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留影］李友邦与台湾抗日义勇队（一）
来源：中国台湾网   2022-03-11 10:22:50

　　编者按：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大陆活跃着一支台胞抗日队伍——台湾抗日义勇队。他们为保卫祖国、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做出了贡献。现将李友邦与台湾抗日义勇队的事迹摘要如下，以缅怀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做出贡献的先烈们。

　　组织台湾革命党

　　李友邦，字肇基，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兑山村(今属厦门集美区兑山村)，1906年生于台北县芦洲乡，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在校期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

　　1924年4月，李友邦与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同学夜袭日军台北新起街派出所后，连夜逃离台湾，渡海来到祖国大陆。抵达广州后，李友邦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班学习。在国民党方面的支持下，他在广州组织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李友邦认为，台湾当时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只有先使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地位，然后再“返归祖国”。

　　1925年9月，李友邦从黄埔军校毕业，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两岸台胞的反日工作。1926年，他不顾个人安危潜回台湾，亲自宣传大陆革命形势，激励台湾同胞抗日斗志，动员王万得等一批热血青年回祖国大陆参加革命。

　　国共合作破裂后，“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遭解散，李友邦摆脱日本警察追捕返回祖国大陆。因过去与国民党左派关系密切，1932年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右派逮捕。在狱中，他与骆耕漠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后，经黄埔同学保释，李友邦带着坐牢时被老虎凳夹残的腿出狱。在这期间，他的二弟李有烈(承基)、幼弟李友士(丕基)，因在台湾坚持反日活动，先后壮烈牺牲。

　　李友邦身残志坚，出狱后立即投身组织大陆台胞的抗日工作。1938年，他重订“台湾独立革命党章”，第一条明文规定：“本党宗旨团结台湾各民族，驱除日帝在台湾的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李友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欲救台湾应先救中国，欲求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功，需先争取抗战的胜利，他号召全国各地的台胞共同参加祖国民族抗日战争的救亡运动。他得知朝鲜革命志士不仅参加了中国抗战，还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做瓦解日伪敌军的政治工作，深受启发，认为号召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可行。他决定效仿朝鲜同志的作法，组织一个台湾义勇队。

　　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

　　“七七事变”前夕，侵华日寇强迫大陆台胞返台，但遭到绝大多数台胞的抵制，因此被日寇捕杀者众多，其中尤以福建地区为甚。晋江、石狮等地的台胞不仅坚持留在祖国大陆，还在当地成立“抗日复土同盟会”，积极购买救国公债，踊跃参加抗日捐款活动。

　　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对这些爱国台胞不但不支持、保护，反而因害怕他们是日本特务而处处提防。1938年初夏，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突然下令，以“关怀”名义，将散居在闽南沿海一带的569名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山区，集中在所谓的“台民垦殖所”劳动。国民党福建当局还在那里设立“台湾教养所”，连儿童也集中看管起来，使崇安成了很多台湾民众的伤心地。在台湾，他们受日本人压迫虐待，逃到祖国大陆却无端被怀疑是日本特务而遭受这种“集中”管制。当时由于疟疾暴发，其中94名台胞不幸罹难，另有35名被迫逃亡。他们不甘遭受这种“划地为牢”的生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走出去抗日的要求。

　　台胞的呼声没有打动国民党福建当局，但这一合理要求传到了李友邦那里。在对陈仪的作法深为不满的同时，他思考着如何解救这些无辜受害的台胞，并准备以他们做为台湾义勇队的基本队伍。李友邦通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出面，介绍他由浙赴闽拜会陈仪。自从台胞在崇安被圈管起来后，杀也不是放也不是，老圈着也不是办法，现在有“台湾独立革命党”拿着黄绍竑的介绍信要把这些台湾人带到浙江去，在陈仪看来，这等于替他卸下一个大包袱，何乐而不为?于是顺水推舟，满口答应。李友邦即刻马不停蹄前往崇安看望台胞，着手成立“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订立“台湾义勇队组织计划草案”。其主要宗旨有3条：

　　一、参加祖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

　　二、发展台湾革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使其重返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

　　三、联合远东被压迫民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保障东亚永久和平。

　　“台湾义勇队”的成立，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与政治上的帮助。中共浙江省委专门派遣省委统战委员会委员、李友邦狱友骆耕漠等党员在其内部工作，协助他在金华筹建“台湾义勇队”，通过李友邦的这一层关系，中共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