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四】特别移送（6）特别移送的规模
来源：黑龙江省图书馆网   2022-05-28 10:53:47

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

　　【简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日本资源缺乏的状况，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研制细菌武器。1932年，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研究。1933年将细菌研究活动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先后在背荫河和平房建立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开始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部队，形成了遍布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网络体系。这种由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反人类、违背国际法的国家罪行，始终贯穿在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过程之中。

　　【四】特别移送

　　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是各级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和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是将被捕的抗日志士和其他人员，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而残害致死的罪恶行径。

特别移送的规模、数量与组成

　　特别移送规模大，时间长，次数多，组织系统明确，分工清晰，戒备森严;特别移送受害者国别多，分成复杂，分布地区特点明显，数量惊人。

　　第一组 特别移送的规模

　　日军利用“特别移送”残杀中国人民的活动极端秘密，其规模也是极大的。按照规定，“特别移送”的对象是有标准的，但日军对待“特别移送”却很随意，他们根本就不按明文规定做。他们连“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及“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也不放过，而且利用“特别移送”滥捕、滥杀无辜，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达到他们卑劣的目的，而且以这种残酷虐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其“立功”，获得“奖项”，以及得到“晋升”的手段。所以，他们特意制造“特别移送”的条件。造成此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残酷的刑讯，也就是他们把人抓来后，采取各种极其残忍的刑讯逼供，比如：灌凉水、殴打、过电等，以此强迫他们自己供认。

　　吉房虎雄中佐于1941年8月新上任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他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种种障碍，千方百计的想要“干出成绩”来，为此，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为了能够增加“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吉房虎雄中佐以奖状和奖金的形式诱使各宪兵为他“卖命”工作。于是，日本宪兵队和宪兵们也都是积极响应“号召”。日本各宪兵队队长为了晋升、发财，他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捏造各种罪名，以满足自己的私欲。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3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在长春当宪兵分队长的橘武夫捏造了一份包括相当多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并将他们逮捕后，进行各种严刑拷问，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也将其“特别移送”了。正是获得这一“优秀成果”的原因，为他后来当上宪兵司令部的课长并晋升为大佐而奠定了基础;1944年11月初，连做梦都想着荣升的鸡西宪兵队长上坪铁一，终于找到了荣升的机会，他以刺探情报，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张玉环及其家人等15人全部逮捕;尽管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张玉环等人进行凶残的拷打，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上坪铁一仍把此事变成自己的“成绩”，将张玉环及其父亲在内的6人作为“特别移送”的对象处理了。无论是中国中央档案馆“731部队‘特别移送’记录”还是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或是其他文献资料，都足以见证“特别移送”的规模是极其大的。不仅日伪军、警、宪、特全部参与“特别移送”的罪恶活动，而且日军731部队与“特别移送”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可以说是它的最严重暴行之一。规模之大不仅仅体现与此，进行这一罪恶活动的除了日军731部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属的各宪兵队、宪兵分队以及分遣队之外，伪满洲国的各警察厅、各级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以及国境警察队等也包括其中。从被“特别移送”者的民族、种族构成极其广泛方面也可体现出其规模之大。“特别移送”的对象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人、俄国人、蒙古人以及荷兰人，就连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游民也无法幸免。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李基洙档案，1941年9月16日，日本延吉宪兵队将朝鲜人李基洙申请特别移送(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李基洙遗像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韩成镇档案1943年6月25日，日本珲春宪兵队将朝鲜人韩成镇申请特别移送(吉林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伪满道外警察署向哈尔滨警察局递交关于军械特别区旅行许可的文件，档案盖有“特移扱”签章，被特移人员为苏联人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遗像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与同学合影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殿山日文档案(吉林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乐甫

　　吉房虎雄供述在任职期间将抓捕的中国及苏联的爱国志士用于细菌战实验材料的供词

　　吉房虎雄关于输送90名被实验者到石井部队并伪造文件掩护贪污的罪行的供词

　　吉房虎雄关于在其任高级副官职位期间各地宪兵队向石井部队移送人数有300名的供词

　　第二组 特别移送的数量

　　日军进行“特别移送”的活动规模大，时间长、次数多，数量更是惊人。

　　从1938～1945年，“特别移送”活动长达8年，每年此项“活动”近千次，每次的数量不等，少则一二人，多达数十人。1939年8月9日，关东宪兵司令部发出的第224号作战命令的指示，一次就有90名中国八路军被俘人员被“移送”，而且，这是“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所派第二批”“特别移送”人员。

　　川岛清供认：

　　“第731部队中，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从1940～1945年，通过这杀人工厂，因染受致命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 000人。”

　　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关于特别移送数量的证言

　　吉房虎雄说：“从1937年到1945年的9月，被石井部队杀害的至少有5 000人。”

　　据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分析来看，很明显的显示出上述被“输送”的人数过低。有的是一天发一个指令，而被“特别移送”的是两个人，这样的指令很多，比如：1941年8月6日的787号指令;1941年8月31号的815号指令。有的是同一天发的两个指令，而每一个指令就会“移送”一个人。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指令的号码是按顺序排列的，它不仅是记录了“移送”的次数，而且很大程度地反映出了被“移送”的人数。截止到1941年9月22日，被 “移送”的次数已达936次，那么，按此推算人数肯定在936人以上。假如从1938年算，到1945年，在这8年的时间里，如果每年按1 000人计算，被“移送”的人数至受害人原美臻之子原文庆少有七八千人。所以说被“特别移送”的数量是巨大的。也正是如此惊人的数量，使得川岛清不得不在伯力法庭上供称：“石井部队对于用以进行实验的人是从未感到缺乏的。”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充分的说明731部队每年用来做细菌实验的人数要远远超出川岛清在法庭上所供述的3 000人。被731部队用来做人体细菌实验的总人数，也绝不仅止于推算的七八千人。

　　分析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并将其与黑龙江省档案进行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所述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的“特别移送”序号与“特别移送”的实际次数、人数的推断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还有一天下达三个或四个指令的情况。比如：1941年9月3日，就发出了四个指令，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关宪高”916号和917号“特别移送”的指令分别是王国财和龙长发，而918号和919号指令则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被“移送”的是原美臻和张汝成两人。另外，同一天下达一个“特别移送”的指令绝非仅1人。516号指令就“移送”了阿该恩尼亚及其丈夫等6人……

　　第三组 被特别移送受害者组成

　　通过调查和研究档案史料，被“特别移送”受害者的组成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黑龙江人遭受的残害最为严重。首先从档案来看，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 ” 档案中记载的52个被害人大都是在黑龙江地区居住或被捕的;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277名被“特别移送 ”者中的大多数也是黑龙江人。

　　当研究人员访问虎林市虎头镇虎头村的老支书姜福顺和于福顺老人时，问起档案中记载的被“特别移送”者虎头村人于金喜、董殿全，他们不仅知道这两个人，而且还指出，与他们一同被捕的同村人还有张学魁等18人。后来只回来5个人，其余的都是杳无音信。研究人员在实际调查当中遇到了很多在伪满时期亲人被日伪军、警、宪、特抓走后一点消息也没有的家庭，因为没有档案的证实，所以无法确定他们亲人的最终结局。但是可以断定这些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遭受了“特别移送”。黑龙江地区之所以成了日军细菌战祸害的重灾区，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731部队设在黑龙江地区以及这里是中苏边境和东北抗日联军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

　　二是被“特别移送”的被害者一律被冠以“苏联谍者”的罪名，但实际他们并不都是苏联情报员，很多被害者在被捕当时以前都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抗日武装或其他抗日活动，即使是单纯“苏谍”，做的也是抗日工作。

　　三是被“特别移送”者多数是来自日本关东军修筑要塞的七个边境省份，即间岛省(珲春要塞)、黑河省(瑷珲、黑河、法别拉、霍尔莫津要塞)、牡丹江省 (东宁、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东安省(虎头、庙岭、半截河要塞)、三江省(凤翔、富锦要塞)、兴安北省(海拉尔、乌奴耳要塞)、兴安南省(阿尔山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