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盟军战俘营的故事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田晶   2023-02-10 09:43:51

　　▲三名逃跑战俘：(从左至右)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516号战俘约瑟夫·查斯坦、美国水兵444号战俘温特·帕里奥蒂、美国海军水兵1125号战俘斐迪南·麦林哥洛，三人被抓回后，遭日军枪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次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美、英等国实施“先欧后亚”政策，致使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遭到了重大失利。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5月，日军侵占了泰国、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关岛、威克岛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同时大批盟军官兵成了日军的俘虏。

　　转运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的7.5万多名美菲盟军在尽全力与日军作战后，放弃抵抗，被日军俘虏。10日，日军驱赶美菲盟军战俘从马里韦莱斯机场前往吕克岛中部的奥德内尔战俘营，开始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短短100多英里的路程，战俘们徒步走了5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在行军途中，饱受战争之苦和疾病折磨的战俘又遭到了日军的残酷对待。日军使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虐待战俘，不允许战俘吃东西、喝水、迫使战俘在烈日下暴晒，甚至对战俘们肆意殴打、侮辱和屠杀。这次“死亡行军”迫使近3万名盟军战俘死于日军的暴行。随后，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日军将在太平洋战场俘虏的盟军战俘通过“地狱之船”运往日本本土及海外占领地设立的战俘营，从事各种苦役。日军先后派遣了多艘船只运输战俘，在运输的过程中，盟军战俘又一次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后来，这些运送盟军战俘的船只被称为“地狱之船”，又使大批盟军战俘丧失了生命。

　　1942年10月7日，日军从菲律宾临时战俘营挑出近2000名盟军战俘，装入地狱之船“鸟取丸”，次日驶离马尼拉港，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途径中国台湾高雄，于同年11月7日到达朝鲜釜山港，其中一部分病情严重的战俘被送到釜山医院;大约500人被运往日本;余下的近1200名美军战俘则换乘火车一路北上，于11月11日到达沈阳，同期抵达的还有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被俘的100名英军战俘。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投降后被日军关押在新加坡临时设立的战俘营中。1942年8月19日，日军挑选部分英军战俘押至新加坡港。战俘运输船“深井丸”，途径西贡、高雄后，在釜山登陆，并于首尔与来自菲律宾的美军战俘会合一同乘火车于11月11日抵达沈阳。

　　资料表明，首批到达沈阳的英美盟军战俘中，英军战俘100名，美军战俘1181名，共计1281名。同年12月18日，因病滞留在釜山医院的120名美澳军战俘又被移送至沈阳。截至1943年2月，共有1341名英美盟军战俘被日军关押在沈阳设立的“奉天俘虏收容所”(今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所在地)内。其中美军将校16名、士兵1225名，合计1241名;英军战俘中，将校7名、士兵93名，合计100名。以后的几年里，因为战俘的迁徙和死亡等原因，在押战俘人数不断变化，到1945年6月30日，“奉天俘虏收容所”的在押人数1709人，在近3年的关押期间，共有250名战俘死亡，其中3人因逃跑被日军枪毙。

　　11月11日，第一批到达沈阳的盟军战俘首先被关进了沈阳北郊的北大营院内，北大营临时营区构造是典型的中国东北地窨子，这些房子通常是一半建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西方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大家面面相觑，感到非常惊奇。战俘们被分成若干小组，第1组战俘去了1号营房，第2组去了2号营房，以此类推。日本看守告诉战俘们，这里距离火车站有8公里。战俘们发现营区里的卫兵是由日本关东军指派，专门负责看守他们的。

　　1943年，日军为了更便于管制和利用战俘，建起了一座新战俘营。同年7月29日，战俘们被押进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街(今沈阳市大东区地天街)的二战盟军战俘营新营区。新战俘营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围墙都是用水泥、石头混合砌成，特别坚固。在围墙的顶部缠绕着三股高压电网。战俘营的北面是日军居住区，南面是俘虏关押区。在战俘营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高达9米的监视岗楼，每时每刻都有端枪的日本士兵监视着战俘们的一举一动。

　　在战俘营内，战俘的劳役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直属劳役，二是派遣劳役，三是营区劳役。其中战俘最早投入工作的场所就是直属劳役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该社原址为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街二段(今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28号)，是日本占领沈阳后兴建的重型工厂之一。“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内设有专门的“俘虏劳务科”管理战俘劳役问题。随着工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战俘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原本工厂打算通过培训中国工人入厂劳动，但是业务增长的速度远远地超出了工厂老板的想象，不得不把战俘营中几乎能工作的战俘全部招至工厂工作。

　　日军除了安排战俘每日到“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役，1944年又先后设立了三个派遣所。其三个派遣所分别是“满洲皮革株式会社”的第一派遣所;“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的第二派遣所和“中山钢业所”“东洋木材株式会社”的第三派遣所;三个派遣所距离二战盟军战俘营大约有5到10英里的距离，这些工厂不归战俘营管辖，被派到派遣所工作的战俘都吃住在派遣所，只有在去医院治疗或关禁闭的时候才能回战俘营。

　　此外，由于战俘营中日本看守人数不多，一些公共事务就需要战俘自己完成，另一方面一部分军官战俘不从事工厂劳役，这就使得一些战俘留在战俘营中从事一些例如厨房、勤杂、值班、清扫、理发、养殖等日常工作，有时还要从事一些土建、搬运等临时工作。

　　抗争

　　在二战盟军战俘营内，因日军违反《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中的相关规定造成食物短缺、药品匮乏、监管森严，但盟军战俘并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和斗争的勇气，他们积极地寻找机会与日军抗争。二战盟军战俘营的战俘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战，他们更是对命运的宣战，他们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诠释坚毅、勇敢与不屈。特别是当战俘们发现，他们劳役的工厂都是生产军需产品的，他们亲手制造的飞机配件、枪械皮具、军用帐篷是用来杀人的，而屠杀对象又都是自己的同胞，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反击。一场暗中的较量在战俘营悄然展开。

　　幸存英国战俘亚瑟·克里斯蒂(战俘编号1228号)说:“虽然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过着艰难的生活，我们每个人仍然同日本人进行战斗。”但是，战俘们十分清楚，如果采取极端手段来反抗的话，日本人肯定会对他们施行更残酷的惩罚，这方面的教训他们已经领教太多了。此时，战俘们也开始思考怎样工作才能不帮助日本人?怎样才能“事倍功半”地给日本人卖力?所幸，战俘们很快发现，他们劳役的工厂提供了反击的大好机会。

　　362号美国战俘艾伦说：“虽然我们投降了，手里没有了枪，可是我们的心里还想着战斗。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在工作的时候搞破坏，哪怕是磨洋工也算是一种抗争。”

　　初到工厂劳作时，艾伦和一些战俘被命令清除车间厂房之间的石头，他们要把石头装上轨道车，然后沿着一条窄轨运送到工厂外。一共有两辆轨道车，战俘们被分成两组，每组各负责一辆。在运送石头的过程中，轨道车要经过一段弯道，于是艾伦等人就打起了这处弯道的主意。艾伦回忆说：“车子来到拐弯的地方，战俘们故意加速推车，结果车厢翻下了轨道，把石头全都搞翻。战俘们只能把石头都卸下来，把车扶上正轨，然后再继续运送。一条轨道每次只能运一辆车，另一组战俘就只能在后头等着，日本人催促他们去帮忙，战俘们也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推脱。就这样，反反复复，把石头卸下来，把车子弄到轨道上，再把石头装上车，再把车子推走，整整一个上午只干了一趟活儿。下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另外一组战俘身上。”就这样两个小组之间达成了默契，如此配合着磨洋工，一天的时间只够干两趟活儿，上午一趟，下午一趟。

　　绘图室、设计小组的相关人员也用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搞破坏。692号战俘弗莱明被分配到绘图室工作，他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打印了伪造的清单，还故意将图纸上的尺寸弄丢。后来，绘图室中有两人被抓，还受到了惩罚。相比之下“设计小组”的合作更“默契”。“设计小组”的成员有438号战俘品森、660号战俘科扎克维奇、517号战俘拉文、453号战俘艾略特、568号战俘巴尔塞和695号战俘皮塔克。其实，“设计小组”的战俘们的反抗行为日本人也是有所察觉，只是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而战俘们在工厂劳动和抵抗日本人的过程中，与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也逐渐产生了友谊。

　　一位张姓中国人，是一起和战俘工作的中国工程师，据695号战俘皮塔克回忆：

　　张告诉我们，翻译基先生怀疑过我们的设计图纸，但他一直没有证据，张劝我们最近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基是受雇于MKK(“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英文简称)工厂的日本翻译，在战前他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并在美国居住了10年，他的英语甚至比美国人还要好。他是战俘营中日本看守、工厂和战俘之间的联络人。中午的时候，基和我们一起在起草室吃饭。他起初非常友好，健谈，还慷慨地递过烟。一切都好吗?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开始。一切都很好。我们回答道。生产上有这么多问题，这似乎很奇怪，这里有没有可能出错?他巡视着我们，试图从我们这里洞悉到懦弱或恐惧的迹象。不在这儿，不可能在这儿，都是按标准的，也许就是中国工人看不懂蓝图，品森回复说。哼，他哼了一声。也许吧，但我告诉你，有人在搞破坏，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但我会知道的，他的态度变了，我们怀疑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但我发现情况太严重了，出错的地方如此之多，这已经不是工厂的普通问题了，你们会看到，日本人没有你们美国人想象的那么愚蠢。他的声音变了，现在回去工作吧，他命令道。当会议结束时，张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们回到了起草室。事实上，我们以前听过威胁，但他们不是这样正式的通知我们。日本翻译基承认在找到蓄意破坏的源头上失败的事实大大鼓舞了我们继续抗争的信念。

　　两天后，皮塔克被调到了建筑队，皮塔克甚至认为施工队没有提供太多破坏的机会。但通过“挖沟”，皮塔克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施工队的人被派去挖沟，这条沟是用标桩标出的，周围的沙土也很容易挖开。但由于没有支护，两边一直在下陷。皮塔克觉得有点儿奇怪，20个人在3天内只挖了长60英尺、高4英尺的深沟，而当战俘被分配任务时，壕沟就已经有两英尺深。随后有几个满洲人被辞退了。8个工作日后，壕沟呈“V”形，底部宽两英尺，顶部宽6英尺，只有90英尺长。后来经过指点，日本人汉町告诉我们，在沙土中，因为没有木材支撑两侧，很难在沙土中挖出深沟，而这一点，在挖沟之前，战俘们早就知道。

　　走私

　　随着战俘们伙食的改善，战俘的其它物质条件也越来越丰富，战俘们不再为吃的东西而大费脑筋了，不过他们又开始有了新的“追求”。一些“奢侈品”，例如香烟、报纸都成为战俘们追逐的紧俏货。于是，有些商业头脑的战俘就开始同日军展开新的周旋，通过在战俘中倒卖消费品赚利润，以改善平淡清苦的战俘生活。战俘们都管这种倒卖消费品的行为叫做“走私”。

　　“走私”是冒险性极高的生意，“走私者”一旦被日军发现，要受到极严厉的刑罚，所以“走私”商品的价格也很高。通常，在看守严密的战俘营内，“走私”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得出奇：一罐鱼是15到20日元;一盒12片的阿司匹林是10日元;半公斤的盐是5日元;一公斤糖是25日元;糖果，3到5日元，取决于什么产地;一个煮熟的鸡蛋是5日元，新鲜的鸡蛋是8到10日元，取决于大小。而看守相对宽松的工厂里就便宜得多，价格通常是营地价格的1/10。

　　随着“走私”活动的疯狂发展，日本人加强了搜查力度。当然，地高一尺魔高一丈，战俘们发明的“走私”方法也越来越巧妙。皮塔克就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运货”方法。因为工厂里的皮革很便宜，没过多久，聪明的皮塔克就做了一双3寸厚的高跟鞋。鞋底是木质的，用砂纸磨平，鞋面是从工厂机器的传送带上剪下来的质地很好的一块皮革。因为鞋底没有防滑钉，皮塔克的这双鞋走起路来就会发出类似荷兰木鞋的咯咯声，一天，1191号战俘杰克·霍恩的一句话让皮塔克突然有了灵感，并改良了这双鞋。皮塔克用木据将拖鞋据成两片，一片2英寸，另一片1英寸左右，然后用刨槽工具刨出一个1.25英寸深、3英寸宽的洞，随后又和另一个木匠店的工人做了一笔生意，买了一些木螺丝。在螺丝上钻了个导向孔，固定好后，就组成一个有秘密小空间的高跟拖鞋，这样就可以将烟整齐地放在鞋子里面秘密的小空间中，然后再到战俘营中进行交易。

　　最后，皮塔克决定利用自己的发明大赚一笔：他与木匠铺的一名工人达成协议，收入五五分成。皮塔克以每双100日元外加一盒香烟的价格卖了20双“高跟鞋”。并规定，付款必须在营地，而不能在工厂。整个夏天，在温暖的天气里，这是日本人从未发现的唯一一种万无一失的走私方法，任何一个走私者都不知道这个秘密，他们也不想探究，因为每个人都想好好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在香烟价格降到无利可图的时候，皮塔克又转向其他物品。糖果和鱼总是能带来很高的价格，并且有现成的市场。一罐鱼，一个沙丁鱼罐头，是1乘3英寸和0.25乘4.5英寸。经过仔细的测量后，皮塔克发现他的鞋子除了装一个罐头之外还能另外放15颗香烟，于是皮塔克通过辅助材料又扩大了秘密空间的容积。

　　除了生活用品走私外，在战俘工作的工厂里，有的战俘利用便利的环境，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镐和铲子等一些工具等偷出去卖掉。因为这些工具是由一组特殊的战俘用来打磨或修理的，带着工具的人在去铁匠铺的路上不按正常路线行走，而是绕道而行，当他们经过邻近工厂的栅栏时，工具就越过栅栏，传到了在那里等待的中国男孩那里。有时，一半的工具被“委托”交易，从来不到商店修理。第二天，阿司匹林、香烟、罐头食品、鱼，有时还有袜子，甚至在一两个钟头就会陆续传到战俘手中。而这一切都是在日本的“严密制度”下进行的，其中也包括像齿轮、砂轮、钻头、扳手和其他各种需求量很大的小工具。据战俘估计，每月大约有1000件物品进入黑市。尽管日本人在该地区巡逻，也从没有抓到任何相关人员。后来，工具室里的一些人告诉战俘，竟然在大连发现了一些标有“MKK”印章的工具，而此时只有战俘们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精神疗法

　　在令人窒息的战俘营中，毫无自由的战俘们乐观、向上，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机会。

　　为了暂时忘掉疲劳与饥饿，战俘们经常靠赌博来麻痹自己，如果赢了还能带来一点点快乐。二十一点、双骰子都是战俘们喜欢的玩法，其中最常玩的是简单易学的二十一点，但只能在规定的娱乐时间内玩。平时如果想玩牌，必须得有人放哨，因为日本看守有时会偷偷摸摸地进入营房，一旦被他们抓到，战俘们手中所有的赌资就都要被没收。加上战俘们手里没有多少钱，所以香烟、面包之类的紧俏货也成了他们的赌本。有的战俘还把自己当成赌本，要是赌输了，就得给赢的人当几天“仆人”，不仅要洗盘子、碗、匙和水壶，还得负责抬饭桶和刷饭桶。

　　1178号英军战俘罗纳德·乔伊(RonaldJoy)就曾和战俘M·托马斯“签订”了一份“打赌协议”。

　　甲方M·托马斯和乙方罗纳德·乔伊的协议

　　1943年3月3日，在战俘营特立此据，内容如下：

　　如战争在1943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结束，甲方M·托马斯给乙方两瓶威士忌。如战争在1943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结束，乙方罗纳德·乔伊(RonaldJoy)给甲方M·托马斯两瓶威士忌。如果战争在1943年7月1日之前或者12月31日之后结束，协议无效。

　　1943年3月3日签署。

　　签字：M·托马斯

　　R·乔伊

　　证人：阿尔佛雷德·汤普森

　　T.J·埃克尔斯

　　反面内容记载的是当年1178号英军战俘罗纳德·乔伊(RonaldJoy)写给妻子的情诗。

我太累了，我想睡了，

睡着了就可以进入梦乡，

可以整晚都梦见你，我亲爱的，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你的样子，

你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

整晚都陪伴着我，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能看到你的微笑，

直到起床号响起，

睡吧，睡着了就可以进入梦乡，

我能梦见你，亲爱的，

希望你同样也可以梦到我。

　　战俘们用写诗、画漫画的方式排解寂寞。日本人平日连纸张和笔都控制得很严，但是为了能释放内心苦闷的情绪，战俘们宁愿受罚也要写诗。其中有一名英国军官战俘就因为写诗被关了15天禁闭。

　　1943年1月30日，战俘们听说一个叫梵蒂冈的人捐赠给关押在沈阳的美国战俘1500日元。战俘们认为这些钱应该用在购买食品和医疗用品上，但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后经过交涉，日本人同意给战俘们买几件乐器，但规定只能在娱乐时间使用。两个月后，乐器买来了，加上几个战俘军官自己花钱买的乐器，一共有两把吉他、两把曼陀林、两把小提琴和六把口琴。一个叫吉米的战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木材，制作了一把低音大提琴和一把吉他，后来他又制作了一把小提琴。没人知道琴弦之类的东西他是从哪弄来的。在其他战俘眼里，他就是一个神秘的“艺术家”。

　　虽然战俘们有了自己的乐队，但是真正能使用乐器的时间却非常少。战俘们每次都十分珍惜这样的时间。每次乐队演奏美国民族音乐的时候，战俘们都拼命地鼓掌、唱歌、尽情地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音乐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让战俘们暂时忘掉烦恼，对生活燃起了新的希望。

　　在二战盟军战俘营内，即便是在恶劣的生存境况下，战俘们仍怀着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乐观、对正义必胜的信念与日军展开斗争，从而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知那段历史，让事实还原、让历史归真、警示后人。

　　(本文作者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本文史料来源于馆藏档案和二战盟军战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