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抗战》战果评析
来源：《卢沟桥抗战》 作者：高鹏   2016-12-17 16:11:50

　　当时上海《新闻报》的一位记者陆诒在全程进行采访后指出：“当前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我们逐步懂得有备与无备大不一样！半月多来，从卢沟桥、长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见所闻，教育我们：在强敌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蒋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灭。当时和战大计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过光辉战绩的29军，由于事先没有健全的战斗部署，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等敌方调度好了，一翻脸就发动突然进攻，逼得我们仓卒应战，吃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大亏。由于当时的统帅部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仓促应战，以致败退千里。导致严重后果：继平津之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名城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于敌手。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相反，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7月15日、17日，何应钦两次致电宋哲元，分析日本和谈阴谋及形势之严重，令其在北平、南苑、宛平集中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但宋哲元无动于衷。当他接受了香月清司的无理要求，将第37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而日军仍向宛平第29军进攻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宋哲元接到何应钦15日要其“切实注意计划”的电报后，曾令秦德纯拟制了一个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其内容基本上是7月28日作战命令中第一路军部分），作为预先号令发给高级将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由于诸将领中存在着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执不下，而宋哲元又是主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根本无法执行，形同废纸（这种和、战不一的情况，在南京政府中也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29军并不清楚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更谈不上了解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主要突击方向，就连一般的判断都没有。

　　指挥混乱，缺乏协同　　

　　“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家乡，得知事变发生后并未立即返回部队。当中央已派出第26路军及庞炳勋、高佳滋部北上支援其作战，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电催后，才于11日离开家乡。但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他既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筹划抗战，也未到中央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指挥部队，却去天津与日军新任的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谈判。平津之战展开以后，军部对28日南苑战斗的情况不了解。直到当日下午，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返回城内才知道了南苑战斗已经失利。宋哲元28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留张自忠在北平与敌周旋，宋哲元到保定。但北平所留部队和天津的第38师、察哈尔省的第143师究竟应该如何作战，并没有明确决定，实际上交由张全权处理。张于29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后并未指挥部队作战。这天北苑和黄寺战斗正在进行。位于天津的第38师是听到南苑战斗并收复丰台的传闻后才于29日对日军发动攻击的。通县伪军反正也是在与第29军毫无联络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8、29两日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作战期间，位于察哈尔省及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143师部队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第29军指挥方面的混乱程度。

　　战术呆板，消极防守　　

　　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29军自1395年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29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29军。从客观估计，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

　　“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29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29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需要具体落实，但就在这时候他竟回山东乐陵老家，去为先人修坟，错过了积极进攻的有利时机。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那么，宋哲元、张自忠这样具有光荣抗日历史，具有民族气节的将领，在日军无理挑衅、源源增兵的情况下，之所以不明智地乞求和平，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一是宋哲元、张自忠作为一支“杂牌军”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首领，出于团体利益的考虑，强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这块地盘，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妥协以求。

　　二是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29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三是对蒋介石不信任。历史上，宋哲元、张自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自主权等方面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宋哲元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和他派军向天津地区移动的意图，都心存疑虑。

　　尽管“七.七”卢沟桥事变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惨痛的记忆，但“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把中国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促成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直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政治长城，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

　　卢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时，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平津作战中，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确实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他们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