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忆往事》之六、重伤被俘 身份暴露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1-08 15:55:21

　　战斗仍在继续，身边的战友越打越少，不断有同志倒下，只听有人高喊："南边封死了，往东边冲。"剩余的队伍趟着血路朝东奔去，鬼子很快察觉了我们的意图，机枪迅速封堵了村口。当我刚准备攀跨过围墙时，一串扫射来的机枪子弹一下子击中我右臂腕部，血顿时喷了出来，警卫员李锡儒急忙用毛巾裹住我的伤口。

　　"不要管我，赶紧冲。"我咬牙坚持，但血止不住地冒了出来，估计是伤了动脉，支持不住。警卫员架着我往前走，刚走了没几步，我的左右两臂又被子弹打中，一枚弹片刮在了前胸，我昏迷不醒，已无太多意识，只恍惚记得警卫员背起了我……

　　"部长，您醒醒。"警卫员使劲把我摇醒，我发现自己靠在一葡萄架小石屋墙角边。

　　"我没死?渴，队伍怎么样了?突出去后，把文件藏好，注意隐蔽，一定要死拼。顶不住时，最后留下两发子弹，你先把我打死后再自杀。死也不当俘虏。"

　　李锡儒很快将文件撕碎，和高敬之专员的警卫员一起伏在石屋门边，准备战斗。一小股日本鬼子向小石屋奔来搜索，行至不远，李锡儒开枪射击，接连打死五六个鬼子。

　　附近的敌人听见枪响围了过来，突然李锡儒的枪卡壳了，在这最后关头，他不顾危险扑到我的身旁，用干草秫秸将我仔细地掩藏。他用生命来保护战友，我永远难忘他的忠诚和勇敢。此时敌人已将小石屋团团围住，横着刺刀，拉着手榴弹弦在小石屋外凶狠地怪叫，几个同志先后成为俘虏。李锡儒把枪扔在我脚下的草里之后也徒手被俘。敌人用刺刀逼问他里面还有几个人，李说一个也没有了。敌人在屋外向里望望未进屋，确定无人后就把李锡儒等几个人押到大批被俘的人群中。

　　没想到，半小时后进来两个鬼子把我从石屋里拉出来，此时我已丧失知觉，身穿的四套单衣全被鲜血浸透。敌人见我穿着四个口袋的军服和马裤，得意地狂叫："唔—大大的太君!"随后敌人牵来一头毛驴，把已没有一点行走能力的我抬到驴背上，可一松手我即掉了下来，鬼子气汹汹地扇了我几个耳光，这时的我，已处昏迷状态。

　　最后，鬼子抓来四个老乡用门板当担架把我抬走了。在行进中我渐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尽是日本鬼子，当时的第一念头是："我被俘了，绝不当俘虏，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可伤势甚重的我全身好似瘫痪一般，毫无气力，怎么办?只有自杀!听说受伤后喝凉水很快就会死，我向押送的鬼子想要点凉水。鬼子十分狡猾，不但不给我水，反倒朝我吼道："你的自杀的不行，凉水的不给!"我躺在担架上，忍着剧痛，努力侧转着身寻找着熟悉的同志。

　　从杨家铺向敌人据点左家坞行进途中，夜幕将至，在半路上，我悄悄地让一位老乡找到我的警卫员李锡儒，让他到我的担架旁边来。不一会，李锡儒趁着夜色摸到我的身边，由于两边都是被俘的同志，押送我们的鬼子又离得较远，给了我俩可以小声说话的机会。我对他说："咱们已被俘，审讯难免，很难活着出去。敌人若问我的身份，你就说我是警卫连的连长;再问我的名字，你就说我叫刘建华。再问别的你就说不知道，死也不能暴露我的名字和真实身份，并告诉李永、石坚同志，你们最好利用天黑敌人不警觉时，设法逃回去，向李运昌司令员报告，我负伤被俘了，最好设法在左家坞到丰润县的公路上设计伏击，营救被俘的一百多人。"

　　李锡儒默默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完我又昏沉沉睡去。到达左家坞据点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对面看不清人，大街两旁围观的老乡很多，李锡儒乘乱混入人群，坎坎坷坷地摸黑走了半夜，才到离左家坞北二里的下坡子庄，经老乡指路，总算走到青龙河沿附近，找到了行署公安局长黎耘同志。他详细地向组织汇报了战斗和被俘经过以及逃回的详细情况，并写了书面材料，转交给了李运昌司令员。

　　当夜，我和其他被俘的 150 多人一起被关押在日军的左家坞据点，敌人为了显示对我的"照顾"，把我单独地关在一个马厩里，和四个抬担架的老乡同住，其余被俘人员均关在一个大房子里。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了。夜深时，我渐渐苏醒过来，看看身边，四个老乡横躺竖卧地睡着了。我艰难地挪动着手 臂，颤抖着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了起来。直到此时，我才发现珍藏的三件"宝贝"不见了。

　　一是大号红色"派克"钢笔，这是临抚昌联合县东部区长魏军同志送我的一件珍贵礼物。

　　二是我随身不离的德国造枪牌橹子，这是 1942 年春节我离开分局社会部时，许建国老首长送给我的一件心爱纪念品，它是老 领导多年随身护卫的武器，因为我要离开边区到更加残酷的冀东工 作，特送给我作为贴身的武器。我十分珍惜，小心保存。

　　三是一款白金壳的怀表，是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长武田的心爱之物，特务江东从山海关跑回来时交我的。这些肯定被搜查的鬼子当"战利品"抢走了。好在我的一个小笔记本仍在上衣小口袋里，那上面记载着很多重要情报关系的联络暗号、代号以及秘密联络的地点与方法，有我们自编的姓名、地点等绝密材料，只有我和钟子云同志各保存一份，还有译电员方明同志也留了一份。我暗自舒了口气，没有泄露机密。我想将小本取出销毁，但手指像没有一点知觉的木条儿，怎么也解不开衣扣。怎么办?被鬼子搜出来，那就糟了。

　　想到这里，我忍着痛轻声唤醒离我最近的一位老乡，恳求他帮我解开衣扣儿，而后我吃力地掏出小本子，把有字的纸撕下，艰难地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烂，用干涩的喉咙一点一点地咽下去。我用这样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保守了机密，使我可以放心应对敌特的搜审，免去我对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担心。这是我被俘120 天的第一夜，我头一次体会到被俘后保密的艰难，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

　　10 月 18 日清晨，鬼子没等我们吃饭就把全体被俘人员用大卡车押往丰润县。我因伤重，难以坐立，只能躺在大车上。到了丰润县时，日本鬼子又使出手段令我们下车列队向城内徒步行进，想以此炫耀自己的胜利，沿途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我不能走路，只能在几个被俘同伴的搀扶下十分艰难地缓慢移步。"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壮志未酬，军人被俘后的感觉是何等的不甘。

　　进城后，我仍被单独关在县看守所内的一间小屋里，这时敌人已经等不及了，急迫地想要弄清我的身份。中午一日本军人带一名翻译，到囚房对我进行审问，我仍按事先准备的口供，应付敌人，坦然地告诉敌人，我叫刘建华，是警卫连连长，共产党员，二十五岁。不到十分钟审问就匆匆结束，敌人显然根本就不信我的口供。

　　因我两手十指失灵，不能合拢，难以进食，中午由看守所找人帮我盛饭。我借机提出要求，从被俘人员中找一人帮我吃饭，没想到，当晚是由交通员李永同志来照料我的生活。李永悄悄地告诉我，敌人正挨个地拷问被俘人员，追查我的身份职务，甚至动刑逼供，但大多数同志并不认识我，所以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谁想，第二天上午，从唐山找来曾与我见过面的伪新民会会长张铁安(外号张瞎子)，被敌人派到丰润县看守所，向敌人指认我就是刘杰。从此，我的身份便暴露了。张铁安原来是我们的情报员，后向敌人自首，成为叛徒。当他到丰润县看守所时，李永同志已告我，"张瞎子来了"。我装病，睡觉，面朝墙，不予理睬。但他的话我却听清了，他谄媚地向敌人说："太君没错，他叫刘杰，是军区联络部长，我见过他，他认识我。"然后他又向李永同志说："我是张铁安，专门从唐山来，他醒来后，请你转告他，望他保重，请将这一百元给刘先生?"然后就悻悻地离开了囚房，我侧眼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对李永同志说："这个卖身求荣的汉奸，还有脸说什么要我保重，他有什么资格讲话!"可他这一来，都已明了，我暗地告诉自己沉住气，与敌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下午三点多，我被允许由李永扶着到看守所的后院晒太阳，这是我被俘后第一次见到太阳。许多被捕的区村干部同志都到囚房窗口瞅望，战友变成了难友，我们还能继续战斗吗?我在心中默念着，望着同志们，那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壮。

　　刚进后院没一会，忽见两个穿着日本宪兵军服、佩戴军刀的日本军官，带着翻译向我走来，看守给他们搬来了三把凳子，坐在我的对面。一时间，难友都扒在囚房窗口望着我。只见一年纪在30 岁左右的鬼子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见到刘先生非常高兴，欢迎!欢迎!我们找了你一年多了。刘先生年轻英俊，又身负重任，佩服!佩服!今天来看望刘先生，希望能跟刘先生交个朋友。"

　　他讲完后，翻译用中国话讲给我听。"笑话，有你们这样交朋友的吗?你们也配谈朋友!你们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老百姓!但你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怕死，只要能把你们赶出去，我们在所不惜!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既然你已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我告诉你，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任何东西，我们八路军死也不投降，带我回监。"

　　翻译把我说的这些话翻译后，他表情僵硬，无可奈何。大概他早就知道我不可能轻易开口。未曾想，我的话博得了看守所内被捕难友的共鸣，他们大声喊："讲得好!讲得好!"甚至有的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不许喧哗!"敌人用刺刀指向囚窗，环境一下子又变得安静起来，只听鬼子又哇啦朝我讲："我们大日本帝国对你们是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目的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我们是来帮助中国人脱离苦难的。刘先生还不了解，没关系，慢慢来，你的不 明白，我会帮助你，使你逐渐明白，我们还可以共同合作携手建造 一个新东亚嘛!"

　　"你们的大东亚是什么样呢?"我反问，"不要向我宣扬你们那套歪理，你们在中国奸淫烧杀，大肆掠夺，肆意破坏。在华北，在冀东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房子烧光、财物抢光、人都 杀光)。到处是千里无人区，强修'人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死于你们刀下，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还'共存共荣'，'东亚共荣 圈'!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要打到底。"

　　翻译讲完后，鬼子摇了摇头无奈地说："误会，这都是刘先生的误会，你会慢慢明白的，今天第一次见面，也不可能完全说服刘先生。我们下次再谈。"

　　"不用你说服，你也说服不了我。你们对战俘严刑拷打，不讲人道，这是什么亲善行为，这是误会吗?我们八路军对所有俘虏不打骂不虐待，你们能吗?"敌人一下子被噎住了，这时已近黄昏，敌人没有任何收获，便匆匆收场，临走时撂下几句话："今天不早了，刘先生身有重伤，不宜多谈。以后还有时间，就此告别，请刘 先生好好休息。"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同我谈话的就是唐山 1420 部队宫下大尉，另一个日本人是唐山宪兵队长川上大尉，翻译是朝鲜人，名叫张××，他们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华北特遣队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东北伪满洲国采取了"固边政策"，防止华北抗日武装进攻，专门在唐山市设此庞大的特务机关。他们受关东军特务机构管理。

　　这次审讯，是我和鬼子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明白以后的斗争会愈加残酷，随时都可能面临酷刑和牺牲;活着就跟敌人斗，就是死也要死个痛快，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八路军。后来，我虎口脱险后，曾听到从丰润县看守所释放回来的被捕同志流传我当时较量的情景，认为我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而已，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没人愿意当汉奸亡国奴，尤其是当你看着自己熟悉的亲友牺牲后生出的复仇感。仅 1942 年一年，鬼子就在玉田县制造了数百起惨案，惨绝人寰地血洗潘家峪，男人、老人、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三十口人被杀，三十三户人家被斩尽杀绝;还有鲁家峪、盘山田家峪……每当想起这些，那些复仇的种子就激励着我们每个冀东的战士去战斗，去牺牲。

　　(摘选自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特工忆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