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关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战争遗孤的资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著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
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
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
在中国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六十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一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 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 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来了秘密信件。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朝枝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 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是同时利用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70%左右，儿童占10%，老人占5%”。“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
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遣返南亚和东南亚大约75万日军。在这些已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欧洲列强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着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则指出：“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在二战中丧失殆尽，而“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卡捷琳娜·萨日涅娃说。列昂尼德·姆列钦则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列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的呼应，这位当年参与了苏联出兵东北战役与接管日本战俘工作，而今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俄军大将分析道：“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十几年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后，交战双方在日侨遣返问题上各怀鬼胎精于算计，无数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虑中受尽折磨。
归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900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孤儿”与亡魂
几十年后，当又一批同胞返回日本时，他们的经历则诉说了历史的尴尬。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 “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大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的位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在《海角七号》中，友子的情书中写下并不是一个人的辛酸：“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
附：日本开拓团，关东军的罪恶之子
摘要：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侵略中国东北。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侵略中国东北。
被称为“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东宫铁男，1892年生于群马县一家富农家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毕业，曾自费到广东考察并学习中文，是一个日军中的“中国通”。
据日本共同会社7月28日消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内，一座刻有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名字的石碑被立于“日本人公墓”旁。公墓内埋葬了战败后在回国途中死亡的“开拓团”成员。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等中日相关人士28日前往墓前献花。
据悉，石碑由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人民币建成。碑上刻有通过日方提供的信息等途径已确认身份的250名逝者。
据方正县透露，在日本关东军补给基地所在的该县遭到苏联军队攻击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开拓团成员准备回国，但约5000人由于饥寒和传染病死亡。中方于1963年将尸骨埋葬并建成公墓，但由于不少开拓团成员无法确认身份，墓碑并未刻上其姓名。
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表示：“和所属国家无关，死去的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是带着反省历史祈愿和平的想法立碑的。”据悉，该县还将继续调查开拓团成员的姓名并将之刻上石碑。
此外，刻有在华日本遗孤养父母姓名的石碑也在该友好园林建成。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青少年义勇队”移民，使之永远扎根于中国东北，实行“大陆新娘”政策，募集在日本、伪满洲居住的17岁以上至25岁以下的日本独身女子，进行为期1年的“女塾”训练，内容主要是营农和农家事务实习。1943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了12个开拓“女塾”训练所。训练结束后，这些女青年与“义勇队开拓团”团员组成家庭，定居中国东北。滨江省开拓女子训练所即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将国内青年妇女迁至中国东北，成立滨江省开拓女子训练所
从1912年到“九一八”之前是日本向中国东北试探性移民时期，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继续留在中国东北的不超过1000人。
1918年到1928年10年间，试探性移民时期的殖民者们或年老退休或调任他处，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嘈杂喧嚣之声沉寂了下来。
19!32年1月，在沈阳召开的移民会议结束之后，关东军采纳了加藤完治集团的建议，确定了以“农业移民”为主要内容的移民方案，移民侵略的区域确定为铁路沿线地区。
后来的结果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因是关东军收到了一份新的移民方案。
1932年6月7日，一个叫东宫铁男的日军少佐来到关东军司令部。此人于1928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张作霖。他的身份是伪满吉林省依兰地区警备顾问，此次专程来提交一份移民计划书。
1932年4月前后，东宫铁男来到了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平原，当他看到日本军队无法应付这里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时，这个讲究谋略的中国通产生了在这一带进行武装移民的念头。他从军事方面着眼，写下了用退伍军人编成屯垦军部队的长篇计划书。
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发现各自的殖民思路刚好能够互补，从此实现了东宫、加藤的联合。他们最后达成以下共识：先进行武装移民镇压抗日武装，以此弥补关东军在兵力上的不足。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加藤完治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之前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加藤完治鼓励他们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
10月13日，这些武装移民坐船顺松花江而下到达佳木斯，当天他们遭到中国抗日武装的袭击没敢下船，远处不断的枪声宣告了这片土地对闯入者的态度。
他们的名称是“佳木斯第一屯垦大队”，但是这些屯垦者却没有马上去种田，而是在佳木斯城里承担了军事警戒任务，并出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
日本武装移民用火烧、殴打等暴行驱赶中国农民1933年2月，这个屯垦大队进入吉林省依兰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是神道教仪式用语，意思是“繁荣昌盛”。
关东军规定，武装移民在两年之后方可接来家属亲友，未婚者到那时才能组成家庭。它把每一个退伍兵当作了未来的种子，分小队居住，给以后的人口增长预留了充分的土地资源。两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家庭。
在弥荣村，日本武装移民抢夺良田，他们用火烧、殴打等暴行驱赶中国农民迁往别处。他们的名义是屯垦队，而依兰县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
5个月之后，第二批武装移民来到依兰县，他们在“弥荣村”南15公里外的七虎力设立移民村，取名“千振村”，团长是以前公主岭农事实习所所长宗光彦。据他在战后的文章记载，千振村的武装移民在东宫铁男带领下以十亩地一元钱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并且以“治安肃正”为借口，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捣毁墙壁，掀开地窖，搜寻农民的土地凭证。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饶，这里有12个县200多万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在此生活。现在山河沦陷，家园不再，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转眼间要属于日本移民了!
失去家园、没有了一切的中国农民不甘心随时到来的屠杀、殴打等欺凌，他们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据《弥荣村要览》记载，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这个日本移民村遭到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24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7月21日，闻知此事的加藤完治急速从日本赶来，与东宫铁男一起安抚躁动不安的日本移民。
为稳定移民，日本拓务省专门组织一批妇女前来与移民成家，东宫铁男兴奋地为她们写下了《花嫁之歌》。东宫铁男还经常出入两个移民村，鼓舞移民的士气。
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关注武装移民的实验情况，当移民来源日益枯竭，移民活动已经陷入僵局之时，政府采取的策略是
放手一搏，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进行全国移民动员。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此方案被列入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
“湖南营”的日本移民村。日本第二次移民团，在伪三江省(今黑龙江省)桦南县武装占据七虎力河沿一带以后，把原来不过200人的村庄，扩展为能容纳四千余人的大城镇，并名之为“千振乡”。
1936年，日本的人口是6800万，它计划将500万人迁移到中国，日本政府的这个赌博足以改变亚洲地区的民族分布。1937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的反应速度创造了50年来行政方面的新纪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仅完成了政府拨款，实际的招募工作也同时开始了。
就这样，近10万日本青少年被命名为义勇队移民。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4个月后，在内原日本国民高等学校的一片农场里，内原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已经初具规模，所长还是这位加藤完治。经过3个月的训练之后，这一批3000多人的少年移民离开了内原，他们先是回到家乡接受盛大的送别仪式，之后立刻向中国东北进发了。
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从此，日本用“开发满洲”的名义掩盖它的侵略行径，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有800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据统计，从1914年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总共移民达30万人。
日本移民的手纺车。日本移民落户的“千振乡”，这里冬天少雪，可以一年四季放牧绵羊，因而绵羊在这里的牲畜数量中占了第一位，当时大约每家都有870头绵羊。为了利用羊毛羊皮作为侵华的战备物资和满足日本移民日常生活所需，移民而来的日本人都掌握了制作手纺车的方法和蹂毛皮的技术。照片为日本移民在利用手纺车，来生产纺织品。
大批移民最后被关东军抛弃，倒毙和自杀者不计其数
1941年，原籍鹿儿岛和冲绳县的800多个日本开拓团来到这里建立伊汉通开拓团，他们把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开拓团本部。中国百姓根据日本语发音称之为“红部”。
开拓团本部周围土地非常辽阔，是方正县最好的耕地，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西边的山地中。那里自古人烟稀少，是虎狼出没之地。被驱赶而来的两千多个中国农民在这里搭起窝棚。
这是1940年春，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零下37摄氏度。这个冬天这条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全家挑灶者(全家死亡)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开拓团的总数达到了860多个，它们密布东北各地，被用来稀释中国的人口结构。关东军给每个开拓团都配备了武器，并要求经常军训，这些半军事化的日本人村落成为散布在中国人中的日本根据地。
随着征兵力度的加大，日本国内，所有宣传机器全面开动，学校和青年组织深入每个家庭进行劝诱和胁迫，直到1945年4月，还有1056户农民被送往中国东北。此时距日本战败不到5个月，日本开拓团悲剧的大幕即将拉开。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入伪满洲国境内，其主攻方向正是开拓团密布的所谓国防第一线地带，日本的战略预案恰好可以启动了。然而在第二天早晨，“义勇队开拓团”发现关东军的兵营中空无一人，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已沿铁路的内侧向南撤退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由青少年“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1/3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
日本的全面失败愈来愈近，但消息封锁得很严密，架有电话的各开拓团均没有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经过费尽心机召唤而来的移民们如今被抛弃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身后，抛弃给了苏联红军。
1945年秋，由于形势不明、处处受阻，亡命途中的日本开拓民在山林里狼奔豕突，无路可走。饥饿、疾病交加，一路上倒毙和自杀的不计其数。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些人觉得回国无望、前途渺茫，集体自杀现象频频发生。
10月过后，中国东北的严寒如期而至，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吉利村，一万多名日本开拓团员默默地熬着日子，期待被遣返的那一天早早来到。在这个阶段由于寒冷、饥饿等原因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在炮台山上，5000多具日本人的遗骸被埋在这里，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日本移民公墓。
炮台山上的第二座公墓是中国养父母之墓，它由日本遗孤发起建成，代表着方正县上千名日本遗孤对中国父母的感激之情。
中国长春市有一栋中国养父母楼，1945年许多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年幼的日本遗孤，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些遗孤返回了日本，楼里只剩下了这些孤单的老人，多年的亲情如今化为无奈的思念。
还是那个在寒冷的冬天，共有40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后来许多日本妇女嫁给中国农民，被日本官方称为“残留夫人”。“残留夫人”们非常意外地发现中国丈夫是那样的善良和气，这让她们非常感激。
1946年5月到11月间，大批被遣返的日本人从葫芦岛登船回国。到此时为止，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阴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8万多人死亡;在战后，“遗孤”、“残留夫人”等名词也被日本人所熟知，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苦难和死亡，在战后的日本，既没有人试图寻找原因，也没有人宣布对此事负责。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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