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8·15”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放军联络部门的有关领导、专家，查阅了大量的已经解密的改造日军战俘的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寇交战中，俘获了大量日军官兵，对日军战俘进行了教育改造，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人道主义篇章。大量日军战俘接受改造后加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留下了可歌可泣、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会场
改造日军战俘的仁义之师
“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新四军俘虏2022人。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尽管消灭了千余名日军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虏。当时的日军官兵受军方欺骗宣传，非常顽固。八路军战士背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去抢救，反而让日军士兵将耳朵咬掉。那时，日军伤兵只要有一口气也要与我军战士拼命，直到战死为止。
平型关战役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场上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其中有少将特务大本青，还有尉官、教官、医官、指导官8名，军士和士兵50多人;1941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120师俘获日军100多人。
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日军也从无到有。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驻守南京的18名日军士兵，准备集体向新四军投诚，后因消息走漏，被日军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日军向八路军投诚的也不鲜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军俘虏工作作出指示：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但不应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优待，以争取其同情，然后有计划地派回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
1937年10月6日，总政治部根据平型关战役日军士兵抗拒受俘的事实，再次发出指示：“对敌之俘虏应加以优待，伤兵应给以医治。在火线坚决拒绝之敌人自应杀伤，但已被缴枪俘虏者即应多方面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理，不应因其拒绝再行加害。”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指出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同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内容是：1.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必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1938年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有鉴于“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后归队者皆被枪杀”的情况，发布了关于俘虏政策的新规定：“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影响，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得超过3天。”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部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使全军俘虏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于当年7月7日发布命令指出：“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我军如有指战员违犯此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六、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为确保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谭政联署发出指示，具体规定了俘虏工作的纪律，要求全军切实贯彻执行，“如有违者，不论有意无意，均须执行处分，从警告禁闭直到送军事法庭”。
新四军成立后，除坚决贯彻毛泽东有关俘虏工作的指示和总政治部的规定外，新四军政治部还制订了《敌军工作纲要》等许多适合新四军的补充规定，使战俘政策更加完善。
对日军战俘的生活，八路军也作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是：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
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则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1942年抗战最艰难岁月，平时保证日军战俘每天吃一餐白面。彭德怀副总司令很关照日俘洗澡的习惯，要求各部队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战俘多次要求取消特殊照顾，与八路军官兵同等对待。
与日本共产党创办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日本已故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两旁挂满了延安各界送来的贺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题词。来自延安党政军的两千多人和许多日本人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的开学典礼。
大会在国际歌中开始，日军战俘、工农学校首批学员代表森健首先致辞。他代表全体学员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对他们的不杀之恩，感谢对他们兄弟般的关怀和耐心教诲，使他们理解了战争的本质，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代表全体日本学员宣誓：“我们决心在日本工农学校里努力学习，绝不辜负各位同志的希望，我们要在学完规定课程之后，为早日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而全力以赴，如有需要，我们决心随时与八路军肩并肩地与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接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讲话。他说，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创建日本工农学校最初是日本共产党建议的。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从苏联到了延安，他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他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这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野坂参三于1940年10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培养的都是日军战俘中的优秀者，他们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个抗日战场自愿而来。工农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文化程度、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分别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初级班招的是被俘时间不长的学员，主课是政治常识，讲授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员在日军和在日本学校里所受的欺骗教育被揭穿了，他们懂得了日本也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懂得了阶级、国家的产生及消亡;懂得了战争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消灭战争;懂得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
中级班，由在八路军工作生活一年左右的日军战俘编成，主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学习他们弄清了为什么日本工人无论怎样劳动也摆脱不了贫困，日本军阀、财阀是如何从战争中发财的，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天皇的赤子、护国圣战之神，而是军阀、财阀的剥削对象，是为他们利益而战的牺牲品。
高级班，由政治思想觉悟较高、在八路军工作有一定成绩的日军战俘编成，其中有许多反战骨干分子。主课是联共党史，由野坂参三亲自授课。他把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日本问题联系起来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兴趣，对提高学员的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农学校还组织日军战俘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选举，森健当选为参议员。组织学员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参加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活动，使学员受到了全面锻炼。
日本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毛泽东观看过日军学员自编自演的话剧《岛田上等兵》，这是以华北日军中发生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反战剧，描写一名日本士兵向中队长提出反战要求，未被采纳，于是士兵群起攻之，开枪打死了这个中队长，向八路军投诚。演出结束时，毛泽东予以赞扬。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在这之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成功教育改造日军战俘持怀疑态度。经过考察，他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日俘的教育是成功的，并对争取日俘的经验表示赞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年多时间里，日本工农学校培养了350多名日军战俘，其中有10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工作，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骨干。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军与野坂参三商定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
8月28日，最后一批学员的结业仪式举行。
8月30日，八路军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野坂参三对日本工农学校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举行了欢送宴会。
9月18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反战同盟成立
1939年1月2日下午，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组织千余名八路军召开新年联欢会。
联欢会接近尾声时，3位日军战俘走上舞台，并排站在观众面前。主持人介绍说：“这3位青年是我们的日本同志，这位是衫本义夫，这位是小林武夫，那位是冈田义雄。”
主持人介绍完情况后，衫本义夫向前一步，庄重地声明：“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参加八路军!”接着，他代表3位日本青年表了决心，在讲话结尾时说：“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还有不明真相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咒骂我们背叛祖国，是卖国贼，轻蔑和憎恨我们。但是，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我们的光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真正的正义之路，这是一条符合日本人民和民族利益之路。”
刚才热闹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人们静静地听着八路军敌工部漆克昌科长的翻译。接着，会场上掌声雷鸣。
这时，坐在最前排的一位身材魁梧的人从容地站起来走上舞台，他热情地与3位日本青年握了手。尔后，转过身来说：“我代表全体指战员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我们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讲话的人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二十多年后，衫本义夫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3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
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和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越来越多。衫本义夫想，对日军的宣传如果以日本人的组织为主，那效果就会更大，对俘虏的教育也是一样。于是，他和“日本八路”们商量建立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组织，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八路军敌工部的支持，他们决定给这个组织起名“觉醒联盟”，并制订了简单的纲领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如今的左权县)举行成立仪式，它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成立后，朱德总司令专门到“觉醒联盟”表示祝贺。
“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个支部。
日军战俘森健在战后撰写《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的回忆文章，描写了建立“反战同盟”的情景：“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三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作国际友人对待吧。刚一进屋，看到4个40岁左右的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蓝色军服，盘着腿坐在炕上，正吸着自制的香烟。
“我和他们交谈了解到,4个俘虏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们是从大阪经过朝鲜被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在离开日本的第一周就让八路军给俘获了。
“转眼我到八路军里已经两年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作为一个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进一步地理解了日本军部称之为‘圣战’的本质。我认识到应该把以前对准中国人民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军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据《八路军敌军工作史》记载，创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还有日军战俘高山进、市川春夫、小路静男等人。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战同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晋西北支部、胶东支部、滨海支部、渤海支部、鲁南支部等在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
在新四军中也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1942年8月，在野坂参三的指导下，“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在延安召开，“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衫本义夫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
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1944年4月的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此外，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成立了朝鲜反战组织。日本在20世纪初就吞并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们把朝鲜作为兵员的补充地，强迫朝鲜人加入日军。因此，侵华日军中有大量的朝鲜人。
在华朝鲜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
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
1941年12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致通过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选举金白渊、武亭、崔昌益、朴孝三等为同盟执委，朴孝三兼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支队长，李益星任副支队长，金昌满任政治委员。他们召开朝鲜士兵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打回祖国去!”
“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
在中国的以日本和朝鲜战俘为主体的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瓦解敌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特殊作用。
“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
一、编写日文宣传品。“反战同盟”成立3年多时间里，就编写宣传品100多种、印刷80余万份。“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先后编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阵地通信》《曙》等宣传刊物，特别是日文杂志《觉醒》《士兵之友》，很适合日军口味，非常受日本士兵欢迎。这些宣传品对于日军官兵了解战争性质、战局真相和八路军的宽俘政策、帮助日军官兵从战争中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参与八路军、新四军组织发动的政治攻势。战场喊话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但八路军官兵不懂日语，所学的日语喊话口号数量有限，效果不明显。“反战同盟”成员参加战场喊话后，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慰问你们。”“反战同盟”盟员加藤对吴城日军据点喊话，“过去我们也是日本军队的士兵，3年前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现在我们明白了，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我们为他们打仗卖命太没意思了。日本在战争中是打不赢的，因为来中国杀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战争注定要失败。在中国也打不了几天。战争中得利的是军阀、财阀，受苦、受难的都是你们和日本的劳苦大众，是我们的家人。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日本军队彻底失败之时，就是咱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
据点的枪声停止了，日军士兵在静静地听着，后来据点中有人向八路军投诚。
三、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好战俘工作。“反战同盟”成立后，日军新战俘的教育争取工作大都由“反战同盟”负责。松山一郎是在战场上走投无路准备举枪自杀时，被八路军俘虏的。被俘后他在地上耍赖，让八路军杀死他，当八路军一名战士背他时，他狠狠地咬了那个战士一口，挣脱后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让八路军打死他。他被几名八路军抬回驻地后，“反战同盟”的盟员田中、东忠多次教育开导他，他了解到田中被俘前是日军少尉军官，非常震惊。他看到八路军没有杀田中，而且田中还成了日本“八路”，开始相信八路军的宽俘政策，最后终于觉醒。他悔恨自己当初不该伤害救护自己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一名反战勇士。
四、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反战同盟”主要是承担瓦解日军工作，一般不让他们承担军事战斗任务，但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会让他们给予协助。1944年10月，日军对八路军冀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配备了大量军犬，这些军犬一嗅到我方人员的气味就狂叫不止，给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日军的扫荡情况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搞清日军用什么办法让军犬区别敌我的秘诀，“反战同盟”盟员宫本主动请战。冀东分区领导考虑到宫本曾在日本军犬训练队当过驯犬员，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宫本潜入日军军营进行侦察，终于搞清了日军的奥妙在于带不带白胡椒。这为八路军反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宫本在完成侦察任务撤离时，光荣负伤。
机枪手秋山良照曾是个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开始他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八路军对日作战，他经常请缨上战场，在日寇“4·29”铁壁合围时，他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刘伯承师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秋山良照后来把太行日本“反战同盟”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负责人，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回到了日本。
回国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重返中国，受到了他当年在八路军中的老领导宋任穷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本士兵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收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英名永垂
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和日军中的朝鲜战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今野博在同八路军武工队深入敌战区日照县付瞳一带活动时被捕，后遭日军杀害;
铃木宏在博兴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时，与八路军敌工干部林殿卿一起被捕，同时遇难;
黑田在日军“九·二七”大扫荡中，和八路军并肩战斗，英勇牺牲;
藤勇在“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任支部长，1945年夏在配合新四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坂谷义次郎在1944年9月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他拒绝利诱，不怕刑讯，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松田在解放高邮战斗中主动请求入城谈判劝降，不幸被日军杀害;
宫川在瓦解日军的战场宣传中，光荣献身。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共有52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牺牲，他们是：孙一峰、王贤淳、韩清道、朴吉东、石正、陈光华、胡维伯、金学武、金巴伦、文明哲、韩乐山、崔指南、李镛寅、金永信、吴均、林平、韩震、金明华。
他们的英名永垂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
《瞭望》文章：战俘回忆录
日本投降后，日军战俘大都回到日本，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诉说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当时我真顽固”
1937年8月，我为“圣战”的美名所驱使，胸中装着帝国军人的荣誉，佩带着“正义之剑”勇敢地奔向中国华北战场。
8月6日我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当时我真顽固，认准了只有封建的武士道精神才是帝国军人的灵魂。然而，由于周围同志热情的国际主义援助，我这个顽固分子也不再墨守陈规了。他们帮助我树立了新的人生观，使我沿着中国同志指出的真理道路前进。
——吉田太郎，《武士道精神垮了》
“我的第二诞生地”
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阶级意识”。1937年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发了日中战争，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西渡中国。7月末，在寿张县的战斗中我的头部负伤，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铁了心，豁出去被杀头，想设法逃跑。
一天，我突然感觉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伤寒病，最后失去知觉躺在床上，后来听说我3天3夜没有醒过来。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度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山田一郎，《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
“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
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日军中受教育的人，为什么竟在敌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
我们过去在军队里曾作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长官的命令当作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严格的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作比鸿毛还轻，把名誉看得很重。
我当俘虏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和老乡们，为了踏实地执行保护“国际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为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虏，启发俘虏的阶级觉悟，使我们能够觉醒过来并参加反战活动。他们的行动，不仅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太行、在冀鲁豫以及在冀南、山东、延安都获得了成功。我在这种“国际援助”的环境中成长，下决心积极参加反战活动。
——和田真一，《在战斗和学习中觉醒》
“面对小孩子的一番话，我无力反抗了”
我曾几次捏自己的大腿，试一试我是否真的当上俘虏了。当我确信自己到底还是当上“见不得人的”俘虏时，便陷入一种失望的悲哀之中，叹息年纪轻轻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在当俘虏后的3个多月里，我是在忧愁和黑暗中度过的。每天吃不下饭，总在病床上躺着。八路军派一个姓荆的9岁小孩照顾我的生活。他是河北人，父母都被日军杀害了，他被八路军救了出来，当了勤务员。他也能说几句日语，是个挺漂亮很可爱的孩子。看他那端着米饭的样子，真担心他摔跤。
在我发烧连面条都吃不下时，他想得可周到了，给我买来水果。他说吃生东西对身体有害，就常煮梨给我吃，可他一口也不沾。有几天，他整夜地不睡，守在我身边，为我冷敷。因为有日军袭击，所以要经常转移，他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忙到深夜，一会儿为我铺床，一会给我做病号饭。
为什么他待我这样好呢?他怎么不在我熟睡时一狠心杀掉我呢?不，这孩子决不会干那种事。在我心情好时，他对我说：“日本军阀坏，但是你们放下武器，是我们的朋友。我恨透了命令杀死我父母的当官的，我一定要报仇。我不恨你们，你好好养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块打倒日本军阀。”这些话，如果是敌工科长或觉醒联盟成员讲的，我也许会生气，顺手摔东西的。可是，面对小孩子的一番话，我无力反抗了。他当时那种认真的样子，有时是含着眼泪说的话，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爱。自己的父母让日军杀死了，还把我们这些日本人当作朋友，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在我的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这期间，我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的接触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有机会听课，知道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经济学知识。
开始，不大懂得什么是阶级、剩余价值和剥削，等等，但在多次重复之后对“为什么资本家发财，工人就是拼命干活也没好日子过?”这类问题也能够理解了。到延安之后，经常听野坂先生讲课，他把日本发生的具体事实同马列主义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讲得深入浅出，十分有趣。在这过程中我的思想和立场逐渐起了变化，我决心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大山光义，《顽固思想是怎样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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