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抗战纪略》 风云篇——青史斑斑（四）
来源：张式成   2017-02-06 14:25:08

第四节  七七履霜赴国难

1、国共谈判时的郴州人

“西安事变”后直至“七七事变”后，从1937年2月中旬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6次正式谈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红军代表朱德、叶剑英，先后到西安、杭州、庐山、南京谈判。周恩来的副官是陈友才。陈友才，郴县人，14岁参加朱德发动领导的湘南起义，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朱德派他做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的警卫员，后任红四军军部参谋、通讯连长，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参谋、周恩来警卫参谋，国共谈判时任周恩来的副官。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延安去南京谈判。当卡车经过甘泉县劳山峡谷时，遭遇袭击，汽车被打坏，司机和许多战士牺牲。陈友才也负伤，腿被打断，但他伏在汽车的护板上，指挥战斗，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掩护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转移。敌人见他头戴礼帽，身着西装，以为他是个大官，便集中火力对他射击。周恩来、张云逸等趁此撤下公路，进入树林占领一侧山头。等红军骑兵部队赶到，陈友才已身中数弹，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业壮烈捐躯，年仅23岁。伏击者是谁？难道是蒋介石玩弄什么花招？经审问俘虏，原来是一股企图劫财的土匪。

28日，中央军委在延安举行陈友才等烈士的追悼大会，萧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周恩来在陈友才等烈士灵前，庄重地行军礼，沉痛悼念。
 

2、七七事变时的郴州人

日本帝国主义见中国停止了内战，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也占不到便宜，于是图穷匕首见，其华北驻屯军悍然在1937年7月7日夜，突然袭击古都北平的中国第29军防地。第29军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一带阵地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祸起萧墙。北平人民、青年学生热烈支持29军，中国大学的郴州青年张梦兰就是其中的骨干，她和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前门街头动员民众支持29军抗日、救国，带着大饼、饮用水到卢沟桥前线慰问29军官兵，护理伤员。

由于29军坚决反击，夺回京汉铁路桥、龙王庙阵地，全歼日军清水节郎部队6百余人，日军统帅部撤换掉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本已染病还纵容部下挑衅的田代羞愤交集，突发心脏病于16日暴死。正当中方与日方停火谈判、全国人民声援29军之际，日军又突然于28日凌晨，大举进攻南苑29军军部。这时，奉调守卫军部的132师赵登禹将军刚赶到，其部队尚未到位，南苑主阵地就由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张寿龄中将带领的1500多学员防卫，冯玉祥将军的儿子也在其中。

张寿龄是北平良乡人，与郴州女大学生张梦兰结为夫妻。他曾任张学良的武汉行营高参，1936年底应张学良之邀欲赴西安，不料发生“西安事变”。29军军长宋哲元和佟麟阁副军长、张自忠将军等保定军校老战友，邀请他留在29军，共撑华北危局。他就任军训团教育长，与佟麟阁、军副参谋长张克侠、驻防宛平城、卢沟桥的何基沣旅长分析局势，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军虽装备落后、训练初级，也必须准备、防范、保卫古都，他们拟定了一份反击日军侵略的计划书，由张克侠执笔，报军部。张寿龄创作军训团团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砺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仇血恨；复兴民族振国魂！”亲自带操教学员们唱，一时间，这支歌传遍29军。

7月7日日军袭击卢沟桥后，张寿龄立即带领学员们在南苑城墙挖了防空洞、掩体，并将城墙外的青纱帐砍去200米，二百米外训练埋下的地雷不起。7月26日日军进攻廊坊，他知道后，27日整夜巡查在阵地上。28日凌晨，他率学员们以劣势装备对付日军的飞机大炮，先避开敌机轰炸，把日军步兵放进阵地前百米，机关枪、步枪一起开火，敌人攻到城墙下，用集束手榴弹炸，干掉了五六百鬼子兵。这一仗打到中午，掩护了军部撤退。学员们在战斗中和撤退时，因敌机指示敌地面火力，伤亡不小。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也牺牲在撤退时。张寿龄耳朵被日军飞机炸弹震伤，撤离北平后与张梦兰辗转至第五战区继续战斗。

具体而言，1937年7月7日晚上的抗击至28日的大战，拉开了全面抗战大幕。
 

3、庐山谈话与中共宣言

国民党中央为应对日寇肆无忌惮的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于1937年6月初筹备召开全国各党派、各界别、无党派人士的谈话会，以听取民意、集思广益、解决诸多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决定从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3期邀请二百余人士在江西庐山参加谈话。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抢在7月7日卑劣地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采取何种立场、对策？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将有哪种结果？举世瞩目。7月16日大会及分组会一过，17日大会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蒋中正

1937年7月17日

这份严正声明，就是代表中国政府、人民和各党派的抗战宣言，也是对全国民众抗击日本侵略的总动员。

7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又对全国军人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恥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各位要知道，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以后，民众受了痛苦，国家失去了领土，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記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來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統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來抗战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須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來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該要怎样的拼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來遗留給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报答我们父母师长所給我们深厚的教诲与养育，而不致于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子孙。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來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正式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战大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严正声明》：“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这份“国共合作宣言”，意义非比寻常，受到国内外舆论普遍欢迎。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第二次庐山谈话，这次谈话和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史开始了新的一页。蒋介石在谈话中强调了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的立场，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注：指7月15日由中共中央代表提交给国民党的上述《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他明确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

毛泽东对此明确地阐述：“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参考资料：《历史开卷有疑》，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4、淞沪会战中的郴州人

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国共两党放弃斗争、一致对外的结果，加快了侵略步伐。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八字桥中国守军开枪挑衅，悍然对我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国际都市发动进攻，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我国民革命军奋起抵抗，迎头痛击，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组织部队赶赴上海；是为“淞沪会战”。

郴州宜章县人、国民革命军第36师126团1营3连上尉连长陈子英，在“淞沪会战”中十分勇猛。当营长阵亡后他奉命代理，率部不畏强敌，坚守阵地，最后一战连续7天未下火线，阵地9次失而复得，全营死伤殆尽，他左腿连中两弹。被抬到医院，手术没有麻药，他任由医生挖肉取弹，不呻吟一声，被称为“猛张飞”。

汝城县人、第87师副团长袁贤瑸所部奉命向日海军司令部奋起反击。经过几天激战，团长身负重伤下火线，袁贤瑸临危受命代理团长，率领全团官兵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他身先士卒，不幸身中7弹，左大腿被毒弹击穿，无法站立行走，坚持躺在阵前指挥作战，几经拼杀，全团伤亡殆尽，当鬼子又“呀呀”冲过来时，袁贤瑸高呼：“弟兄们，报国的时候到了，决不当亡国奴！”举抢对准太阳穴，准备杀身成仁。说时迟，那时快，被身边的士兵眼捷手快夺下抢，把他抢救下火线。送到战地医院，伤腿已毒性发作，严重感染，肿如水桶。医生决定截肢锯掉大腿。他说：“我是军人，没有大腿怎么上战场打鬼子，那活有何益？”后来转送到长沙后方医院，仍无力回天，大腿肌肉全部坏死，生命垂危之时，袁贤瑸要求尸骨还乡，颠簸折腾，他终于回到老家，一个月后，于1938年初去世，年仅38岁。

永兴县人雷名扬在第18军27师398团任2营少校营长。在师长黄维的指挥下，配合友军，坚守沪西罗店，与日军进行拉锯战达一月之久。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6日拂晓，日军一面指挥炮兵、飞机狂轰滥炸；一面派步兵进攻沪西八字桥。雷名扬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官兵配合401、402团，死守阵地，激战4天5夜。战斗中，雷名扬身负重伤，仍然指挥战斗，并高声喊道：“弟兄们！为国为民捐躯的时刻到了，我们要用鲜血和勇气打败侵略者，保卫八字桥。”在他的鼓舞下，战士们同仇敌忾，越战越勇。眼见就要把敌人的冲锋压下去，突然，子弹打中了雷名扬，他身子一歪跌倒在地，壮烈牺牲（后追封为中校）。黄维将军亲笔题词“悼念雷名扬烈士：淞沪抗日沪西血战，为国捐躯永垂青史！”

会战中，郴州骡仙铺人何若炳率一个团，守金山卫，兼任金山县长。以劣势装备抗击日军，从8月下旬坚持到11月初。5日拂晓，日军第10集团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于6日占领金山卫，他才在上司命令下率部撤出。

税警总团的桂阳县人刘放吾，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就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在浏河之战中，第一次负伤，但带领本排成功阻止日军登陆，掩护第5军司令部安全撤退。这第二次“淞沪会战”，他在税警4团任连长，随孙立人团长防守苏州河1个多月，与日军久留米师团激战，打死打伤日军不少，还成功地夺回友军失去的阵地，被久留米师团称为在华遭遇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负伤后，转到后方医院。

汝城人、第98师292旅583团第3营上尉营副兼机关枪连连长叶振宇，随所属部队开赴上海宝山县前线，临行前写信给供职汝城兵役部门的同窗好友叶俊儒表示：“以身许国，抗击侵略，宁愿马革裹尸，不使寸土失守。”并摘录岳飞《满江红》词以明志。

宝山城是扼守长江和黄埔江入口的战略要地，是交战双方必争之地。日寇出动强大的兵力，凭借着海陆空的绝对优势，对宝山城及其附近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等中国守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势。叶振宇配合营长姚子青，带领全营将士，与日寇反复拼杀，打得日寇尸横遍野，日军第三师团精锐的第68联队被打得落花流水，骄横不可一世的联队长鹰森孝之被一仗打懵了。虽然宝山附近中国守军阵地全部失守，但宝山城却岿然不动。9月6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见小小的宝山城久攻不下，气急败坏，下令海陆空所有火炮都指向宝山狂轰滥炸，午夜，又向城内发射大量硫磺弹，全城笼罩在火海中，不少人被活活烧死。这一夜，打退日寇无数次进攻，守军工事全被炸毁，通讯中断，将士伤亡惨重，所剩无几。

次日，日军调来一个旅团的兵力从炮台方面向宝山猛攻，用重炮将城墙轰开多处缺口，日军象潮水般从缺口涌入，守军将士以巷战、肉搏与日寇作殊死战斗。姚子青和叶振宇属下600多名守军，大部分壮烈殉国，无一投降。这一战，引起举国轰动，震惊世界。国民党最高当局表扬说“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中央日报》以《吊宝山城六百义士》发文。英文《大美西报》称颂“此非仅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叶振宇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兑现了他以身许国的诺言。

“淞沪会战”，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以血肉之躯、阵亡18万、杀伤日军6万多的代价，将狂妄的侵略者拖在淞沪3个月无法西进，彻底粉碎了日寇的叫嚣，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工厂、学校、人才、物质，赢得了内迁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奠定了可贵的基础。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前苏联看到了中国以弱抗强的勇敢姿态和战斗效果，于8月21日同中国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对日军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一沉重打击。苏联还派出志愿空军队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

英国工会发表声明，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10 月15 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博斯主持召开“反对日本在华暴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国联调查团主席李顿爵士等英国著名人士，英国前任首相劳合·乔治也送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会议开始前日本东京教会曾来电要求大主教不要举办此会，但遭到严辞拒绝。大主教在大会上说道：“这个会的目的，在于反对杀戮和残害非战斗人员，这是今天中国惨痛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也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我们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勿与日本合作，“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

德国《共和报》载文称“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国必以死力抵御，原属意料中事。观于战况之烈，足见日本获胜之望尚属渺茫。”《人道报》说：“许多年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新的万里长城，有郴州子弟用血肉之躯筑成的砖墙。
 

5、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七七事变”之前，国共双方通过多条渠道接触，已错综曲折地进行数次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8月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作为中共及红军的代表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赴南京再同国民党代表谈判。10年前朱德在南昌起义后率余部进抵湘南，立足郴州策划发动，与中共湘南特委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并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湘赣边界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红四军。8月9日这最后一次谈判，经过数回合唇枪舌剑，恳切陈辞，终于使国民政府于8月22日正式宣布，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改编后的八路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编为3个师，原湘南起义的数位将士担任八路军各级指挥员，除总司令朱德外，林彪任第115师师长；嘉禾县人萧克任120师副师长；宜章县人陈光任115师343旅旅长；永兴人黄克诚任344旅副旅长；宜章人张际春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赵尔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耒阳县人伍云甫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汝城县人朱良才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秘书长；汝城县人李涛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资兴县人曹里怀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等。

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共15个游击区的的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原湘南起义的数位将士担任新四军各级指挥员，如协助朱德领导湘南起义、代理郴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代理新四军军长；原湘南起义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红28团连长、营长的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汝城县人宋裕和任军部军需处副处长、处长。
 

6、平型关大捷振民心

9月上旬，朱德和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前线，配合友军抵抗日军进攻。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9月22日，朱德和周恩来主动到山西代县的第二战区司令部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布防、独立负责发动群众工作及同阎锡山部互相配合作战等问题。当时，日军正以14万人的兵力向太原进攻。为阻止山西危势，阎锡山正调度部队在晋东北平型关一带同日军对峙，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朱德和彭德怀即命令林彪：第115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平型关系晋东北咽喉要道，国民革命军第17军高桂滋军长（后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正率84师在平型关前团城口一带，与日寇王牌师团第5师团21旅团激战。林彪立即率部赶赴平型关。115师由343旅、344旅及独立团共5个团组成，343旅旅长、郴州宜章县人陈光原是湘南起义军独立第3师特务连连长，其所率685、686两个主力团，685团团长杨得志在湘南起义时参军，政训处主任（后恢复为政委）邓华是郴县人、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7师（郴县师）政治部组织干事。

林彪运用朱德在湘南起义中创立的16字诀游击战术，采用“敌疲我打”之法进行伏击战；因日军火力配备强于我军，但急于赶路凌晨出动，人的生物钟处于疲劳状态影响战斗力。115师在长达10里的地段上设伏，左面“蛇头”位置是陈光率领的343旅杨得志、邓华的685团，部署在辛庄-老爷庙；右面“蛇腰”位置是686团。位于“蛇尾”位置的是344旅徐海东旅长率领的687团，688团做预备队，独立团执行打援任务。林彪亲自到杨得志、邓华的685团阵地检查。

25日拂晓，日军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输送装备物质。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埋伏阵地。八路军抓住战机，全线开火，炸汽车、拼刺刀，歼灭1000多个日军，打死两个中佐，获得伏击战大捷。

这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 “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毛泽东在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并接着向朱德发了一封嘉奖电；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全国军民庆祝这个胜利。
 

7、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郴州

（1）重建中共湘南特委、郴县等县委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涛南下，他是随红军长征的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回到郴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由湘南特委派驻郴州的周里、谷子元、卢文、黄平、张春林等地方党领导骨干和李林等游击队负责人。在湘粤边界找到湘南地下党领导人周礼及谷子元、谢竹峰、李林等游击队负责人。2月，王涛在郴州城重新组建中共湘南特委，并与中共乐（昌）乳（源）宜（章）工作团合并；特委书记兼统战部长王涛，组织部长周礼，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卢良，职工部长蔡坚，农运部长谷子元，军事部长张春林，秘书长余稼生（后叛变），委员有谢竹峰、张子芳、顾星奎、黄平、肖林等。特委机关设在郴江边干城街犀牛井上方的万胜旅馆。同时，为了以公开的身份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设立了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任通讯处主任。地址在郴州城中山北街21号。通讯处既是新四军的办事机构，又是中共湘南特委的工作机关。

中共湘南特委的工作区域，包括郴县专员公署所辖郴县、桂阳、永兴、宜章、桂东、汝城、资兴、嘉禾、临武、蓝山，衡阳专署所辖耒阳、安仁、常宁、衡阳、衡山、衡南等县，粤北韶关的乐昌、乳源县，共18个县党组织。为了使各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委派谷子元、肖林、黄平等分赴各县指导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在秘密取得联系后，开始了湘南特委及郴县、宜章、汝城、桂阳、耒阳等县委或县工委的恢复与建设的筹备工作。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到1938年底，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达700多名，1939年底，又增加到1400多名，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猛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不久，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接到中共湘南特委关于“动员人民，排除干扰，团结抗日”的指示。8月19日晚，张春林在许家洞朱家庙秘密召开地下党联络员会议。到会的有杨晓光、杨伟、何静、王贤臣、曹修竹、牛学海、段录成、王康估等16位同志，特委委员周里、谷子元参加了会议，传达了湘南特委的指示，并分析了郴县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发展革命力量、壮大武装队伍的决议。要求各地同志做好三件事：（1）发动中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开办夜校，组织农民、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从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2）秘密串联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迅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到各地去组织抗日力量；（3）利用国民党扩大乡自卫队的机会，派出可靠同志打进去，做策反工作。会上，县委指定段录成、李达海、龙虎芝、李明山分别为东边山、栖凤渡、华塘、西边岭等区的负责人；指定刘跃文、黄尤军、肖乙妹、黄莲芝、杨晓芝、李定全、曹修竹为各联络站负责人。会后，各区及各联络站积极串联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围绕抗日斗争开展活动。是年底，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陆续返回家乡，与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方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郴县县委在王涛等同志的直接主持下，迅速恢复工作，全县各地的基层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立了在城区、栖凤渡区、华塘区、保和区、西边岭区、东边山区等6个区委，从农民、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郴县成为湘南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最快的县。在城区区委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码头支部（又称肩业支部）、鞭炮支部、缝纫支部、铁路支部、店员支部和妇女党小组、铁路党小组。随后又在材料厂、机械厂、篾竹厂、读者会、药业成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8年3月，发展了70多名工人入党，建立了9个党的支部。

1938年4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春林、段录成、陈平阶为县委委员，选举张春林为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加强抗日领导，壮大抗日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政策，联合各阶级力量，支援前线抗日斗争”的工作方针。形成了领导全县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2）寻找湘南红军游击队

朱德率湘南起义军上井冈山，红军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长期艰难地活动在湘粤赣边南岭崇山峻岭中，消息闭塞；湘南一带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后，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未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湘南地方党组织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刚回郴的王涛一路跋涉，经宜章县到达湘粤边界的广东乐昌县坪石镇，在坪石地下党的帮助下，到坪石牛栏冲找到了周里、李林，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周里、李林汇报了游击队从郴县游击队到湘南赤色游击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武工队、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与斗争情况。

老战友久别重逢，似乎有无尽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兴奋：一是游击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明确了党中央的具体方针、政策和行动要求，了解了山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游击队的士气大振；二是党组织对游击队的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坚定了将这支久经考验的革命武装领向抗日前线的信心。王涛来不及与战友们进行太多的交谈，在传达完中共中央的指示、简单交换了情况之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湘南各县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方案，决定：王涛回郴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其他干部暂留坪石坳丘，负责集合游击队原地待命。为防不则，明确规定：游击队采取小集中，隐蔽活动，在没有接到党的正式通知之前，不得下山。

（3）国共郴州谈判

新四军通讯处与专员公署的谈判

王涛赶回郴州，以新四军上校副官的身份，先后与国民党郴州地方当局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郴县县长黄少谷、郴州保安司令欧冠谈判。双方按照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进行交涉，达成了：（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三）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政府供给给养。紧接着，根据协议，在郴城中山北街21号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成为中共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机构。通讯处与新组建的湘南特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一边秘密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然后王涛再与郴县、宜章、乐昌等县政府谈判，为游击队下山整编创造条件。

中共郴县县委与国民党县党部的谈判

1938年3月5日，县委书记张春林按照湘南特委关于“在抗日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动争取各党派团体的进步力量，共商国事，一致对外”的方针，给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郑绍康下了一张“请帖”，内容为：“正当民族危亡、国不保安之际，共产党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中华民众之大事。为了这个目的，不以前人之纠角（葛），应以拯救民族为大局，合作抵御日军为本宗。你我都是炎黄子孙，切切听民众之呼唤，不忘民众之愿，望两党早日谈判商议合作抗日之大事······”中共地下交通员王卫里将“请贴”送达后，郑绍康边阅读“请帖”内容，边领会几天前（2月25日）国民党省党部防卫主任孙冲海、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袁同酬在县党部25人会议上，传达的省主席张治中的“抗日策略”：（一）抗日为国民之大事，不可贻误；（二）各党派协力合作，统一集中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三）抗日乃党国之大事，一切服从于抗日，但务须惕防共匪渗透之能量，党国要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大意。郑绍康当即找来《民报》社社长唐警、县党部组织干事廖海臣，商量举抗日之大旗、负抗战之重任，顺民心以防“共党之哗然”。3月6日，《民报》发表县党部愿与所有团体联合抗日的消息，但唯独不提与中共谈判。3月7日，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以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主任的名义，召见郑绍康，督促谈判，郑才勉强接受，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3月18日，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宣传委员卢文、秘书张祖成、游击队政治委员陈平阶、郴郡联中教务长王明友来到裕后街后段龙门池李家大屋（李姓宗祠），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郑绍康、宣传干事蒋秉忠、县政府区分部书记张贤良以及三青团、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谈开始，郑绍康宣读了蒋介石的抗战动员令，张春林宣读了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的通电。谈判中，中共郴县县委提出合作抗日的条件是：（－）凡抗日经费由县财政支出；（二）不论哪一个党派、团体，只要是宣传抗日，就允许其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三）允许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四）让李林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来郴城整训。国民党代表提出：抗日只能由国民党统帅；不允许进行地下活动。

经过反复较量，最终达成3条协议：（一）组织统一的抗日动员部，开展宣传活动；（二）凡参编国军的部队准许在郴州城外训练；（三）城乡民众捐献抗日的粮食、资金，统一交县财政局，由县政府统一上交国库和开支。

郴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协议的部分内容虽然对中共仍存有歧视和偏见，但中共郴县党组织竖持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全面合作，促成了郴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

1937年9月，中共赣粤边特委派交通员带着陈毅、项英的指示信来到西边山，联系上了失联两年之久的游击队。信中指示，为了团结抗战，中央决定摒弃前嫌，同国民党携手共同抗日，指示西边山游击队就合作事宜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西边山特区委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落实特委指示。特区委书记顾星奎亲赴江西大余向赣粤特委请示与国民党合作相关事宜。南方总部负责人杨尚奎接见了顾星奎，强调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既要顾全大局，又不能放弃原则，既要团结抗战，又不能被国民党吃掉。

与此同时，分散在湘粤边界郴州宜章县、广东乐昌、乳源县，湘赣边界等山区活动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的两个分队共计，按照原定方案，开始在各活动区集结待命，作下山接受整训和改编的准备。

王涛为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向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发出了下山接受改编的命令。已整装待发的80多个游击队员从多个集结点向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的坳丘集中。队伍收拢后，由队长李林带领，从坪石牛栏冲进人宜章苦竹山。2月26日深夜，游击队从苦竹山出发，经白石渡、太平里向郴县良田镇进发。2月28日，中共郴县县委委员陈平阶、国民党郴县在城区区分部书记张贤让等所率的国共两党人员共30余人，到郴宜边界的高梁山迎接李林的游击队人郴。良田一带的百姓得知游击队回来的消息，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放鞭炮，数千人沿途列队欢迎。游击队到达良田的当天下午，千余名当地百姓在游击队驻地文昌宫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陈平阶致欢迎词，李林讲了话；国民党良田区党部书记王海珍、挨户团团长黄孝球也讲了话。李林的队伍在良田作了短暂停留，并抓住时机做了三件事情：（一）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发动群众参军抗日，扩充队伍；（三）打击亲日分子、镇压顽固分子。游击队的工作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短短的几天时间，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当地青年就达37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同时也惩戒了一批仇视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由于国民党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并没有停止其破坏行动，他们谣言惑众，甚至伺机暗杀抗日骨干，加之良田地处交通要道，情况复杂，为防不测，游击队决定折回宜章整训。3月5日晚，李林带领游击队经烟竹山、大奎上，急行军到宜章赤石的蔡家村，再抄山路经宜章的饶田、浒口、新车、高龙桥、香花村、深塘，到达赤石司三望坪继续整训。这是游击队在良田公开亮出身份以来所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正规训练，湘南特委指派随王涛从延安回来的谢忠良以及湖南学生陈润等四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重点学习战略防御、战术进攻和国共合作、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等军事、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学习抢占地形、持枪瞄准、预防空袭等军事要领，学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新四军的性质、宗旨与斗争目标。王涛、周里亲自为游击队员讲课。

湘南赤色游击队在三望坪整训期间，认真贯彻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树立工农子弟兵的形象。在抓紧学习和训练的同时，游击队员们经常到集训地周围的白水、下涟、赤石街、平光、白清、渔溪等地书写标语、画漫话、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帮助老百姓挑水、收油菜、打扫卫生和一起干农活，还自筹军饷。处处体现出爱人民、为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形象。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整训任务，还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唤起了一批有志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再次壮大，到整训结束时，游击队发展到了130多人，并改名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仍为李林。经过整训游击队指战员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做好了随时接受改编的各项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后，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于4月初从宜章赤石出发，翻越九子岭到达平和，从曾家村进入郴县的锁石坪，在李林的家乡李家湾住了一宿后，向耒阳开拔。队伍经过7天的急行军，到达耒阳县的江头刘家祠，与刘厚总领导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二大队汇合，接受改编。两支队伍共400多名指战员，在耒阳经过3天的整训后，李林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林；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队长刘厚总。两个大队各设3个中队。4月II日，整编后的队伍从未阳灶市乘火车北上，经南昌开往安徽太平，李林领导的第一大队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营长。出发当天，耒阳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上前线。

新四军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正式成立，但各地游击队多半都分散在省界、边际、偏远的大山中，寻找、通知山上的游击队下山，从当年底持续到1938年春。

（1）新四军设立驻郴州通讯处与游击队下山

举办抗日训练班

1938年夏至1939年初，特委多次在郴州城万胜旅馆、汝城县城大三元酒店、汝城耕读村、郴州栖凤渡等地举办县区乡党员干部训练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等。王涛、周礼亲自讲授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前途；党的基本知识；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在湘南特委的领导下，郴县县委先后在栖凤渡、华塘、良田等地开办了“民训班”，学习内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抗日之职能；共产党抗日之主张。“民训班”先后办了12期，培训骨干1200余人。训练班为抗日救亡工作和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大批骨干。

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特委充分利用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的合法地位，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一，联络郴县进步人士与开明绅士合股办“牖智书店”。第二，与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三青团、民运指导处共同发起春节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春节，郴州城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充分展示了郴州人民的抗日救亡决心。第三，在汝城党争取到2个高小校长职位，在耒阳党争取到保长、保队长、小学校长等3个职位。第四，派政治教员到李木庵（李典午）主持的桂阳县东镇乡抗日自卫干部训练班任教，培养抗日自卫骨干。

（2）游击队下山改编

湘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主要由1928年湘南起义的红军骨干和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小股部队，地下党组织的各地赤色游击队

湘粤赣边游击队桂东县沙田改编   

1934年冬，红军长征过境汝城后，国民党对地方进行了大规模地“清乡剿匪”，残酷屠杀红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汝城地方游击队被迫退至东、西边山的南洞、濠头一带坚持斗争，后与长征失散和中央留守红军会合，于东、西边山开辟湘粤赣边游击区，建立游击支队和西边山特区委员会。国民党多次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主力转战江西南康、大余一带。游世雄等带领部分游击队仍留东、西边山，在地方党组织和东、西边山人民的支援下，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至1937年7月中国爆发全面抗战，东、西边山仍有300多人的游击支队在继续坚持斗争。

1937年9月下旬， 遵照南方总部指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支队长游世雄、特委书记顾星奎和负责人曾昭墟、肖国天等组成谈判代表团，在西边山南洞的桃寮与国民党湖南省第八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和地方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举行了第一轮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的协议。

10月上旬，游击队谈判代表团赴汝城县县城高店（胡凤璋住所），与国民党湖南保安第八区副司令胡凤璋和汝城县县长凌惕渊为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第二轮谈判。国民党以“国共合作应统一于一个政府”为由，要求湘粤赣边游击队就地编入湖南省保安第八区第六团。游击队代表团严辞拒绝，要求国民党应履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总方针，红军游击队只能编入新编第四军，并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武装“清剿”和镇压活动。谈判进行了两天，双方达成抗日共识，签订了《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协议》：一、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让出桂汝边的沙田方圆60华里地区交游击队接防，并作为游击队的活动区域；二、红军游击队改编期间，由国民党政府供应给养；三、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四、国民党方面派郭大维为代表常驻沙田联络交涉。

该协议签订后，汝城县政府召开隆重大会，宣布湘粤赣边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消息。县城一片欢腾，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盛大宴会，为游击队谈判代表团接风洗尘，《汝城民报》及时报道了谈判情况和“协议”内容。游击队下山谈判并签订“协议”，标志湘粤赣边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暂时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游击队谈判代表团离开汝城返沙田时，汝城各界为游击队谈判代表团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副司令胡凤璋送给游击队支队长游世雄骡子一头，汝城商界代表朱扬荣送给游世雄狐皮大衣一件，郭大维并送还了游世雄在西边山松坑突围战斗中失散了四个月的儿子游春怀。

10月中旬，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所属各队陆续向汝城南洞料家坪集结，游击队结束长达3年之久的野人般生活。总部在此进行了短暂的休整、训练和抗战时期的统战思想教育。但在换发军装时，队员们看到是国民党的军装，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有的还不肯更换，支队领导只好耐心说服，“一切为了抗战”。至月底，共集结了游击队约300人。经休整，游击队元气恢复，队员们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开往沙田时，鞭炮齐鸣，地方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送。

其后，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游世雄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兼训政员，方玉明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王赤为训政员。当地青年纷纷要求加入抗战队伍，队伍迅速扩大至500多人。

1938年2月13日，接中央分局命令，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向江西池江集结。那天，周边群众热烈欢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汝城、桂东、资兴、崇义、上犹等地县政府派员前往沙田欢送。桂东县县长颜宗鲁赠送嵌名联锦旗：“世事艰难相期共济；雄才大略定建奇勋”。旁题：“世雄队长吾兄，请缨抗日，卫国保家，鹏程万里，其志可嘉，于其行也，爰选联语，以志纪念。谨代表桂东民众同伸贺忱。”队伍开拔时，军民依依不舍，洒泪道别。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到达江西池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一部，奔赴抗战最前线。

（桂东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陈俊文，汝城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汝城县志》副总编纂袁世章、整理）

湘南游击独立大队郴县良田、宜章县赤石整训

宜章县一直是湘南游击斗争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在中共湘粤边工委、宜乐县委、湘南特委领导下，谷子元、李林等人先后领导组建了宜乐游击大队、湘南赤色游击队、湘南红军独立大队，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等游击武装，以宜章山区为中心活动地，强盛时达到600余人枪，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又重建，几起几落，游击武装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宜章是湘粤赣边游击斗争的重要游击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协议，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原在湘南领导过游击斗争的王涛回到湘南担任特委书记。王涛和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找到湘南游击队的谷子元、李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参加抗战。2月间，这支经历了艰难斗争，分散在宜章、乐昌、乳源的高山密林中活动的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下山后先在坪石附近的坳丘集中，随后到郴县良田镇扩军、短训。

队伍扩军完成后，再开往宜章赤石乡的三望坪学校进行整训。在一个多月的整训中，由延安派来的谢忠良等4个同志和湖南学生陈润上政治课和文化教育课，教唱了《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同时还进行了扩红，宜章游击区群众热烈响应中共抗日救国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军。经过整训扩军，队伍由百把人扩大到了130多人，其中有3名女战士，队伍改称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

3月，李林率游击队北上，在耒阳的江头汇合刘厚总带领的游击队。在这里又经过整训、扩军，李林从宜章带去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后叛变）带领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个大队扩展到400多人。4月11日部队从江头出发，到灶市乘火车去江西，辗转开赴安徽太平，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这些来自湘南的优秀儿女，从此在新四军中，迎着抗日的战火成长，后来多数人为国牺牲，其中的杨绍良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军长。

（宜章县政协原学习文史委主任，县文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李安牛根据周礼、谷子元、杨绍良等人的回忆整理整理）

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耒阳县江头整编

1938年2月5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扩大武装力量，谢竹峰在耒阳县天门仙召开党的负责干部会议，决定将湘南赤色游击队第3大队改名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刘厚总（后叛变）任队长，林长春任政委。3月初，这支50多人的游击队先集中在天门仙整训了几天，然后开赴江头乡继续集中整训。

游击队在江头集中整训时驻扎刘家祠，新四军派来3名教官讲政治课，教习文化，指导军事训练，部队半天学习军事，半天学习政治和文化。大家热情很高，上课、操练非常认真。通过1个多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大大提高。整训期间，周围群众送慰问品和要求参军的络绎不绝。先后要求参军的有几百人，部队从中挑选吸收了120人。总人数达到170-180人。4月上旬，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2大队。11日，与李林所率新四军暂编第1大队一起离开耒阳江头刘家祠，开赴安徽太平，编入新四军特务营，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参考资料：1、中共郴州市委党史办史料；2、苏仙区、北湖区文史研究会史料；3、安仁县、宜章县文史研究会资料；4、汝城县、桂东县文史研究会史料；5、喻广德、张式成《郴州之光——群星璀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张式成，湖南郴州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兼文史研究员，2010年退休，现仍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郴州市政协聘唯一文史研究员，市人大立法专家成员，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聘郴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专家召集人；兼市地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标识、城市雕塑评审委，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湖南作协会员，湖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市道教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文史顾问，湘南学院地域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