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尚实：“一·二八”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前前后后
来源：上海史研究通讯 薛尚实   2022-01-28 18:24:04

　　整理者马军按：

　　薛尚实先生(1903—1977年)，是一位原籍广东梅州的中共革命家，斗争经历极为丰富，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走南闯北，历尽艰险，或在沪、苏、浙、闽、鲁、冀等地担任地下党要职，或直接在新四军、解放军从事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初期，他曾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1952年改任中共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57年4月起兼任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是上海市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会会员。

　　他自1958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4月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组以后，并未在屈辱与逆境中消沉下去，而是积极投身到革命史、工运史的研究事业中。他60年代初的许多未刊稿至今仍保存在历史所的现代史研究室，本文即是其中的一篇。

　　值此“一·二八”抗战90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公布此文，既旨在纪念上海历史上的那场战事，也为了缅怀这位性格坚毅的前辈同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他曾经的服务感到光荣!

　　本文原稿

　　(一)

　　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于1931年9月18日占领了东北三省，作为其战略进攻的第一个步骤。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把上海作为其夺取的对象。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之一，也是帝国主义争夺的一个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预计：如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而且可以建立作为侵入中国内部的基地;如遭遇到抵抗或挫折，亦可以借此转移中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视线，从此在东北可以建立巩固的地位。日寇为执行占领上海的军事计划，加紧调兵遣将，命令陆海军向上海集结。“一?二八”前后，藉口保侨，派遣了军舰45艘【1】，飞机40多架，铁甲车数十辆，海军陆战队登陆者有6000多人(武装起来的居民亦有2000多人)，公开设立日本驻上海第一舰队司令部，日夜进行占据上海的部署。海军陆战队肆无忌弹地侵入虹口、江湾、闸北一带，每天穿街入巷，作军事演习，实弹打靶，武装游行，派遣特务、浪人到处侦察骚扰。

　　日军在发动向十九路军进攻之前，即调配军队到各个日本纱厂去驻防：在内外棉、日华、嘉和、丰田、东华各纱厂都驻有小队日军，以后在公大、东华各厂设立日军司令部。丰田纱厂地处要冲(在香烟桥)，则驻有大量日军和便衣队，在厂门口设置铁丝和沙堆掩体，屋顶上架设机枪多挺，厂与厂之间装有军用电话，厂内存储大量军火和军用品。

　　敌军在驻防地带是穷凶极恶、横行无忌的，封锁戒严、灯火管制、演习巷战任意举行，奸淫妇女、殴打逮捕、杀害中国人民的事情时有所闻。从日军焚毁三友实业社，组织居留民在北四川路举行暴动，到指挥陆军进攻闸北的时候，沪西苏州河主要渡口——小沙渡、叉袋角、周家桥、造币厂桥——都有日本兵把守，日纱厂附近街道和石灰窑也有日军戒严，工人上下班，进厂出厂，必须对他们脱帽鞠躬，否则就要罚跪、罚站。工人所受到的洋罪和各种侮辱，真是说不尽、道不完!日本帝国主义是封建性较浓的国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特别残暴。“九?一八”以后，日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更加恶劣了，东洋领班更不把工人当人看待，不分昼夜，总是带着小爪子到车间里来，杀气腾腾，神气十足，东张西望，瞪着恶意的眼睛，侦察工人的行动。不许工人看书、看报，不许工人交头接耳，稍不顺眼，撕耳朵、抓辫子、打嘴巴子都是常事，“贼种”、“猪猡”、“亡国奴”……什么都骂得出来。兽性一发，没头没脑地拳打脚踢，把工人打得地上乱滚，简直把车间当作刑房。日军总部和日领事是连同一起行动的：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反对开除逮捕工人，举行罢工反抗，日本领事村井竟警告上海市政府，不许工人进行反日活动，下令工人限期复工，否则将武力制止工人行动。 焚皇渡丰田纱厂工人于旧历年终要求发给工资，日海军陆战队竟持枪拦阻，横加殴辱，并捕去13名工人，全被惨杀身死。日寇的残酷行为，闻者莫不悲愤填膺。这时候，工人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因市面上金贵银贱，物价一天比一天高。1930年火柴2个铜元一盒，现在要3个铜元了。火油原是2元5角一桶，现在加到5元一桶。米珠薪桂，房租水电都要加价。工人整天一把血一把汗，弄得自己养不活自己。每日辛劳，指望月底可发4个赏工，但日本老板也决定要予以取消。

　　据《红旗周刊》第27期发表一个统计：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有6万多人，女工占十分之七，男工占十分之二点五，童工占十分之零点五。平均工资每人每天为6角，6万多工人每月共拿到4.4万多元，这工资要养活18万多人的生命(每家平均以3口计算)，每人每天只靠2角钱(小洋)过活，房租水电、穿的吃的一概在内，生活程度的低下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这6万多工人，每月要替日本资本家生产价值1400多万元的商品，计每月产棉纱3.5万捆(每捆250元)，棉布50万疋(每疋8万元)。资本家加紧压榨，他们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大批地开除工人：公大纱厂全厂3000多人，从1931年10月份起到年底，竟被开除了1200多人;浦东日华纱厂自“九?一八”以来，也被开除了400多老工人。各厂工人都遭此灾祸。资方借口工人不好好干活，纱布受到抵制，营业不振，因此，下定毒手，把工资较大的工人30人一批、50人一批开除出厂。资方用解雇工人、减少开销、牺牲工人利益来保全自己的利益，造成失业恐怖，威胁着每个工人。各厂工人每天进厂之前，都提心吊胆，生怕有一天要开除到自己头上来，一到厂门口，就要看看有没有布告上墙，如果布告上有了名字的，即不许进厂。被开除了，有的可以发清工资，有的厂(如同兴、公大等)不但不发该月应领工资，而且不退存工，一脚踢出了事，简直不顾人的死活。开除了，要想进别的日本厂去做，那是很困难的，他们厂与厂之间作了共同布置，一厂开除，别厂不收。当时工人说：“有钱可买官做，有钱不能买工做。”所以工人说：“开除一个工人就像割掉我们身上一块肉，真痛心!大家再不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肉都要被鬼子割光了。”这真是切肤之痛。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怠工、罢工、打工头、打领班、打工贼走狗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2】

　　日本纱厂工人被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害得失业破产，走投无路，他们所受到的痛苦是世界上罕有的，他们天天在日资本家、租界捕房、黄色工会、特务流氓、工贼走狗的重重压榨之下，他们所受到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痛苦特别深刻，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就特别迫切。因此，日本纱厂工人反对日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次数特别多，斗争范围特别大，斗争的姿态也特别英勇而坚决。

　　“一?二八”前后，日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同盟大罢工，在上海工运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九?一八”以后，上海最早发动反日斗争的是中共同兴纱厂支部。《申报》11月4日报道：“沪东同兴第二纱厂全体工友，自暴日以暴力强占我国土，屠杀我军民，并遣派舰队来华示威后，颇为愤慨，为抗日救国起见，自动相率退职”。【3】

　　其次是浦东日华纱厂的布机间，反对资方加重工作、减少工资(原来一人只管3部车，现在加到4部，但工资却从5角6分减为5角);反对工头张富英、胡阿珍等强迫工人工作;反对警局拘捕陆小妹等4人。全车间工人因此举行怠工。经社会局调解劝告复工，资方竟行拒绝，并请海军陆战队到厂门口示威，接着又开除江桂元等30位老工友。工人对资方的蛮横无理，气愤不过，全厂工友举行罢工反抗，工人发表“请愿书”云：“平时受日帝国主义资本家百般压迫，痛苦万状，最近东北事件发生，厂方压迫工友变本加厉，将各车间工友开除数百人……昨日厂方又出布告继续开除女工三十余人，闻尚有开除在后……”【4】为反对资方进攻，工人起来斗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社会局站在资方立场进行调解，一味偏袒，资方更加跋扈，工人就下定决心作长期斗争。

　　这厂的罢工时间最长(约4个月)，一直坚持到淞沪抗战结束后才复工。这场罢工斗争的爆发，推动了沪东、沪西各日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

　　这时候，日纱厂对工人的压榨行为是一致的，他们把抵货运动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申报》记载：“(他们)异想天开，开除大批工人，任意压迫，加重工作，克扣工资，迫工友等不退而自退，并于昨日下午拒绝工友入厂工作，以达其关厂目的，所有工友应得工资暨慰劳金赏概不发给。”【5】这种措施不但日华纱厂如此，其他各日本厂亦是如此。因此，在1月上旬各厂发动斗争的共同要求是：一、反对加重工作;二、反对减少工资，反对克扣工资;三、反对开除工人，被开除工人要一律复工;四、退厂工人要算清存工和退职金;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从1月8日起，日纱厂由个别车间发动怠工再发展到全厂罢工的计有：沪西之日华纱厂，同兴第二厂、第三厂，喜和第一厂、第二厂，公大三厂。内外棉和东洋绢丝厂等先发动怠工(工人叫磨洋工，其方法是照常进厂出厂，每天在厂只做三四个钟头，工人互相约定警报，如东洋领班或小爪子来了，就立刻打起警报，大家就开快车照常工作，他们一走则开慢车或开空车。有不少工头也同情工人行动)。到1月8日厂方正式宣布日商纱厂联合会的决定，取消月赏。【6】

　　这决定首先在沪西东洋绢丝厂和日华纱厂宣布，东洋绢丝厂工人(该厂工人每月有8天赏工)一听到这个消息，全厂工人立即实行怠工。到1月10日第一、第二绢丝厂全部实行罢工。日华纱厂2000多名工人对厂方宣布取消月赏，莫不愤恨，一律实行怠工。市区第六区区长向工人方面劝慰调解，但后者因生活艰难，态度非常坚决。其它各厂听到消息后议论纷纷，有的召开车间会议(沪东日华)，有的召开全厂大会(同兴、嘉和)，有的召开两厂联席会(沪西日华、喜华)共谋反抗。浦东日华纱厂的黄色工会亦召开会议，表示同情以欺骗工人。以后就分别召开沪东、沪西全区性的各厂工人代表会，一致表示坚决反对。提出：一、反对取消4工赏，二、反对开除工人，被开除工人要复工……等为主要条件，分别派出代表向厂方交涉，厂方都不予理睬，于是各厂工人由怠工转向罢工。先由沪西日华、同兴、公大绢厂先发动，然后推动到沪东各厂。【7】罢工开始后，有的厂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讨论通过罢工要求，并选举委员成立工会(上海);有的厂成立罢工委员会(公大、同兴)领导罢工;喜和、日华两厂则召开联席会，共同讨论有关罢工各方面问题，并发表告工友书，以求斗争行动的一致，以后又建立了罢工委员会联合办事处进行日常工作。接着，同兴与喜和，同兴与日华亦开联席会议，建立厂际关系，订立合同，号召坚决罢工，以争取胜利。这个突击的行动，使日纱厂的罢工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从同兴、喜和两厂订立罢工合同的原文看来，可以知道他们罢工斗争的坚决：

　　立罢工合同字，同兴纱厂第一厂，喜和第一、二、三厂，今为巩固工人团结精神，保障工人利益，订定双方须待条件答复圆满，双方同意才能复工(如一方答复，一方未答复，不得同意，亦不得复工;或一方答复不圆满，一方答复圆满，双方不得同意，亦不得复工)。违者以工贼论，宣布真相于社会，唤起各界共同讨伐之，各执为据。【8】

　　这时候，各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姿态是不一致的。有的罢下来了，在厂外进行各种活动(工人不进厂或厂方拒绝进厂);有的按时进厂，在厂内各车间活动;有的经社会局调解后复工，因资方强硬又行罢工;有的不宣布罢工，仍停留在怠工的阶段上;有的还照常开工。直到1月14日才逐步走上一致。“本市日商纱厂，经在华日商纱厂联合会决议取消月赏后，全市三十余厂工人群起反抗，以致发生罢工怠工等风潮。”【9】

　　日纱厂联合会将工人罢工斗争情况报告大阪纺织委员会如何解决取消月赏工潮问题，得到指示是：如工人不复工，任何调解，断不接受。因此，日纱厂联合会作出决议：如华工自愿牺牲月赏而进厂工作者，罢工期间可津贴一部分，否则辞退罢工工人另招新工。联合会又决定：“要坚持到底，如十日内不上工，全体开除。”到此，厂方态度已经僵化了。特别是戈登路同兴纱厂选代表到厂结算工资，遭到日捕殴打，工友顾松桂等三人被捕后，更使各厂工人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举行罢工反抗。于是，“内外等厂华工，近日亦殊见活跃，罢工空气，弥漫全厂”。【10】全市日本纺织厂就此展开了全面罢工。(只有吴淞华丰纱厂在中日双方开火后才停工)

　　(二)

　　上海日本纱厂600多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特色，也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特色。

　　上海日本纱厂全面罢工的前两天，社会局照例前来劝谕复工，但因资方态度强硬，工人亦毫不退让，所谓“调解”只能破产，应应场面而已。

　　日纱厂工人一致罢工后，日资本家又举棋不定了。首先促动同兴纱厂于21、22两日发放上月工资，引诱工人上班，他们声称：“如不来领工资，即系放弃权利，工资不再补发，并将予以革退。”他们预定的步骤是：如果同兴纱厂进行顺利，则内外棉、日华等厂亦将依法炮制。

　　可是厂方威逼利诱的阴谋，并不能动摇罢工工人的阵线，相反，工人的决心更加坚定。

　　日纱厂工人发动罢工之前，各厂的党、团支部和赤色工会多遭破坏，只在个别厂有基层组织或个别关系。形势紧张后，才经过上海总工联、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等加紧就直接、间接关系进行突击，由纱厂总工会筹备会将各厂关系连接起来。不久就召开各个日本纱厂工人活动分子会，【11】会上决定成立反日罢工委员会，各区建立联合办事处，并讨论通过了日纱厂工人反日同盟罢工的要求条件：

　　一、立即撤退厂内驻军及一切军事设备，以后厂内不得驻扎军队，厂内职员不得携带军器;

　　二、立即释放被捕反日罢工工人;

　　三、承认反日罢工委员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四、月赏4工，男工、女工、青工、童工从进厂之日起，一律发给慰劳金，慰劳金应照最高工资;

　　五、罢工、关厂期间工资照发，礼拜休息，工资照给，礼拜天加班作双工计算，反对克扣工资;

　　六、增加工资：€元以下者增加6元，€元以上者增加4元，男、女工一律同工同酬，粗纱间亨司增3分，摇纱间每元减少20车，细纱间每木棍加3分，洋线、并纱、筒车同样;

　　七、反对开除工人，以前开除工人，一律恢复工作;

　　八、不准打骂工人，女工出嫁时给假2个礼拜，产前产后休息2个月，工资照给;

　　九、实行8小时工作，青工6小时，吃饭关车休息1小时;

　　十、不得拍小照，已拍者退还，改用木棒。

　　通过同盟罢工十条【12】以后，各代表分别到各厂去传达，有的厂罢委组织宣传队、募捐队、纠察队、检查日货队等进行工作。

　　为坚持罢工，为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在罢委领导下印发募捐启事和捐册，要求社会人士了解罢工情况、捐助罢工工人。同兴纱厂条件委员会的募捐启事云：

　　日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屠杀千百万群众，以及我们受日资本家过甚之压迫，为争取中华民族之光荣和独立，为争取我们本身痛苦之减少，领导全体二千多工友于本月一致罢工，与帝国主义资本家作殊死战。半月以来，我工友挨饥忍饿，千辛万苦，到现在已到绝食之境。因此，不能不希求各界之同情与援助……俾得继续奋斗到底。【13】

　　到2月20日，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亦发表启事：

　　日本帝国主义图占上海，炮轰劳苦民众，我们工友激于义愤，一致罢工反日，艰难苦斗，直到现在，生活难于维持，其苦何堪言状。望我各界爱国同胞，踊跃解囊相助，使我工友反日罢工，坚持到底……【14】

　　工作正进行中，公安局和工部局下令禁止募捐，并逮捕工人。罢委根据工人迫切要求，提出“要工做，要饭吃”的口号，组织工人向市政府、社会局要求解决当前问题。

　　大家知道“九?一八”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嗾使下，一面执行其“阶级合作，劳资仲裁，加紧生产，禁止罢工”的政策，一面对劳苦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靠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

　　“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人民对日帝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政策，认识更加清楚了，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抗日救国的行动，真是风起云涌，日纱厂工人的斗争更是来得尖锐。国民党亲日派为适应日帝国主义的要求，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已意识到再用大规模的逮捕与杀戮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于是随着大势所趋，也在呼喊“抗日救国”。为了控制与窒息抗日救国运动，他们真是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御用组织(如市总工会、邮务职工会等)拉拢一批流氓光棍，建立各种名目的“抗日会”。同时明令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反日团体，必须按期到社会局登记审核，才能成为合法组织。幸而得到批准的，那就算带上了紧箍咒，事事要请示报告，批一件做一件，批一件压一件，批下来了，已时过境迁;未获批准的不许办，否则以违法论处。总之，抗日救国是没有自由的。他们借口“受了共党的利用”，打击、摧残抗日力量，不可计数。他们的策略是：建立组织，控制组织，以达到消灭组织的目的，因为他们是反共、反人民而不是反日、反汉奸。他们的御用组织“沪西区纱厂工会”和“上海市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都是陆京士等黄色工会头子收买叛徒顾汝舫、托陈取消派、工贼走狗、特务流氓之流建立起来的。他们吸收一些流氓工贼到“组织”中来，专门分布到各厂去起破坏作用，凡是工人有罢工斗争和反日活动，他们就出面侦察，抄黑名单交到上司去请赏。有些工人不明真相，参加了他们的组织，随时有给厂方开除出厂或被捕、暗杀、失踪的危险，简直是陷阱。

　　当沪西日纱厂工人反对日帝进攻中国，纷纷要求退厂的时候，顾汝舫连忙召集“工人代表会”进行诈骗，他在会上说：“同胞之热忱爱国不落人后，惟处兹水旱重灾，欲以退出日厂，恐生计断绝，饥寒可畏，本主席洞悉苦衷，一面要求外界各华商工厂妥为安插，望各工友静待至国联期限十一月十六日之规定为去留之标准。国难方殷，毋受煽惑……”【15】他以“生计断绝，饥寒可畏”来奉劝工人不要退厂，但这是假的，以工人忍辱受罪，让资方为所欲为倒是真的;说“工人热忱爱国，不落人后”也是假的，要工人俯首帖耳，“静待”帝国主义的命令却是真的。他们的欺骗煽惑，赤裸裸地为敌人效劳，工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工人要发动斗争，他们就以“不要各走极端”来“劝告”;他们领导工人到市政府去“请愿”，这个“请愿”的把戏是与社会局“严守社会秩序，静候协商解决”串通一气的。你要实现要求条件，他就以“静候解决”给你消磨时间，拖得工人走投无路，东走西散，以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到了厂方决定取消月赏，并“拒绝任何方面调解”(因市政府主张“尽量设法调解”)的时候，工人以坚决态度给予反击。国民党黄色工会看见再玩弄“调解”的把戏是不灵了，于是表面上同情工人的处境，但暗中则通过厂里的大小喽啰去侦察工人的行动，实行各种暗害活动。【16】当工人提出当前的迫切要求，他们就故意加上许多一般的或者过高的，一时还不可能实现的要求，把中心条件迷混起来(例如工人主要要求不许取消月赏，不许开除工人，被开除的工人要恢复工作)。例如，他们会加上女工生产前后要给假4个月，并发给补贴费40元等等。厂方连工资都不发，那里谈得到这些。他们这样做就可使厂方拒绝工人中心要求，混乱了斗争目标，使斗争走向松懈，以至于失败。蒋匪帮和老爷工会的头子，他们口头上宣传要“救济失业工人”，命令各种御用组织要工人分区进行登记。可是登记之后，从来不发一粒米、半文钱，而且禁止工人向社会局要求救济，禁止工人进行募捐。工人被开除了，连应该领的工资也拿不到，生活的确陷于极端困境，工会老爷们不但不同意向资方要求发清工资，而且帮助资本家劝导工人不要到厂去算清存工，要工人饿着肚皮“等待华厂安插”。当厂方态度蛮横，拒绝工人要求，激使反日罢工向全面发展的时候，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更是穷凶极恶，明令禁止一切反日运动和工人反日斗争，他们竟公布：“现据密报，日来共党及反动分子仍在活动，企图假借群众力量，以行其捣乱之阴谋……本市长、司令定当执法以绳，决不宽恕。”【17】来恐吓反日罢工工人。以后又在日帝国主义“取消抗日的通牒”下，由吴市长亲自下命令给公安局和社会局，“各界抗日救国会之组织，不幸措施失当，责难纷来……本市长深思痛虑，不得不奋谋国之忠，毅然制止”。【18】他们决定在1月28日零时前封闭各抗日救国团体。当然，日纱厂工人反日会和反日罢工也在“毅然制止”之例。随之而来的就是封闭破坏革命团体与捕杀革命群众。据当时全国总工会刊物《工农通讯集》记载：1932年1月中旬到3月间，上海的国民党方面勾结帝国主义破坏革命团体的机关有10余处，逮捕革命分子30余人……2月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革命分子23名，众人死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无耻欺骗，不但不能阻止日纱厂工人和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恰恰相反，在“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更掀起全市人民的支援十九路军反日战争的热潮，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是“一?二八”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反日罢工工人的基本态度。下面要谈谈日资本家的基本态度：日纱厂资本家为夺取更多的利润，以供应日本法西斯的战资，弥补中国人民抵制日货带来的损失，他们就煞费苦心，用尽各种办法对工人作一步紧一步的进攻。

　　“九?一八”以后，日资本家的压榨办法除了前面讲过的：加重工作，减少、克扣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取消升工、洋钱赏、红簿子赏和4工赏，降低待遇，甚至逮捕枪杀之外，他们还采取“总闭锁”的策略，【19】这是在工人反日罢工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提出来的。“总闭锁”的提出有个过程：

　　日商纱厂联合会感到罢工形势严重，策划对付，刻不容缓，不断召开紧急会议。从1月16日起，他们为达到取消月赏的目的，又逼使工人早日复工，做出了如下决定：如华工最近10日内尚不进厂，自愿牺牲月赏;如进厂复工者则仍可继续工作，罢工期内可津贴一部分;如不复工者，则一律结算存工，予以开除。(另招华工补充，如华工无法招募，则尽量招集其他国工人或本国工人，暂行维持，任何方面调解，俱不予以接受)

　　1月17日日厂召开联席会，讨论减短二成工作，时有20多名代表认为与其减短二成工作，不如全部暂行停工。1月23日联席会又讨论该问题，多数意见主张“总封闭”。资方一面紧急通令各厂力持镇静以对抗罢工，祈望工人放弃罢工要求，一面又引诱工人上工。可见其陷于恐慌动摇状态，而不敢贸然公布准备“总闭锁”。

　　为什么他们只是扬言要“总闭锁”而不敢实行呢?因为存在如下顾虑：

　　一、如实行“总闭锁”，工人当然要算清存工、慰劳金等等，资方要拿出一大笔现款，这是有困难的;

　　二、一旦要开工，各车间的熟练工人，一时难于征集;

　　三、招集日工或别国工人是句谎话，因为数量上、技术上、运输上、工房建造、生活待遇等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这时候提出要“总闭锁”是厂方威吓工人的把戏。他们虽然在1月23日的联合会上提过，但没有做出决定。一直到1月24日午后，得到日海军司令部及总领事馆的授意，复经联合会的各个干事在日本俱乐部会议上讨论才决定在一星期之内举行“总闭锁”。会后即将该决议电报大阪支部，大阪方面各纱厂业者亦表示赞成，做出最后决定。

　　日资本家随即以威胁性的“声明书”将该决定通报给上海市政府，其中有“吾等已陷于绝境……勉强维持至今，倘今后不立即解散抗日会，拟在日内断然封闭，一切责任皆由中国政府负责”。【20】“声明”的目的，显然是要市政府加大压力，消弭反日罢工和抗日运动。

　　据《上海抗日血战史》第8页所载日本大阪指示解决上海反日大罢工的具体办法是：一、停厂后，足以引起支那人民之失业恐慌;二、支那失业民众，现正日益增工，上海支那政府，决不愿坐视数万人民因反日而失业;三、如实行停厂，则数万失业华工，将群向政府要求维持生活，如支那政府不设法维持彼等之衣食，则上海治安，势必受其影响，而我方(日方)即可藉口增兵保侨，以武力阻止支那之反日风潮。

　　1月26日，日厂联合会又向市政府声明：倘今后不立即解散抗日会，拟在日内断然“封闭”。由此可知，日帝国主义的“总闭锁”是要达到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目的。日帝国主义者以为用停工关厂的最后手段可以动摇反日罢工阵线，可是久经战斗的日本纱厂工人并不因“总闭锁”和市政当局的压力而改变态度，仍然以“不答复条件誓不复工”，“与日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坚持到底”来回答他们。日帝国主义者技尽智穷，于是采取最后一着：在北四川路组织日本居留民暴动;在各日厂增加陆战队，加紧戒严;在浦东日华纱厂附近举行武装示威;日领事提出取消抗日运动的四项要求等。但这些政治、军事的直接行动也不能动摇反日罢工工人的意志。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说，“总闭锁”是工人在坚持反日罢工的情势下才决定的。如果工人不坚持罢工，厂方必然加紧生产，向工人进行无厌的压榨。有人说：在1月28日资方不是“总闭锁”了吗?我们说，不是的，这不是他们的“总闭锁”，而是工人给他们的“总闭锁”。这时候，除吴淞华丰一个厂没有参加罢工外，所有日厂都全面实行罢工了。那时候厂方叫喊“总闭锁”是因为：一、日资本家为保护其企业和成品(复工已经无望，不如早日关厂以待时机);二、战事爆发前，厂内有陆战队驻防，有的厂存储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作为军事补给站，有的厂已成为司令部(如东华)或营房，不能开工生产;三、日厂职员对上海地理情况比较熟悉，多被征集参加各种军事行动……有以上问题，日资本家就不得不临时停工关厂。日寇进攻闸北的前夕，日司令官盐泽幸一曾预言“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日资本家幻想于短促时间能占领上海，对于工人反日斗争可以用武力镇压下去，压榨行为就可顺利实施，那么暂时关几天厂(厂内仍扣留了一批技师和小工经常工作，以备随时开工)，对于保护资财，对于援助侵略战争都有好处。闸北开火后，日寇即在沪西、沪东、浦东各纱厂周围加紧戒备，不许工人在厂外观望，凡是存储有军火和没有指挥部的工厂，都有日军在沿途戒严守卫，以保证军事上的交通运输。很显然，“总闭锁”是为军事服务的。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在“总闭锁”之前，“总闭锁”是在工人发动与坚持反日大罢工之后。

　　淞沪抗战爆发后，政治上发生了基本变化，日纱厂工人和全上海人民在中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口号下，在工人反日大罢工的共同要求下，继续坚持与扩大反日斗争阵势，动摇了日帝在上海的经济根基，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推动了各界人民的反日浪潮汹涌前进，支援了十九路军的抗日战争。

　　(三)

　　日纱厂工人在“一?二八”抗战中的动态，下面还要谈四件事情：第一，坚持反日罢工斗争日纱厂工人从发动反日罢工斗争到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开“和平会议”，划定中立区，撤退十九路军之日为止，罢工阵势始终是严明的。他们不为利诱，不为势逼，沉着坚韧地进行战斗，使上海的和日本国内的资本家“非常焦急”，日夜召开日商纺织业联合会讨论对策。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会长竹井在上海与大阪之间谋求解决办法，弄得“计穷力竭”，感到“陷于绝境”。社会上一般舆论是“工人反日罢工斗争非常坚决”，“日本纱厂工人有志气”等，并从精神上、物质上予以同情援助。

　　关于日纱厂工人坚持反日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从以下资料，可以得到基本了解：(以下都是《申报》的报道)。

　　罢工到3月11日，厂方“因我军(十九路军)退守第二防线，军事区域距沪稍远，日商在华纱厂联合会讨论开工问题，讨论结果，认为有开工之可能，拟在沪西内外棉于廿日开工”。【21】到了3月20日，“内外、丰田、喜和、日华厂方以形势近已缓和，扬言开工，内外棉厂先行试探，通知于十八日迫不及待提前两天开工，到期不见一人到厂，下午工人亦绝迹，工人表示不甘为日人做工，坚持团结，决不为利诱……”【22】同日“丰田纱厂通知工人即行复工，工方以日军未撤不能复工，工头虽接通知，亦表示不愿上工”。【23】这是第一次给厂方通知复工的迎头痛击。

　　第二次开工通知后的情况怎样呢?据3月22日讯：“内外棉各厂，通知工人于廿一日开工，但各厂华工以日军非法侵略，愤恨已到极点，在日军未撤退以前，决不进厂工作，故昨日开工时，报到者寥寥。”【24】

　　23日讯：“沪西小沙渡日商所设之内外棉纱厂，劳勃生路之喜和纱厂，株式会社麻袋厂，槟榔路日华纱厂等，均于前昨等日正式开工，讵料两次汽笛后，卒无一人上工，故日厂非常焦急，曾扬言如旧时工人再不到厂上工，当另招新工，但我全体工人均团结一致，无论如何，决不再至日厂工作……”【25】4月3日讯：“沪西各华商工厂业已开工，而日商各纱厂，虽已启门准备开工，奈工人绝迹不往，故迄今均未得开工……市面惨淡。”【26】4月12日讯：“第五区棉纺业产业工会日华分事务所召集大会，议决：1、日兵一日不撤退;2、厂方不赔偿停工期间损失;3、不恢复原有月赏;4、布机间开除大批工人不复职，则全体工人决不进厂复工。于是开工之日，竟无一人复工。”租界上的工人如此坚决，浦东日华工人也一样坚决，日资本家只好通过日本领事村井向市政府施以压力，提出口头警告：“如果市政府无法制止日华工人行动，务使华工照常进厂工作，并保护厂方，否则日决用武力制止工会行动。”【27】 市政府如大难临头，立即派出公安局、社会局与浦东三区张区长前往调处。但工人还是不复工。4月13日讯：“沪西各日厂，自‘和平会议’进行，形势渐觉安静以来，各厂日商即纷纷返厂，准备开工，一面即通告工人到厂上工，距今已逾半月，各厂均无一工人到厂。”【28】4月18日讯：“沪西各日商纱厂自正式通告开工后，奈我华工均因国耻难堪，誓不上工，虽经该厂主多方没法，并令‘那姆温’至各工人家劝告上工……于是各日厂计穷力竭，近闻各日厂主，已向捕房商请速派探捕分驻各工厂，常川保护。”【29】4月19日讯：“浦东日华纱厂昨晨五时之刻开工，进厂工人不满卅人，且多属工头……以至不能开车。该厂工人虽生活断绝，饱受痛苦，然因国仇未报，仍表示不为日人服务，并发表各车间通告云：自‘一?二八’日本兵在上海开始大屠杀以来，闸北、江湾民众损失有十四万万元之多，死伤人数不下数万，这种奇耻大辱，除非是毫无心肝的汉奸，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敌兵尚未撤退，失土尚未恢复，报仇雪恨，人同此心。不想在这个时期，厂方要预备开工了，在过去时期，浦东并非战区，资方无故停工，三个多月以来，工人的损失，共有数十万之多，月赏又被取消，同时布机间工友的损失，尤为浩大，现厂方不赔偿我们的损失，不承认我们复工的条件，我们还有脸复工吗?现在我们抱定宗旨，大家一致遵守：

　　一、 失土一日不收复，敌兵一日不撤退，宁可饿死，决不复工;

　　二、 厂方不赔偿停工期间的损失，宁愿饿死，决不复工;

　　三、 厂方不承认恢复月赏，全体决不复工;

　　四、 布机间被开除工友一日不复职，全体决不复工。’”【30】

　　这种“宁愿饿死，决不复工”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总封闭”、“另招新工”、“警告市政府”，“武力制止工会反日行动”等一个响亮的耳光。坚定的、针锋相对的政治态度与明确的要求条件，可以代表各个日纱厂工人的意志。一直到5月初才有部分工人作试探性的上工。5月1日讯：“日方一面通过贪利的工头及包饭作主(每个包头有十数位到数十位女工吃其包饭)清晨派人诱致而往或强迫到厂，故各厂每日有一二百、三四百工人勉强敷衍上工，上工总人数比前相差甚远，上工工人心实不甘，实迫于生活将绝，不得已而为之云。”【31】由此可知，少数工人是怎样上工的。当时工人中自己编有一首反日罢工歌，词中有一段可以代表工人的态度：“东洋厂主凶又凶，占领上海想开工，复工条件不答应，拍怕胸膛不服从!”【32】据各报材料反映，上工工人的情绪是“上工不踊跃”，“勉强敷衍上工”。罢工工人在阶级觉悟提高、民族革命斗争的认识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有很多不愿继续进日纱厂做工。据《劳工》4月刊1卷4期149页记载：“沪变发生，民气激昂，各日厂华工相继罢工，至今(七月十五日)仍多不愿复工者，据日商工协会调查，此项人数达五千以上。”日本纱厂工人从1932年1月上旬开始发动反日罢工斗争，一直到5月初才次第复工。在这三个月过程中，特别是三月中旬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真是用尽一切办法来争取早日复工，以挽救危机，他们曾采用：

　　一、试探性的开工，先从内外棉开始，用“上工可酌发工资”实行引诱，同时以“另招新工”实行威胁;

　　二、因工人坚决反抗，开工再三再四延期(从3月18日改为3月21日，又改为3月26日，再改为4月12日)，延期无效，他们竟以警告市政府“制止反日行动”，并动员捕房派大批警探武装干涉(封闭工人反日会，逮捕募捐工人，取缔工人纠察队和义勇军，搜查工房，停止水电，限期交房租……);

　　三、唆使工贼走狗散布流言(“罢工受共产党利用”，“带头闹事的，行里有名字”，“再罢工，巡捕要来封门”……)破坏罢工;

　　四、在工人群众威力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只好陆续撤退驻厂日军，搬走存贮军火;

　　五、运用工头、帮会、包饭作等拉拢工人进厂。

　　如此等等，他们采取硬的、软的办法要使工人全面复工，但在工人坚决抵抗下，真是伤透了脑筋，弄得技穷智穷。这里还要补充日本资本家利用新出现的阶级敌人——托陈取消派，来破坏日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事实：这些民族败类、工人阶级的叛徒，很积极地帮助日资本家分裂罢工工人的阵线，散布失败情绪，积极拉拢工人复工。他们派花文魁(留美学生，参加托派后被开除出党)等打入内外棉五厂罢工委员会，盗用公款，拐带女工进行腐化，从而破坏罢委威信。薛龙山、马玉夫、罗世凡等在沪西、浦东号召反日罢工工人“立刻无条件复工”(在托陈取消派的《工人报》第3期上发表)，派其党徒到工房里去登记复工工人，并劝导工人早日复工，厂里保证不开除工人。工人向社会局要求救济，他们就动员工人的罢工委员会去要求救济，他们对罢委、工人反日会、纠察队的负责人暗行调查，并向警察局、巡捕房告密，以后又在马路上指捕共产党员，由此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日纱厂工人在反动派的各种攻势下，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反对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为反日罢工的要求而顽强斗争。第二，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众抗日运动上海市政府于接到日海军司令部的通牒后，于1月27日即命令公安局、社会局取缔各抗日救国会。命令发出后，许多抗日团体受到封闭摧残。沪战爆发后，上海人民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给予反击，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制，更普遍深入地发动全市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歼灭敌人。日帝和他的走狗对群众抗日运动又怕又恨，时刻都想熄灭民众抗日怒潮，以孤立十九路军。于是又重伸前令，并用武力封闭上海各界抗日团体。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是指导日纱厂工人斗争的领导机关之一，也在封闭之列。被封后，该会立即发表启事，表示绝不因此改变初衷，决心奋斗到底。日纱厂的工人反日会、罢工委员会等团体，当然也在取缔之列，各厂工人以坚持斗争坚决反对当局的卖国行为。总工联区罢委与厂罢委继续领导各厂工人与铁路、电车、电话、电气、公共汽车、印刷、丝厂等产业工人结合在一起，一致从事反对日帝占领上海的斗争。

　　第三，“要工做，要饭吃”

　　各日厂工人大罢工后，厂方不但不发工资，而且扣留以往应发工资，作为要挟工人复工的条件。工人们不为利诱、不为势逼，拒绝上工，因此，日常生活的确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日纱厂工人发出募捐启事有称，已得到各界人民，特别是各厂工友的同情援助。

　　接着，各业工人反日联合会又号召：“工人平日工资既少，停工期间工资又不给……工人无法得到柴米……当此之时，房东逼索房租，债主催索欠款，米店、饭作断绝赊欠，各方交逼而来，工人来上海做工已数年至数十年，既无家可归，又乏亲友寄托……工人等为饥寒所逼……尚祈各界援助……”【33】由此，给罢工工人以很大的鼓舞。

　　上海总工联和区罢委面对现实，尽量设法安置与救济失业工人。通过合法手续，动员华商纱厂工人向资方提出不招新工，安插罢工工人;或介绍到各厂去做临时工，或到码头上去打零工，或小本借贷做肩挑小贩;动员能回乡的回乡，暂时参加农业生产;或到各地去找亲友介绍辅助劳动，将劳动所得解决家属困难……

　　上海市政府对反日罢工是禁止的，对厂方不发工资、收回工折、驱逐工人出工房等，他们是袖手旁观的;对丰田纱厂工人要求发清工资而被日军打死13位工友，他们是不敢哼一声的;工人组织宣传、募捐，他们是通令禁止并加以逮捕的。有些工友组织起来，向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社会局“要工做，要饭吃”，他们的答复纯属一句空话。直到3月18日社会局才拟定救济失业工人的“请华商纱厂安插和有家可归者回籍”等空洞办法，要“救济失业委员会”起草救济计划，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只在报上发表黄色工会头子陆京士、国民党党棍后大椿、大买办方椒伯、王晓籁、张子廉等5人组织“日纱厂工人救济委员会”的消息，敷衍了事。

　　第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日帝国主义兵不血刃就占领我东北全境，这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九·一八”以后，他们对日寇节节退让，对我苏区红军则拼命“围剿”，对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坚决加以镇压，因此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促使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也开始了政治分化。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反日运动的怒潮冲击下，又一次违反了蒋介石的意志，向进攻的侵略军实行了抗击。

　　十九路军发动抗战，更加提高了日纱厂工人和全市人民抗日斗争的情绪。

　　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违反国策”的，得不到粮饷、弹药和各种作战器材的接济，各界人民就展开捐献运动，在中共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号召下，人民的有生力量像潮水般涌向前方。

　　日纱厂工人在罢委领导下，一面对资本家进行斗争，一面号召各厂工人组织宣传队、募捐队、交通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进行支前工作。到了战区，帮助挑水、烧饭、抬担架、运子弹、带路、救护伤病员、破坏敌人交通等。有技术的帮修车辆枪械，有些女工、女学生到红十字会去报名当护士，也有参加战地服务团，进行救济灾民、难民的工作。

　　据到前方服务的老工友周高升(国棉二厂退休老工人)回忆：闸北打起来了，十九路军士兵到浜北长安路一带叫大家帮忙挖战壕、堆沙堆、筑工事，要我们烧茶、送饭、带路、抬伤兵……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干。以后又派我们到中山路、火车码头、江湾、蕰藻浜挖泥、挑土，我们样样都做。士兵们问我们累不累，我说：“打鬼子的事，我们能说累吗?”“把鬼子打出去了，就是我们的心愿，再累也不怕。”后来胆子大了，我们不但送茶也送子弹，两人抬一箱，总有七八十斤重。那时兵营扎在大统路江淮会馆、扬州会馆，由这里运军火到浜北真如，最远的是吴淞，路是远，但要我们送到那里，我们就送到那里，不讲价钱……”

　　“九·一八”后中共有武装自卫的号召，有部分日纱厂的退职人员，先是组织北上抗日义勇军和赴东北前期抗日救国敢死队。沪战爆发后，又组织过上海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救国敢死队开往前方。

　　罢工一开始，好些厂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打击工贼、走狗破坏罢工的行径，反对厂方派人来断水、轧电灯线，反对驱逐工人出工房等。他们在发救济粮、放捐款、吃大锅饭的时候，维持秩序，保护工人队伍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帮助近郊受难工友和居民搬到安全地带，从事检查日货、监视奸商走私等，在反日罢工与支援抗战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薛尚实(1903—1977年)

　　全文注释：

　　【1】“一·二八”前到2月上旬，吴淞口及黄浦江中共有敌舰45艘之多，而由航空母舰搭载之飞机及先后由商轮运沪之战斗机，至开战后亦增至四五十架之多。(参见何天言编著《上海抗日血战史》，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印行，第17、18页，附录记表)

　　【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3】《厚生纱厂改申新六厂》，《申报》1931年11月4日，第10版。——整理者注

　　【4】《日华厂工人昨日请愿》，《申报》1931年12月30日，第9、10版。——整理者注

　　【5】《日商同兴纱厂纠纷》，《申报》1932年1月10日，第14版。——整理者注

　　【6】月赏是日本纺织厂特有的奖励制度，工人叫“4工赏”，即每月不缺勤、不迟到者一周赏工资一天，每月可多领4天工资，这是惯例。如每月每人平均工资为6角，每月可多领2.4元。如日纱厂工人总数为6万人，月赏要付12.4万元。

　　【7】浦东日华因反对开除工人已先行罢工。

　　【8】《上海日厂罢工联合会》，《申报》1932年1月26日，第12版。——整理者注

　　【9】《日商纱厂月赏风潮市府处理法》，《申报》1932年1月14日，第16版。——整理者注

　　【10】《日厂商要求市府制止反日》，《申报》1932年1月27日，第14版。——整理者注

　　【11】这次会议是在沪西学艺大学召开的，是秘密会议，主持人是小姚，到会者近百人，我也参加了。

　　【12】这十条是总工联提出的，事前没有经群众酝酿，此处还通过拥护苏维埃红军抗日宣言和日纱厂工人反日同盟罢工宣言，发动募捐援助罢工工人等。

　　【13】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14】《各业工人反日会募捐》，《申报》1932年2月20日，第6版。——整理者注

　　【15】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16】帮助资方开除工人的，就是工会老爷的徒子徒孙(也是巡捕房的小爪子)吴万章、戴连城、小南京等，他们专门抄黑名单、停工人们生意，甚至报告捕房抓工人去吃官司。

　　【17】《军政当局会衔布告》，《申报》1932年1月17日，第13版。——整理者注

　　【18】《抗日会取消》，《申报》1932年1月28日，第13版。——整理者注

　　【19】全部日纱厂关门停止生产。

　　【20】《日纱厂议决总闭锁》，《申报》1932年1月26日，第12版。——整理者注

　　【21】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2】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3】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4】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5】《华工不进沪西日厂》，《申报》1932年3月24日，第1版。——整理者注

　　【26】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7】《浦东日华工人纠纷》，《申报》1932年4月20日，第4版。——整理者注

　　【28】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29】《日纱厂劝诱华工无效》，《申报》1932年4月18日，第4版。——整理者注

　　【30】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31】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

　　【32】本社编《革命歌谣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整理者注

　　【33】资料出处待查。——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