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远征军出征八十周年 逝去的老兵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段国庆   2022-08-22 15:47:58

刘华 2014年6月26日去世 享年92岁

杨良平 2019年4月11日去世 享年100岁

松山抗战遗址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一角 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潺

王树勋 2013年3月7日去世 享年86岁

廖兴根 2016年4月18日去世 享年91岁

何保林 2017年11月9日去世 享年97岁

田庆平 2017年3月24日去世 享年95岁

　　八十年前，中国远征军跨出国门，以大无畏的民族牺牲精神，英勇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史上书写下光辉的篇章。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在1942年仰光危急之时。应英方请求，中方派遣了10个师共10万余人入缅。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保卫战、仁安羌战役等多个战场均表现出色，但日寇势大，英军违背中英共同防御计划，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中国远征军不得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退回云南，一部分撤到印度重整。退到印度的部队重整后被称为中国驻印军。

　　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是在1943年10月。先是中国驻印军发起缅北战役，攻占孟关、密支那、八莫等地，接着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发起滇西战役，攻克腾冲等地后进入缅甸，于1945年1月27日和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1945年3月30日，中国远征军攻克乔梅，与英军胜利会师。在反攻作战中，中国远征军共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

　　无论是滇西反攻，还是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均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少有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的胜利。这些胜利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有力地支援了盟军的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

　　八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过隙，但在人间已是四代人，当年远征军的小伙子，如今有幸健在的，也是近百岁的人了。笔者从事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工作已有10余年。这些年来，在关爱抗战老兵的路上，我们再快，也快不过老兵匆匆离去的脚步。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他们是为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的热血青年，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中华好儿女。

　　从淞沪会战到滇西反攻

　　“战争就是食人之子!”初上战场的杨良平只有18岁，那是1937年的9月，他被补充到陆军第36师，正是淞沪会战惨烈的时候。看到太多的尸横遍野，让他对战争有了初步的感受。

　　战争的惨烈从兵员的构成就能看出来。杨良平所在的班有16个人，只有班长是老兵，其余全是补充的新兵。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江湾，投入战斗时根本没有工事，匆忙在一棵小树旁趴下。在紧张、恐惧中，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寇飞机机翼下的红色圆形。日寇炮弹、飞机空投的炸弹掀起的泥土洒在身上，他真的很害怕。惊恐中隐隐约约听到命令“射击”，打开保险对着前方就打。爆炸间隙，能听到友军的机关枪声。直到“停止射击”的命令传来，战场静了下来。回去一清点，他们班只剩下9个人了。

　　杨良平生于1919年8月，浙江省新昌县人。从抗战之初就走上战场的这个贫家子弟，从未想到全面抗战居然持续了8年之久，而他也从淞沪战场转战各方，最终跟随中国远征军打到了缅甸。

　　在江湾参加了两次战斗后，杨良平就不那么害怕了。有一天晚上轮到他值哨，班长交代不准睡觉。天有些冷，他穿的单衣，趴在战壕外警戒。突然听到前方有声音，他仔细听，隐约听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此时他的心跳得厉害，生怕别人听到。当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后，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听到哀嚎声后，他又连开了两枪。班长来到前哨阵地，询问为什么开枪，他说有人来偷袭。过去检查后，发现是个日本兵，于是把日本兵的枪、钢盔、皮鞋、子弹袋等收集起来送到营部。有了这次经历，杨良平终于成了个合格的“老兵”。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连的排长、班长都换了好几次，我一个18岁的人都当了排长。”杨良平生前回忆起过往时，屡次感慨战争的残酷。接到撤退的命令后，有一支部队掩护36师过了苏州河，但那支部队被日寇封锁，出不来了。后来他才知道，掩护他们的是88师的部队，就是扬名世界的八百勇士。

　　到南京后，36师的任务是守城，天天被日寇的飞机炸，后来又加上了大炮轰，枪还没开，就少了一半人。对杨良平来说，那是他打得最窝囊的仗。1942年初，他已经是连长了，从成都带一批新兵补充到88师262团，3月底部队向西移动进入云南，5月初到怒江边防守。

　　1944年5月11日，隔怒江与日寇对峙了两年的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此时杨良平所在的88师归属中国远征军的第11集团军。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先过怒江攻打高黎贡山，第11集团军则攻打松山、龙陵。

　　“88师绕过松山去攻打龙陵，我们262团的团部在尖山寺，任务是攻打日寇的据点老东坡，那是血战啊!老东坡是龙陵的屏障，日寇有重兵防守，又有明碉暗堡，我们打了3个多月都没有打下来。后来松山已经打下来了，老东坡还是打不下来。这时团长、副团长都冲上去了。副团长叫崔世超，跟我一天上去。那天我们强攻，我带着一个排的人打穿插，被日寇发现了，我用的是汤姆逊冲锋枪，火力强，边冲边打，敌人要消灭我这个火力点，就好几个人向我射击。在奔跑中我像是被人抱起来摔在地上，我被击中了，腰以下没有感觉，记得是两个战友把我拖下来的，裤子都拖烂了。醒来后石膏打到腰，纱布把整个臀部都包住，前面留个洞小便，后面留个洞大便。副团长崔世超被子弹从嘴巴打进去，从左边脸穿出来，烂了半张脸。那天我们才把老东坡拿下来，拿不下来，我们是死都不能回来啊。”

　　杨良平康复的时候，部队已经从龙陵打到芒市。杨良平到了芒市，部队已经打下了黑山门，包围了畹町。1945年1月，杨良平跟随部队攻下了畹町，把日寇赶走了。

　　白骨大道忆忠魂

　　打通滇缅路松山段，是刘华所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刘华于1922年生于北京，1928年随父母迁往武汉，1937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5期。1940年7月21日从军校毕业后，刘华被要求留校当教官，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杀敌报国，后被重新分配到当时在宜沙战场作战的新十一军荣誉一师当少尉排长。荣誉一师由在抗日作战中负伤伤愈后准备重返前线的荣誉军人编组而成，刚在昆仑关战役打出赫赫声威。刘华随着荣誉一师参加了多次战役，后来新十一军改为第八军。到1944年时，第八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刘华也成了第八军荣誉一师少校参谋。正是在滇西反攻中，刘华参加了攻打松山的战役。

　　刘华生前曾讲述过战役细节：“我师一、二团由攀枝花渡口渡过怒江攻打龙陵，荣誉第三团攻打松山。龙陵方面，我军每攻克一个山头，必先求固守，再图进攻第二个山头。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进逼城区，终将龙陵夺回。而攻打松山段时，日寇凭借坚强的工事顽抗，使得荣三团的攻击频频受挫。最后采取由工兵挖掘地道，直抵主峰下方，用炸药将主峰炸毁，松山始告收复。”他回忆说，其中有一条约1000米长的山路，简直是“白骨大道”，有超过2000名战友牺牲在这里。“后面的部队就从战友的尸体上经过。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日军赶出松山，为战友报仇。”

　　笔者在刘老生前和他交谈时，他仍记得进军校的第一节课是学习《步兵操典》，第一句话就是“凡有侵犯我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必须防止而歼灭之”。刘老说：“我为要当一名捍卫国家主权的战士深感荣幸!”

　　有一次去云南的“陆军第八军滇西阵亡将士纪念碑”祭拜时，刘老拉着笔者，在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中仔细寻找熟识的战友。他吐露心声：“看到这个纪念碑，感觉惨烈的松山战役就在昨日……我怕是第八军最后一个幸存老兵了，云南昆明就我一个。其他地方如果有活着的，也不可能来这里祭拜，我很想念我的战友。”

　　艰难的回国之路

陈庆珍、伍启伦的结婚照。陈庆珍于2010年10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拍到一张照片，主画面是一位老年妇女，身后还有两位老人。

　　经人介绍才知道，老人叫陈庆珍，当年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位军医。她身后的两位老人，也是中国远征军老兵。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谁会想到她是一位抗战老兵，而且在第一次出征缅甸抗日时，就是中尉军医了。她身后的两位老兵分别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汽车运输暂一团的抗战老兵韦国良和杨正淮。

　　陈庆珍于1920年出生于云南玉溪的大户人家，本姓方，家中有一兄长及两个弟弟。因姨妈家无子，她过继到姨妈家，随姨妈家姓陈。陈家也是当地的名门，陈庆珍不仅被视为掌上明珠，还受到良好的教育。

　　1938年，陈庆珍就读于昆华女中。学校在呈贡的海宴村，系滇池之滨，湖光山色。周日，与同学漫步在滇池畔，谈人生，谈理想。当时的理想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所作为，最好能做一名医生，一能报效国家，二是经济能独立，将来能自立，不依靠任何人。

　　第二年，陈庆珍进入云南军医学校为地方培养县一级卫生骨干的医专班。由于战事紧迫，同年医专班转为昆明军医大学第二分校，陈庆珍成为该分校第三期学员。1941年初，陈庆珍认识了已是中校军医的伍启伦。伍启伦的父亲伍泽亭是马来西亚爱国华侨，积极参与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支援祖国抗战。共同的志向使得这对年轻人相知相爱，他们相互鼓励，有了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报效国家的决心。

　　陈庆珍有拳拳报国之心不是偶然的，她的兄长为她起到了模范作用。她的哥哥方学文背着父母，化名李文光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学员，毕业后在滇军服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学文随60军奔赴抗日战场，送别哥哥时，陈庆珍说了一句话：“你先走一步”!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在保卫祖国母亲的浴血战斗中,有近两万名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女长眠在台儿庄的土地上，陈庆珍的哥哥方学文就是其中之一。

　　位卑不敢忘忧国!陈庆珍的生父和养父都是这样教育她的。陈庆珍上军医大时，家中已经出了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在她上学的同时，她的弟弟方学章也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毕业后被遴选为龙云护卫团的中尉排长。她最小的弟弟方学义也参军入伍，投身到保卫国家的军队中。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10万人的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就读于军医大学三年级的陈庆珍毅然报名参加远征军，也是当时全校唯一报名要求上战场的学员。军医署同意了陈庆珍的请求，她成为中国远征军196医院的一名中尉军医。与她同去的还有：未婚夫伍启伦，弟弟方学章、方学义。

　　到了缅甸后，196医院地址在缅甸八莫飞机制造厂内，医务长是伍启伦，这对心心相印的恋人在医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样的战地浪漫曲，在远征军中传为佳话。

　　1942年4月初，有伤员陆续住进医院，医护人员开始了忙碌有序的救治工作。4月中旬，伤员来的很多。4月下旬，形势对远征军十分不利，医院也遭到日寇飞机轰炸，警报声一响，医护人员就要安排能行走的伤员疏散，不能行走的要转移，瘦弱的陈庆珍也经常抬担架。鉴于局势紧张，伍启伦未雨绸缪，把重伤员和不能行走的伤员转移，准备了一些药品干粮，以备不时之需。4月底的一天中午，警报声响起，同时飞机制造厂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伍启伦迅速组织医护人员带上药品和干粮疏散，躲在医院附近的树林中。傍晚，已隐约能听到八莫方向传来的炮声，打探情况的人回来说，飞机制造厂和医院都空无一人。伍启伦当机立断，决定转移。

　　伍启伦和10名医护人员带着80名轻伤员开始了艰辛的转移之旅。在一个岔路口，有一英文路牌，伍启伦看后知道一条通往密支那，一条通往云南。伍启伦果断决定往云南方向走。在公路上行走目标太大，队伍又多是伤员，遇到轰炸疏散极不方便。为了不让伤员再受到伤害，只得在密林中用指南针辨别方向行进。

　　回国的路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所带的干粮、药品有限，且前途未卜，每人每天只能分到维持生命的饼干，药品更是要尽量节省。因怕生火暴露行踪，只能饮山泉水。伤员们是那样的坚强，在自己行走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争着为医护人员背药箱。宿营时，陈庆珍和护士要尽快为伤员检查伤口，换药。陈庆珍还要了解伤员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但当她独自一人时，不禁潸然泪下，心系两个弟弟，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

　　历尽艰险，他们终于到达了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令陈庆珍终生难忘的是和顺乡的人民沿街搭起的粥棚，咸菜有藠头、腌菜、豆豉，乡亲们亲切地喊道：“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看到这样的情景，所有人泪流满面。

　　战事紧迫，不敢久留，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在惠通桥旁，回首西望，撤退的部队和难民不断涌来，满目凄凉，想起两个弟弟，悲从中来，不禁放声痛哭。在丈夫的安慰下，陈庆珍忍住悲痛，步履蹒跚地过了惠通桥。在保山瓦窑兵站，伍启伦联系了汽车，把80名伤员一个不少地送回了昆明。

　　经过痛苦的等待，1942年底，陈庆珍得到了两个弟弟的消息：方学章还活着，在中国驻印军，后来方学章参加过缅北反攻，在攻占密支那的战役中头部、脊柱受伤，九死一生，战功卓著，从上尉连长擢升为少校营长。方学义则下落不明，直到抗战胜利后，对方学义的结论都是失踪。陈庆珍曾含泪说道：“希望在野人山上那些在枪架旁的远征军战士的白骨中，有一具是弟弟方学义，他和战友在一起……”不幸的是，伍启伦的弟弟伍启聪也在广西战场上阵亡。

　　陈庆珍后来在“昆明陆军总医院”工作，1949年12月参加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整编第十三军军部卫生处上尉军医。

　　谈起往事，陈庆珍很淡定，她娓娓说道：“个人是渺小的，但我今生问心无愧。对国家，我尽了忠!在国家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奔赴抗日战场，置生死于度外;对社会，我尽了责!我的工作是迎接生命的，从到石屏卫生院工作至1975年6月退休，接生了多少个婴儿我自己都记不得了;对家庭，我尽了力!我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已是四世同堂，我颐养天年，就是不在了，也能瞑目了……”

　　王树勋：低空侦察“老东坡”

　　“滇西反攻”时，15岁的王树勋在联络指挥部当通信兵，军衔是上士。他在战斗第一线各阵地穿梭，将指挥部的作战命令送达前沿阵地。

　　王老记忆最深的是攻打“老东坡”的战斗。87师259团共有四位营长阵亡，仍未攻下。因日寇的隐蔽工事没有查明，对远征军的威胁太大，美国教官舒尔带王树勋乘侦察机四次低空飞行侦察，最后一次发现在长满青草的地面上冒出一小股青烟，判断是从日寇的地堡中冒出的炊烟，遂把坐标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命令炮兵集中轰击，日寇的隐蔽工事暴露出来，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是工兵在步兵的掩护下挖坑道，与日寇的工事连接，把汽油倒进去点燃，才攻下来。

　　老东坡攻下来后，远征军对龙陵发起全线攻击，光复龙陵，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休整三天后，开始进攻芒市，王树勋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左小腿被子弹打穿。

　　廖兴根：最爱唱《大刀进行曲》

　　廖兴根生于1925年，入伍后在预备二师第5团机枪连。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打腾冲，平时爱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是阿昌族人，汉语都说不流利，如果没有抗战经历，是不可能完整地唱完一支抗日歌曲的。最难能可贵的是，直至九旬高龄，他还能哼唱出起床、集合、熄灯、冲锋号的音调。

　　何保林：激战同古占棠吉

　　何保林出生于1920年，湖南祁东县人，1940年入伍后，就随第5军200师战斗。1942年入缅作战时，200师在同古与日军遭遇，打了12天后撤出同古。然后进攻棠吉，占领棠吉不久，接到撤退的命令。在撤退途中，师长戴安澜受伤牺牲，部队在郑庭笈的率领下，抬着戴安澜遗体撤回国内。

　　田庆平：昆仑雄关显声威

　　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抗战老兵田庆平，1922年生，安徽淮北人。他于1937年入伍，后被分配到第5军装甲兵团。其参加过昆仑关之战，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抗战胜利后，他从昆明乘飞机到北京参加受降，负责接收丰台区西仓库。2015年是田老的丰收年，他分别得到了中国、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