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武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21-08-21 10:37:21

　　

　　人物生平

　　孙铭武(1889—1932)，1889年9月生(清光绪十五年)，原名孙明武，字述周， 兄孙铭久，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都是抗日英烈，谥为抗日“孙氏三杰”。 孙铭武与黄显声是“磕头弟兄”(拜过把子)。 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作战。

　　求学期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 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 洪宪帝制取消后任清原罕羊区区官，兴京东昌区区官。

　　1919年(民国八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奉军)十六师，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后晋升第三营营长。

　　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

　　参加直奉战争

　　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 不久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时年35岁。 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弃甲归田

　　1925年(民国十四年) 因为对军阀势力造成的割据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的不满，已经是军方要员的孙铭武辞去了军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旅馆，旅馆只有20几张床位，这个曾经百战沙场的军人就此隐居下来，借以维生。 同年参于郭松龄反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孙铭武和原籍新宾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 他们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亡国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铭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声将军，要求抵抗日本军队。 黄显声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 孙铭武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 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 与此同时，孙铭武还动员村民亲友举旗抗日，全村老幼无不赞颂。

　　张显铭回到原籍后，因他曾在国外留学，社会联系较广，与当地警甲多有往来。 他首先向朋友张东郊、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并力陈救国大计。 张、盖等人深表愿效前驱，遂写信给兴京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 几经联络，李栋材同意“约期哗变”。

　　创作义勇军抗日军歌

　　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等在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 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年10月10日，李栋材佯装“剿匪”率部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孙耀祖、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兴京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与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系，提出武装抗日主张。 同山城镇的好友留日学生张天行组织抗日武装，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 他们在大苏河城隍庙内，摆下香案，由张显铭诵抗日誓文，并把一支手枪置于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齐说：“倘有二心，弹穿我胸。”遂后，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目睹“九一八”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 遂以刀破食指，于庭柱上写“血盟救国军”五字。 旁观民众和在场官兵，群情激愤，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东北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在兴京大苏河宣布起义成立“血盟救国军”。 被推举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血书抗日救国於旗杆上。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分别到兴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兴京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支持，使辽东血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

　　汉奸卖国贼、东边镇守使、省防一旅司令于芷山(后被日寇委为“满州国”上将警备司令)，得知孙铭武组织武装于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关系找到孙铭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 孙铭武严辞拒绝，并骂他们“不如禽兽”，把陈赶走。 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 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 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 期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 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后的资金用于购买枪支。 村民一致同意买枪支援救国军武装抗日。 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枪支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 不久于芷山又又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督率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 炮火激烈，弹飞如雨。 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再次击退了伪军。 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 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 (1932年5月，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 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以此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抵抗。 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 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 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辽东血盟救国军击退五县伪军联合“围剿”和打牛沟反击战胜利后，使于芷山威到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屈服。 于是，于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这支日渐壮大的抗日队伍。

　　1932年1月15日，于芷山授意其次子、卫队团二营营长于宗谦前往血盟救国军驻地与孙铭武“谈判”。 于宗谦面见孙铭武后，转达了于芷山的“合作诚意”。 于宗谦代表其父说：“诸君均系有为之士，作无谓之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 孙铭武和张显铭严辞以对，并向于宗谦提出，双方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 于宗谦表示要请命于芷山。 几天后，于芷山又复派于宗谦持信到救国军驻地，面邀孙铭武、张显铭等救国军指挥人员亲往三源浦“谈判”。 信中还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其中多为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合签署的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的“保证书”。 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人深知于芷山父子阴险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降日军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 总参议张显铭和总指挥李栋材惟恐上当受骗，坚持不肯前往。 总司令孙铭武执意要去，认为“以大无畏的精神，至诚的态度，决可感化于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 遂决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殉国

　　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总参议张显铭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 于芷山没有出面会见，却让人先摆宴席款待救国军谈判代表。 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 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设下的“鸿门宴”，已知难逃虎口，当即写下遗书嘱其二子： “……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 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 父虽死九泉已暝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再为安葬，是余所嘱”。 写罢他拜托旧部刘锡九转给自己家。 刘锡九悲感交集，涕泪而退。 当晚夜半时分，于芷山以重兵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缴械绑缚。 孙铭武大骂于芷山是“卖国贼”，“背信弃义的民族败类”。 几十个伪军把孙铭武等20名谈判代表拖走。 是夜，寒风凛冽，大雪封门，于芷山害怕真相外露，连夜把孙铭武第20名救国军军官枪杀在三源浦西门外。 终年43岁。 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弟继兄志上阵杀敌

　　1932年1月19日孙铭武为国捐躯后，胞弟孙铭宸继兄遗志，把救国军余部，编为李春润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六旅，并率全旅官兵血战清原，屡挫敌锋，屡建战功。

　　人物评价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为褒扬先烈，慰问忠魂，中央人民政府为毁家纾难、抗日救国的孙铭武，1953年，经当时的辽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孙铭武为革命烈士。 颁发了烈士证书和光荣纪念证。 烈士家乡清原县人民为缅怀先烈和铭记孙氏兄弟的抗日业绩，在烈士家乡南口前镇南三家子为他们立了忠烈碑。

　　墓碑铭刻英烈遗言

　　松柏低垂，青山肃穆，在这松柏青山的陪伴下，孙铭武、孙耀祖(本名孙铭宸)长眠于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南三家村一处山坡上。 2014年9月7日，记者辗转来到两位抗日英烈的坟冢前，感受他们保家卫国、英勇

　　无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两位英烈的青冢在孙家祖坟之内，背东朝西，由水泥浇灌，坟前分别立一块石碑，上面摆着后人祭奠时的花环。这两块石碑正面刻着两位英烈的名字，上面还分别写有“证辽东字一一四六二号”(孙铭武墓碑)，“证辽东字一一四六三号”(孙耀祖墓碑)。

　　记者注意到，每块墓碑的背后，还铭刻着他们的遗言。 孙铭武墓碑上刻着，“孙铭武遗言：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回家杀身何所惧，愿做抗日第一人”;孙耀祖墓碑上刻着，“孙耀祖遗言：教育救国志未酬，投笔从戎战倭奴，祖国危难民奋起，决心不当亡国人”。 从这遗言，可以感受到两位英烈驱除日寇、誓死保家卫国的铮铮铁骨、壮志豪情，令人动容。

　　在南三家村，家家户户都知道这里埋葬着抗日英烈忠骨，村党总支部负责人说，孙氏兄弟长眠南三家村是全村人的骄傲，他们所彰显出的民族情怀和对国家、人民表现出的赤胆忠心是全村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年都有村民自发祭扫烈士墓。

　　中国最早一首义勇军歌

　　2005年10月1日，抚顺新闻网报道说，抚顺发现了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歌。 孙铭武将军的遗孤、90高龄的孙起老人仍能完整地高唱这首军歌。

　　列入民政部第一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首。

　　家族情况

　　父亲：孙定芳

　　大哥：名字未知 早亡

　　二哥：孙铭久(抗日英雄)

　　四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抗日英雄)

　　儿子：孙起

　　大孙：孙显明

　　二孙：孙显庭

　　三孙：孙显耀

　　四孙：孙显勇

　　五孙：孙显志

　　人物成就

　　组建：辽东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1931年孙铭武组建了辽东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血盟抗日救国军，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第一枪。”

　　成立仪式上宣布了六项纪律：

　　叛国投敌者杀;

　　携械逃跑者杀;

　　私泄军情者杀;

　　抢掠民财者杀;

　　奸污妇女者杀;

　　煽动叛变者杀。”

　　唱响中国第一首义勇军军歌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最终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14年为进一步继承先辈遗志，弘扬抗战精神。 2014年12月9日，由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发起，清原县委宣传部承办的“《国歌》素材诞生地研讨会在清原召开。 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辽宁省政协顾问赵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良玉，县政协主席周国尧，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贵宾，副县长张勇、孙铭武、孙铭宸烈士的后人以及市社科院及县相关部门的领导等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人员对烈士孙铭武、孙铭宸等人创作的《义勇军军歌》相关史料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基本确定《国歌》素材诞生地就在清原。

　　清原县政协主席周国尧在会上向当年在民族危亡的情境下，带领家乡人民抵抗日寇的孙铭武、孙铭宸等先辈致敬，同时向与会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说，正是因为孙铭武、孙铭宸等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情怀，以一首悲壮的《义勇军军歌》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做为一个清原人倍感自豪与骄傲。 我们要继承先辈遗志，弘扬优良传统，为建设美丽中国添砖加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孙铭武在起义前夕(1931年10月)，在自家的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 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 战斗

　　战斗 战斗

　　不只是《血盟救国军》军歌，其后辽宁大地风起云涌的义勇军军歌都与“义勇军进行曲”有着或多或少的相近之处。 义勇军歌号召军民抗日，为义勇军的发展壮大起了推动作用，义勇军威震辽东。在新宾、清原、柳河、通化、桓仁等地，队伍不断扩大，到1932年1月已发展到千余人。

　　生前之谜

　　谜题之一：爷爷为什么要离开军队?

　　据孙显庭介绍，1919年以后，爷爷先后担任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等职。按理说，这个职位并不算低。 1925年以后(有资料显示)，爷爷因为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而退役为民。孙显庭说，爷爷离开部队的原因一直是个谜，父亲生前多次念叨这件事。 说爷爷因“不满军阀混战”而退役为民，这个理由难以理解。 他以前曾听父亲说过，爷爷早年还参加过直奉战争，并且还立过战功。 如果说爷爷真是因为不满军阀混战而离开部队，那么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

　　谜题之二：爷爷为什么要在沈阳开旅馆?

　　有资料称，孙铭武退役为民后，并没有回到清原的孙家大院，而是选择在沈阳开了一家福兴旅馆，借以维生。 孙显庭说，父亲生前对这件事一直想不通。 父亲认为，孙家在清原有水田100多亩，房屋15间，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富户。 据他所知，爷爷在沈阳的福兴旅馆规模并不是很大，总计不过20几张床，与其在沈阳“勉强维持生计”，为何不回乡经营? 假设说爷爷开旅馆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九·一八”之后，他却能义无反顾地将包括祖上150亩水田在内的全部家产卖掉用于抗日? 这是其一。

　　其二，父亲早年曾听奶奶说过，爷爷在沈阳经营福兴旅馆时间并不很长，大约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爷爷1925年离开部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回乡组织血盟救国军，这期间有五、六年的时间，爷爷在做什么呢?

　　谜题之三：爷爷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采访中，孙显庭跟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 　1969年末(七十年代末)，孙显庭由于工作认真、积极肯干，被组织上发展为预备党员。 由于当时入党审查极其严格，单位多次派人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其中有一次，外调的同志在抚顺矿区找到了他爷爷牺牲前一名姓吕的警卫员。 这名警卫员十六、七岁开始就跟随着爷爷孙铭武，一直到爷爷牺牲。 对爷爷的事、包括爷爷家里的事都十分了解。 他告诉外调同志一个信息：孙铭武是中共地下党员。

　　孙显庭说，当时组织上外调的内容一般是不让当事人知道，他也是事后偶尔才听参与外调的人提起的。 得到这个消息着实让孙家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从没有想过，爷爷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 至于这个证实有没有写进档案中，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孙显庭父亲生前多次提起，爷爷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与被称为东北义勇军缔造者之一的黄显声将军是同期学员。 由于他们二人关系较好，孙铭武曾与黄显声拜过把子，是“磕头弟兄”。 黄显声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党的领导者，孙显庭推测，爷爷的一些抗日救国思想是否与黄显声将军有关?

　　孙显庭介绍，上述这些疑问困扰着父亲很多年。 尽管老人家生前做了很多努力，但终究因个人力量有限，最终也没有弄清楚。 他希望今后相关部门能更详尽地展开对爷爷孙铭武和他的血盟救国军的研究。 他说，爷爷的事迹不仅是他们孙家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他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国亡家破的残酷现实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