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留影］李友邦与台湾抗日义勇队（二）
来源：中国台湾网   2022-03-11 10:24:28

　　义勇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李友邦义勇队活动开展后，中共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投身义勇队活动。李对这个浙江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十分信任，任命他为台湾独立革命党秘书。两人商议后认为，台湾独立革命党目前的任务就是组织义勇队参加中国抗战。随即草拟了《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和《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起来参加对日抗战。李友邦以台湾革命党的名义召开招待会，向金华文化界报告台湾革命形势，以及号召台胞组织义勇队参加中国抗战的意义等。随后将《行动大纲》、《告台湾同胞书》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8年11月上旬，李友邦和张一之带着《告台湾同胞书》到福建崇安县。在欢迎大会上，李友邦用闽南话讲演，有许多台胞当场纷纷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很快一支近300人的队伍在崇安组织起来。为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他们对新闻界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帮助他们消除日本统治者数十年来在沿海一带所散布的挑拨两岸人民感情的流毒，尤其希望福建新闻界在公开场合多做工作;二、广大台胞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有着一副不愿做亡国奴的硬骨，他们愿为祖国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在这方面希望报刊多加宣传报道。张一之还在《东南日报》上发了一篇题为《台湾留闽同胞组织义勇队》的文章，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筹组情况，同时阐述了台湾革命党的行动纲领及告台胞书的内容，明确告诉读者：台胞现正在李友邦领导下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斗争，他们将以实际行动参加祖国的抗战。

　　开始，国民党当局并不承认台湾义勇队，为此李友邦多次向当局申请，后几经周折，1939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总算口头承认抗日义勇队。李友邦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马上再赴福建，把第一批台胞队员带到金华。经集中训练后，于2月22日在金华县酒坊巷18号成立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李友邦还在总队部所在地酒坊巷开设抗战期间的第一家台湾医院，将义勇队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为抗日军民提供无偿服务。

　　当时金华地区的广大民众，对这一群穿着军装操闽南语的年轻人开始并不十分了解，并有所戒备，但义勇队员们很快就树立起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一次日寇飞机轰炸金华，在城区闹市投下数十枚炸弹，烧毁房屋数百幢，很多民众受伤。台湾义勇队中医生占三分之二，长于救护治疗，得到消息后马上出动全力抢救伤员。义勇队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当地民众，后来人们又听到义勇队员们的抗日宣传，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了，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杭州姑娘严秀峰就是在这时认识李友邦的，后来他们成为终身革命伴侣。

　　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

　　在很短时间内，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名声传遍浙闽两省。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都热烈响应，纷纷加入台湾义勇队。不久，张一之又来到福建，与陈仪接洽，把第二批义勇队队员接来金华。义勇队组织在不断成长壮大，可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的批文却迟迟不发表。以后的工作将如何开展?中共浙江省党组织负责人专门就此请示周恩来同志。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到金华，张一之和骆耕漠、邵荃麟等人到周的住处汇报工作。张一之同志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情况：

　　在我们汇报完后，恩来同志先扼要地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说：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并叫我(张一之)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请他帮助解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恩来同志还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友邦同志本来想见恩来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向恩来同志建议，请他第二天接见李友邦，他点了头。但是，第二天通知我说不见了，让我转告李友邦。

　　此后，为了解决台湾义勇队正式批准成立的问题，张一之辗转桂林、金华，活动数月。他通过朝鲜义勇队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周咸堂，找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得知政治部决定把台湾义勇队的建立问题交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承办，遂马上离开桂林，在江西上饶找到第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谷正纲。当张一之向谷陈述组织台湾义勇队的目的以及将来工作设想时，谷正纲只是听，不发一言，最后突问：“张先生，李友邦是不是共产党?”张回答：“不像。”谷却又追问：“怎么不像?”张镇静自若地答道：“从我跟他一起干这个工作以来，大小问题他都跟我商量决定，不象是另有什么组织的人。”

　　对谷正纲的这番问话，张一之十分警惕，深感国民党政治部之所以迟迟不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竟是国民党对自己和李友邦以及台湾义勇队在政治上不放心，由此他更加体会到周恩来不见李友邦的政治远见。他曾回忆说：“我后来慢慢体会到恩来同志当时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因为如果国民党认为李友邦的政治活动与我党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会给义勇队的活动带来困难。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我后来一直是按恩来同志的指示去做的。总的原则就是尽量运用可以运用的合法形式来开展工作，同时坚持我党对这个工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