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那个炎热的夏天,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衡阳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保卫战——以孤军苦守衡阳47天,弹尽援绝,官兵伤亡殆尽。
8月7日,第十军军部电台少尉报务员卢庆贻受命向重庆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卢庆贻,1928年生,长沙人。
1941年春,长沙的第十军面向社会招收报务员,还不满14岁的卢庆贻投军报国,考进了第十军驻长沙的无线电速成班,成为备取生开始学习无线电报收发、密码以及故障修理等知识。半年后,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担任少尉报务员。
不管翻阅多少档案资料,我们都无法想象1944年的衡阳,那一场敌我实力悬殊的战役打得有多惨烈。卢庆贻爷爷曾经告诉我们,整个衡阳城变成一片废墟,战死的中国军人就这么堆在废墟中,散发着恶臭,还有数千伤员分散在各处无药救治。
卢庆贻和他的电台就设在衡阳的中央银行,衡阳城与外界联系全靠中央银行顶上那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线,以及一部仅15瓦电力的电台,发报都要通过江南电台或芷江空军基地中转,才能到达重庆。
最终,在十余万日军的强攻下,第十军还是没能守住衡阳城:伤亡惨重,粮食弹药补给缺乏,援军又迟迟未能突入城内接应,8月6日清晨,日军在守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从北门攻入衡阳城内。
6日中午,军长方先觉召集师长、参谋长在中央银行开会,决定放弃从衡阳城突围,并拟好了一道发往重庆的电报,交给卢庆贻。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只是将加密过的电文尽职地发了出去。
两天后,卢庆贻与其他许多人员一起成了俘虏,被带到衡阳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关了起来,在教堂待了几天后,卢庆贻和他的弟兄们被日本军强征为苦力,带到城外收稻谷,大家开始暗地里商量怎样逃出去。
机会终于在等待中来临,在日军押着他们朝永州零陵方向走时,卢庆贻他们十多名被俘人员利用日军看守上的麻痹大意,逃进了深山老林里。山区有中国的游击队,日本人怕被伏击,也就没有追上来。
后来,他们一路辗转打听部队的踪迹,在武冈县城被七十四军收留,短暂休整后,他们得到了贵阳第十军办事处的消息,又经过一段艰难的跋涉,终于重新回到了第十军。直到这时,卢庆贻这才从报纸上看到自己亲手发出的电文。
卢庆贻看完后,大哭一场,那么多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战友,很多人甚至都不到20岁,就壮烈牺牲在衡阳,让他难过至今。
1月8号凌晨,感染新冠病毒状况越来越差的卢庆贻爷爷不愿意再呆在医院了,他甚至不肯戴上吸氧面罩,本体血氧瞬时降至17,子女只好把他从医院接回了湘潭农村的家中。
10点50分,卢爷爷归队,去天上见他的长官和战友去了……
那封他亲手发出的衡阳保卫战的“最后一电”的最后一句“来生再见”,如今成了我们要对他说的话——
卢庆贻爷爷,来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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