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四】特别移送（8）受害者亲属的证言
来源：黑龙江省图书馆网   2022-05-28 11:30:01

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

　　【简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日本资源缺乏的状况，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研制细菌武器。1932年，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研究。1933年将细菌研究活动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先后在背荫河和平房建立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开始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部队，形成了遍布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网络体系。这种由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反人类、违背国际法的国家罪行，始终贯穿在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过程之中。

　　【四】特别移送

　　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是各级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和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是将被捕的抗日志士和其他人员，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而残害致死的罪恶行径。

受害者亲属的证言

　　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根据档案记载的线索，专家学者经过先后艰难的走访取证，最后找到20多个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和知情人，其中11位受害者，即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岫、朱云彤、唐永金、刘文秀、安红勋、桑元庆、林向阳、王乐甫、闻德清、尚有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和极为亲近的兄弟姐妹、侄子、孙子等家属。他们控诉了日军宪兵队“特别移送”的罪行：

　　第一组 李厚宾的儿子李钢(李丕基)诉说

　　1909年8月14日，他父亲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九连城村苇子沟屯。在虎林的抗日斗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倒木沟事件”，大概就是在倒木沟时期，他父亲秘密加入了抗联地下组织，利用警察的身份为抗联传送军事情报。后来，他父亲被日军怀疑，调走并控制起来，又被调到密山警察队和平阳镇警察署。此后，他父亲辞职，回虎林筹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一年后，被日本宪兵抓捕。李钢说，父亲被捕时的情景他记得很清楚：“那年我8岁，刚上学，记得那天我还没起床，进来两个人我也不认识。这两个人穿着便衣，看样子是中国人，其中一个说话肯定是中国人，那个人一进屋就问我父亲：‘你叫李厚宾?’我父亲说：‘对’。‘那好，跟我们走吧，到宪兵队去一趟。’我父亲没吱声，点点头就跟他们走了。我们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当时有个叫刘文西的人在虎林宪兵队当特务，与外公家还沾点亲。于是，母亲求他看能不能替父亲说说情放出来，可刘文西却说父亲通苏，说父亲还骂宪兵队，于是把父亲就扔到狼狗圈里喂狗了。虽然不相信刘文西的话，并且也托别人打听过，可最终仍没有父亲的消息。”李钢说，他父亲被抓走时，他母亲刚29岁，怀有身孕，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他排行老大，那年才7岁。痛苦一直折磨着他母亲陶文秀，她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照顾孩子，因此，她的4个儿女先后因病死掉了。直到78岁那年，母亲临终也没能知道父亲的确切下落。李钢也因为父亲的伪满警察身份受牵连，参加工作后，迟迟不允许入党。直到查清李厚宾的真实身份后，李钢才入了党。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厚彬(宾)家人合影(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李钢照片

　　第二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振达的侄子王选财诉说

　　“王明生是我二叔，王振达这个名字我没听说过，或许是我二叔参军以后自己起的吧?伪满那时候李延禄领头在我们附近沟里一带闹抗联，我二叔就是通过他部队上的人介绍，在勃利县小五站参加了抗联部队，做交通员工作。二叔经常回鸡西一带联系抗联的物资什么的。后来，把三叔也发展进去了。二叔除了负责运送粮食物资外，还往部队上介绍人、送人。有一次，我二叔去鸡西给抗联买东西时被鸡西大特务头子陈子彦发现了，不知是他跟着二叔到了密山，还是被他骗到密山，然后二叔在密山被日本宪兵抓了。后来，听别人说二叔是在密山让日本人活活扔“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岫到狗圈里喂狼狗了，再具体的详情我也不知道了。”据调查，王明生被捕时，他新婚的妻子金玉珍已怀有身孕。那年冬天，她上井台打水滑倒而流产。金玉珍苦苦等着丈夫归来，始终未果。直到1945年，在公公的劝说下，她才改嫁。直到现在，金玉珍提起往事，仍很痛苦。

　　特别移送档案中王振达的照片

　　第三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彤的女儿朱玉芬诉说

　　“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彤的女儿朱玉芬“我父亲朱云彤和我的二叔朱云岫都参加过抗联。我亲耳听祖母和大姑朱秀娴说，父亲曾秘密地交给祖母两个小红本，上面有父亲和二叔的照片，还有留大胡子的外国人的像，父亲告诉祖母说这是命根子，一定要保管好。遗憾的是，东北光复时因苏联红军进村打土匪，金家被大火烧毁了，我们的房子也未能幸免。”朱云岫的一个叔伯妹妹朱亚珍说：“当时我在密山上学，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恰巧遇到了被押送途中的哥哥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这是上哪?二哥向后努努嘴，我看见他的手倒背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这时，日本人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只是听传言好像是被日本人扔狼狗圈里了。” 朱云岫、朱云彤两兄弟被捕后，他父亲急得四处打听消息，在得知两个儿子都被扔到狼狗圈后。3天后，老人悲愤交加，离开了人世。

　　朱玉芬照片

　　2001年7月发布的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特别移送”档案中得到证实：朱云彤、朱云岫两兄弟的名字在关东宪兵队《昭和16年度捕捉谍者处理一览表》中紧挨在一起。

　　第四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唐永金的儿子唐俊明的诉说

　　我父亲出生于1904年，农民，原籍奉天省，曾在伪满东安省密山县半截河给日军部队做杂役。1942年，父亲是以‘苏联谍报员’的罪名被密山县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的。19岁时，半截河街上有个特务叫刘耀海，与父亲还是挺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碰见我父亲，说他要进城去，想让父亲帮忙换一双布鞋穿，并把一双红皮鞋寄放在我家，因为他们很熟悉，所以父亲就答应了。没想到3天后，刘耀海领着日本宪兵队的人来到我家，以通苏的罪名将父亲抓走了。

　　与其他被“特别移送”的人一样，唐永金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唐家托人四处打听，得知人已经没有了。有人说唐永金到了宪兵队就被灌辣椒水，后来被扔到狗圈里害死了。这种说法与李厚宾、王明生、朱云岫等人的情形是相同的，可见“扔狗圈”就是“特别移送”的隐语或代名词。

　　第五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安鸿勋孙女的诉说

　　小时候不知道我爷爷是怎么死的。是后来听父母亲说的，伪满时，我爷爷只身到虎头，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一次也没回过山东老家。后来，等到我父亲长大了，和母亲结了婚，我奶奶才带着我父母来找他。可是，他们母子几个刚刚到虎头的第七天，我爷爷就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不知道日本人把我爷爷给弄到哪去了，说是通苏什么的反正是让日本人给弄死了。

　　第六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桑元庆的女儿桑桂芳诉说

　　我父亲1905年出生，在东北沦陷前只身来到中苏边境线附近的密山平阳镇(今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镇)，当时只有20多岁。我父亲当时在平阳站稻米所工作，他在那里当‘先生’，就是会计，也就是给出粮进粮记个账什么的。提起父亲一般人都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家也算是上流的，吃穿都不愁。我记得父亲曾带我到平阳站区玩儿，回来时坐日本人的汽车，那些日本人好像很尊重我父亲。父亲被捕那年大概是1944年冬或1945年春天。父亲是在稻米所被捕的，然后被宪兵队带回家来搜查。他们就是要找什么东西，管我父亲要电台什么的。可以说父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地下工作者。

　　第七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乐甫女儿王桂芝的诉说

　　我父亲1911年生。我10岁那年冬天，我父亲和我叔叔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我记得天冷了，都穿着棉袄。那天晚上，我们家已经睡了。我们和父亲不在一个屋子里住，只听见有人进来，完了我母亲就招呼我们姐几个说‘快起来，你爸爸和你叔叔让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我叔叔被放了回来，我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回来。我父亲被抓走离开饶河的时候有人看见。那时候饶河街上有个叫于巨川的人，每天早晨都出来溜达。有一天早晨4点多钟的时候，于巨川在街上看见我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押上车。头上蒙着一块灰毯子。伪满时饶河日本宪兵队有个张宪补，是他到我们家来抓我父亲的。他是绕河的特务头子，名字叫张家政。是他在供述中交代，说我父亲后来被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去了。据张家政说，父亲被捕后是他和日本宪兵川崎审问的。在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之后，父亲才承认他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们从父亲的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觉得没有留着父亲的必要，也就被‘特移’送东安宪兵本部转送哈尔滨杀了。

　　第八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林向阳女儿林霞的诉说

　　我父亲是1907年旧历七月初一生，山东招远人，15岁来到东北。父亲被抓走那年我刚9岁。1945年正月初三的早晨，宪兵队的张宪补张家政来到我家。我家是做买卖的，前边门外有个铃，来人一拉铃屋里就能听见。张宪补来时是我父亲自己出去接的。那时，我正在屋后面玩，到我进屋后，张宪补已经走了。父亲躺在炕上招呼我的小名说：‘竹兰子，我要出去一趟，你别出去，在家里待着。’我听母亲问他：‘你啥时候回来?中午吃啥饭啊?’我父亲说：‘有狗鱼，杀个生鱼，焖米饭。’我问父亲干啥去?父亲说他回来，不让我出去，说完就走了，父亲走了，我和母亲就在家里等。可等到最后父亲也没回来。” 林向阳被捕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女只有9岁，小儿子刚出生6个月。他儿子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56岁了。几十年来，他妻子一人承担生活的重担，生活得很艰难。

　　第九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刘文秀侄子刘君恒诉说

　　我二叔原籍是山东省费县黑石碴村的，后来到的绥芬河阜宁镇 。二叔被日本人抓走时我还不记事儿。当时的情形都是听父亲刘文彬讲的。父亲告诉我说二叔是个喜欢交友的人，外边有不少磕头弟兄。大概是通过这些人，二叔参加了地下抗日情报组织，经常外出去活动。那时抗联部队处于低潮时期，剩下的部队都过境到苏联那边去了，后来他们有人回来联系找咱们的人，我二叔就跟他们联系上了。以后，我二叔也到苏联那边去送过情报。二叔不是在家被抓的，不知道是在哪抓走的。我们是后来才听说二叔是被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了。

　　第十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闻德清侄子闻发诉说

　　我二叔是1940年被东宁宪兵队逮捕的，来抓二叔的人有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但都没穿军装。二叔临走的时候还亲了我一下，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二叔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是最后的道别。日本人说二叔通苏，是苏联密探，就这样把二叔给‘特别移送’了，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