回忆：正值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三密”政策，即“密捕”、“密审”、“密决”（暗杀）；中央军校第4分校政训处有个秘密的军统特务组，负责监督主任韩汉英言行，及对校内共产党行使“三密”特权，并重印《剿匪手本》为上方宝剑。

　　当时我在4分校17期23总队第3大队第10队，奉党的指示，专心学习军事，不宜其他。大队长胡皓魂（白云），湖北人，黄埔军校5期；虽然他是上校，但有点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我因外面同志来信说了“犯忌”的话，受到怀疑。第一位找我谈话的人便是他，态度还好，20多天中，找我谈了六七次，从未申斥呵责。最后因第4战区长官张发奎来信营救，才没出问题。我毕业离校时，他对我说:“你跟向公（即张发奎），也好”，还送我一幅他写的文天祥《正气歌》的书法（他的魏碑隶书很有功底），以后没有通信。解放后，我从10队同学高乃安（西樵人，罗卓英主政广东时，高曾任罗的随从副官，我那时在行营，偶有见面）告我，上海解放前夕，胡皓魂任上海团管区司令，是个征兵机构，仍是上校。高告诉他“杨应彬过去了”（意指离张投共了）。胡沉思后说“他也许是正确的”。以后也不知他之所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在广东见到了第10队副队长湛业亿（增城新塘人），我曾推荐他任增城县政协委员。有一次我问湛，我在军校发生“来信问题”他知不知道?（当时我的问题只在大队、总队处理，队内不公开）他说“知道，问题得解决，很大原因是大队长爱才”。看来胡皓魂还是有“政治良心”的好人。

　　杨应彬（1921-2015），广东大埔人，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组织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抗战前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奉党组织派遣进第4战区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组织、统战、军事及中共地下工作。1940年5月，经秘书左洪涛（湖南邵东人，中共党员，从事地下工作）的推荐，由长官张发奎保送中央军校第4分校17期23总队学习。潜伏十年间，关键时刻截取了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阴谋，挽救了抗日东江纵队千余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游击战之教育

　　17期23总队学生王焕震回忆：我是浙江仙居人，在18岁时，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考进黄埔军校第4分校第17期23总队学生1队，毕业分配在88军79师谍报队任少尉教官；不久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爆破队学习；课程由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英国军官执教，教导如何爆破铁路铁桥及埋设地雷等。一个月学习结束，我调西南干训班学生队任上尉区队长兼军事教官，给学生讲解游击战术训练的问题。本来游击战并不是特别的战术，就是普通基本战术中之一种，无论是社会和经济建设也好，政治和军事建设也好，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之点，就是游击战的教育，更须特别注重社会经济的组织和宣传的工作，来训练组织民众；其他一切行动与方法，都是基本战术里面分出来的。因此当然要知道基本战术，然后再讲游击战术。游击战术既然要注意向社会、经济、政治各部门宣传，发动民众组织，最要紧的就是游击队所到的地方，必定要使得这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众组织起来。换言之，就是要补助战区内一切社会、政治各项建设，以及民众生活的改善，加强抗战的力量。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不是定出宣传组织的条文便算了事的，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最紧要的训练，便是要遵照游击战训练的一切方案、法令、规章，切切实实作到；游击战的指挥者，尤须严厉监督；下级干部亦必需澈底服从命令。究竟我们游击队所到的地方，是否发挥宣传组织的力量，民众有没有信仰，一定要游击队的指挥者时时刻刻严密去考察，把工作的使命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看得重要，这是游击战最基本的要义；总之，游击部队的官兵，必须深切认识所负的使命，比一般普通官兵，更要能有牺牲奋斗的精神，才可以达成游击战争的目的，完成抗战胜利的使命。

　　毕业题词与训词

　　黄埔军校每值学生毕业之际，盛行援前期循例印制同学录，除官长学生个人照片外，恳请校长蒋中正及党政要人题词为首要，而且要在付梓之前快邮代电办妥，通常提前时间半年左右。快邮代电‌是一种旧时的公文形式，其内容力求简要如电报文稿，通过快邮寄递。这种公文形式被称为“快邮代电”，简称“代电”；‌主要用于军事及特别重要的公文传递。

　　4分校17期同学录筹委会为及早得到校长题词，请主任韩汉英于1942年1月5日呈文代电：“为第十七期廿三、四、六总队及炮兵第二队学生毕业请致词”。很快于9日受文代电：“分校第十七期廿三、四、六总队等学生毕业奉题颁：‘共作干城’四字请查收。”同时，还收到国民政府侍从室二处密函：“奉题‘共作干城’四字，嗣后有此类事件由文官处仿此办理。”

　　1942年6月13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快邮代电：“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钧鉴，本分校十七期二十三、四、六总队学生约于七月间举行毕业典礼，恳请颁赐训词，俾资遵循为祷!韩汉英，巳（6月）元（13日），办印。”

　　7月7日受文代电：独山中央军校第4分校韩主任，已元代电敬悉；并转本校17期第23、24、26各总队同学均鉴。

　　陈诚训词：

　　今日为诸同学毕业之期，诚因前方军政羁身，不克参与盛典，特电颁训词如下：委座在七七事变时，即曾昭示我们：“今天的战争不是一国与一国的战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从这个训示中，我们知道中国对倭抗战，不是平常的战争，而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对于这革命的战争，我们一定要用革命的战术，才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所谓革命的战术，并不是军事学上的一个固定名词。委座曾说过：“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准备，和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革命的最高原则。诚以前曾经说过：“革命的战术，是被压迫的民族发明的，是劣势装备的国家创造的。”这种战术，并不是从书本上可以抄袭，或从那一国可以学到，而是要从我们血肉的经验中去体会得来的。战术的通用原则，乃在于以我之所长，攻敌之所短。同时，要能变我之所短，为我之所长。化敌之所长，为敌这所短。这样巧妙的运用，才能以拙制巧，持弱为强，争取胜利。我们根据过去五年抗战的经验，知道敌人的长处是精良的武器，和完整的装备，所以机动性大，攻击力强；而我们的长处，则在地广人多，根据上述战术运用的原则，我们应该利用广土众民，以击溃敌人优势的兵力；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委座曾经说过：“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击敌人的东西。”现在我们最多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人都有，人人都会使用的锄头。诚以前在武汉会战前曾提出一个口号：“用我们的锄头，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所谓革命战术的最高原则，就是根据这个口号，用我们的锄头，化敌之所长为其所短，使其一切优势的装备，都不能发挥它的威力。敌人的惯用战法就是占点成线，连线成面，利用其内线作战的优点，交通、通讯的便利，以少投兵力控制广大地区，这就是敌能忽其短而用其强的战法。我们的对策，就诚个人研究的结果，除实行委座所训示的革命战术外，再无其他种更好的方法，换句话说，除了用我们的锄头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阻塞敌人的行动，使它的大炮、战车、骑兵等都无法运用，而不能发挥其威力外，再也不易想出第二种办法；同时，我们要知道，这种阻塞战，並不是消极的防守，并且是积极向敌进攻，而分解敌人的唯一战法；此法实施后，必能断其线，破其面，而困其点，使敌不能互相呼应，彼此支援，结果敌人若不逃去，必遭我活捉；此种革命的阻塞战术，无论是攻击或防御，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带，都可以应用的，但此种战术的成功，决非军队单独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必须军民切实的合作；要达此目的，故军队方面首须做到不扰民、不干政的两件大事；诸同学均为国军之基本干部，关于这两点尤须特别注意。阻塞战是一种最新的革命战术，今后欲驱逐敌人，制胜敌人，一定要全国军民认真的去实施，严格的去执行，希望诸同学多加研究，共同的来完成这种伟大的工作，诚願与诸同学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