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一：彭叫驴子为日军带路，守军失去地利。常德人说：汉奸比鬼子更坏。
来源：   2014-08-11 15:42:26

　　1943年11月2日黄昏，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向位于各自攻击出发地域的第3、13、39、68. 116师团及配属的火炮、飞机、战车、毒瓦斯、工兵分队下达作战命令。

　　刚入立冬的湘西北大地，落日的余辉中有一层薄雾。随着日军飞机第一次冲击波对中国守军前沿阵地的轰炸，那层脆弱的雾气荡然无存，代之以久久不散的硝烟。

　　横山勇在坠机身亡的前任冢田攻之后，由东京飞来赴任。在他首次指挥的鄂西会战中，他大胆地将指挥所设在距前沿仅4公里、在中国军队火炮射程之内的沙市。作战之初攻势顺利。中国军队接连被分割击溃。重庆军委会将在云南筹建远征军的原六战区长官陈诚紧急召回，协助刚接任战区长官的孙连仲调整阵容。几天后，中国军队分数路夹击围攻日军，战场形势大变。横山勇无奈中下令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新任军司令官威望随之大打折扣。

　　这一次横山勇谨慎用兵，他首先造成向鄂西进攻的虚假态势，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离开常德附近向西南方向调动，然后再猛扑常德城，将中国部队援军挡在圈外，以图一鼓攻克城池。

　　横山勇的作战意图会战初期没有被重庆的蒋介石和六战区长官孙连仲识破，中国军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而横山勇挥兵在湖滨水网的复杂地况作战，得助于一个中国人，可谓得一人而尽得“地利”这人就是人称彭叫驴于的湘西惯匪。

　　湘西匪患驰名全国。土匪啸聚林莽占山为王，平日欺压百姓奸淫掠抢无恶不做，解放前的国民政府和解放后的人民政府都将治理匪患作为湘政要务。抗战时期，经常出没于湘西的匪首彭某，竟想乘天下大乱为自己争一个名分，先是派人到湖南省政府下书，说是要参加抗日，要求给予军长头衔和按国军一个军的实力配发武器并供给粮饷。当时张治中当任省主席，一打听此人，皆说民愤太大，血债累累，万不能与其为伍，再说彭手下不过七八百人，如答应让他当军长，岂不闹出天大笑话, 于是省政府回书下令解散彭的武装，如愿抗日可分别应征入伍。 彭某自然不从，于1941年又投奔了汪精卫伪南京中央政府。正值汪伪政权人心丧尽、千夫所指之际，来一只狗也是好的，何況还有数百条枪。大汉奸周佛海亲自给彭某回信，拨枪发钱，委以“和平救国军三湘待遣纵队司令”官衔。从此这伙匪徒更加为虎怍伥，坏事作绝。

　　匪首彭某叫什么名宇，史无记载，从那时活下来的老人们也都不知道，只是相传这人身材细高，白面皮、长脸、说话声髙，故称“彭叫驴子”。

　　这个名字正是因为常德会战而为常德人所刻骨铭记。仿佛没有他带路便不会有那场战争。“千刀万剐彭叫驴子”一时成为常德人妇孺皆知的话。

　　彭叫驴子接到指令，来到11军指挥部，在作战地图中指出哪条河可以徒涉，哪座山有条秘密小路，哪个地方早已设下机关千万不能通过，哪个地方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沼泽。

　　不但如此，在日军发起攻击时，彭匪还带领几名亲信匪徒亲自为几路日军带路。这一仗中国军队失去许多利用天然障碍和地形熟悉的优势。

　　从2日傍晚至3日天黑，日军以12路兵力趟着湖沼水网的泥浆，向宜都至荣华之间的广阔地带猛烈冲击，这是六战区和九战区共同构筑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军队部署在这里的，是王甲本79军、王泽浚44军、梁明汉99军。8个步兵师在18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顽强抵挡着日军的进攻。

　　3日中午，日军116师团主力在20余架飞机配合下，首先在99军92师防守的扁担河一带突破防线，顺势攻克南县县城后，迅速向两翼包抄过来。4日深夜，日军攻陷街河市79军右翼98师阵地，公安县陷落。日军直插一线守军侧背，孙连仲下令一线部队退向二线。

　　从5日凌晨起，守军与追来的日军接火，边打边撤。至6日晚，第一线阵地全部落于敌人之手。

　　回忆起常德会战最初阶段的滨湖地带战斗，几位老人都说起伪军。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气得他们至今仍然牙根痒痒。

　　“这些人，打中国人一点也不手软。”

　　“有时候让日本兵赶到前边，遇到伏击先死这些人。”

　　“这些人军事素质比较差，要紧的仗就不让他们上了，自然有功劳也不是他们的。”

　　“这些人在日本那边也受气。吃的、穿的，武器，都没有日本兵好。”

　　“说起来这些人也够慘的，中国人、日本人，谁也不拿他们当人看。他们的家眷在乡里最受歧视。”

　　也许是因为战争初期打得实在太惨了，所以汪精卫的“反共和平建国”的说法真的打动了一些人，至1943年，国民党军政高级官员投敌的竟达80人（军队将官58人，国民党中央执委22人），军队中不论中央军还是杂牌军，都有集体投敌当伪军者。查阅战史中常德会战日军序列，伪军竟有11、12、13师和新编第5师四个师参战。

　　一位当过伪军的老人说：“谁让你听了汪（精卫）先生的话，苦也活该，死也活该，没得人说哟!”

　　无法向人炫耀痛苦，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关于彭叫驴子的后事，众说纷纭，其中以“改名换姓毁容隐匿天津，1948年被军警捕获，以汉奸罪处死” 一则更愿为人所信，符合中国人自古有之的“恶有恶报”的美好愿望；而“抗战胜利前夕携巨款和十七姨太逃往国外再无消息”则使人心生气忿，故认为是谣言，——虽然这两种说法均不见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