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六】实施细菌战（1）诺门罕细菌战
来源：黑龙江省图书馆网   2022-05-28 15:36:50

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

　　【简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日本资源缺乏的状况，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研制细菌武器。1932年，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研究。1933年将细菌研究活动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先后在背荫河和平房建立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开始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部队，形成了遍布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网络体系。这种由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反人类、违背国际法的国家罪行，始终贯穿在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过程之中。

 

　　【六】实施细菌战

　　1939年，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此后曾数次组织远征队，配合日军的进攻战，对浙赣铁路沿线湘滇等地区实施了多次细菌战，造成瘟疫大规模流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

 

诺门罕细菌战

　　1939年，日本侵略军完成了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的占领，蓄谋已久的关东军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在罕达盖——将军庙——阿木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悍然发动了诺门罕战争。

　　从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历时135天，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地区，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联红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对战，打响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早的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在将近7 800平方公里的战线上，双方投入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伤亡6万余人。日军耗损5.4万兵员和大量武器。最后进行了细菌战，但仍遭到失败，日本史学家称此战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诺门罕战争地图

　　第一组 细菌战准备

　　(一)研究细菌攻击方法

　　1939年3月26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和关东军防疫部召开会议，了解在平房实施细菌的攻击方法，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作战课方面有课长稻田正纯大佐，课员井本熊男少佐，荒尾兴功少佐;防疫部方面有石井四郎军医大佐，北条园了少佐，增田美保药剂大尉，称为石井右手的增田知贞军医中佐。在会议上，参谋本部听取了石井部队关于“0 0(细菌)作战研究成果”的汇报，会议后，井本在日记上记载‘反复研究有信心进行实地试验是关键的。’在参谋本部内部开始考虑细菌战试验实施。不久在诺门罕事件中关东军防疫部实施了细菌攻击。”〔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

　　(二)植田谦吉视察石井部队

　　诺门罕战争打响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准备进行细菌战。为此，他到石井部队视察，了解它的实力。当时，石井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平房站，整个部队有400多名队员。细菌生产设备比较简易，但该部队已经具备了生产细菌的能力，能够制造赤痢、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也能生产少量的鼠疫菌。石井四郎发明的滤水机也研制成功。为显示实力，迎接植田司令官，石井四郎命令总务部庶务主任饭田大尉布置了一个临时陈列馆，展出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胜矢式毒物检知器、卫生滤水机、细菌弹壳、人体实验的照片以及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图。植田司令官对石井四郎的研究成果表示满意，命令石井四郎尽快生产细菌和制定参加诺门罕战争的作战方案。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

　　(三)加紧生产细菌武器

　　1939年6月，成立了细菌生产队小林队，开始大量生产细菌。该队由培地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任总指挥，将60名队员分成两队，在培养器调制班和无菌室班，专门生产供诺门罕战争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石井部队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参加了细菌生产队小林队，昼夜不停地生产细菌。他供认：“在无菌室今野信次技工的直接指挥下，和另外2名编为一组，每日培殖约30桶细菌。于该时间内，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6页，中华书局，1989年。这期间，田村良雄还在莳田丰技师手下帮助洗涤玻璃试管，每天必须完成150个，经过消毒后交给培殖班。培殖班由今野信次负责，编为4个组，用150个培养罐生产细菌。生产出的细菌密封后贮存在地下库里，然后由田村良雄他们送到诺门罕战场。不到1个月，他们就制造了22.5公斤细菌。

　　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部队)山口班的6名班员，在班长山口的指挥下，开始制造细菌榴霰弹。田村良雄小组在山口班笛木军曹的指挥下，大量生产榴霰弹。他供认：“在直径约0.5公分、长约1.5公分的铁片上锯成×形的沟，在上边涂上防锈剂。这一工作约进行了3天，3个人共制造了约2 000个弹片。”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6页，中华书局，1989年。大量生产出来的细菌和榴霰弹，按出差命令，由生产人员逐次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田村良雄亲自参加了细菌运送工作，他说：“根据细菌大量生产队第一队长准尉小林松藏的命令，我和另外3名，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CC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2名将其运到兴安北省将军庙，交给因‘诺门罕事件’盘踞在将军庙的难波准尉。”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47页，中华书局，1989年。

　　田村良雄关于大量生产细菌的笔供

　　(四)关后命令第131.2号

　　关东军司令部于1939年6月19日21时以关后命令第131.2号下达作战命令，命令关东军陆军仓库长、关东军野战汽车厂长、关东军防疫部队长、关东军经理部长、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为参战的第23师团补充必要的作战用品，要求石井部队编成防疫给水班到海拉尔接受第23师团长的指挥。

　　关后命令第131.2号　　

　　关东军命令 6月19日21时于新京军司令部

　　军事计划关作战第1530号命令如下

　　1.命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长及关东军陆军仓库长，通知海拉尔办事处以及海拉尔支库，分别接受师团长的要求，对第23师团的补给。另，关东陆军仓库长向哈尔滨征用3辆运水汽车，送到海拉尔的第23师团长处以供使用。

　　2.关东军野战汽车厂长运送5辆货车到海拉尔，交给第五项钻井班长。

　　3.关东军防疫部长编成一个配有一台卫生滤水器的防疫给水班，迅速派遣到海拉尔，接受第23师团长的指挥。

　　4.军经理部长把住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工地的钻井人员和材料编成一个钻井班(班长以下最少要有约15人，动力钻井机器一台)，迅速派遣到海拉尔，接受第23师团长的指挥。

　　5.第23师团长整合前项所述诸部队以及材料后，用于你们作战部队的补给工作。

　　6.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负责处理第三项至第五项的铁路运输。

　　7.第二项至第四项的细节按照相关各部长指示处理。

　　关东军司令官 植田大将

　　下达法：收到电报发出的要旨后印刷出来，交付给相关人员

　　配发地：次长、次官、23师团长、关兵、关自、关仓、野铁司部内(一、三、兵、经、军、兽)

　　(五)组建部队参战

　　石井部队共派出200人，以“关东军防疫班”的名义参加诺门罕战争。参战的细菌部队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少年队教官佐佐木少尉带队，组织成立了以第三部的卫生兵下士官为主，吸收少年队员参加的，为日军前线部队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整备班，有100多人，分十几个班，每班10人。另一部分队员组织了阴谋破坏班，即敢死队。其任务是在水源地撒布细菌，担负前线的作战任务。这个班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负责，班员以第二部为主，选拔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组成了敢死队，队员有22人。

　　西俊英证实了敢死队参加诺门罕细菌战的事实。1944年7月，他从孙吴支队调到平房担任731部队训练部长，交接工作时从他的前任园田中佐的保险柜内发现了一个文件，上面说明在诺门罕事件即哈拉哈河事件发生时使用过细菌武器。他供认：“保险柜内藏有当时摄制的照片和底片，参加此次战役的敢死队名单及碇常重少佐下的命令。现今还记得，敢死队内有官佐两名，曹伍长及士兵20名。在这张名单下面有用鲜血签的一些姓名……(首先签名的)是敢死队长碇常重。随后还有碇常重下的详细命令数则，其中说明应怎样乘汽车，怎样利用火油桶，接着还有一些说明如何归队的指示。我从这两个文件中明白知道，由二三十人组成的这个敢死队用细菌传染了一条河，我想那就是哈拉哈河。”《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01～302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诺门罕细菌战作战准备

　　(六)细菌武器和防疫给水器材运往战场

　　6月下旬，石井部队派专人将其生产的细菌武器运送到诺门罕战场将军庙附近的部队驻地，同时将防疫给水器材运往战场，包括甲型滤水机20个、乙型和丙型滤水器各50个，来确保开始实施细菌战后，本部队不被感染。

　　石井部队的每个防疫班配置了1台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能保证1个联队1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用木料制作的。遭遇对方军队，有被截获的危险时，可立即烧毁。

　　1939年6月26日，运送七三一部队器材的汽车从阿尔山通往诺门罕战场的路上

　　(七)出兵诺门罕

　　1939年6月21日，石井部队的濑户队从平房到哈尔滨车站集合，出发去诺门罕战场参战。在哈尔滨火车站，由关东军参谋山本吉太郎中佐进行了服装检查，参战人员乘坐火车赴海拉尔。一部分作战器材由汽车运输经阿尔山奔赴战场。

　　1939年6月21日，濑户队在哈尔滨车站集合前往诺门罕战场

　　七三一部队赴诺门罕战场路线示意图

　　(八)石井四郎奔赴诺门罕战场

　　关东军发布作战命令(关作命丙第78号)，1939年7月7日12时，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石井四郎前往将军庙一带指挥诺门罕细菌战。

　　(这段文字是上面文件的翻译)

　　关作命丙第78号

　　关东军命令 7月7日12时 新京

　　陆军军医大佐 石井四郎

　　任命石井四郎从7月8日开始，预计用10天时间到达海拉尔、将军庙方面，进行防疫给水部队的指挥。

　　可安排15名将校以下的部下随行，用于器材补给，并报告其姓名。

　　关东军司令官 植田大将

　　下达法：收到电报发出的要旨后印刷出来，交付给相关人员

　　配发地：次长、次官、23师团长、关防、野铁司部内

　　七三一部队队员为大型滤水车过河搭设浮桥

　　第二组 实施细菌战

　　(一) 制定作战计划

　　接到作战命令后，石井四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拟订参加诺门罕战争作战方案。石井四郎拟订了3个方案：

　　1.以装有感染炭疽菌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

　　2.用飞机在诺门罕战场上空投掷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或者空投被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用感染鼠疫的跳蚤来传播疾病，造成鼠疫流行;

　　3.派遣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而患传染病。

　　石井四郎对这3个作战方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在诺门罕战场上主要使用已研制成功的霍乱、伤寒、赤痢等细菌，而对把握不准的能否达到传染目的的鼠疫菌、炭疽菌进行实验性的使用。他还命令敢死队绘制了哈拉哈河西岸细菌施放点的精密示意图，在地图上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诺门罕前线指挥官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对此作战方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采用榴弹炮向苏、蒙阵地发射细菌弹，必然会引起苏、蒙军队的还击，这样，细菌弹就有可能在日军阵地爆炸，使日军部队遭受损失。用飞机高空投细菌弹，难以命中目标，且细菌会统统死掉;而低空飞行投撒，细菌撒布的面积太小，飞机又可能被苏、蒙军击落，保证不了飞机的安全。最后决定派敢死队进行撒菌。为避免日军遭受细菌感染，他们决定在日军撤退时使用细菌，来阻止苏、蒙军的追击，使对方官兵感染传染病，耗损其战斗力。

　　第23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

　　1939年7月2日，七三一部队在将军庙附近

　　1939年7月3日，七三一部队渡过哈拉哈河

　　1939年7月12日，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场巴尔其嘎尔738高地附近，山坡下未戴钢盔者为石井四郎

　　(二) 投撒细菌

　　7月12日，在敢死队队长碇常重少佐带领下，敢死队员潜入哈拉哈河河畔，向河中投撒各种菌液22.5千克。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多次向哈拉哈河、胡鲁斯台河等水源地投撒了细菌。七三一部队摄影班对这些细菌实战都拍摄了照片和纪录影片。

　　“7月12日，敢死队员潜入哈拉哈河旁的一片松林中。他们都穿戴着没有肩章和帽徽的黄色日本军装军帽，以防有人发现他们是关东军的正规军人。他们卸下了装备班用汽车偷偷运到这里来的两只充气式橡皮船，10余个大型金属瓶、一些玻璃容器、铁水桶、长柄勺、绳索和装有零碎物资的大型皮箱等，这些特殊器材分别背在身上。在碇常重少佐的指挥下，隐蔽地沿着松林的边缘向哈拉哈河岸靠近。哈拉哈河西岸比东岸高50多米，在东岸看不到西岸上面的情况。因此，石井部队敢死队潜入哈拉哈河西岸，没有被苏、蒙军队发现。他们隐蔽在茂密草丛里，把橡皮船充气后，装上金属的和玻璃的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推进河里，用绳索拴在岸边的大树上。他们上了船急速向河中心划去。当拴船的缆绳拉紧时，船上的士兵就做好了撒菌的准备。为了防止自身受污染，他们在逆水上行时撒菌，岸上的士兵解开拴在树上的缆绳往上游拉船，船上的士兵有的划动船桨，有的迅速打开菌液瓶盖，连菌液瓶一起扬进河里。在行进1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液22.5公斤。菌液瓶落入河底，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液慢慢地流出来，向下游漂去。两名军官立即用长柄勺提取水样，测试水温和流速，作了实验记录和拍照。船靠岸后，他们马上乘汽车返回了驻地——将军庙。于1939年7月13日午后1时30分，石井四郎到胡鲁斯台河南岸的日本关东军步兵第71联队，向那里的官兵通报说：‘不要饮用哈拉哈河的水了，那河水可能被污染。’接着，就通知诺门罕战场上第一线的各日军部队和伪满洲国军的部队，都要使用经过石井滤水器滤过的水。”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第25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鹤田是石井部队敢死队队员，他参加了在哈拉哈抛撒细菌的战斗。战后，他回忆说：

　　“我是在诺门罕开战后2个月进入战场的。一天下午，我们3人小组为执行去胡鲁斯台河撒菌的命令，把装有伤寒、鼠疫菌液的容器和染疫鼠以及撒菌的用具装上汽车后，就从将军庙出发了。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胡鲁斯台河岸。先隐蔽在一片松树林里，将菌液瓶装上橡皮船。胡鲁斯台河是哈拉哈河的支流，此时，日军和苏、蒙军还在15公里的远处对战，隆隆的炮声不断地传来，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还有苏军的飞机在盘旋，我们的心情十分紧张。班长观察一下地形，胡鲁斯台河对岸是一块十几米高的台地。如果趁夜色，在河里进行撒菌作业，那对岸的苏、蒙巡逻人员就难以发现。于是，我们登上橡皮船，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一边逆水而上进行撒菌作业。大概由于太紧张，作业时，我们班长难波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诺门罕细菌战敢死队队长碇常重(右一)

　　在诺门罕战场巴尔其嘎尔738高地石井四郎(右)与山县武光联队长会面

　　远藤三郎日记中关于观看诺门罕细菌战影片的记录

　　10月12日 木 晴

　　午后7时，接受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在其官舍的宴请，边进晚餐边谈至夜12点。石井军医大佐亦前来，观看他带来的细菌实战纪录影片，得知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场上的部分实况……

　　石井发明的滤水机，在诺门罕为官兵供应净水起了作用。同时，还在战场上使用了自己部队研制的细菌。石井拍摄了队员战死的照片。按石井的话说，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也要为部下留个纪念。

　　尽管石井的研究成果甚微，但荻洲中将还是赞扬道：“在广漠不毛之地，时值盛夏酷暑，赤沙灼热，兵困马乏之际，石井部队甘冒枪林弹雨，出入第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七三一部队敢死队队员鹤田关于诺门罕细菌战中投撒细菌的证言

　　鹤田是石井部队敢死队队员，他参加了在哈拉哈抛撒细菌的战斗。战后，他回忆说：“我是在诺门罕开战后2个月进入战场的。一天下午，我们3人小组为执行去胡鲁斯台河撒菌的命令，把装有伤寒、鼠疫菌液的容器和染疫鼠以及撒菌的用具装上汽车后，就从将军庙出发了。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胡鲁斯台河岸。先隐蔽在一片松树林里，将菌液瓶装上橡皮船。胡鲁斯台河是哈拉哈河的支流，此时，日军和苏、蒙军还在15公里的远处对战，隆隆的炮声不断地传来，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还有苏军的飞机在盘旋，我们的心情十分紧张。班长观察一下地形，胡鲁斯台河对岸是一块十几米高的台地。如果趁夜色，在河里进行撒菌作业，那对岸的苏、蒙巡逻人员就难以发现。于是，我们登上橡皮船，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一边逆水而上进行撒菌作业。大概由于太紧张，作业时，我们班长难波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四) 杀害平民

　　据七三一部队原队员鹤田兼敏回忆，他们三人从将军庙出发前往哈拉哈河撒菌途中，在一户农家休息，谎称是过路的日本人，那家人包了野韭菜馅饺子热情款待他们。临走时，他们趁农户主人不备，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其农房里。当他们完成在哈拉哈河的撒菌任务返回到那户人家时，发现那一家3口人全部死亡。

　　七三一部队队员鹤田兼敏随军参战前一天拍摄的照片

　　第三组 防疫给水

　　在投放细菌之后，石井四郎告知前线部队，哈拉哈河可能被污染，要求改用经过滤水器过滤后的水。在诺门罕战争期间，七三一部队也承担了向作战部队提供饮用水的任务，进行了大规模的净水作业。

　　七三一部队队员为大型滤水车过河搭设浮桥

　　1939年9月10日，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场辉河地区

　　使用石井式滤水机进行滤水作业

　　搭载石井式滤水器的滤水车

　　第四组 细菌战结局

　　1939年8～10月，诺门罕战场上的日军、伪满军伤病员接连不断地从前线转到海拉尔，其中有不少人感染了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海拉尔陆军医院及当地所有医院都住满了。石井部队的田部井班、濑户川班、藤井班、培地班全部出动，参加诺门罕战争的防疫行动。

　　日本关东军采取紧急措施防疫。当时，命令伪满民生部，从伪满的卫生机关抽调人员，组织防疫队前去配合，并在海拉尔设立了防疫检查所。各省政府也设立防疫所。(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加地信证言。)8月中旬，山下健次大尉指挥病源检查班，数十个防疫人员在海拉尔对8 500人进行验便工作，用了1个星期，检验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他们自己投撒的细菌。日军患病1300余人。七三一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因细菌感染死亡40余人。

　　1939年10月，石井部队从诺门罕战场惨败而归。在本部工作的山内丰纪笔供：“出动的部队由诺门罕归来，从班员口里透露了关东军之惨败情况，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防疫给水部遭受了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5页，中华书局，1989年。他听参战的人讲，苏、蒙军英勇善战，关东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敢死队员鹤田证实：“退下战场时，看见那运回来的榴弹炮、滤水车都已经破乱不堪。”细菌作战器材损失巨大，而人员伤亡更为严重。

　　诺门罕战争期间，石井部队将霍乱、伤寒、鼻疽等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中，企图用细菌攻击苏、蒙军队，削弱其战斗力。结果事与愿违，苏、蒙军前线部队由后方水源地直接向前线铺设了专用供水管道，供参战部队饮用。苏、蒙前线部队不就地取水，因此，在细菌战中没有造成大的伤亡。而日军和伪满国军作战时主要靠当地水源，在后方给水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士兵误饮了哈拉哈河的水，再加上敢死队员匆忙作业，使一些队员不慎感染了细菌，他们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

　　布满弹痕的防疫给水用水桶

　　中弹的石井式滤水车

　　虽然此次细菌战收效甚微，但石井四郎却受到了嘉奖。

　　1940年《芝兰会》中关于石井四郎在诺门罕战争后所获奖状内容的记述

　　石井四郎所获奖状内容

　　奖 状

　　第六军临时防疫给水部

　　第二十三师团临时防疫给水部

　　上述部队在军医大佐石井四郎的领导与指挥下，参加第二次“诺蒙坎(诺门罕)”事件，在整个事件期间担任防疫给水任务(中略)。

　　尤其，当8月下旬敌军发动攻势之际，该部队独立死守哈勒欣(哈拉哈)河附近的水源，尽管在牺牲了井上军医大尉以下数十名的人员以及器材也被炮弹炸毁的情况下，(中略)9月下旬，该部队为全军开辟了大型作业场，连日有成效地完成了卫生任务，便利了军方得以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1939年，石井四郎(左)因诺门罕战争的“成绩”被授予勋章;石井四郎的兄长石井刚男(右)也被授予勋章。

　　东条英机表彰石井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