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俘的思想改造
来源：党的文献   2022-09-02 15:30:46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不断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并“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

　　在俘虏政策上，我们党先后发布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等命令及指示，强调不杀、不虐待、不侮辱俘虏，给予宽待。

　　为了加强对被俘日本军人的教育，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0月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该校以“和平、友爱、正义、勤劳、实践”为宗旨，目的是通过对学员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懂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态度。经过学习，不少学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进步，一些人参加了反战组织，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侵略战争。

　　围绕日本工农学校中日军战俘的思想改造问题，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其中以经验总结性文章居多，对日军战俘改造的细节分析不足。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延安报告》和日军战俘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对我们党改造日军战俘的方法、内容及成效等作一专门探讨。

　　一、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启发其阶级觉悟

　　我们党非常重视对日军战俘的政治教育。早在1938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就在前线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通过个别谈话、劝导等方式对日军战俘进行政治教育。但这种教育通常是在战斗的环境中零散地非正式地展开的。

　　1941年，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后，即开始对日军战俘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后曾任日共主席的野坂参三担任校长，调时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学校教员最初由王学文、何思敬等有留学背景和精通日文的中国人担任，随着一些战俘改造的完成，思想进步的学员也承担起教学工作。

　　学员大部分是来自前线的日军俘虏，也有部分是主动投诚的日军官兵。据1945年1月的统计，“学校40%的学员是逃兵、主动投诚者或掉队的士兵，其余则为战斗中被俘者”。

　　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只有11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增至300多人”。到校学习者，“首先要经学校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推荐填写入学志愿书，才能入学”。审查合格者，即接受两个月的预科学习后转入系统学习。

　　据《延安报告》记载，学校设有15个班，每个班有6至8名学员。学校教授科目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教育、日本问题和中文时事等。学校开课后，鉴于学员的情况较为复杂，根据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阶级出身等，学校将学员分为A、B、C三个班，由低级到高级进行有针对性教学。

　　A班学员多数为刚被俘虏的日军官兵，他们中多数“除了知道自己是俘虏外，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不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抱有偏见和憎恶的心理”。因此，消除他们的戒心、改变其思想是首要任务。A班授课内容为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讲解“社会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发生战争”“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法西斯”等问题，使学员了解战争的罪恶。

　　刚开始，学员的态度很不好，经常在课堂上提出带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例如，“你们说我们(日本)可以停止战争，而我们的对手(美国人、英国人)不用停止吗?”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教员耐心的解答。教员们认为，“对于学校中的顽固分子和理解较慢的人，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去解释，努力唤起他们明辨世界是非的情感。”

　　在开讲前，教员会把最新的国际局势告知学员，如日本舰队在菲律宾海面打了败仗等新闻，使学员明白日本侵略者终将以失败告终。A班要经过大约1个月左右的情况介绍，以便逐渐平稳地进入正常有序的教学阶段。

　　B班学员为被俘虏1年以上的日军官兵，主要学习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问题，教员是王学文。在教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时，王学文根据他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的《第二贫乏物语》的启发，来向学员揭露资本家剥削农民和工人的本质。为更好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还举行了主题为“为什么日本的劳工不停地工作却依然受穷”的圆桌会议。

　　学员要根据他们所学的知识对他们以前的经历加以分析。例如，一名当过工人的学员说，他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受苦是由于日本不可避免要遭受的苦难所致，现在他明白了，他没有资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必须打倒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C班学员被俘虏的时间更长，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教员是野坂参三。教员通常采取非正式的形式进行授课，让学员讨论诸如“共产党员如何加入日本政府”“日本共产党对其他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人民战争是怎样形成的”等问题。

　　例如，针对第二个题目，让学员讨论：根据全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政治性报纸《火星报》以及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的宗旨和职能，一份日本人民的日报应当是怎样的?教员将日共的政策目标与联共(布)党史结合起来，引导学员有意识地认识到，应该从联共(布)党史中详细地研究并学习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此外，A、B、C班还开设有共同的课程：时事问题。教员联系墨索里尼政权的垮台、苏联红军的胜利等消息，讲述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力量。为配合课堂教学，学校还举行了各种问题的讨论会、讲座和报告会等，让学员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1944年2月，学校专门举行了“日军暴行座谈会”，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和事实。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学员加深了对课堂所学知识的理解。

　　学校学员大多来自日本社会底层。据1944年5月的统计，学校有学员69名，其中工人占56.5%，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拥有中学以上学历的不足5%”。

　　因此，不少学员比较容易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谎言裹挟而不自知。一名日本学员说：“通过学习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认识到这个战争绝不像日本所宣传的为了东方和平的正义战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战争。我更认识到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胜利必然在我们劳苦人民这方面，只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全世界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学员理论水平的提高，他们开始“以新的意识、自然合乎逻辑地去思考问题”。一些学员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惊叹毛泽东卓越的思想智慧，看到其中的一些预见已经被证实，逐渐丧失了为日本战争而努力的信心，并确信中国将最终取得胜利。

　　学员每天的学习生活大致如下：早上六点到七点四十自习、吃早饭;八点到十二点为上课或读书会;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半有学习、自习和讨论;晚上九点半以后休息。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不限于课堂教学，而是全天持续不断。一些教员说，“对思想顽固的学员和新学员进行再教育的最佳时间是熄灯上床后，亲密无间的聊天和由先进学员所做的坦诚相见的谈话，此时与正规教育同样有效。”

　　为了解学员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学校也经常进行测验。例如，A班在1944年12月25日举行的笔试中，考题有：a.你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说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真的吗?你做出这一回答的理由是什么?b.什么是日本人民对大东亚战争应当采取的最正确的态度?以上考题的答题结果，“80%的学员得90多分”。

　　学校还会通过老资格的先进学员对新学员进行教育和影响。已经接受过教育的学员在思想上有了显著进步，学校会通过他们来教育和说服思想落后的学员。

　　对新学员来讲，“在看到八路军中有日本人时心理上会受到震撼，认为：如果日本人也加入敌人的队伍，那么敌人不会一无是处”。当然，也会有新学员认为，“从他们的谈话中蹦出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故事是多么幼稚，反而会引起反感”。老学员会以合适的方式为他们作出详细的解释，以便使他们取得进步。这也是使新学员热切地参与学习的原因之一。

　　二、引导学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以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42年10月19日，《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必须负责的认真的检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我军确实存在着这种事实，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作为八路军总部筹办的日本工农学校，也积极引导学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改造。

　　大部分学员入校时，头脑中仍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观念，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并不容易，“学员的思想转向通常需要几个月，在有些棘手的情形中也有人花了一年或更长时间”。有的学员对所学课程不感兴趣，对学校抱有反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有的学员早上不起床，或者用拒绝洗澡来进行消极抵抗;有的学员还企图逃跑;有些学员虽被改造过来，但民主意识不强，欺负新学员。而“批评有助于帮助他们摆脱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理解并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使俘虏去掉自私、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有利于更好地相互理解和密切合作，而不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批评可以是自我检查，也可以在小组内进行。学员从入学开始，就逐渐要接受建设性的批评，“每月有一次，每一人都得在他的同窗前面检讨与批评他自己的工作”。

　　批评的方式因人而异，对新学员的批评比较柔和，但随着再教育的深入，自我检查和小组批评变得更有针对性，也更加严厉，当学员担任一定职务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例如，“来自冀中的三蒲同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检讨会上，他发言很热烈，最初只注意严格地批评自己，对别人存在一些客气和宽容，近来他也能尖锐地指出别人的缺点”。全校的政治生活十分活跃，“每个人都抓紧一切机会清洗头脑中的污秽残渣，以新的思想武装自己”。

　　《延安报告》记录了美军观察组参加日本工农学校举办的一次批评会。会议有20多个学员参加，小组长在作自我批评时说，“自己刚愎自用”“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但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之后由其他学员对小组长进行批评。一位学员批评他“思想落后、损害了学员们的士气”;另一位学员批评他“在生产活动上耗时过多”“把组里生产的产品囤积起来不发”。

　　在小组长最后表示“将努力转变”时，其他学员强烈批评了他的这句话，并告诉他“必须下决心改正”，否则“批评使他变得更好就没有意义了”。教务长在总结时指出：“批评进行得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学员们还是过于有所保留。他们在批评时应当更注重细节，讲出对相互行为的个人意见。”

　　此外，在批评会上，学员们也会理性地指出被批评者的优点，号召大家学习。有的学员“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军国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破坏工作，对于这样的人，一方面采取各种说服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还不起作用的话，召开全体学员大会，通过大众的力量进行批判”。例如，“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中，有一名日本战俘表示轻视中国人的观念时，学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在会上所有的日本学员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斗争”。

　　学员们还编辑了墙报《希望》作为自由发言的阵地，大家写稿子，大胆发表意见，通过《当了八路军的感想》《对共产党的认识》《我的梦想》等文章，表达对过去错误思想的懊悔和对新生活的向往。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员深刻剖析自己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清除头脑中残留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学校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还粉碎了一些特务行动。日军为对日本工农学校实施破坏，派遣训练有素的特务以假投诚的方式混入学校内部，收集情报甚至策划暗杀行动。学校就在学员中开展“坦白运动”，即坦白交待、检举揭发。这一运动在整风运动时期得到加强。

　　我们党对这些特务也采取了宽大政策，“当他们受到学校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整风运动的影响，能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并承认自己是特务，就既往不咎，并且作为同伴欢迎他们”。对于那些极其恶劣顽固的特务分子，则成立了工农学校二部，将他们隔离起来，以防他们对其他学员产生不好的影响。直到他们彻底坦白，再被转到日本工农学校。

　　对特务的再教育颇费时间，干部们说，“在工农二部，最大的危险是特务们联起手来和干部们作对。因此，骨干们试图维持一种和谐的气氛，但又不使他们之间过于亲密或形成团伙”。各学习小组长实际上也是各部的领导，每天将成员的活动和态度等写成报告，每周转给政务主任。对一些特务嫌疑分子，学校会派人跟踪其出行，并密切监视其形迹可疑的同伴。

　　此外，由于学校干部和特务同吃同睡，干部们只要有机会，就以谈话或小组学习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供认了自己特务身份的学员并没有受到歧视，而是得到了和其他学员一样的待遇。

　　据统计，从日本工农学校建立到停办的4年多时间里，只发生了包括6个特务在内的4起逃走事件。“特务中有一半人已经完全转向了共产主义。”而“对于不理解这一政策，却始终敌视我们，坚持执行特务工作，或者隐藏在宽大政策的漏洞里，彻底进行阴谋行为的顽固间谍，我们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处置”。

　　三、带领学员参加生产劳动

　　学员们还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毛泽东在1939年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日本工农学校是由八路军提供给养的单位之一。“生产部队常驻在工农学校，为学校生产农产品、饲养家畜、烧制冬季取暖用的木炭，并承担维持学校日常运行所必须做的一切工作。”

　　面对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日本学员虽然没有生产任务，但经过学习和进步，思想上求上进，再加上受到根据地中共领导人带头劳动以及军民大生产热潮的感染，也要求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他们说，“我们不应该过分沉溺于中共的优厚待遇，我们也要参加生产。”得到我们党的同意后，学员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利用早晨、午休以及周末等业余时间进行生产劳动。

　　学员的主要生产劳动包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建造校舍等。他们在当地农民的指导下，开荒5公顷，到1943年秋，收获土豆1万斤，玉米、大豆约9石。此外，“他们发挥个人专长，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会木工的修理窑洞灯;没有技术的学员糊火柴盒、学纺线等;在日本做过点心的人做了糖果”。在日本当过木匠的中岛曾到南泥湾指导土木建筑，还参与设计了南泥湾的礼堂。

　　随着学员人数的增加，原来的校舍数量已不能满足需求，学员们提出，“自己的学校，自己动手建设”，并成立了石工、打窑、木工、泥水工等修建小组。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延安参观日本工农学校，看到学员在认真努力地建造新屋时，发出感慨：“生机蓬勃得很。”

　　学员在参加诸如农业、木工、纺织、传单制作、玩具制作以及为《解放日报》撰稿等劳动生产中还有劳动所得。“如果农业组生产了供学校吃的蔬菜，八路军就把菜买下来;如果木工组生产了供学校用的桌椅，八路军会付他们工钱;把原棉纺成线的纺织组是按照线轴的数量支付报酬的，而每份印刷好的传单按照其篇幅大小支付学员报酬;由学员制作的小物件也会在学校的合作社商店出售。”

　　劳动生产的收入归学员个人所有。有学员说：我们生产的产品是政府用现金收购的，我们腰包里的钱多了起来，还存了款。有的学员“还到八路军士兵合作社做零工，教如何染布、做饼干、做小木盆，11名学员从3月干到11月，每人挣了3万元”。有学员感慨：“在日本时负债累累，到延安却成了富翁。”

　　对学员来讲，“在延安劳动与日本是不同的，在延安劳动的果实完全由自己享受，在日本劳动则是为了地主们”。这也大大提高了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如学员新川久男在生产劳动中因表现优秀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还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

　　只1944年一年，学校学员生产总量折算成小米，计农业组生产20石，纺纱组13石5斗，木工组6石7斗，修理窑洞及糊洋火盒2石4斗，帮助合作社补做染色、布心等计24石，该校学员合计全年生产66石6斗。学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饮食上除了萝卜、西红柿、青菜、豆腐、粉条之外，还有羊肉、猪肉、牛肉以及各边区自产的白酒，主食也由小米改为白面，每星期还有米饭。

　　为丰富学员的生活，学校还组织开展了各种娱乐活动，如打棒球、篮球、排球和下围棋等，其中棒球最受学员欢迎。据学员小林清回忆，“我们总是在宝塔山的山脚下，或者在延河边上的练兵场，很容易地拉着基础线，开心地打着棒球。”学校每月还会进行一次娱乐晚会，晚会节目包括合唱、日本舞蹈、戏剧和朗诵等。

　　比如，1944年中秋节晚会上，学员们表演了一些反战戏剧，内容奇特、新颖，政治上进步。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中国农民家里做客。1944年春节，学员们应邀到农民家里参加宴会，学校将学员分成小组，分别到不同农民家里去。据学员香川孝志回忆，当时他到延安南郊外附近一家姓吴的农民家赴宴，受到了热情款待，“主人将房间装饰得如同过新年一样，十分干净，并按照中国习俗使用火锅招待了我，还准备了美酒”。

　　这些活动不仅激发了学员们的劳动热情和兴趣，使学员生活充满了愉快和民主的气氛，也对其思想改造很有助益。经过生产劳动，学校的生活物资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学员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学员们养成了积极参加劳动的好习惯。

　　四、学员思想改造的效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俘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据《延安报告》记载，在延安的大多数日军战俘经过改造后，认识到了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危害和错误，并希望战争结束后在重建后的日本开始新的生活。毫无疑问，“八路军对日军战俘的改造很成功”。

　　1944年11月15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埃默森对学校的98名学员做了一次有关思想状况的不记名问卷。问卷结果显示，98名学员中，有96人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不是正义的;有96人愿意为尽快结束战争而援助八路军;有94人赞成战后废除天皇制。

　　此外，美军观察组成员针对日军士兵自杀问题还专门举行了圆桌会议，同学员探讨“如何使日军士兵摆脱自杀的思想”。观察组成员发现，日军士兵自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自己的俘虏身份会给家庭带来耻辱，甚至被送上军事法庭”;二是对中共的政策不了解，以为当俘虏会被虐待甚至杀害。

　　随着日军战俘的不断增多，我们党又先后在晋西北、山东鲁南、华中等地增设了日本工农学校分校，由延安主校区分派教员负责主持工作。被改造过的日军战俘除在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上发生积极改变外，一些人还参加了反战组织，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侵略战争。

　　1939年后，觉醒的被俘日军士兵和在华日本反战人士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1942年8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统一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战组织。1944年4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其任务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为建立和平、自由的新日本而斗争。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都成为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员。这不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为抗战胜利争取更大力量，更重要的是，“战俘不再只作为八路军的助手而工作，他们有了更加积极光明的目标：为日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谋利益”。“对战俘来讲，仅仅是因为感谢中共的善待而为八路军工作，还是为了在日本军事体制崩溃后回国而认真工作，这两种工作方式所取得的成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反战组织很快发展到敌后各根据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17个分会。在前线对敌宣传中，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与当初培训他们的中国人员一起，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1944年12月，约300名接受过改造的日军战俘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前线进行反战宣传。到1945年8月，反战组织的成员达1000余人。他们通过写传单、标语、喊话等形式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不少人甚至牺牲了性命。

　　日本工农学校进行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取得成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由于日本军部不承认日军战俘的存在，大多数日军战俘被日军宣布“阵亡”，日军俘虏成为没有国家的人。

　　而我们党实行宽待俘虏政策，在日本工农学校里，政治上，把他们当作学员、而不是战俘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予民主自由;生活上，给予优待和照顾;思想上，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多种方式的教育相结合，帮助他们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使他们逐渐转变立场，投身到反战反侵略的斗争中来。

　　正如学员们说的，“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作朋友、弟兄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有学者也提到，“原日俘帮助中共搞反战宣传，不仅是出于对中共优待俘虏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们经过教育，相信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有可能被打败。只有这样，作为战俘的他们才能正大光明地回到自己的祖国。”

　　日本工农学校在帮助学员将来回国投身建设新日本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学校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带着新的观念回日本的话，那么就会使成千的人民为着一个和平的、民主的日本，也为着日本和民主世界的合作而积极地工作。”因此，学校注重学员综合能力的提升，为此还开设了有关政府管理的课程，学员可以通过研究边区政府的运作获得从事政府工作的实际经验。学员森健还被推选为边区参议员;学员中小路静男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他们不仅直接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的工作，还有权监察及弹劾边区的各级政务人员。

　　结语

　　总之，日本工农学校对日军战俘的教育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1941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1945年8月30日，开办了4年多的日本工农学校停办。在当天举行的出发纪念大会上，叶剑英说：“过去我们欢迎你们，正像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今天也将诸位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希望同志们保持并发扬中日人民这一可珍贵的友谊”，希望你们“回日本，要向广大的日本人民、士兵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消灭深刻留在大部分日本人民、士兵脑海中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扩大解放联盟，以建设民主日本”。

　　后来的事实表明，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教员和学员回国后，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日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原文载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