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泽勇司
听了“玉音放送”,父辈们都流泪了。
无线电广播一结束,我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互相议论道:咋搞的日本会打败了呢?果不其然让大人们的街谈巷议给说中了等等。
我们捡起B29 扔下的传单读了上面写的:广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世田谷,我们是作好了挨炸的思想准备的。
这一天,晚饭吃的啥一点都不记得了。
空袭没了,所以睡了一个安稳觉。
我是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在世田谷三丁目二〇八二番地那里迎来停战的。
我家住的是东宝电影公司的职员住宅,大房间里住着演员、道具和美术师们,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很多空房间也向一般人家开放了, 所以我们家是在一九四一年搬过来的。
父亲被征用到喜多见的兵工厂干活,失掉了右手的无名指。
因为父亲说“死的时候要一块死”,所以我就没有“学童疏散”,也没有疏散到亲戚家去。我也没有像中学时代学友们那样在三月十日东京大空袭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体验。
漫长的暑假里,作为小喽罗跟随孩子头一起或把人家的西红柿菜地弄得一塌糊涂,或在附近的河川里抓小龙虾,或昏天黑地地在常德院的墓地里玩打仗的游戏,过着晒得黑黑的、浑身脏兮兮的每一天。
即便转动着我那营养失调的脑袋,我也有只要神风不刮起来就甭想打赢这场战争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今年六十五岁,拿到了发给我的护理保险证成为了老人,但我依然能鲜明地记起战后美国巧克力的甜香味和不久后流行的《苹果之歌》。
(七岁在东京世田谷迎来了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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