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孔祥熙出使欧洲寻求英法援助和英、法、比、意对日的绥靖主义政策
抗战初期，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国民政府派出了由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外交使团，纷纷前往国外活动。他们同中国驻外使馆的官员一样肩负着一项重要的秘密使命，即“争取军事援助，包括购买武器和飞机，招募外国飞行员和谋求财政贷款”。
1937年4月，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首的使团，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遍访欧洲主要国家，为中国洽谈信贷和购买武器与军事物资。
在英国，中国代表团便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 后任首相)和外交大臣艾登明确地告知中国代表团“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经过艰难的谈判，中国代表团最后与英国签订了购买武器的协议。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中队使用的36架“格罗斯特门士MK-1”双翼战斗机，就是在那次孔祥熙出使英国过程中订购的。
在法国，由肖唐组成的新内阁以“怕日本以中国用贷款购置飞机和武器抗击日本为理由，反对法国向中国提供信贷”。因而，中国代表团在争取法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方面没有多大进展。好在法国空军部长科特十分同情中国，他盛情款待了孔祥熙一行，并向孔保证，他准备“在人员、物资、飞机或是信贷方面，给中国所需的任何帮助”。他还表示，“如果中国需要，他准备派遣法国空军专家去中国服务”。1937年8月8日，孔祥熙与法国签订了购买飞机的合同。
在科特的支持下，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募法籍飞行员的进展较为顺利。此事由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亲自主持，他首先雇用了在西班牙内战中指挥法国志愿空军中队的一名法国空军上校,通过他对每位志愿人员进行考核。这些志愿飞行员几乎都到过西班牙，参加过对法西斯的作战，他们成了中国空军第四十一外籍中队的主力。
英国和法国是中国政府在欧洲大陆寻求外援所抱希望最大的两国。孔祥熙出使后的结果，使中国政府大失所望 ，因为两国都在中日冲突的问题上采取绥靖主义政策。1937年8月14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后，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都先后取消了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对华出售武器的协议。
1937年9月12日，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顾维钧在大会上力陈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日本侵略者。顾维钧的申述并没有得到各国的积极反应。相反，英国代表克兰伯恩勋爵却提议召开了一项以《九国公约》为基础的会议。这实际上是把“烫马铃薯扔进《华盛顿公约》的篮子里”，把问题从国联手中转交给所谓的特别会议来处理。而《九国公约》会议亦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援助中国。
1937年10月中旬，法国政府突然宣布取消中国军需物资通过印度支那的过境权。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中国的军事工业、基础工业十分薄弱，一些重型武器 、战车，特别是飞机很难自己制造，大多依靠从国外进口。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后，中国的军需物资只能从两条线路运进:二条是经西北，从苏联入境;一条是通过印度支那入境。当时大多数中国政府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都经印度支那过境，这是在1930年5月18日签订的《中法条约》中，法国向中国政府承诺的。法国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是违反了中法关于过境的条约。
英、法虽然在抗战初期向中国提供了少量武器及军用物资，但这并不能被视为英、法对中国抗战的特别援助，因为同期，英、法两国也向日本提供了军用物资。
图13-1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出使欧洲。[新]
图13-2孔祥熙在巴黎阅兵。[新]
图13-3孔祥熙谒见法国总统后留影。前排左起顾维钧、孔祥熙、陈绍宽。[新]
图13-4德国经济部长在柏林车站欢迎孔祥熙，孔左为程天放，右为陈绍宽。[新]
抗战初期，德国不愿丧失在华利益，曾对中国有过援助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抗战初期的头几个月里，中国的大量军火是来自日本的盟友一一德国。德国还在中国的军队中保持了一个数量庞大军事顾问团。对此，日本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德国停止供应军火，撤回军事顾问。而德国则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如自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即意味与南京政府为敌，德国将不考虑采取行动。”德国之所以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进行援助，甚至由其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其根本原因在于害怕日本在中国投入过多的兵力，从而削减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同时，它不愿丧失在华利益。在战前，德国军火工业所需的许多资源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军制改革是以德国的军制为标准。更重要的是，德国一直希望中国加入德、日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8年初，中国还购入10架德国的“恒学耳Hs123A-1”攻击机，配属航空委员会直属的第十五队使用。该机种在长江下游沿岸的保卫战中，曾多次出击轰炸日军舰艇。
但德国的援助时间并不长。1938年2月， 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同年5月，下令禁 止军火运华，并撤回军事顾问团。
图13-5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顾维钧。[良]
图13-6 1935年的德国“道尼尔”轰炸机。[支]
抗战初期，美国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态度
美国是中国认为极有可能得到其援助的西方国家，也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外交努力的重点。但是，美国在中日战争初期，却抱“中立”的态度。1937年7月12日，美国接到日本关于中日战争的照会后，即由国务卿赫尔向日本表示美国对“中、日两国持公平友好态度”。7月16日，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赫尔于当日发表声明，仅仅劝告一切国家信守国际条约和不使用武力侵略而已。8月27日，赫尔宣称:“美国在远东方面之公私利益，如有损失，中、日两国政府应负赔偿之责。”
9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凡属美国政府所有之商船，在另行通知以前，今后不得运载总统1937年5月1日公告中所列之任何武器弹药或军用器械前往中国或日本。凡其他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运载所列的任何物资前往中国和日本者，在另行通知之前，须自己承担风险。”这项声明，给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事业无疑是一个打击。在七七事变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援助大致分为两类:“一、具体的援助和财政信贷、军火武器之类;二、各国支持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日本联合施加压力，使它改变侵略政策，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国际行动。”作为西方头号大国的美国所发表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使由各国联合行动以遏制日本封锁的一一切希望破灭”。
这项声明对日本极为有利，因为它只禁止政府向中、日两国出售武器和军用物资，并未限制私人的行动。这样，日本仍然可以从美国得到军用物资，中国却因无海军的保护，无法从美国得到援助。
1937年，日本进口的军用物资中，从美国进口的钢占92%，汽车及汽车零件占91%，石油及石油制品占60%，废钢铁占58%，机器及机床占48%，生铁占41%，总价值为16800万美元，占该年美国对日出口总额的58.2%。1938年，在日本侵华战争所消耗的军用物资中，92%是从美国进口的。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出口达76962万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比例:1937年为28%，1938年为66%，1939 年为81%。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1937年10月5日给《纽约时报》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日本却毫不领会英、美的绥靖态度，抗战初期照样对英、美财产大肆轰炸。图13-7至图13-10,是一组英、美财产被炸的旧影。
图13-7遭日机轰炸的美舰“巴纳”号。
图13-8 被日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的英国国旗。
图13-9遭日机轰炸的英国大使汽车。
图13-10悬挂英国国旗的房屋遭日机轰炸。
总之，在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挫败了，“在最初几年，至少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为止，是一场梦想。在这时期中，中国并未获得西方国家任何军事的援助”。
抗战初期，对中国大力援助的唯有苏联
1935年，面对日军的共同威胁，中、苏关系开始改善。同年底，蒋介石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中国愿与苏联签订一个秘密军事协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大力支持与援助铺平了道路。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中国向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
1937年9月，中国政府以参谋本部次长杨杰为团长，率“实业考察团”赴苏联，与苏方谈判，以解决中国购买苏联军械弹药及聘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等问题。而对当时中国的抗战来说，最急需的仍是飞机。
早在1936年12月15日，中国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举行的会谈中，就第一次正式向苏方提出购买飞机的问题。1937年8月初，蒋介石派航空委员会的沈德燮为代表，前往苏联洽谈购买飞机事宜。同年8月20日，蒋介石致电蒋廷黻:“ 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型轰炸机双发动机100架。”
在杨杰与苏方的第一次谈判中(1937年9月9日)，中方代表要求苏联能够一次性地提供重型轰炸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战斗机150架。
1937年9月，正是中日空战进行的第二个月。由于飞机损失的不断增大，尽快地得到苏联飞机的援助，成了中国代表团的头等大事。蒋介石曾在中、苏接洽援华武器的谈判过程中，多次发电询问谈判进展，而这些电文又几乎全部与购买飞机有关。9月11日，蒋介石致电驻苏大使蒋廷黻，要其转告杨杰，称“待飞机甚急，究竟何日飞来华?共有几架?立盼详复。”同月15日，蒋又去电询问第一批飞机何日能到兰州。同月16日，蒋致电杨杰,要求苏联提前派战斗机来华参战，“此间待驱逐机最急，务希转商提前派驱逐机五六十架应用，并盼能月底到兰”。
中、苏有关军事援助的谈判结束不久，蒋介石又于9月20日致电杨杰，嘱其再订战斗机150架、重型轰炸机30架。12月30日，蒋介石在武昌致电杨杰,要求他与苏联政府商量:“每月需飞机总数150架，如其最近无此数量,可否于一个月内供给驱逐机3大队,轰炸机2个大队。”1938年2月2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杨杰,要苏方同意将已允之65架轻型轰炸机提前运到中国,并要求杨杰再订5亿元之武器,以五分之一购陆军用武器,“其他五分之四完全购飞机”。
20世纪30年代,苏联并非军火出口商,苏联制造的飞机和武器弹药,均以满足本国国防需要为前提,因此大批量地供给中国存在很大困难。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苏联甚至不惜从其军队现行装备中抽出武器装备来供给中国。苏联仅第一次就供给中国226架飞机,其中“C B”轻型轰炸机62架,“H-16”战斗机94架,“H-15”战斗机62架,“YTH-4”教练机8架。各种飞机炸弹2000吨,其中:8公斤重的37500个,共300吨;10公斤重的10000个,共100吨;20公斤重的15000个,共300吨: 50公斤重的6000个,共300吨;100公斤重的9000个,共900吨;250公斤重的600个,共150吨;500公斤重的100个,共50吨。飞机专用机关枪子弹1500万发,其中普通子弹1000万发,穿甲弹、曳光弹、燃烧弹共500万发,以及部分飞机附件和预备发动机。到1941年,苏联共计向中国提供了1235架飞机。
当时,苏联提供给中国的飞机,主要为“波利卡波夫伊-15比斯”、“波利卡波夫伊-16”两种战斗机和“杜波列夫SB”、“伊留辛DB-3”两种轰炸机。
“伊-15”是1933年由苏联著名设计师波利卡波夫设计的双翼战斗机,“伊-15比斯”是其改良型。该机种1938年初广泛装备于中国空军后,直到1940年“九一三”空战遭遇日本“零”式飞机之前,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战飞机。
苏联援华飞机在抗战初期发挥极大作用
当时,援华飞机要运到中国境内的基地兰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路涂谣远,从苏联的基地阿拉马德出发,要经中国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安西、肃州,才能到达兰州,全程3000公里。其次,缺乏飞机所经路线地区的气象、地理资料。第三,沿涂中转的机场长度不够, 设施极差,汽油储备普遍不足。援华飞机除一部分是空运外,很大部分是靠裁重汽车运到中国,这样可节约航空汽油。其方法是首先将机身固定在汽车上，然后将机翼、机尾、螺旋桨、各种配件和备件装在箱子里，再装上汽车。陆运从苏联的萨雷奥泽克出发,到中国的兰州,全长2925公里,沿途有相当一段路是海拔1500—3000米的山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苏联政府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将中国人民抗战急需的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1937年底,中国空军原有从英、美、法、德、意等国购进的飞机消耗殆尽。从1938年到1940年初的这几年里,中国空军使用的几乎全是苏联援华的飞机。这些飞机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1938年2月18日,日军以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前来空袭武汉。中国军队驾驶苏机迎战,击落敌机11架,致使日机两个月不敢进犯武汉。
1938年4月4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抗议苏联以飞机、军火支援中国。李维诺夫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日本政府的要求是全然不可理解的,因为日本政府断言在中国没有战争,日本也完全不是在同中国作战。而在中国发生的,照日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的、与两个独立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毫无共同之点的事件而已。”“中、日两独立国之间，既然未进入战争状态,故苏联不负任何责任。”“苏联政府看来,关于售与中国包括飞机在内的武器一事,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
苏联援华飞机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蒋介石和驻苏大使杨杰分别给苏联政府的函电中看到。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7月14日,蒋介石致电苏联政府，称:“抗日战局已入重要之新阶段,屡承贵国热心援助,人心士气益为振奋,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使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可增厚,务请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如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分即多增加一分。”杨杰在8月10日致函苏联政府的信中也说到:“这些飞机对于中国面临的武汉大会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空军的支援，战役会变得极其困难。新型飞机亮相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军队的极大鼓舞，可以增强他们抗日的决心。”
图13-11代表苏联政府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良]
抗战初期，苏联飞行员在南京兰州、南昌的空战
1937年底到1941年初，苏联先后分批派遣了以总军事顾问M·M·德拉特文、K·M·卡恰诺夫、A·M ·切列帕诺夫为首的各军兵种军事专家3665人到中国来支援抗战。其中，担任空军高级顾问的有Ⅱ·φ·日加列夫、B·Ⅱ·特霍尔、r·H·安尼西莫夫、φ·Ⅱ·波雷宁、B·II·雷加切夫、T·T·赫留金等。
早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国表示，如果日本人威胁到通过甘肃连接中、苏的唯一交通运输线时，苏联准备向中国派去一批“空军和坦克部队”，连同苏联人员“加入中国军队，保卫这条交通运输线”。1937年9月，在中、苏洽谈援华抗日军械弹药过程中，苏联政府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战，再次主动提出派遣空军志愿兵的问题。在抗战过程中，苏联先后派出了2000余名优秀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苏联空军的高级将领，如:Ⅱ· φ·日加列夫成为苏联的空军元帅，1949-1957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T·T·赫留金成为空军上将，1946- 1957年曾两次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中·Ⅱ·波雷宁成为空军上将，1959-1971年曾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 A ·C ·布拉戈维申斯基、普希金、费道洛夫、M·中·马琴等成为空军中将。
1937年11月，第一批苏联志愿队的地勤人员进驻乌鲁木齐和兰州，帮助中国飞行员改装和熟悉苏制飞机，并担负兰州的防空任务。
1937年12月1日，首批23架苏制“伊-16”战斗机，在大队长F· M ·普罗科费耶夫的率领下到达南京机场。当天便先后5次升空作战，仅在傍晚的一次空战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就击落日机5架，俘虏日军飞行员4人。第二、第三天又连续作战，3日内击落日机的数量已达20架左右。12月1日同天到达南京另一机场的，还有M·φ·马琴副大队长率领的20架“C B”轰炸机。次日，轰炸机大队长基达林斯基和副大队长M· φ·马琴分别率机轰炸了停泊在上海附近长江入海口处的日舰和日军在上海修建的飞机场。苏联志愿队的战斗机大队一直坚持到12月9日， 日军逼近芜湖、危及南京时才撤至南昌。
1937年12月4日，11架日机进犯兰州，苏联志愿队曾驾机升空迎战。6日，日机7架再次来犯时，被苏联志愿队飞机在榆中县境内的甘草店上空成功拦截。
12月22日，苏联志愿队战斗机大队在A · C·布拉戈维申斯基的率领下，从南昌机场起飞，与来犯的日机发生激烈的空战。A ·C·布拉戈维申斯基发现一架漆有红色条纹的日机(这是日本王牌飞行员特有的标志)，立即盯上去，将其击落在鄱阳湖都昌县境内的一块水田里。事后得知，被击毙的日本飞行员叫潮田良平，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战斗机的“四大天王”之一。此役，A ·C·布拉戈维申斯基被子弹擦伤左肋，飞机的飞行仪表板被打坏，分队长库窦莫夫的飞机被击落，本人受伤。
南京失守后，中国空军当局便将空军主力(包括苏联志愿队)集中于南昌、武汉两地。驻守南昌机场的苏联志愿队有普罗科弗耶夫战斗机大队、布拉戈维申斯基战斗机大队、T · M·扎哈罗夫战斗机大队和基达林斯基轰炸机大队。驻守汉口和孝感机场的苏联志愿队有伊万诺夫战斗机大队和φ·Ⅱ ·波雷宁轰炸机大队。
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保卫战中
1938年2月17日，驻汉口的苏联志愿队在轰炸机大队分两批出动，一次为8架轰炸机，一次为4架轰炸机，分别轰炸了安阳火车站和蚌埠、临淮关公路上的日军汽车运输队。同日，由M·φ·马琴率领的6架轰炸机从南昌机场起飞，袭击了杭州一富阳公路上的日军。
2月23日，φ·Ⅱ·波雷宁率领10架轰炸机从汉口基地出发，出其不意地轰炸了日军台湾松山机场，毁伤日机近40架，破坏了日机库，烧掉了足够用3年的汽油。
2月25日，日军36架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举空袭南昌，苏联志愿队在布拉弋维申斯基率领下起飞作战。此役，击落日机8架,但苏联志愿队也损失了7架飞机，斯来尔诺夫等3人在空战中阵亡。
在整个2月份内，苏联志愿队的轰炸机组平均出动15-17次，留空时间从130小时到290个小时不等。其中，执行任务出色的有安诺索夫、巴勃洛夫斯基、克列夫绰夫、卡尔平科、穆拉维也夫、诺活德拉诺夫、波海兰采夫、费多罗夫、沙里莫夫、斯科罗姆尼科夫和普罗科费耶夫等人。
4月29日，日军18架轰炸机在3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空袭武汉,结果遭到早已严阵以待的中苏空军痛击。此役，共击落日机21架。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12架，其飞行员郐斯捷尔在攻击过程中与日机相撞牺牲。
5月31日，日军再以18架轰炸机在36架战斗机掩护下进犯武汉。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击落日机14架。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8架，自己损失2架，飞行员克卢拜在空战中阵亡。
6月26日，日机37架，其中重型轰炸机9架，经繁昌袭击南昌中国空军基地。苏联志愿队起飞“伊-16”战斗机10架、“伊-15”战斗机18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起飞“伊-16”战斗机5架联合作战。此役，苏联志愿队击落日机5架，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架。其中，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古边科一人就击落日机2架，但自己的飞机也被击中，本人跳伞脱险。此役，日军轰炸机3架在战斗机6架的保护下，利用云层的掩护，突破中国军队拦截网，对南昌机场强行轰炸，投弹12枚，炸伤待修飞机4架。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史托维在本次空战中阵亡，遗体后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6月，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武汉大会战，以长江上的日舰为主要目标进行攻击。共出击14次，使用轰炸机61架次，炸沉日军舰艇6艘，炸伤10余艘。此外，还对日军侵占的芜湖和安庆机场实施了袭击。
8月12日，日军以120架飞机对武汉进行大空袭。苏联志愿队E·M·尼古拉廷科少校率40架战斗机迎战。此役，共击落日机6架，自己损失5架。
9月6日，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卢八丁在南昌西北靖安县与日军空战中阵亡，遗体后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10月2日、3日、6日，苏联志愿队又连续出击，对武汉外围的阳新、罗山日军阵地进行轰炸。由于日军步步进逼，中苏宝军开始向后方转移。
10月9日,日机夜袭衡阳机场。苏联志愿队战斗机大队长尔拉夫孟诺在追击过程中,不幸被日机击中阵亡,成为苏联志愿队在中国战场的空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大队长,同时也是苏联志愿队来华后牺性的第二位大队长。苏联志愿队牺性的第一位大队长是1937年底来华的库尔莫夫,他是在凉州机场着陆时,飞机突然起火而牺牲的。尔拉夫孟诺的遗体后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12月30日,日机空袭柳州机场,被苏联志愿队击落3架,但志愿队的科先科亦被日机击中阵亡。
图13-12 1938年活动在晋北前线的中国航空队驾驶的苏制飞机。[中]
1939年至1941年初,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抗战中
1939年2月12日、20日和23日,在著名的三次兰州大空战中,以苏联志愿队飞行员为主的中苏空军先后击落、击伤日机32架,致使日本空军被迫停止对兰州的大轰炸。
1939年夏,C·Ⅱ·苏普伦少校指挥的战斗机群50架飞机进驻重庆机场。这个机群中除一个大队(大队长为沃罗比约夫大尉)使用“伊-15”比斯飞机外,其余全部使用“伊-16”飞机(由布戴齐耶夫大尉指挥)。日军得知重庆防空力量增强后,遂不敢在白天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7月6日,日机30架夜袭重庆,中苏空军立即迎战。布戴齐耶夫在追击日机时,脱离了僚机的掩护,结果被日机击中阵亡,成为在中国空战中牺性的第二位苏联志愿队大队长。他的遗体葬于重庆。
8月14日,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T·A·库里申科率机从成都出发,袭击日军侵占的武汉。在武汉上空与日机遭遇,当即发生战斗。库里申科座机的左发动机被日机打坏,当飞机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机身突然失去平衡,不能再继续前进。为了保全这架飞机,库里申科毅然放弃跳伞的机会,将飞机迫降于长江之中。库里申科因连日劳累过度,无力泅渡而光荣牺牲,成为在中国空战中牺牲的第三位苏联志愿队大队长。机组其余2人泅水获救。
10月3日,苏联志愿队出动29架重型轰炸机,突然袭击日本武汉空军基地,炸毁日机50多架,炸死日军130多人,炸毁日军汽油库及材料库多座。同月14日,苏联志愿队再次大举出动,袭击了日军武汉空军基地,炸毁日机数十架。此外,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而苏联志愿队仅轻伤飞机1架。
12月26日至28日三天中,日军以90多架飞机大举空袭兰州,结果遭到以苏联志愿队为主的中苏空军的痛击,被击落轰炸机10架左右。苏联志愿队的古边芝、郭尔皆耶夫、伊萨耶夫等人阵亡。
1940年1月4日、7日、8日、10日，苏联志愿队出动轰炸机31架次，支援昆仑关大战，对南宁机场及七、八、九塘日军阵地进行了轰炸，炸毁日机4架。金爵洛哥在1月10日执行任务过程中，因迷失方向，迫降时牺性。
1月10日，日机分两批， 每批27架，袭击柳州。苏联志愿队起飞迎战，队长柯基那基在击落1架日机后，遭到日机围攻，座机受伤，但他凭高超的技巧将飞机平安着陆。柯基那基在中国共击落日机7架，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役，击落日机3架，苏联志愿队的列辛克在空战中阵亡。
4月3日，由科兹罗夫大队长率领的“ⅡB-3”轰炸机8架和中国空军第八大队的两架飞机，混合编为3机、7机队形，对岳阳日军司令部及其仓库进行轰炸，炸毁日舰1艘，日军伤亡100余人。中苏机群还对城陵矶、岳阳、南津港、日明寺、观音阁、九花山寺等日军阵地进行了轰炸、扫射，炸死炸伤日军100余人，炸毁日军火车车厢2节、汽车5辆。同日，苏联志愿队的“C B”轰炸机7架，从四川温江出发，经汉中加油后轰炸了山西运城日军机场，日军损失惨重。
4月12日，中苏空军两次联合，分别出动10架和5架轰炸机，在苏联志愿队科兹罗夫大队长的率领下，袭击了岳阳日军司令部、车站、码头和舰船。炸毁日军汽艇2艘、车站一部分、粮秣列车1辆和仓库，炸死日军150余名。中苏空军没有损失,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成都太平寺机场。
4月28日和29日，苏联志愿队袭击了信阳日军机场和虞乡日军阵地，炸毁日军地面飞机11架，炸中日军仓库。机群完成任务后全部安全返回。
5月2日，乌瓦洛夫大队长率领“C B”轰炸机5架从温江出发，经梁山加油后，轰炸了日军侵占的钟祥地区。
苏联志愿队在华作战的活动，主要是在1938年和1939年期间。1940 年下半年后，苏联志愿队的飞机与人数逐渐减少，其出击行动也多与中国空军联合进行。1941年初，由于德国法西斯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遂将志愿队全部撤回国内。
图13-13 1938 年蒋介石、宋美龄在汉口与苏联飞行员合影。[中]
抗战期间，苏联派出2000余名飞行员帮助中国作战，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援华抗战期间，苏联政府先后派出2000余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战。在保卫中国领空的战斗中，库尔丘莫夫、拉赫曼诺夫、布戴齐耶夫、库里申科等200多名志愿队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苏联志愿队在中国作战期间，表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郭沫若在《惊涛骇浪中的歌》一书中对志愿队写道“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纪律是严明的。他们睡在自己的银燕的翅膀底下，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都不愿意离开飞机。“他们不惜生命，悍卫我们的国土。”正如在中国战场上牺牲的库里申科大队长生前所说的一样:“说实话，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 ，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遭受日本飞行员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轰炸在大路两旁田里安详恬静地劳作着的中国农民呢?”“眼看两点了，敌机还在上空盘旋。女人们、孩子们躲在野地里，不得回到家里安眠，劳动者和一切公务人员晚间不得休息，白天不能正常生产，由这种卑鄙地扰乱性质的夜袭所造成的生产上、精神上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要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惶逃命。”
苏联志愿队除了作战外，还肩负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的任务。为了改掉中国飞行员的两大毛病——不爱护飞机和不讲作战需要,只图在空中玩花样的缺点，库里申科曾多次向中国飞行员讲述爱护飞机的意义。他说，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中国在抗战，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不是容易的事情，损坏了一架就少一架，损坏了一条钢线都要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补充”;苏联志愿队和为资本家服务的英、美教官根本不同:对于英、美教官来说，中国多损坏-架飞机，本国资本家就多卖一架飞机，多赚一笔钱，而在苏联则没有资本家”。
此外，苏联政府还在新疆的伊宁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所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学校所用的飞机、航空器材、零件、汽车、汽油等都是由苏联供给。学校共有10余名苏联顾问，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人和气而对事严格，一丝不苟”。总顾问李维诺夫曾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他为人正直、庄重，技术全面，几乎能驾驶所有的飞机。如果哪个中队不能完成训练计划，他都要亲自带飞示范。到1939年夏，受过苏联志愿队轮训的中国飞行员已达1054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射手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正如冯玉祥将军在1945年8月所说的一样:“当加足了美国汽油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和平城市投掷美国钢铁制成的炸弹时，苏联却给我们运来了武器和弹药，以帮助我们与外国侵略者坚持战斗。我亲眼看见苏联飞行员在中国医院里因伤重而死。美国人卖给日本人的是钢铁和汽油，而卖给中国的是药品，为的是医治炸弹带给我们的创伤。现在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图13-14蒋介石到苏联大使馆拜访。[中]
图13-15周至柔和苏联大使馆武官握手。[中]
图13-16 1945年“八一四”空军节上，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右)、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左)与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中)举杯互贺胜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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