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二唱和求统一
自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1928年底带领东北三省一夜易帜归服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中国版图统一后,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日本侵略军终于按耐不住,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1932年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东北军退出东北,其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率部先移师鄂豫皖,担任武汉行营主任。1935年10月调往西安“剿匪”,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内战。
1、“西安事变”中的郴州人
在日寇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还在自相残杀,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部队多有伤亡,非常苦恼。张学良遂亲自驾驶飞机飞抵肤施(即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当1936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时,张学良与杨虎城请求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屡谏不成,遂在12号凌晨对蒋发动兵谏,扣押数位中央大员,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日本希望中国分裂、内战,17日,日本国外相居然挑动,公开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但侵略者失算了,25日,在国内外各方斡旋、努力之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握手言和,奠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
李涛改名赴西安
“西安事变”中,也有郴州人的一份努力。当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陕北保安县,召见红军总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汝城县人李湘舲,秘密派他前往西安爱国将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部。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派人同杨虎城将军进行了谈判,根据双方达成的共同意见,中央决定派他去杨将军那里做统一战线工作。鉴于特务对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大半都记录在案,所以周恩来建议他改个名字,并问他“湘舲”这个名字出于什么考虑。李湘舲说湘南起义准备阶段,朱德率部脱离第16军时通知在韶关的特务营火速离开,但营长坐失良机,时任党代表的他同宋裕和脱险后,远离家乡找党,在广东、香港时重读《楚辞》,从屈原的《涉江》中取一“舲”字,改“湘民”为“湘舲”。周恩来说:“船无水不行,那你就以水取名吧。你生在寿江水边,寿与水组成一个涛字。你就叫‘李涛‘怎么样?”于是李湘舲改名李涛。
李涛到达西安,秘密拜访了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问候,开始了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抵西安,召见李涛,简要说明了中央政治局12月13日会议精神以及同张、杨会谈情况,命他立即赶往蓝田县,向中共陕南特委和红74师传达中央新的方针与决策,防止与东北军、17路军发生误会、冲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红74师正准备攻打蓝田等县城,李涛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耐心说服了陕南特委、红74师领导层,又连续给团级、连级干部作了报告,使大家深刻了解了国家局势、中央精神,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木庵参加“西救会”
中共党员、桂阳县人李木庵,1936年2月也被派到西安,在第17路军宪兵营挂书记衔、同时兼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西北特支)委员。6月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他负责“西救会”总务部,在军队、学生中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周年游行请愿大会”。“西安事变”第二天,李木庵书写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会标,贴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大门,代表“西救会”接管省党部,在这里公开办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特支于12月底撤销,成立中共临时陕西省委。
2、张学良幽禁郴州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促成国共两党握手言和,本人却于1936年12月31日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戕害官员,拘禁将领”等名目获罪,判“减处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开始漫长的幽禁生活。由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具体监管,成立“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由军统局中校、郴州永兴县人刘乙光任队长兼张将军的“秘书”。张学良先被管束在宁波奉化县雪窦山下溪口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学良倾囊捐献大型战机一架,并请缨带兵作战。但因在军法“管束”期,未获批准。11月,按蒋介石的指示:江浙一常易遭日军飞机轰炸,张学良宜迁往湖南的僻静山区。于是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经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搬迁郴州。
在张学良的迁移过程中,日军12月14日凌晨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对平民难民、老幼妇孺和放下武器的军人进行大屠杀;日本天皇裕仁当天竟面谕:“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各部队,在上海附近作战持续勇猛果断,乘胜追击,使(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我很满意。此旨传达给全体将士们。”第二天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在攻克南京之际,天皇陛下考虑到陆海军将士的辛苦,特赐褒奖并下诏慰问。天皇专门召见了很久没见的总参谋长闲院,军令部总长伏见两官。于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 分入宫,接受天皇面谕后,至十一二时四十八分退出。”十四日下午一时,大本营陆海军部发布公告,将天皇这一面谕通报全体侵华日军官兵(见日本新闻集成《昭和编年史》(十二年度版)《东京日日新闻》,日本长崎和平资料馆理事长、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先生寄赠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0年10月25日收到)。12月14日当晚,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悲愤四字“南京陷敌”。
他离开待命一月的萍乡,向湖南境内转移。12曰25日抵达郴州,幽居风景名胜苏仙岭顶的苏仙观。1938年1月1日,张学良在下湄桥泡过温泉后,当晚日记写道:“今日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元旦,洗我尘垢,愿做新人”。第二天,他下山拜访了郴州乡贤、民国初任国会议员的陈九韶老先生。回山途中,吟成一首七绝:“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这是他幽禁之后首次写诗,表明了他想中流击水抗御日寇的心情。
幽居郴州期间,他游玩了下湄桥温泉、陷池塘温泉,马头岭将军石、苏仙岭白鹿洞、三绝碑,万华岩地下河溶洞等处。对于万华岩的“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而“叹为奇观”。游过下湄桥、陷池塘温泉后,他记下“此地甚好,余(我)甚喜之”。同时,他在苏仙观后的平地整理出一块网球场,经常打打网球。夜晚,他回忆丢失东北、轻信国际联盟的作用的教训,扪心自问:明代抗衡外侮的将领,戚继光在黄海东海屡胜倭寇,郑成功在南海驱逐红毛出台湾,他们为什么能带出威武之师?他们为什么打得那么好?满清以来为什么中国屡受侵凌?我张学良为什么成了这样?他决心要研究明史,从民族先贤那里寻找答案。
2月中旬,他下山去中山东街澡堂洗盆浴修脚,路上被原东北军一炮兵军官认出。刘乙光报告军统局后,将他转移到与郴县交界的永兴县油市乡“文明书院”。在永兴,张学良观游了刘乙光家所在的高亭乡儒林村的小煤窑及宝兴煤矿、观音岩、白马仙、鸡公山,在便江大河滩野餐,到湘阴渡、郴县栖凤渡游泳,看车田村造铁锅,远去耒阳县蔡侯祠、杜甫墓、衡阳船山书院参观。3月4日,给在香港的赵四小姐写信。因日军飞机沿京广铁道线袭击,军统局命令在3月22日将他迁往湘西(后又转移到贵州、重庆、台湾)。
(参考资料:1、开国上将李涛,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2、喻广德、张式成《郴州之光——群星璀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3、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天下第十八福地——苏仙岭》张式成文《张学良幽居郴州全揭秘》)
作者:张式成,湖南郴州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兼文史研究员,2010年退休,现仍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郴州市政协聘唯一文史研究员,市人大立法专家成员,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聘郴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专家召集人;兼市地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标识、城市雕塑评审委,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湖南作协会员,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市道教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文史顾问,湘南学院地域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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