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哥论抗战 |泰哥论抗战 |日军为什么要以“偷袭”方式发起“九一八事变？
来源：泰哥   2021-12-01 09:47:14

　　【按语】抗日战争中，“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话题，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著述非常多。作为职业军人，泰哥推出了“九一八事变”研究系列文章，用他的视角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深度研究分析。剖析日军为什么要以“偷袭”方式发起“九一八事变”?以及“九一八事变”对日军二战期间战争行动的影响等问题。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军战争狂热分子策划和发起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城北柳条湖附近自爆南满铁路，尔后贼喊捉贼，以“偷袭”方式进攻中国东北军兵营，进而侵占了沈阳城和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对此，一些读者感到不解：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远远强于中国，中国政府和东北军之所以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敌强我弱。那么，日军为什么还要以“偷袭”方式发起“九一八事变”?

　　这是因为，虽然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远高于中国，这方面日本确实很牛X，但在沈阳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日军的兵力却大大少于中国军队，在这里他们并不具备兵力优势。

　　“九一八事变”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日两国兵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驻军，就是日本关东军。那么，这支后来号称拥兵百万、被称为“皇军之花”、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到底是怎么跑到中国来的?我就先从这个问题说起。

　　1905年，日本在以中国辽宁为主战场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9月5日，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认输的沙俄向日本转让了其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相关权益。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条约的谈判清政府并没有受邀参加，而是日俄间的私相授受。

　　日俄战后，日本从1906年就开始派兵到中国东北，守卫南满铁路沿线。10月设立关东都督府，府内设陆军部统管驻军。1919年4月，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称为关东厅，将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的名字就正式叫响了，“日本关东军”从此怪胎出世。

　　那么，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到底有多少兵力呢?对这个问题，史料上有不同的记载，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史料是：

　　一、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说日本兵为1.04万人。

　　二、《太平洋战争史》一书，说日本兵有1.5万人。

　　三、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日记，在《附录》中说日本兵有一万五、六千人。

　　其中，史料二、三记载的数字大致差不多，但它们与史料一的表述则有较大出入，究竟哪个数据才是真实的呢?有人认为，谁的数字精确谁的可信度就高。按照这个观点，史料一提供的数据貌似很精确，应该可信度最高。但是在我看来，采纳史料时，史料的出处更为重要。在这三者中，肯定是史料三、也就是本庄繁的说法更具可信度。本庄繁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如果连自己掌管多少部队都整不清楚，那还怎么带兵打仗呢?经核对国内外史料，可以确认，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主要部署有两支部队，即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其中，第2师团为缩编师团，下辖3个步兵联队，每个步兵联队缺编1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又缺编1个步兵中队，这样全师团的兵力为1.04万人。史料一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说日本兵为1.04万人，其实说的就是第2师团的兵力。但却拉下了独立守备队的兵力，要知道这支部队还是挑起“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独立守备队下辖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个大队有4个步兵中队，每个中队有160人，总数约4000人。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史料二、三所提供的数据是可信的，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兵力约为1.5万人，不过这仅是正规军的兵力。除了正规军外，日军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部队，以及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这些兵力加起来约有1.2万人。这样算下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总兵力共有2.7万人。这些日军以沈阳为中心，主要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使用兵力。

　　耀武扬威的日本关东军

　　我们再来看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兵力有多少。

　　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少帅”张学良统辖的东北军。其前身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称为“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将奉军“易帜”，翌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总兵力达到了40万之众。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30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对付联手反蒋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调进关内参加中原大战。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的骑兵3个旅和炮兵、工兵等部队，驻扎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的步兵精锐和大部分炮兵，都部署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扎在东北的部队，有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等，包括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兵力约20多万人。

　　中国东北军部队

　　有必要说明的是，当时在武器装备上，东北军并不像有些文献说的什么“武器装备落后”。当时东北军拥有为数不少的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东北军炮兵装备的150mm榴弹炮，有着全国第一的美誉。此外，东北军还有空军4个大队，有各型飞机265架，要知道当时日本全国战机的数量也不超过400架!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只21艘，总吨位3.22万吨，有海军官兵3300人，主力舰“海圻”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当时的东北军，是中国唯一的海、陆、空编制齐全的军队。所以说，东北军不仅在中国军队里面绝对够土豪，即使与气焰嚣张的日本关东军相比，在火力上也具有明显优势。

　　东北军炮兵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中日军队兵力

　　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进攻北大营经过及军力配置图》上，有这样一段标注：“日本军参加兵力约六百名，支那军兵力八千乃至一万”。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人们，“九一八事变”时中日双方悬殊的兵力对比。

　　日本关东军绘制的《进攻北大营经过及军力配置图》

　　“九一八事变”前夕，部署在沈阳的日军部队，包括步兵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两支部队。日军一个联队的兵力约为3700人上下，但当时第29联队缺编一个步兵大队，而每个大队又缺编1个步兵中队，这样算下来，步兵第29联队当时的兵力约为2200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兵力为600 人。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沈阳的总兵力仅有2800人。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的日军，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这支日军是守备部队，仅装备有步枪、机枪等轻武器，没有配备火炮等重武器。虽说日本关东军为增强驻沈阳日军的火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专门从日本运来了两门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偷偷部署在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的营区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军用这两门重型榴弹炮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猛烈轰击。但总体而言，当时驻沈阳日军的火力还远远不足，其进攻能力也十分有限。

　　日本关东军调来的240mm重型榴弹炮

　　而被日军攻击的沈阳北大营，当时驻扎着东北军独立第7旅，辖619团、620团、621团，人数约7000多人。其兵力是来犯之敌的将近12倍。

　　东北军装备的辽14式37mm平射炮，此炮战斗全重89公斤，最大射程约5公里，是日本大正11式平射炮的仿制品

　　独立第7旅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精锐部队，少帅对第7旅青睐有加，不管是福利待遇还是武器装备都受到优待，是东北军中最得宠的部队之一，旅长是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第7旅编制7000多人，加上3个特种连等，总兵力能达到1万人。该旅不仅拥有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野炮等装备，还配备了坦克、装甲车和平射炮。可以说，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火力强悍。此外，第7旅的官兵素质普遍较高，士兵大部分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军官几乎都来自东北讲武堂、陆大、保定军校等正规军事院校，很多军官还是留洋回来的，这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北大营里的坦克、装甲车

　　另外，沈阳还有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显声所辖的警察，人数约2000多人。他们在黄显声的指挥下，对日军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

　　在沈阳周边，共有东北军6万人。所以，从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角度来看，日军在异国领土上，以区区两千余人的兵力，并且还没有多少重武器的情况下，去挑战兵力4倍于己的外军设防兵营和拥有高大坚固城墙的大城市，无异是“以卵击石”的自杀行为。

　　然而，这场兵力对比悬殊的战斗，结果却令人惊掉了下巴：开战仅仅6个小时，拥有7000多兵力的东北军北大营就被日军攻陷;开战8个小时后，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就陷落了!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几乎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就撤出了北大营，其中320人被日军杀害，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伤亡、失踪的人数共计483人。

　　日军在城墙上向沈阳城区进攻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谓受益巨大、代价甚微

　　“九一八事变”后，当占领沈阳的日本兵打开东北军的武器库和沈阳兵工厂大门时，被里面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惊得合不拢嘴：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坦克和装甲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还有数不清的弹药……(据《张作霖与沈阳兵工厂》)

　　日军占领沈阳兵工厂

　　如此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都被日本侵略军轻轻松松地收入囊中。光是日本关东军缴获的这些武器装备，就能满足20个满编师的装备需求。都知道日军贪婪，可如此之大的一笔“横财”，着实连他们也没想到!但更让日本关东军受益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已经制造出来的武器装备。

　　要说当时东北的兵工厂到底有多厉害，恐怕今天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甚至不敢相信。以沈阳兵工厂为例，该厂当时有机器8千余部，职工数万人，是当时全中国也是亚洲规模上绝对No.1的兵工厂，就连狂妄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沈阳兵工厂是“东方第一”!

　　沈阳兵工厂不仅规模大，其生产能力在国内乃至东亚也是一等一的。它制造的武器一天就能装备一个营，一个月就能装备一个整编师。除了能生产轻武器和弹药，还能生产制造山炮、重炮甚至榴弹炮那样威力强大的重型武器。仅重武器一项，沈阳兵工厂的年产量就能满足日军2个满编师团的装备需求;而步枪和弹药的生产能力，则远远超出2个师团的装备需要。

　　鉴于沈阳兵工厂的内部设施完善，生产设备完好并且相当先进，日军随即就利用该工厂为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并对工厂规模做了进一步扩建。

　　据统计，日军在中国方面的作战中，山野炮的45%、弹药的70%、掷弹筒/迫击炮的100%，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这相当于在抗战中，日本人是用中国人生产的武器去打中国人!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战争中，日军多为战胜方，其重武器的损失相对较少，所以沈阳兵工厂主要生产的是轻武器和弹药，其实火炮等重武器的生产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场军事冒险的日军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死亡2人、负伤23人!1931年《日本奉天关东军司令部调查材料》称：“奉天北大营伤将校4人，下士、兵死2人、伤19人，计伤亡25人。”

　　更令人震惊的结果还在后面：“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接着一天之内攻占了20多座中国城市，4个月零18天占领中国东北3个省和1个特区，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5倍!

　　众所周知，军工企业对现代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大帅张作霖十分重视军工企业建设，他苦心经营了十年时间，使东三省兵工厂拥有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强大的生产能力。然而这些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日本悉数攫取。这是此消彼长的事情，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水平和战斗力的影响，可绝不仅仅是丢失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几座工厂那么简单。

　　张作霖

　　当时东三省兵工厂不仅产能强，研发能力也相当强。依托国内外优秀的技术人才，东三省兵工厂能够研发和仿制出各种类型的武器。从75mm的野炮、山炮、平射炮、高射炮到240mm的重型榴弹炮，几乎应有尽有，凡是日本有的火炮，它们基本都能生产出对应的仿制型号。在丢失大批武器装备和兵工厂的同时，“九一八事变”使得东三省的武器研发能力也丧失殆尽。众所周知，直到二战结束，日军使用的都是打一发要拉一次枪栓的“三八大盖”步枪，而沈阳兵工厂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试制成功了能10连发的自动步枪，但“九一八事变”后连样枪都没能带出来。

　　可以说，东三省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武器生产和研发基地，丢失东三省比丢失全国其他任何地区对中国国防的损失都大!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朋友们一定会被气得怒不可遏：东北这么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怎么能因为执行“不抵抗”命令就让敌人轻易给夺走了呢!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侵占东北三省要图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可以假设，这段历史肯定会改写!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沈阳和东三省不丢，东三省的兵工厂就可以给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生产输送武器弹药，中国军队相比日军的武器装备劣势的局面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因而中日战争的历史就会重新改写。

　　那么，如果当时东北军与日军真刀实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事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曾经率部抵抗来犯日军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第620团团长王铁汉说：“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

　　第7旅第620团团长王铁汉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人对此是怎么看的。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要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在供词中陈述：“如果当天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沈阳)、长春、吉林的结果。”

　　“皇姑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河本大作

　　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大营和沈阳城，并非中国军队守不住，而是被“不抵抗”命令所葬送的!由日军战争狂人所策划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绝对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冒险!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驻沈阳日军向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大大超过自己的中国东北军发起进攻，强攻绝无胜算可能，只有采取“偷袭”方式才有可能得手。

　　主要参考文献：

　　《中日战争史》，胡德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07月

　　《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江口圭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张作霖与沈阳兵工厂》

　　注：部分历史图片采自网络

　　作者简介：

　　泰哥，军事专家，管理学硕士、理学士、军事学学士，解放军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大学客座教授。出版过《孙子兵法与信息化战争》《为了打赢的探索》《伊朗核危机》等3部专著，担任《参谋军官战时业务指南》副总编，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6部权威专著的编写。

　　泰哥钻研孙子兵法30多年，参加了多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出版了孙子兵法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孙子兵法研讨文章，其研究成果在军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观点经常被引用。2002年，《中国国防报》专门为他开辟了《孙子兵法与信息化战争系列谈》专栏。曾受聘为《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的特约作者，在多个网站发表文章千余篇。

　　针对我国海洋权益不断受到外国侵犯的现实，为了提高国人的海洋意识，泰哥对我国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全长1.84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台湾岛、香港、澳门等主要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于2012年在沈阳举办了《爱我海疆》个人摄影展，被媒体誉为“万里海疆行第一人”。

　　泰哥倾心国防教育工作，每年都受邀为数十家机关、学校、企业、商协会等单位和社团，介绍国家安全形势和国防发展情况，为社会关注国防、支持国防发挥了积极作用。

　　泰哥致力于抗日战场考察研究，历时十多年时间，实地考察了抗日战争中国主要战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真实地反映了75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他所介绍的抗日战场，有些鲜为人知、鲜有人去，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被誉为“抗日战场考察研究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