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币”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来源：彭远汉   2020-11-30 10:36:18

　　“抗币”也叫“边票”“边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打破敌人封锁与围剿，维护和稳定根据地金融，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等近四十家边区银行，并发行货币或“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这些货币统称为“抗币”。

　　“抗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曾发行过货币。集币界在习惯上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把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叫做“抗币”;华南地区根据地银行等发行的货币被称“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当时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为国统区，发行法币;同伪在其占领区使用汪伪发行的纸币，称为“伪币”;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为解放区，推行“抗币”;以日伪占据的区域为敌占区，使用“军用手票”。上述区域都发行货币，因此货币斗争，也就是经济斗争，出现空前激烈状态。而“抗币”有着诸多特点：一是纸张多样，有土纸、毛边纸、甚至以布代纸，为数不多的“抗币”会用机制纸。二是印制简陋，因根据地大部分是在资源贫乏、条件艰苦的农村，印钞所需设备、油墨奇缺，除少数为铜版印刷，大部分采用石印、木板刷印、甚至蜡纸油印，大多图案简单，印制粗糙。三是发行银行众多，这是因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而独立发行。四是发行流通时间短、范围小，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防伪性很差，使用时只能靠“抗币”上的编号、印章来辨别真假。

　　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长江以南、常州以东一带)，建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谭震林化名林后，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昆(昆山)、太(太仓)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江南地区由于日寇大肆搜刮银圆、银毫、铜元，造成广大市镇、农村的辅币十分缺乏，影响了市场交易，同时各地市镇与农村出现了各种杂钞与代币券，无法兑现，人民深受其害。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为此，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了一次军政负责人会议。陈毅、粟裕在会上提出，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会议还决定将原江南东路地区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加盖“苏北流通券”和“抗币伍角”字样，作为苏北流通券发行。其发行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欢迎，为江南广大抗日根据地抵制日伪货币，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却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在1941年5月30日常熟伪政权的《虞报》刊载了“新四军发行货币券”消息，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登《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但老百姓积极响应新四军反“清乡”指示，把“抗币”用布、油纸小心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妥善保存。

上图为江淮银行1944年发行正面印有毛泽东像图案的二十元“抗币”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共辖7个师及浙东纵队。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四军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了盐阜银行。由于盐阜地区距离上海较远，交通不便，各种原材料的采购非常困难、特别是印钞的纸张需求量大，时常出现纸张短缺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作原料，先将桑树皮去除表层，然后放进大缸里加碱煮烂，再用打浆机打成纸浆。在纸浆中添加不同的颜料，以供不同面值的票券专用。此外，他们将羊毛剪碎后用颜料染成红绿色加入纸浆，这样一来，纸币表面就出现各种排列的红绿丝，从而使纸币具有独特的防伪性能。这些以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币”。

　　如陕甘宁边区发行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此外，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印制了冀钞22种、本票8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发行了小面额的金属“抗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1937年～1945年间共发行各种形式的“抗币”600余种。“抗币”在解放区内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取得群众信任，成了解放区最稳定的流通货币。这些“抗币”为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定根据地的金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币”的作用

　　1940年～1945年，华中、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印制钞票。在与日伪和国民政府在货币斗争过程中，采用各不相同的策略。对“伪币”限制使用;对国民党的“法币”是又打又拉，采取限量、打折使用，既防止用来套购解放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又利用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定市场来满足解放区购物的需要;对“伪币”则采取排出解放区的办法，也就是用“法币”“伪币”从敌占区、国统区购买物资。而解放区货物出口则禁收“法币”“伪币”，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则。解放区除粮食、油料等禁止出口外，其他农副产品运出去，一定要运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等价交换，既鼓励经商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促使解放区市场繁荣。这些“抗币”，虽然图案和雕版特别，但是作用很大。既保护了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使其少受敌占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又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以便更好地抗日救国。

　　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前身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为曹菊如，总行设在延安，内设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及光华印刷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第一家边区银行。抗战初期，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均为大额法币，找零不易，虽多次协商但迟迟没有结果。为解决辅币流通困难，促进边区商业发展，边区政府特令延安光华商店发行“元”以下流通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告罄，物资奇缺。边区政府遂颁布法令，授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至抗战胜利共发行从一角到五千元15种“抗币”和3种本票。上图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3年发行的一千元的蓝色“抗币”，图案为延安大会堂，数量稀少，尤显珍贵。

　　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银行的决议，同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关学文任经理。该行除发行“抗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与敌伪的“联合准备银行”及所发“联银券”开展争夺流通阵地的艰巨斗争。它既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中，为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行所发行的货币一直沿用到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流通之前，是人民币的直接先祖之一。因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战事不断，晋察冀边区银行总部不断转移，所遗留下的纸币数量极少。上图这张晋察冀边区银行五千元兑换券是晋察冀“边币”中价值最高的兑换券。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经将其作为重礼送给宋庆龄，可见其珍贵程度。

　　上党银号：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货币短缺，生活极其艰难。为发展经济，1938年8月晋冀豫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银行。创办资金一部分来自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由八路军三专署财政拨付，一部分是各县上缴款项及爱国富商士绅捐助。同月上党银号成立(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取此名)，行址初设长治沁县南沟村，不久迁往郭村。经理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兼任。该行基本任务是发行上党银号钞票、兼办信贷、筹划财务、扶持生产、发展经济。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上党银号遂并入冀南银行。该行历史短暂，所发货币不多，流通范围较小。上图为一枚1938年上党银号发行的统一战线五元券，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头像，背面有薄一波的英文签名，票面设计突出了国共合作时期抗日统一战线主题，十分稀罕。

　　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成立于1938年12月1日，行址设于胶东区掖县城内，发行北海银行币。1940年8月，在鲁中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建立总行，并在渤海、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地建立分行。在反围剿反封锁抗击日寇侵略过程中，北海银行逐步得以发展壮大，为山东最后消灭日寇做出积极贡献。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11月1日终止使用北海银行名称，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因北海银行成立时间较长，且是山东根据地唯一银行，区域跨度大，具有钞券种类和品种繁多的特点，目前存世较多，稀罕钞券不少。上图为该行1944年发行的印有胶东地区火车图案五十元券就是稀少品种，该版冠字有A、B、C、D四种，图案相同，底纹颜色有浅蓝与桔红两种，目前拍卖记录只见前三种，尽管品相在7至8成新左右，但每枚均已超过4万元人民币。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1940年9月豫鄂边区召开了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决议，筹建印钞厂，印刷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以适应对日作战经济上的需要。1941年初，豫鄂边区政府在湖北京山小花岭成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隶属于边区财政处领导，发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面值11种，流通于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根据地。上图为1944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一千元券，属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货币，现留存极少，是名副其实的“抗币钞王”。

　　江淮银行：江淮银行于1941年4月1日在江苏盐城成立，隶属于新四军军部。为适应当时反扫荡的局势，1941年6月在江苏如东成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自此江淮银行改由苏中行署领导，发行的“江淮银行币”流通于苏中地区境内，成为苏中根据地的本位币，由刘少奇同志亲自确定行名。上图纸币上方“江淮银行”四字亦是刘少奇同志的亲笔题字。该纸币的正面是深蓝色，上方正中为“江淮银行”四个大字，左右各有“壹圆”标识，背景为江南地区常见的农民锯木、插秧等图案。壹圆两侧加印橘黄色“作伍圆”，下面加有橘黄色行长印，两侧各印有蓝色的“盐阜”两字。纸币底部为“凭票支付国币壹元”字样，发行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印”。纸币的背面为橘黄色，正中有票额“1”字，四角各印有“1”字，上部印有英文“KIANG HWAI BANK OF CHINA”(中国江淮银行)，下部正中印有英文“壹圆”(ONEXUAN)及“1941”年号，还印有“作抗币伍圆”5个黑色字。尤为珍贵的是，这张纸币上面还有刘少奇的亲笔英文签名“HwuFao”，其汉字意思是“胡服”，也就是刘少奇同志当时工作的化名。在我国所有的“抗币”中，唯有这张一元纸币上印有刘少奇的签名，故而显得十分珍贵。

　　江淮银行下设一、二、三、四、五支行及部分办事处，同时发行加有“盐阜”“苏中”“苏浙”等支行地名的加字券，于各自辖境内流通。1945年8月，华中银行成立后，江淮银行币逐渐由华中银行币兑收。上图为1944江淮银行发行的货币正面有“苏中”字样，是印有江淮银行支行地名的加字券，说明其有限的流通范围，也决定了其经过战争损耗后存世量极少，极为珍贵。

　　浙东银行：1945年1月，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召开，经浙东行政公署筹组，中共华中局同意，成立浙东银行。1945年4月1日浙东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浙东银行总行设在余姚梁弄横坎头村;4月6日在《新浙东报》公布《浙东银行条例》和《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13日举行浙东银行开业典礼。4月10日起，陆续发行了18种36式浙东银行币，在三北、四明一带流通，成为浙东地区的地方本位币。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全部北撤，浙东银行随军撤离。为保证“抗币”信誉，维护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威望，使群众利益不受损，立即组织人员发布兑换公告，设立兑换处，专门拨出粮食、白布、食盐等实物兑换，也有用法币甚至黄金、银元进行兑换。浙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在短暂的近半年中，为加强浙东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上图为浙东银行当时发行的十元“抗币”。

图为华中银行发行的十元“抗币”，正面为红色花纹中印有毛泽东头像;反面为虎黄波浪底纹，黑色花纹及花边。

　　华中银行：1945年春，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苏皖两省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抗战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1941～1945年期间先后设立的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五个地区性银行合并，组建成立“华中银行”，同时成立“华中印钞厂”，在华中地区统一发行流通新的货币--“华中银行币”。华中银行于1945年8月1日正式成立，总行开始设在盱眙县张公铺(今属安徽省天长县)，后迁至淮阴城内，陈穆任行长、徐雪寒为副行长。华中银行成立时，受命发行华中币，作为解放区的本位币。先后发行的“华中银行币”有13种面额56种版别。1949年5月，华中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全国解放前后，都用“人民币”将“华中币”进行兑换回收，尔后予以销毁。由于回收得认真彻底，各版别的“华中币”留存下来的非常罕见，显得尤为珍贵。

　　新中国成立后，各根据地银行相继合并重组成立了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抗币”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抗币”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着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抗币”也因此被称为人民币鼻祖。如今，虽“抗币”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每一张“抗币”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既见证着抗战历史，能让人们铭记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又是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实物教材，具有独特的收藏和研究价值。鉴于当时各根据地物资极为匮乏，边区银行规模小，装备差，印刷技术水平不高，各种“抗币”印制得不太精致，大多比较粗糙，好品相的不多见。加上频繁的战事、动荡、迁移等原因，发行范围不大，存世数量越来越少，其文物价值和收藏前景看好。

　　(作者彭远汉系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景德镇市金融学会会员、景德镇市钱币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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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0年4月11日《中国爱艺网》：新四军抗击法币制度的“抗币”;

　　3、2012年4月19日《常州武进网》：民间发现新四军江南银行抗币;

　　4、2013年8月12日《现代快报》：新四军江淮银行:桑树皮做原料印出坚挺抗币(图);

　　5、2015年4月30日《人民网》：“红色货币”再掀收藏狂潮，“五大抗币”引领价值巅峰;

　　6、2015年5月12日《盐城市志及盐城文史汇编》：抗战时期的几种货币兴衰;

　　7、2015年7月8日《中国集币在线》：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发行抗币助抗战;

　　8、2015年7月15日《收藏快报》：“抗币”见证抗战史;

　　9、2015年7月16日《人民政协报》：抗战题材收藏品备受青睐;

　　10、2015年7月20日《金投收藏网》：“抗币”具有极高收藏价值;

　　11、2015年7月22日《中国集币在线》：五大精品“抗币”揭示“红色货币”收藏巅峰之选;

　　12、2015年7月26日《生活日报》：桑树皮做原料印制新四军钞票--揭秘敌后“经济抗战”战场新四军江淮银行的传奇故事;

　　13、2015年7月28日《解放军报》：神秘的敌后“经济抗战”战场;

　　14、2015年7月28日《闲说收藏》：抗战题材藏品受市场青睐 边币”“抗币”成文物;

　　15、2015年8月20日《央视网》：敌后“经济抗战”“抗币”冲锋陷阵;

　　16、2015年9月2日《澎湃新闻》：新四军的“货币战争”：在抗日根据地如何印发钞票;

　　17、2015年9月11日《台州商报》：抗币随红色收藏走热而逐渐走俏;

　　18、2015年9月17日《盐城新闻网》：盐阜军民协力打赢抗日金融战;

　　19、2015年9月18日《金融时报》：“抗币”见证抗战;

　　20、2016年第2期《大江南北》杂志：发行抗币 打击日伪货币--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21、2017年7月7日《收藏爱好者》：追忆历史话“抗币”;

　　22、2017年7月14日《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历经烽火，浸染血汗--印在土纸土布上的珍稀“抗币”;

　　23、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阵地战 • 拉锯战 • 反击战--细说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利器”;

　　24、2017年8月30日《北京青年报》：历经烽火的江淮抗币;

　　25、2018年1月19日《都梁史话》：在盱眙成立“淮南”、“华中”两大银行始末;

　　26、2018年3月26日《苏州党史资料》：苏北抗币--江南商业货币券;

　　27、2019年2月27日《收藏快报》：刘少奇签名题字的江淮抗币;

　　28、2019年3月4日《收藏快报》：刘少奇签名题字的江淮抗币欣赏;

　　29、2019年8月28日《紫轩藏品》：解析新四军在苏浙地区发行的江南银行抗币壹圆券;

　　30、2019年11月4日《上海证券报》：从边币、抗币到人民币;

　　31、2020年3月30日《中国钱币》：抗战时期新四军政权在江苏丹阳地区发行的三种抗币;

　　32、2020年4月20日《宁波档案》：具有极高收藏与历史研究价值的浙东抗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