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太平轮”自沉镇海口
来源：宁波水文化网   2021-01-15 10:18:01

　　(一)

　　新年的落日给黄浦江涂上了一层暗淡的昏黄，停靠在十六铺码头的“太平轮”像个醉汉似地摇晃了一下，将其近80米长的庞大身躯插进浑浊的江水。船舱底部的蒸汽机发出的轰鸣沉稳有力，刺破了如雷一般翻滚的江涛，尖削的船首将扑面涌来的白浪切成粉碎。岸上的灯火被越推越远，好像夏夜时在深空中不断闪抖的星光，正在向“太平轮”献上无声的问候。

　　次日凌晨，在凛冽的寒风中，“太平轮”告别浩渺的东海海面，驶入甬江航道。 “太平轮”烟囱发出的黑色烟尘穿过薄薄的震雾，傲慢地升腾然后散发开去。招宝山褐色的影子正越来越近，在拉响一声低沉沉稳的鸣笛后，“太平轮”终于停止了沉重的喘息，缓缓地靠在山脚下的码头。

　　(二)

　　大运河风韵千年，南来北往的航船是一道流光溢彩的风景。农历丁酉(公元1897年)新年过后，正驾驶疍船在运河疾行的船老板陈忠廷接获一个等待多时的口信。船老板抬起头来仰天大笑，长天白云，刚风正疾，饱满的船帆在空中幻化成盎然春色。人生之快意，莫过于上天突然赐予他一个可以传承家业的儿子。

　　按照族谱，陈忠廷给儿子取名为顺通。一个船老大，长年在水中打拼，没有什么比顺利通达更为重要的。

　　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响起，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走到了它最后的时刻。在浙东鄞县的偏隅之地，被东钱湖水滋润的陈顺通已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宁波下乡，这已是做父母的为儿女的未来和生计进行盘算的年纪。宁波城里的每家粮米店、布庄、南北杂货铺、竹木器店、铁匠铺，都有来自鄞县、镇海、慈溪等地的少年学徒，七八年过后，他们将如愿成为老板信任的大伙计，也有羽翼渐丰摇身成为老板的。

　　19世纪中叶，西风渐进，洋务日盛，与宁波隔海相望的上海滩云集了各路豪杰，得天时地利的“宁波帮”风生水起，成叱咤之势。对于宁波人来说，15小时疍船的那点距离，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所在，况且，有众打拼成功的前辈做榜样，趁着年轻闯荡上海滩不失为一个绝佳选择。

　　当十里八乡用一夜爆竹将新年正式送别，13岁的少年陈顺通将要离开冠英庄，去翻开人生重要的篇章。

　　太阳升起，东钱湖湖面仍寒气轻撩，在村口埠头，航船已泊岸等待。江南水乡宁波，任何一个村落边上都有各种有名无名的小河小江，经过一番曲里拐弯的前行，最终汇入奉化江、余姚江、甬江，再顺水到达沿河而建的大小集镇。

　　一脸红光的航船老大举起海螺，用足劲将其吹响，低沉的嘟嘟之声从冰冷的空气中传过来时竟有了几分凄厉。当第二次螺声吹响，打扮齐整的村民终于三三俩俩从各自家中出来，慢腾腾地走向埠头。

　　似乎在一夜间告别了少年时光的陈顺通一脸严肃。站在埠头边，母亲和家人不断重复着对他的嘱咐，少年一边应承着，一边努力忍住不让泪水涌出。

　　第三次海螺吹过，壮实的航船老大大喊一声“开船啦”，随后将船篙用力在埠头一点，航船便驶离河岸。陈顺通站在船头，挥手与岸边亲人告别，从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就成了一团白雾，亲人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小同，最终成为一个灰点。

　　中午时分，航船在江东新河码头靠泊，陈顺通一眼看到站在码头寒风里等候的父亲。在河边的小饭店用过中餐，陈忠廷领着儿子来到桃花渡口，随着嘈杂的人流，两人踏上了由十八艘木船连接而成的浮桥，在左右摇摆的浮桥中央，顺着桥板之间的空隙，陈顺通看到汹涌的江水正如箭一般哗哗地从他脚下穿过。

　　摇摇晃晃地走过浮桥，就来到江北外滩，由此起始直达上海的海路航线是沪甬两地往来最为便利的路径。此时，如日中天的招商局，英商名下的太古轮船公司，著名实业家虞洽卿创办的宁绍商轮公司等各中外船运公司，正为这条黄金航线的客运和货运生意激烈搏杀。

　　一夜航行，宁绍商轮公司的海轮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在枯燥烦闷中航行了多时的客人从各等级的船舱鱼贯而出，当陈顺通背着用青布扎成的包袱，紧跟着父亲身后，踏着轮船狭窄的舷梯战战兢兢地走下码头时，眼前出现的一切足以让这个乡下少年感到震惊。浩荡如云的黄浦江上，帆樯云集，艨艟连翩，在震耳的鸣笛中，外国轮船如巨大的怪兽，高昂着头，从容不迫地从码头进出。

　　陈忠廷把儿子送到一家专跑沪甬线的船运公司当了一名学徒。这个见多识广的船老大心里清楚，疍船无论怎样精巧、快疾，古运河纵使舟船如流，但终究难与在风浪中自如疾行的蒸汽轮船相匹敌，儿子要搏击的不应是古运河航道，而是更为辽阔和凶险的江海。

　　(三)

　　比陈忠廷所期待的还要惊喜，陈顺通很快在上海滩立住了脚，他22岁就娶了同乡女子戴芸香为妻，两年后又在上海南市天平里购置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处房产。到了1925年，陈顺通已是日本在中国的最大航运企业日清汽船会社等数家客货运公司的买办。在藏龙卧虎的上海航运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已开始经常被他的同行提及。

　　在常人看来，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能在上海滩这样的特殊码头立住脚，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实属不易，再要在短时间里收获更多几无可能。但在现世生活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人，他们似乎专门是为着某一个特定的行业而生，并注定要留下奇迹般的篇章。

　　现在，陈顺通就来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创造奇迹的时刻，几十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或有理由相信，他的生活中如果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机遇，他一定会与他的无数年轻乡党一样，其命运之舟会朝着可以想象的方向发展，最后悄然湮没于岁月的尘世。但偏偏，一个大人物适时出现在陈顺通的生活中，而他又及时将这个闪现的机会牢牢地抓在了手里。

　　张静江，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出生，这位有民国第一奇人之称的浙江湖州南浔人，曾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又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圣人”。

　　关于南浔，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传言，家财达千万两以上者称“象”，五百万两以上但不足千万者为“牛”，一百万两以上不足五百万两者只能屈居为“狗”，民间以这样一种生动形象和机智的比喻，为南浔的众富豪们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当年，张静江祖上和其母亲所属的庞家皆在四象之列，而张庞两头大象的组合，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强盛和威势。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到了摊牌之际，已贵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张静江曾多次乘坐江海客轮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往返旅行，为即将开始的北伐起事筹划和准备各种必不可少的物资和装备。

　　一个寒冷的冬日，走路跛脚的张静江匆匆赶到宁波江北外滩码头，这位急着回沪又不愿暴露身份的大佬只买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当他挟着牛皮包拎着行李一拐一拐上船时，圆形的眼镜片后面闪现出明显的疲惫。

　　轮船在呼啸的北风中吃力地离开了码头，嘈杂的船舱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对于张静江这样一个身份显赫的人物来说，这实在是一次糟糕的旅程。就在此时，正在监船的陈顺通来到了张静江面前，向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真诚的邀请，让他到自己的船舱休息，正在煎熬中的张静江没作推辞，便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好意。

　　两个偶然交集的男人，在海浪拍击船舷的哗响声中，作了深入的长谈。不知道张静江是否在某一瞬间产生了有意提携陈顺通的念头，但两人的交谈肯定让一言九鼎的张静江捕获到一个坚信不疑的信息，眼前这个熟悉航运业且精明能干的宁波人是个可用之才。

　　轮船靠岸，陈顺通提着张静江的行李将他送上码头。正要告别，张静江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陈顺通，用浓浓的吴语告诉对方，任何时候陈顺通都可以拿着这张名片去找他。

　　张静江一生，曾以各种方法交结名人异士无数，可以肯定地说，他与陈顺通在沪甬轮船上的这次交结，一定让他想起了当年他与孙中山在海轮上的相遇。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28岁的张静江乘坐海轮去法国，途中遇到了声誉日隆的孙中山。那时的张静江开办了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以自己的才干延续着家族的那份辉煌和荣誉;而孙大炮的志向是要联手各路豪杰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共和政权，这似乎是两条无法交集的路。

　　但两人早就互相闻悉对方的名字，只是身份和心思各有不同，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在轮船的甲板上相遇时，作为现实世界的破坏者，孙中山更多显示出对张的戒心，甚至处处有意回避。打破双方之间这种尴尬的是张静江，他直白地向孙大炮递上了自己的投名状：我非你那个事业的反对者，相反，我是最赞成你的人。一番交谈过后，双方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张静江当场作出许诺，不管孙中山需要多少资金，只要开口，他将鼎力相助。

　　自孙中山起事，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仰慕其志向而投奔于他，张静江的加入，使得在孙大炮周边集结的反清队伍里，多了一个真正可以名扬四海的豪俊之杰。

　　如果说，因为与孙中山在船上的相遇，让张静江开启了青史留名的人生之旅，那么11年后，他在另一条船上与陈顺通的偶然结识，情形正好反了过来，他将因此改变原本平凡的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很难想像，在轮船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两个不同人的偶遇，竟能成就两种精彩不一的结局，书写两段不同凡响的故事，这只能说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四)

　　自从与孙中山结识，张静江身上的无限潜力从此释放，这个江南富豪几乎倾自己之所有，全力资助孙的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静江的鼎力相助，就难有孙中山和他那个组织的最终成功。

　　然而，张静江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商人，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道德规范，与官场所遵守和默认的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特殊气质，让他在组织内部的权争中反而处在了有利的地位，这也是他后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被同僚们意外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重要原因。

　　早在北伐之前，目光如炬的张静江就已察觉航运业对于党国事业的特殊分量，他个人出巨资成立了国民航运公司，并向欧美船运公司购入了“东丰轮”等三艘货轮。北伐开始后，张静江的这个精心布局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国民航运公司名下的这些大小轮船几乎成了革命军的专属海运船队。只是，身居高位的张静江无力分身，他根本无暇顾及各种繁复庞杂的航运事务，因此，尽快找到一个合适得力的人来经营航运公司实属当务之急。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陈顺通拿着他的那张名片找上门来。对双方来说，这半年后的再次相遇实称得上是一次灵犀之通。

　　眼前的陈顺通虽毕恭毕敬，但绝不献媚讨好，尤其是他对航运的熟识和热情让求贤似渴的张静江大喜过望，这正是他需要的可用之才。没有任何犹豫，张静江立即任命陈顺通为国民航业公司副经理。1926年8月12日出版的《申报》，在刊登陈顺通上任的消息时，除了强调其曾担任外国轮船公司的华籍经理，具有丰富的航运经验，还评称他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任此职，肯定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像的利益。

　　实际上，陈顺通此时投奔张静江，并非因为对北伐这样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有特别深刻的认识，这个来自宁波乡下的年轻人既无科举功名，也无显赫豪门可以依靠，他所拥有的最大资本就是十几年来所累积的航运经验和一腔热情，而其最为现实的出发点只是想在眼下这个远称不上是平稳的世界，在他所熟悉的领域里伸展一下自己的拳脚，争得一片像样的天地，光耀祖宗，光耀家族，特别是报效母亲，这才是他魂牵梦萦的人生构想。

　　说到母亲，在陈顺通的一生中，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结。任何时候只要想到母亲，陈顺通眼前总会跳入一个他不堪面对的情景，在呼啸的西北风中，母亲拎着竹篮、端着木盆，蹲在村口的河埠头淘米洗菜，寒风如刀一般把人的脸刮得生疼，母亲手里的捣衣棒举得格外吃力，两只胳膊浸在刺骨的河水中，冻得如水萝卜一般青肿，一种撕裂般的疼痛因此在陈顺通的心里产生，他发誓要出人头地，不让母亲吃这般苦。在上海立足初稳，他就急急将母亲从冠英庄接来与自己同住，之后，他又特意回乡，选定一块最好的地，花费数千银元修建起一座两层洋楼“大墙门”，作为父母今后归根的住处。

　　在北伐战事最紧张的关头，刚到而立之年的陈顺通走马上任了。在上海至广东的海上航道，他指挥着国民航运公司的船队，日夜兼程，乘风破浪，为革命军运输着兵员和粮草军火。

　　陈顺通虽头戴花翎，却并不习惯以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官僚身份处理国民航运公司的事务，作为航运好手，他更擅长的是按照业内的规矩，把自己的经验和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让公司这条大船高效、精准地运转，就像一组咬合得很精密的机械，不允许有任何可能让运转异常的因素出现。

　　那一年，国民航运公司的一艘海运货船在行驶到广东与福建附近海面时，发生了一起碰撞事故，损失惨重。对方是一艘日本货船，按照公司船员的说法，碰撞是由于日本货船错误驶入航道引起的，责任在对方。但日方对此并不认同，甚至连基本事实都懒得弄清，就直接拒绝了国民航运公司提出的协商解决此事的要求。

　　案子报到了张静江那里，如何处理成了一桩令人头疼的难事。甲午海战之后几十年间，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每次有各类纠纷和摩擦发生，中方基本处于被动。国民航运公司虽背靠正在崛起的南方政府，但以日本公司一向的强悍，难以想像会在这种本来就难以说清的事上低头。

　　张静江让人将刚刚随船队回到上海的陈顺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三言两语交待完事情后，随手递给他一张6万元的银票，张静江告诉陈顺通，这是处理事故所需的费用，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可随便开支。

　　陈顺通带着两个随员来到广州，在仔细询问了几个船员进行了解后，他已在心里勾勤出此次事故的一个大致轮廓。但陈顺通还需要拿到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找到当年在日本船公司当买办时结识的日本同行，由对方引见，陈顺通登上了那艘肇事的日本货轮，在船长室，他成功地查看到了对方的航海日志，其中对事故发生那天的详细记载，成了解决此案最为重要的证据。

　　半个月后，陈顺通向张静江提交了一份日方货轮肇事的详细调查结论，调查报告里，夹着那张6万元的银票。

　　可以想见，此时的张静江心里是如何的一种畅快，他一定为自己当初的眼光感到自豪。面前这个来自宁波乡下的年轻人没有辜负自己的赏识，你只需交给他一支扛杆，他就可以撬动一块巨石，这样潜能满溢的人正是自己所欣赏的。

　　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曾留下不少关于幸运和赏识的故事，它们有着如出一辙的构架，因为获得了幸运的赏识，有人的命运被改变，甚至因此成为历史洪流中特别闪耀的一朵浪花。然而，因被赏识而致的命运改变，除了幸运，被赏识者是需要一种潜能的，否则，赏识就很难转为一种现实的机遇，最多只能给幸运者带来财富的闪亮，而不会给历史增添色彩。

　　(五)

　　北伐之火在燃烧了两年后胜局已定，张静江却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心生隙龃。经历过宦海波涛的张静江，已无心于权力之争，逐渐淡出了国民党的核心圈。似乎是要给这位急流勇退的党国元老作些补偿，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这个听起来名头不小的机构其实是一个空壳子，只是在成立之时，一次性获得了国民政府的10万元拨款。一年后，张静江又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这是他在一年多时间里，第二次担任此职。

　　坐在省长办公室宽大的座座椅上，张静江想起了孙中山亲自留给他的“实业救国”遗训，这位昔日的商场巨子决定重回自己的实业之道。在他眼里，浙江省长这顶帽子已不足道，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既然官场这条船已经搁浅，那么，把曾经的利碌功名忘却，让自己的脚再踏回自己熟悉的坚土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张静江主意已定，立即着手组建自己的团队，陈顺通令受招商局上海分局副局长的新职。

　　由晚清重臣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招商局，称得上是近代中国企图以实业振兴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亦官亦商的机构，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在与洋商争利时曾经不可思议地打了好几次漂亮的胜仗。只是，此时的招商局虽然仍看着花哨且喧嚣，却早已失却了昔日的荣耀，尤其是在张静江特别看重的内河航运上更是积重已久，各运输公司间内耗严重，人浮于事，章制松懈，船员私带乘客、货物等损公肥私现象层出不穷，竟导致内河招商局亏损严重。

　　在张静江看来，复兴招商局的先手之举应从整饬内河航运开始。浙江乃中国经济和商业重镇，始自杭州的大运河，一向来为中国南北运输之动脉，失却了大运河的脉动，整个中国都将成干枯之身。民国年后，铁路兴起，但内河航运仍为国内运输主体，一日不可或缺。浙江省建设厅内河招商局肩负江浙地区全部内河航运业务之重任，地位特殊，对于江浙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之意义。

　　张静江再次想到自己所器重的陈顺通，给了他浙江省建设厅内河招商局局长的任命。

　　陈顺通的这个新职被看作招商局整饬内河航运的一个信号，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申报》上，相关报道称，“浙江省航政局特委沪航界专才陈顺通将总理招商局全部内河轮船”，各界期待张静江的这位得力干将能够雷霆出击，尽快恢复内河航运之昔日辉煌。

　　在杭州武林门外的码头坐上招商局的官船，陈顺通第一次沿着运河进行考察。放眼远望，在长天秋水之间，这条婉延于江南平原的古老水道，带着这座江南古城的妩媚和精致一路向北，以或温软或粗旷的姿态诉说着曾经的人间沧桑和昔日风采。

　　迎着两岸的旖旎风光，仿佛能看到昔日的波光帆影。当年，父亲和几个相熟的船老板组成疍船船队，从宁波城的三江口出发，顺着浙东运河向西，进入这条古运河。在一路畅通地走完江南水道后，父亲和船队驾驶着疍船，终于来到了帆樯云集的瓜洲渡口，他们会在这里作短暂的靠泊和休整。对于在运河上飘泊的船只来说，这个曾令无数迁客骚人思绪万千的古老渡口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诗意的存在，它的辉煌早已在流逝的岁月中暗淡，在幽深的江底沉没，唯有无语的江流和浩茫的空寂存留于此。

　　喝过岸上客店的甜酒，听罢抱琴女子婉约柔声的吴歌，父亲和船队将继续向前，进入浊浪翻滚、波涛接天的长江，进入更加险峻的航程。

　　追寻着父亲当年在运河鼓帆疾行的身影，陈顺通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和通透之感，这难道是父亲给予自己的特殊力量?

　　结束了江浙运河段的考察，陈顺通信心百倍。倚仗着张静江这面大旗，又获得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的鼎力相助，陈顺通长袖善舞，持剑而行，出台了多项规制，以扼制贪污腐败，提升效力。不到一年，内河招商局即扭亏为盈。

　　陈顺通这一连串沉稳有力、痛快淋漓的出击，让张静江格外兴奋，甚至因此生出新的希望。内河航运要彻底复兴，要变得比往昔更加强壮，就需要控制更多的资源和财力，而要实现此目标，必须改变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收回分散的内河航运权，使其纳入行政的势力。在这样一种宏大目标的鼓舞下，张静江开始设想一种更具渗透力、也更具杀伤力的变革，这位在昔日商场如鱼得水、搏杀自如的巨子，要把自己的意志变为看得见的现实。

　　谁都没有察觉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直到一个惊人的变故突然发生。当陈顺通最有力的支持者赵铁桥被人暗杀的消息传出时，他一种被万钧之雷击倒之感。显然，赵铁桥、陈顺通领旨实施的变革，已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以如此的血腥作出报复和回击。

　　朦胧之中再看世界，唯有混沌。痛失盟友的陈顺通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中，随时可能被来自暗处的未知力量吞噬。

　　秋色正浓，运河两岸柳黄霜白，清冽的长空传来凄清悠长的雁鸣，惆怅和孤独一瞬间袭上心头。静默的陈顺通终于让自己静下了心，他必须仔细辨别和判断风向，重新寻找前行之路。

　　陈顺通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般的决定，从招商局辞任，创建自己的实业。不用怀疑，陈顺通的创业梦想肯定早已有之，他不知多少次在心里构想过这张愿景胜图。主意既定，就不再有退却之路，唯一难处理的是如何向恩公张静江开口。

　　自从在甬沪客轮上遇见张先生，转眼五年过去。张先生的提携虽然并没有给他带来锦花般的功名，却让他真正看到了自己被隐埋于深处的潜能，正值当年的陈顺通确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本钱重新豪赌一次。

　　陈顺通鼓足勇气向张静江提交了辞职，又将自己准备成立航运公司的打算如实相告。说罢，他垂立在侧准备等待恩公的如雷叱责。

　　出乎陈顺通的意料，张静江十分平静，似乎早有所料。这样一个干练的人，刚过而立之年，就像隐身于山林深处的王者，早晚要虎啸而出，去抢占一片天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这个年轻人要做的航运正是他最为看重的。这个国家有的是官僚吏人，所缺乃实业之才。

　　双方短暂的沉默让陈顺通尴尬，他正欲托辞告退，张静江伸手将其拦住：“顺通，你跟我做事快五年了吧?”

　　陈顺通点了点头，他没有勇气正眼面对恩师。

　　张静江微笑道：“招商局眼下的残局，非你我可以挽回，你来相辞我当然不舍，但年轻人总归要自闯天下，这是好事，我不会拦阻。”

　　陈顺通感到脸上有汗珠正在渗出：“是恩公的提携才使顺通有了今天，顺通对此绝不敢忘记。”

　　张静江大笑：“你言重了，说不定今后有一天我还要依仗于你呢。你我相识称得上福分，你出去创业，本人无以相助，如果你不嫌弃，我准备将自己那艘‘东丰轮’相赠，这是你几年追随应得的回报。”

　　陈顺通心头涌起一阵热，：“恩公如此厚爱，顺通无以回报，怎敢领受呀?”

　　从张公馆出来，陈顺通直奔回家，把此事告知父亲。父子商量后得出一致结论，“东丰轮”至少价值一二十万银元，称得上一笔巨款，张静江这份礼太过厚重，绝不能贸然收下。

　　陈顺通返回张府，委婉表达了谢绝之意。张静江沉吟片刻，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以半价将“东丰轮”卖与陈顺通，船款两年内付清。

　　张静江表示，这是其最后的决定，希望陈顺通切勿再作推辞。陈顺通的眼眶湿润了，含泪答应下来。

　　(六)

　　上海四川中路110号，普益大楼所在地。这幢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和著名旅游景点的8层西式洋楼，由著名的英国德和洋行设计，美国普益地产投资兴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普益大楼落成后，即成有实力的航运公司的驻地。

　　1930年底，中威轮船公司在上海滩问世，春风得意的当家人陈顺通选定普益大楼二楼作为公司办公地。

　　以中威作为公司名，称得上是陈顺通的深思熟虑。中威乃中国威海之意，这座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小城，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发源地。甲午海战失败后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并设立行政长官署，从此，威海沦为英国殖民地。1930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将威海收回时，恰逢陈顺通的轮船公司开张之际。以中威名之，加上公司同时推出的上海到威海的海运航线，显示了陈顺通的万丈豪情和蓬勃雄心。

　　已归至陈顺通名下的“东丰轮”需要一个新的名字，陈顺通略作思考，就想到了“太平”这两个字。将这艘1898年诞生的老旧轮船改名为“太平”号，就像对中威公司的命名，也是有一番深意的。中威公司成立前夕，陈顺通即从霞飞路尚贤坊7号、17号迁出，搬到了位于英租界的忆定盘路(现江苏路)273号，这是这位势头正猛的航运业才子在八年间的第二次迁居。从当初太平里狭小平房迁至霞飞路的石库门住宅，再迁到这处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一帆风顺的陈顺通想以此寄托愿望，中威的远大航程将从此平安开启。遥想当年，父亲给自己起名顺通，不也是相同的意思吗?自己与父亲的心真的完全相通呀。要在风云难测的江海搏击，必须时时立于船头远眺，才能躲避随时可能袭来的各种凶险，顺利通达，平安吉祥，没有比这更吉利的名字了。

　　中威轮船公司诞生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其时，民国的“黄金十年”正进入盛期，西方列强忙于争斗，给了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空间，海陆航运业更是一马当先，突飞猛进。借此东风，陈顺通在上海滩得心应手，中威轮船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中威成立后的次年5月，陈顺通以30万元的价格向一家外国航运公司购得“乌苏拉立克茂斯”(Ursula Rickmers)轮，这艘钢质海轮1911年由德国建造，虽然船齡超过20年，但设施完善，动力强劲，6725吨的超大吨位更让其在上海航运界有鹤立之感。在买下“乌苏拉立克茂斯”号后，陈顺通将其改名为“顺丰”号。

　　几乎在同时，陈顺通在虹口公平路码头附近租下一处房子，开办了中威机器厂，聘请夫人戴芸香的一个远房亲戚经营。机器厂的创建，不只意味着每年可以省下一大笔船舶的维修和养护费用，更是中威实力的另类显示。在上海航运界，看一家航运公司实力如何，重要检验标志就是看公司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修船厂。中威机器厂的设立，对陈顺通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举，这个精明务实的航运人，正在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扩展和打造着自己的航运世界。

　　崭露头角的中威需要一次更加精艳的亮相来证明自己正在不断提升的实力，两年之后，它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自30年代初开始，正在工业化道路上狂奔的苏联政府多次向民国政府建议，两国应互派商船开辟海运航线。1933年5月，两国正式宣布开启海上航运线。不久，苏联的远洋货轮载着工业物品第一次来到了上海。

　　作为回应，中国需要派出一艘轮船远航苏联，民国外交部和交通部经过一番考察，最终选定中威轮船公司的“顺丰轮”担当到海参葳的首旅。

　　陈顺通开始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远航精心准备，他选定了10个有经验的船员，又聘请了一个挪威籍船长执掌这次远航。当时的苏联，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遥远的所在，更是一个陌生甚至奇异的国度。陈顺通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几次召集船员训示，到了对方的地盘，必须守对方的规矩。

　　一切准备妥当，陈顺通邀请航运界同仁和沪上各大报馆记者登轮参观。6月2日，是“顺丰轮”的启航之日，《申报》报道称：“中威轮船公司主人陈顺通君，近以新轮‘顺丰号’最合航行外海线。藉此中俄通商之始，决将该轮开行于中俄线，装载往来商货，第一班试航海参葳。决定今日由沪出口，其航路取旅顺、日本而至葳埠。”

　　当天，陈顺通带着家人来到华顺码头，给这样一次可以写进中国海运史的远航送行。在夫人戴芸香的指挥下，两个船员小心翼翼地将一对景泰蓝花瓶抬进船舱，这是经过戴芸香精心挑选后确定赠予对方的礼物。

　　1933年夏天“顺丰轮”远航苏联，被视作中威轮船公司在上海航运界立足和发力的一个象征，陈顺通的名字，连同其名下的“太平轮”和“顺丰轮”，成为中威的金字招牌。

　　实际上，这年的早些时候，陈顺通还经历过另外一件给中威和他的声誉加分的事件。这年的2月9日中午，装载了3100吨精煤的“太平轮”正准备进入黄浦江，在董家渡江面与突然出现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宁波轮”发生碰撞。失控的“宁波轮”在偏离了方向后，将附近的一艘小型民航船撞沉，接着，又撞翻了19艘沙船和小舢板。在这起不幸的海上事故中，共有29人落水，25人溺亡。

　　“太平轮”与“宁波轮”的灾难性碰撞，成为上海滩各大报纸追逐的重点，随即，一个现实的问题摆上了桌面，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何抚恤遇难者?

　　在以往的类似案件中，双方为解决纷争可能扯上多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相应的赔付标准上，千方百计减少赔偿数额更是不二之选。没有人会认为，“太平轮”与“宁波轮”之间的这起海难事故，会超出这样一种陈旧的套路，但出乎所有人的料想，陈顺通公开向公众作出表示，中威公司愿按照最高赔付标准对遇难者予以偿付。此案的最终审理是在一年后作出的，英商所属的太古轮船公司被认定为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那年圣诞前夕，太古公司的英籍老板马勒派人给陈顺通送去一张请贴，邀其出席庆贺新年的家宴。显然，在这个英国同行眼里，中威公司老板陈顺通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交结的朋友。

　　“太平”和“顺丰”的名字似乎在不断给陈顺通带来好运，中威公司一路高歌猛进。1934年秋天，陈顺通以20多万元的价格向澳大利亚一家船运公司收购了5050吨的 “库令加”号。陈顺通显然对“太平”两字情有独钟，他将这艘钢质江海货轮改名为“新太平”号。

　　到了年底，陈顺通获悉一个消息，英印轮船公司准备出售其名下的“华拉(Warla)”号货轮，“华拉轮”3360吨，1918年由加拿大一家船舶公司建造，船龄仅16年，对方开价2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陈顺通有心买下，但一时拿不出如此一笔巨款，只得叹息准备放弃。夫人戴芸香获悉丈夫心思，拿出自己积攒的十多万元私房钱，帮助丈夫买下此轮。有感于夫人之大义，陈顺通以“源长”两字作为该轮的名字，寓意其夫妻之情源远流长。对于夫人戴芸香来说，她的这个举动足以让自己在夫家争得无限脸面，几十年后，年迈的戴芸香在向儿孙们回忆自己当年的风光时，总会满脸自豪地说起这件旧事：“源长轮”的一多半是我买下的。

　　现在，我们似乎能看到功成名就的陈顺通是如何春风得意、威风八面地站在了上海航运业的高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上海有大小航运企业上百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仅有一两条小吨位机船的小公司，一些航运公司甚至靠临时性租船维持经营。相比之下，中威公司拥有的这四艘大型货轮，总吨位居各大轮船公司前列，中威已跻身于国内最大的四大船运公司，中威的资本已从成立之初的30万银元增至100多万银元。

　　1934年底，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代表会召开，陈顺通被同行们公推为十一人执行委员之一，他的宁波老乡，有“上海滩闻人”之称的商业巨子虞洽卿被推举为公会主席。在这个著名的航运业同仁组织里，有一批当时中国最具名望的实业家，如陆伯鸿、沈仲毅、杜月笙等。

　　放眼上海滩这个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十里洋场，有多少人曾为实现自己的实业梦想奋力相搏，但真正成功的实属凤毛麟角。陈顺通确实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当年，一个13岁的乡下少年，从不为人知的偏僻山村来到群雄纷争的上海滩，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让自己拥有了一家实力超群的轮船公司，试问，又有谁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走完这样一段令人不可思议的路程?

　　(七)

　　普益大楼三楼，是一家名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专门经营煤碳和海上运输的日本公司。它从山西大同购入优质煤碳，然后在秦皇岛码头装船下海运至日本。或为显示其经营特色，这家日本公司干脆用大同做了自己的名号。让人稍感奇怪的是，这家看起来实力非凡的外国海运公司，其名下竟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货船，平时完全靠租船经营煤碳海运业务。

　　陈顺通购入“顺丰轮”和“新太平轮”之后两年间，大同曾多次向他提出要租赁这两艘远洋海轮。大同开出的价码很有诱惑力，如果图省事，顺水推舟做一个甩手船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况且，船舶租赁本来就是航运业内的一个常规生意，但大同每次提出租船请求，都被心气甚高的陈顺通断然拒绝。

　　两家驻扎在同一幢楼，只隔着一个楼层的同行公司，似乎正在互相较劲。他们一家是风华正茂的中国海运业骄子，胸怀实业兴国之理想，另一家是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机器，犹如一条正虎视眈眈的鬣狗，正在时刻觊觎和选择伏击的对象，在这样的两个对手之间注定要发生极不寻常的故事。

　　转眼来到1936年的夏季，江南的梅雨淅沥不断，令人难耐，上海滩依然歌舞升平、灯红酒绿。6月16日，普益大楼突然传出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一直拒绝将海运货轮出租给大同公司的陈顺通，与对方签订了一份船舶租赁协议，中威公司以整船包租的方式将“顺丰轮”租给大同，双方约定的租期为一年。

　　九月的上海仍然被暑热笼罩，梧桐树叶在骄阳下也变得有点软蔫。心里正烦闷的陈顺通接到丧报，父亲陈忠廷在老家去世。

　　陈顺通突然感觉自己走进了一段暗黑的小巷，心里除了悲伤似乎还有一种不安。但身为中威公司老板，他必须维系自己在上海滩和航运界的影响，陈顺通打起精神，派人把恩公张静江，国民党大佬蒋介石、林森，以及虞洽卿、秦润卿等商界巨子和众好友送来的哀词、挽联制作成讣闻，送到报馆发布，告示天下。接着，他匆匆赶回冠英庄，为父亲操办丧事。直到今天，疍船老板陈忠廷当年的隆重丧事仍被冠英庄的乡邻提及，从“大墙门”二楼开始，沿着巷子一直到村口这足足四五十米路，铺满了用精细的绸缎制成的黑纱。

　　给父亲办完“五七”，陈顺通又与大同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将“新太平轮”出租给对方，租期一年。双方仍然采用与“顺丰轮”相同的整船包租方式，大同在协议中的承诺，“新太平轮”将作为不定期货运船班行驶于中日两国之间。

　　中威与大同先后签订的轮船租赁协议，由陈顺通的多年朋友，著名律师魏文翰博士及其兄弟起草。魏文翰192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亚洲地区屈指可数的海商法和海损理算专家。这两份英文合同，用词严谨、规范，滴水不漏，成为后来陈氏家族向日方索赔最为关键的基础性证据。

　　一向强硬的中威为何突然同意将两艘海轮租给大同公司?唯一的答案是，此时的陈顺通正面临着两个巨大压力，首先，由于欧洲列强间的矛盾和摩擦日甚，全球海运业的不景气开始影响中国航运市场，中威海运业务正在迅速缩减，而日本航运企业凭借迅速崛起的国家力量，借机打压中国同行。其次，陈顺通遭遇了一个更加现实的困难：大约在一年前，他贷款获得一笔资金，在寸土寸金的法租界福履里路(现建国西路)购入一块地皮，按照陈顺通的设想，要在两年时间里建成七栋别墅，为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和自己各留一栋。由于海运业务的萎缩，这项工程无以为继，更要命的是，福履里路的地块在不断吞噬他既有的财富。

　　几十年后，有人把陈顺通将“顺丰轮”“新太平轮”出租给日本公司，视作一种情怀缺失的短视，平心而论，这实在是对他的苛责。毕竟，陈顺通不是政治家，更非预言家，作为一个商人，陈顺通再怎么精明能干，也无法判断如此复杂的形势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面对突然而至的风暴，驱使他作出某个具体行动的只能是现实的利益，如何才能在风声鹤唳中让中威延续下去，是他当时唯一能够作出的选择。

　　但陈顺通在窘迫和无奈中作出的这个选择，将要成为其一生的痛。

　　(八)

　　透过二楼办公室的窗口，在法国梧桐稀疏的枝叶间，斑驳的秋日残阳正在抖动，从不远处的黄浦江方向飘过来的江腥味咸涩难闻，翻腾的江水也变得格外凶险和冷酷。

　　站立已久的陈顺通转过身，在黑色的皮转椅上颓然坐下，一种从未有过的力不从心，让中威公司的这位掌门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

　　在席卷而至的衰败面前，整个普益大楼陷于无可奈何的沉重气氛中，不断有航运公司从大楼撤离的消息传出。

　　中威的繁华和激情还在眼前，怎可能在一夜间消散?这是陈顺通不愿接受的现实，或许，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吧?

　　然而，陈顺通和普益大楼里的航运老板未能迎来他们所期待的转机，更未见昔日那种百轮齐鸣、千帆同升的盛况，相反，时局发生了比最悲观的人所预料的还要糟糕的变故，震惊世界的抗战爆发了。

　　8月12日深夜，停泊于浦东码头的“洛阳丸”等6艘日籍轮船被中国军队扣押。几天后，士气高昂的中国士兵又将“洛阳丸”等船舶凿沉于黄浦江，以此封锁这条重要的水上通道。

　　日军的疯狂报复立即全面展开，按照日本海军部下达的命令，所有停泊于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的“纯支那汽船”都被扣留，无一幸免。

　　8月22日，出租给大同公司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分别在日本大阪、八幡被日军扣押。此时，距中威与大同签订的协议所规定的租赁到期日已不到一个月。

　　落入日本军界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必定命运多舛难以预料。随着战事的扩张，“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立即被日本军方移交给主管通信和交通事务的递信省，递信省则以定期租赁的方式将“顺丰轮”和“新太平轮”交还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经营，用于运输各类战争物资。此时的日本，整个航运业已完全被纳入庞大的国家战争机器之中。

　　10月21日，从北海道装运了煤炭返程的“新太平轮”， 在伊豆大岛北岸的冈田灯塔附近的海岸遭遇了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船员虽奋力抢救，仍未能避免触礁沉没的厄运。

　　此时，“顺丰轮”正行驶在中国长江流域与日本本土之间，它已被改名为“顺丰丸”，听起来完全是一艘正宗的日本轮船，显然，大同已将其视作了自己的财产。日军把从安徽马鞍山铁矿区抢夺来的铁砂等战略物资，通过“顺丰轮”运送到到在日本沿海的大型钢铁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顺丰轮”被日本陆军直接控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方运输船。1944年12月25日，“顺丰轮”满载着日本陆军部队士兵，从新加坡出发前往婆罗州。次日凌晨1点39分，在婆罗州西岸外海30海里处，正在附近海底潜伏的美军潜艇“颊纹鼻鱼”号，成功地捕捉到“顺丰轮”的踪迹，精准地向它发射了一枚威力巨大的鱼雷，不到十分钟，这艘6725吨的超级海轮连同几百名天皇士兵一起沉没于太平洋底。

　　直到在战争结束，“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被租借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切才逐渐为人所知。实际上，“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的主人在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签完合同，把它们交给对方后，就失去了有关它们的任何信息。

　　“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堪称当年中国航运业发展的一个见证。因为偶然的机遇，它们在中国的航运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惊艳亮相，但随即又如弱小的飞虫一般湮灭于无声，它们以如此屈辱的一种方式终局，为其多舛的命运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戏剧色彩。只是，“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主人没有想到，它们的沉没，却是今后发生的更为精彩和曲折故事所设下的一个伏笔。

　　(九)

　　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民国政府，准备实施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阻止日本海军从长江水路发起进攻，确保政府在短时间内牵都西南，同时将中国重要的企业从沿海转移。

　　其实，提“封锁”两字，对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来说实在有点词不达意。战事刚开始，弱小的中国海军即遭到重创，仅有的几艘老旧军舰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因此，想直接以军事之力封锁江海口更显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德国顾问团提出了一个符合现实的方案：从全国征召大吨位轮船，将它们沉没并阻塞主要的江海船道。

　　封断长江航道的工程必须抢在日军尚未向长江流域发起攻击之前完成，为此，民国政府立即向全国下达了船舶征召令。

　　长江航道水流湍急，且深达几十米，因此，用于自沉的船只必须是大吨位的轮船，根据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版《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轮船3755艘，总吨位62万吨，平均吨位仅165吨。

　　两天后，陈顺通接到通知，中威轮船公司3550吨的“太平轮”、3360吨“源长轮”被列入紧急征用范围。

　　拿着盖有民国政府鲜红大印的征用证，陈顺通几乎说不出话来。张着锦帆，一路驶向天际的通达和畅快从此只能成为梦想?由于战争爆发，租借出去的“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杳无音讯，剩下的“源长轮”和“太平轮”是他仅有的船只。陈顺通一直坚信，战事终有一天会结束，而一旦天下太平，航运业重启，“源长轮”和“太平轮”便是中威复兴的希望所在。但现在，政府发出的征召令让他感觉自己的期待模糊不清了。短短一年多时间，这四艘轮船竟全部脱离自己的掌控，这样的变故实在过于残酷。或许，这才是上天给自己和中威定下的命运，一向自信的陈顺通似乎突然领悟了“命运”两字的沉重和含义，自己原来是如此渺小，犹如一只蚂蚁，怎能抵挡一座大山在瞬间的倒塌?

　　1937年8月12日，著名的淞沪会战打响前一天，在险峻的江阴水面，中外军事史上罕见的一幕上演了。

　　上午8时，在国军的“平海号”轻型巡洋舰引导下，“通济”号练习舰、“自强”号轻巡洋舰、“武胜”号测量艇等12艘建于清代的老旧舰艇，艰难地喘着向江心驶去。水天一色，江风如涛，在“平海号”甲板上，一名穿戴整齐的国军指挥官主持升旗典礼。呜咽的军号声中，官兵向舰艇行礼作最后告别。在确定各舰的位置之后，岸上指挥部下达沉船命令，各舰只的水底门同时打开，江水从船底涌进，舰艇开始缓缓下沉。此后，中威公司的“源长轮”，以及“广利轮”“公平轮”货轮，“沙市号”趸船等共20艘民用商船相继上场，自沉于江心。

　　在长江航道的凿船自沉共进行了近半个月。除了在险要的江阴航道，民国政府征用的众多大型民船、商船，还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水面，以悲壮的自沉为自己唱响了最后的挽歌。据中国军方统计，仅在江阴要塞航道，自沉的各类旧军舰、大型商轮就达43艘，小型商船和盐船185艘。

　　72年过后，民国政府当年所出具的“源长轮”征用证，现身于江苏南京图书馆的抗战图片展览，这张记录了曾经的悲壮历史的泛黄纸片，让“源长轮”主人陈顺通的后代感慨万千。

　　(十)

　　这是一个苦涩又略带荒诞的现实：因为失去对“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的掌控，陈顺通把中威复兴的希望寄于“太平轮”、和“源长轮”，然而，转眼之间，它们突然在眼前消失，就像一个熟识的人突遭不测，甚至来不及与其说声道别。此时，原本只存在于念想中的“顺丰轮”轮和“新太平轮”，却变成一种似乎可以寄托的期待，重新进入他的生活。

　　当陈顺通偶然从日租界附近经过，看到荷枪实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在风中飘舞的太阳旗，内心都会升起难以言说的悔恨和惆怅。“顺丰轮”和“新太平轮”见证着他的一生奋斗，当年“顺丰轮”成功远航苏联，给中威公司带来多少荣耀，又引来同行多少艳羡的眼光。如今，它们却音讯全无，踪影难觅，而更让他心痛的是，“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竟落到了日本人手中，而自己和整个国家眼下正在经历的灾难，皆因日本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引发，如此巨大的落差，犹如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块石头。

　　战争快速地消耗着陈顺通积累的财富，入不敷出的陈顺通先是忍痛将福履里路的那块地皮低价出手，接着，又悄悄地从从忆定盘路的花园别墅搬出，迁至法租界福熙路(现延安中路段)913弄21号。屈指算来，入住忆定盘路至今总共才七年时间，真的有一种物是人非、恍如隔世之感。

　　“淞沪会战”的枪炮声，让中威公司老板感到至暗时刻已经来临，他原有的期盼正一点一点地熄灭。说到底，自己终究是一介平民，如此乱世之中，昔日的声和名就不用想了，让一家人可以平安生活下去，这才是眼前的根本所在。想到“平安”两字，陈顺通不禁苦笑，自己煞费苦心给“太平轮”“新太平轮”起名，还有当年父亲给自己取名顺通，如此一番用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如此暗淡和无力，家破国亡之际，何处才有太平、顺通之地?

　　“淞沪会战”的枪声终于平息了，急于恢复上海滩秩序的日军着手物色各路傀儡，以上海之大，每个重要位置上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管理者，这其中的首席之位非上海市长莫属，而能坐这把椅子的一定得是可以压得住阵的人。日军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虞洽卿，他们以“合作”之名，邀请当年的上海滩闻人出任此职。虞洽卿是何等精明之人，如此简单的利益和曲折焉能分辨不清，他以有病在身、无力领受谢绝。

　　读罢《申报》上的这条消息，陈顺通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还好，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和宁波老乡在关键时刻脑子清醒，没有做糊涂事。人生在世，变幻无常，但无论怎么艰难和无奈，也不可失了气节，更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呀。

　　陈顺通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要经历与虞洽卿一样的遭遇。几天之后，原本冷清的石库门寓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日伪派出的说客登门拜访，“力邀”陈顺通出面执掌上海滩的航运业。仔细想想，确实找不出比陈顺通更为合适的人选了。早在战前，他就与日本航运界有比较频繁的往来，年轻时当过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又能说日语，加上其在业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样一种背景，找遍上海滩也难有第二人。说客向陈顺通转告了日方的一个承诺，只要他肯出面，就可联系日本国内，帮他找回“顺丰轮”和“新太平轮”。

　　陈顺通闭上眼睛，不为所动。这些年来，在上海滩这个大码头陈顺通玩得潇洒自如，整个家族和众乡亲因此脸上有光，如果此时自己低头与日伪合作，无异自找屈辱，毁了自己一生英名不说，更会置整个家族于不义，让众乡亲蒙羞。

　　挥手将说客送出门，陈顺通返身对夫人叹息道：“今后，如果哪天我出门不归，你也不用满大街乱找，一定是因为不肯为日本人做事遭了不测。”

　　蜗居在福熙路的陈顺通，终究无法放下对“顺丰号”和“新太平号”的牵挂，心被撕裂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陈顺通决定去日本寻找“顺丰号”和“新太平号”的下落。兵荒马乱的时候，跑到敌对国去寻找没有一点线索的轮船，这实在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但陈顺通主意已定，任何人的劝说都难以让他回头。1939年春天，在绵绵的细雨中，陈顺通顶着巨大压力和风险，乘坐由日租界出发的定期客轮来到了东京。他手里唯一可以用的一张牌是自己曾为日清汽船会社的雇员，利用这个身份，陈顺通向日本船运界的旧识打听“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下落，之后又跑到递信省查阅，但没有一个人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信息，向他租船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似乎也在人间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

　　一年之后的某一天，失联已久的大同公司突然给中威发来一封照会，心灰意冷的陈顺通欣喜不已。照会上只有聊聊几个字，大意是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定期将“顺丰号”和“新太平号”的租金交付给递信省，但对两条轮船现在究竟在何处只字未提，更没透露“新太平”轮实际上已经沉没。大同的这份照会更像是给陈顺通的一个告示，如果他想索要两轮的租金，应该向递信省追讨。

　　陈顺通悲愤难遏，两国交战，自己连“顺丰轮”“新太平轮”的下落都不知道，又如何向日本递信省讨要租金?大同毫无疑问是在推责呀，这天下还有比这更加无耻和荒诞的借口吗?平息下来后，陈顺通又细细将照会重读了几遍，最终竟读出了一丝自感安慰的信息：既然大同说可以追讨租金，是否说明“顺丰轮”和“新太平轮”仍在世上呢?

　　(十一)

　　远远望去，靠泊在招宝山镇海码头“太平轮”犹如一座灰褐色的小山，在白色阳光的照耀下，高高的船首威武地耸起，两支高达20多米的桅杆分别树立在前舱和后舱部位，笔直地向上升展，似乎要将云天刺破。“太平轮”中央，长方形的黑色烟囱像欧美男子出门时戴的绅士帽，给它平添了一丝庄重和威严。

　　“太平轮”在镇海口已整整坚守了一年半，它一直在等待一个特殊的命令。有许多次，在接响低沉的汽笛响之后，“太平轮”吃力地离开码头，向镇海口航道驶去，去完成它最后的使命。但每次，“太平轮”的船长总会接到返航的指令，随即，它会在江中调转庞大的身体，重新返回港口。“太平轮”不断出港和返回的重复，成了当地人了解和判断局势的一个风向标。

　　镇海口是甬江的末段，由此向前便是浩瀚的东海海面。镇海口历来皆为军事要地，明代以降，这里曾多次发生抗倭、抗英、抗法的战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85年的中法镇海之战。是年2月28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大小军舰十多艘围住招宝山外海口，持续十多天向镇海口和小港炮台发起猛攻。驻守将士和水陆诸兵英勇抗击，与入侵法军进行了长达103天的搏杀，终于获得胜利，法国远东舰队被迫签署和约后驶离。

　　镇海口扼守咽喉的重要价值，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减。抗战爆发，其战略位置越发突出，随着中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和长江航道的封锁，镇海口成了重要的海上对外通道，大量重要战略物资通过在英法控制的上海租界下船，经海路运至镇海口，再驳到小船上，然后通过陆路进入浙江内陆的金华等地，转运到各抗战前线。

　　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必定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防止日军舰船进入镇海口，封锁航道成为最终的选择。就像在江阴江面自沉封道的“源长轮”一样，被征召的“太平轮”，也将在这里书写同样悲壮的篇章。

　　待命多时的“太平轮”，吸引了远比“源长轮”更多关注的目光，这是因为， “太平轮”交集着两个不同寻常的因素，这艘为宁波人所有的3550吨江海货轮，从它的诞生地上海滩出发，来到了它主人的故地，回归宁波的大海，就像一个长年在外漂泊的游子，响应神灵在冥冥中对其的召唤，在晚年时的叶落归根。

　　在上海滩，人们对“太平轮”的别样牵挂被记载在一本杂志中：“招宝山下那轮船出入口处，是早已布满了许多障碍物的，‘八一三’后没有多久，新江天轮(行驶在上海与宁波间的客轮)就跟许多轮船一起沉下了，都做了封港的障碍物，很长的木桩———梅花桩插满了沉下轮船和帆船的空隙，整个封锁线铁桶一样，但留着空口，来往沪甬间的轮船，就由我们领港船的引导，驶入了甬江到达宁波。来来往往的轮船，多得像梭鱼一样穿进穿出，货物也在这里得到流通的机会。然而，靠船的码头那面，却始终停泊着一艘庞大的轮船‘太平号’。太平轮早已停在那个码头边了，走来走去的人们，也时常看到它冒出浓黑的乌烟，这条船是准备在必要时再沉下去封港的，然而它已经这么长久的印象留在镇海人眼里。”

　　1939年6月，为登陆镇海作准备的日军，开始了对镇海和宁波城新一轮的轰炸。据《宁波市志》记载，在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里，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共出动了51架次飞机，在镇海和宁波城投下了300余枚炸弹，炸弹爆响时散发的刺鼻硝烟味让镇海口的防卫空前紧张。

　　(十二)

　　在西北风的驱赶下，与东钱湖依偎在一起的山岭早已脱下绿装闪发寒光，打着旋从高处落地的枯叶，给周边涂上了凄凉的黄色。在湖的远处，偶尔有划子船灰暗的影子时隐时现，总算让被寒色锁住的湖水有了一丝灵动和生机。冬日西沉，昏黄的残阳收起最后一丝温暖，似乎在催促漫长寒夜的降临。

　　如果是在夏天，当晨曦从湖边杂乱的树丛中渗透进来，山色与湖水一起被染成黛绿，波光云影下摇曳生姿的芦苇，汇成一片翠绿色的芦丛，此时，有青鱼突然从中跃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后跌回水中，将四周的宁静穿透。接着，野鸭、斑鸠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鸟儿，在明亮的晨光里发出各种好听的声音，光着上身的捕鱼人划动船浆，向湖的深处而去。

　　东方透亮时，在冠英庄村口用青石板搭成的河埠头，进城的航船早已靠泊，宿醉未消的航船老大鼓起腮帮用力吹响海螺，提醒乡人进城。在明媚的春色里，村妇扭着硕健的身子，端着淘米萝、洗衣盆从各家各户走出，她们一边洗涮一边闲聊，用兴奋的眼神将航船送离码头。

　　是的，最不能忘怀的是搭在村口的戏台，农历正月，从宁波城过来的滩簧戏班和从嵊县过来的越剧戏班，敲起一阵紧似一阵的锣声，催促兴奋的村人在这里汇集。穿着好看戏装的伶人，在悠扬清越的曲调下，用缤纷妖娆的身段，向村人们讲述那些善良与邪恶，高贵与卑劣，忠诚与背叛的各种或喜或悲的故事，即使是在大冷天，戏文场仍然升腾着村人如火的热情。

　　在1939年6月的闷热夜晚，镇海口以南20公里外的东钱湖和它边上那个小山村冠英庄，如不竭的山间溪水，正不断涌入陈顺通的梦境，似乎要唤醒其藏于内心深处所有关于家乡的记忆，一起等待“太平轮”最后时刻的到来。

　　6月28日，“太平轮”船长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将“太平轮”沉没的指令，另一封电报由陈顺通自上海发出，“太平轮”的主人要求船长在沉船时务必将船首指向鄞东冠英庄方向。

　　晚上8点，在朦胧的夜色中，“太平轮”发出一声长长的悲鸣，然后抖动了一下庞大的身躯，慢慢离开了招宝山下的镇海港码头。

　　甬江的夜晚如此苍老，江流无语，空气中流动着阵阵燥热，灰色的烟雾从“太平轮”黑色的烟囱冲出，在空中飘散。或许，“太平轮”有点不舍，在开阔的江面，它笨拙地慢慢转着身，终于画完了一个圈，要向自己曾经42年的岁月作最后的告别。

　　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江水从未经历过如此轰轰烈烈的悲壮，它以缠绵、激烈、险峻、妩媚等各种顾盼生姿的汹涌奔腾，与“太平轮”相拥在一起，似乎要默默刻下其伟岸的身影，为它建起一座永远的水上丰碑。

　　“太平轮”的身影终于定格在甬江口的船道上，在刚健的江风下，中华民国的国旗呼呼飘扬，船长紧握船舵，将船首徐徐调整朝向了正南方。汽笛再次拉响，呜咽声消失在天水相连的空寂，江水拍击着“太平轮”的一侧，为它作最后的亲抚。

　　沉船的命令下达，船员将“太平轮”的水底门打开，瞬间，白色的江水哗哗地冲进来，很快就将底舱淹没。接应的小船已在“太平轮”边上等候，即将弃船离开的船长和水手站到甲板上，一阵湿润从船长眼里涌出，他把右手伸到额边，向“太平轮”送上最后的致意。

　　在这样一个暗色的夜间，在千年江风的见证下，42岁的“太平轮”缓缓但坚绝地不断下沉，不断泛滚的江水成了其离别时唱响的不尽哀歌。

　　凌晨时分，“太平轮”的桅杆露出水面，好像一头经过奋勇搏击的巨兽，在悲壮的倒地瞬间，把它最后的一声嘶吼留在了这个世间。

　　(十三)

　　“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当年，伴着飘忽的油灯，白居易用这样的诗句，追忆着其曾经拥用的温馨和感伤，从前所有的过往，无论是流落江湖流离失所的艰难，还是高居庙堂笙歌红袖的晕眩，都成了恍如隔世的虚幻。

　　不知陈顺通是否读过香山居士的这两句诗，但无论怎样，这个曾在上海滩书写了无限风流的宁波人，一定曾默默地坐在福熙路寓所的客厅，听着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在昏暗的白炽灯下梳理那些远去的足痕。东钱湖湿润的晨雾，三江口不息的潮汐，大运河袅娜的水色，黄浦江浩荡的波浪，江阴航道湍急的江流，镇海口如雷的涛声，都幻化融合在一起，朝着他奔涌而来;永远在其眼前闪现的“顺丰轮”“新太平轮”“源长轮”和“太平轮”的清晰影子，正在不断拼接出或艰辛或暢快，或酸楚或辉煌的画卷，在他面前一页一页展开。

　　暮云春树，逝者如斯。当上海街头燃响起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时，陈顺通正近知天命之年，岁月和劳累让这个宁波人变得体弱多病。在秋日的阳光下，他走出家门，来到黄浦江边。这位昔日的上海滩船王，似乎要从眼前的这些艨艟巨轮中，捡拾当年风流遍地的记忆，追寻中威在上海滩复兴的那个期待。

　　陈顺通终于迈出了寻找记忆和期待复兴的第一步。他的老朋友，当年曾起草“顺丰轮”“新太平轮”租赁协议的魏文翰又一次出手，为他拟定了一套向大同公司索赔的方案。直到现在，大同公司都未能归还当年向中威承租的 “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甚至连两轮的准确下落都无法提供。陈顺通提出的索赔请求共两项：一是归还“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或者是同等级、同吨位船舶;二是支付“顺丰轮”和“新太平轮”截止1946年10月15日为止的租金共600万美元。

　　次年2月15日，陈顺通又请魏文翰拟订了一封英文求助函，表达了自己准备向日本索赔，请求获得帮助的意愿。在签上自己的名字后，陈顺通将这封求助函提交给国民政府，请求转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上将。陈顺通深知，这样一起标的额巨大的跨国诉讼，是无法在纷乱中的中国展开的，唯有借助国际正义力量才可能实现。战功卓著的将军在给陈顺通的回信中表示，由于大同实际上已无赔偿能力，中威公司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应另求补救之道。麦克阿瑟的这一表态点燃了陈顺通找回轮船的信心。

　　与此同时，陈顺通的寻船和索赔决心获得了南京政府的积极支持，外交部长王世杰、次长叶公超和刚刚转岗任职中国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相关人员想方设法与日方交涉，协助陈顺通办理“顺丰轮”“新太平轮”归还及支付租金等事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麦克阿瑟的回信和民国外交部当年的努力，为几十年后中威船案的索赔诉讼打下了基础，在中威船案极其冗长、复杂的环链中，它们是其中不可中断，也无法中断的重要一环。

　　1949年11月，马路两边的梧桐叶在初冬的寒风开始飘落，52岁的陈顺通在其寓所病逝。

　　此后65年间，陈顺通的三代后人，以及数以百计的中国各界人士，将合力完成一场中外法律史上所罕见的极其艰巨、复杂的诉讼接力，他们从上海、台北、北京、香港和美国等世界各个地方，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进发。

　　附录：

　　宁波帮后代赢得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首胜

　　日商向法院交纳40亿日元赔偿款

　　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宣布，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于23日向该院交纳了40亿日元(约2.44亿元人民币)的款项，以解决其与中国公民之间的经济赔偿纠纷，该日企同时表示，尊重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至此，这起由著名“宁波帮”人士陈顺通先生后代发起、经历了60多年的跨国诉讼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首次胜利。

　　1930年，原籍鄞县云龙(现鄞州区云龙镇)的陈顺通在上海独资创建了中威轮船公司，购置了“源长轮”、“太平轮”、“顺丰轮”和“新太平轮”4艘轮船，总吨位1.86万吨，34岁的陈顺通成为当时的“中国船王”。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被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合并)向中威公司租借了价值约200万美元的“顺丰号”和“新太平号”。抗战爆发后，两船被日方扣留，后相继沉没。1937年8月12日和1939年6月28日，陈顺通毅然将仅剩的“源长轮”、“太平轮”分别自沉于长江江阴要塞和宁波镇海口，以堵塞航道，阻止日军从水路对中国的进攻，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悲歌。

　　1988年12月30日，陈顺通的孙子陈震、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追索“顺丰号”、“新太平号”的租金及相关经济损失。这起跨国诉讼标的额巨大，案情和法律关系极为复杂，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周期。2007年12月7日，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需支付和赔偿原告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等共计29.16亿日元。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从租约期满至两轮沉没，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属非法占有两艘轮船，应对船舶所有人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的上诉;同年12月23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

　　该案判决生效后，上海海事法院向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执行通知书，并于2014年4月19日依法扣押了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一艘停泊在舟山港的28万吨货轮。

　　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交纳的40亿日元款项，其中29亿日元为法院判定的赔偿标的，11亿日元为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