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10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促使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在共产党的努力下,7月17日,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8月12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18集团军),全军4.2 万余人,编为3个师。其后(10月)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万余人,编为4个支队。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受到严重威胁。9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告,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国民党终于同意于9月22日由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7月15日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了蒋介石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提出了三项主张和四项承诺。三项主张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需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承诺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
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使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敌后战场,对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起到了积极的支援。敌后战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广大的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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