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
来源：中国台湾网   2022-07-06 14:58:47

　　1895年5月，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将台湾割让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凡50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台湾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的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过程。

　　(一)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该岛的位置处在孤悬海外的边陲，所以它的经济开发较晚，文化教育的发达也比内地迟缓得多。据记载，该地直到1627年(明天启七年)荷兰人侵人后始有学校之设(传教士办)。1683年(清康熙二十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区划全境为一府三县，循例在府治、县治各设府学、县学供当地士人肄业。以后，随着岛上人口的增多和政区的扩大，府、县学的数量逐渐增加，同时，各种书院、学塾也陆续兴办起来。

　　康熙二零一六年，台湾士人开始参加乡试，朝廷为表示嘉勉，每科均设保障名额(曾一度撤消，雍正年间恢复)。乾隆四年，又救台湾士人赴京会试数达10人者，得登进1名(1)。迄甲午战争前，全岛府、县学发展到13所，书院37所，书房、学馆遍布城镇乡村，台湾人民在文化心理上与大陆联系因而加强，台湾沦亡后，不少书馆学塾顽强地传承下来，成为长期保存民族文化的营垒。

　　台湾的新式教育以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创设的西学堂(1887年)和电报学堂(1890年)为先河，但这两所学校不久即遭后任守旧官僚裁撤，致使适应潮流的新式学校在岛上仅昙花一现，未能获致效果。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作为吏士阶级的学校有幕府设立的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谈所、医学馆以及隶属于各藩的藩学;作为平民阶级的受教场所有寺小屋(2)。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很快依照欧美制度对学校系统进行了改造和重建，1871年(明治四年)设置文部省;次年，统一了全国学制;1876年，公布《教育令》;1877年，创办东京大学;1886年，开始实行4年小学义务教育(1907年延长到6年)(3)。这样，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建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教育体系，它的现代教育比我国大约先行了30年左右。以后，日本政府实施于我国台湾的教育，就是以它国内这套制度为蓝本的。

　　(二)

　　教育是改造人心、安定社会的利器，任何统治阶级无不利用教育来帮助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日本政府也莫能例外，50年来，他们苦心经营，在台湾建起一个殖民教育体系，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50年中，日本政府在台湾举办教育以1919年、1922年台湾教育令和新教育令发布为分水岭，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下面分述各时期经过和特点。

　　(1)日据台湾的最初三年，由于岛上战争频繁，也由于日本政府对当地社会尚缺少必要的了解，一时没有余力顾及教育问题。虽然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仁(4)在总督府施政不久即提出在台湾普及日语和兴办学校的主张，但由于没有实现的条件，一来便被束之高阁。

　　不过，当时政府深感语言隔阂给军事行动和行政工作带来莫大不便，需要通译人材孔巫，也急忙开设一些学校来培养翻译人员和下级吏员，以济眉急。1895年7月12日，日本政府在台北士林创办了第一所学校—芝山岩学务部学堂(5)，次年3月31日，又在台北建立“总督府国语学校”(6)，同时在全省各主要城市设置“国语传习所”共14所(7)，但这些学校，课程完全以语言教学为主，制度也很不健全，纯系日本政府的试验和应急之举，只能算是速成语言训练班，而不具备正规学校性质。

　　这一时期，殖民者新来乍到，毫无经验和准备，在教育上只能为权宜应急之举，没有长远的考虑和全盘的计划。

　　(2)1898年2月，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8)来长台湾。从这时起，台湾的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同时，日本政府经过三年摸索，也总结出一些经验。于是，儿玉、后藤乃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教育进行了整顿和规划，是年7月28日，公布了“台湾公学校令”，将国语传习所全部更改为正规小学—公学校(9)。次年，肇建了总督府医学校和师范学校(10)。为了配合经济建设，从1900年开始又根据需要陆续开展农、工、商技术职业教育(11)。儿玉、后藤在位8年，初步奠下台湾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基础，经后任两位总督佐久间马太、安藤贞美继续展拓，到1919年教育令发布前，台湾的小学和职业教育已经颇具规模。但是，中学教育却大大滞后，直到1915年，方有供台籍学生就学的台中中学之设。

　　同一时期，日本内地携眷来台工作、定居的人日益增多，于是当局另创一个学校系统，专供在台日本子弟就学，其中包括小学校(始于1898年)、中学校(始于1907年)(12)、实业学校(始于1917年_)。这些学校课程、制度与日本国内完全相同，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台胞就读的相应学校，因此，这种径渭分明的双轨差别教育构成了台湾早期教育史上一大特点。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在台湾站稳了脚，需要就地得到大批有技能的劳工用于经济建设，故在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倾注了不少力量。但是，由于此时日本政府的治台政策仍悬而未决，所以教育上也迄无一贯的、明确的方针，除始终坚持普及日语外，其他完全视需要随时增损，学校制度几乎年年都有变化。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跻身五强之列，消化殖民地的信心增强，因此，于1918年宣示了“同化主义”(亦称“内地延长主义”)的治台政策，声称“将以教化台湾入使成为纯粹日本人”(13)。从这一政策出发，1919年(大正八年) 1月4 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1号颁布了“台湾教育令”，谓以“启发台湾人民的智能使之顺应当今世界人文发达的程度，涵养德性、普及日语，使之具备帝国臣民应有的资质和品性”(14)为台湾教育方针，并拟于台湾开展四种教育:

　　1.普通教育(以传播普通知识为主要目的)。

　　2.实业教育(以教授有关农、工、商等实业技能为主要目的)。

　　3.专门教育(以研究高等学术技艺为主要目的)。

　　4.师范教育(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要目的)。

　　教育令发布后，督府当局随即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整编和补充，具有悠久历史和重大影响的国语学校和医学校分别易名为“台北师范学校”和“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此外，还相继兴建了农、林、工、商专门学校作为专门教育机构，至此，台湾各种学校门类渐趋齐全，制度日益完善。但是，教育令未对差别教育作出修正，招致台湾民众强烈不满，也不利于同化政策的推进，因此不到三年即被废止。

　　1922年2月6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20号颁布台湾新教育令，该教育令统一了岛上所有学校(小学除外)名称和制度，同时决定在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至此，日台学生在中等以上学校算是已经“一视同仁”，但是在小学教育中仍保留小学校、公学校两种制度(15)。

　　20-30年代，台湾进入大规模开发时代，日本政府有意将台湾经营成“帝国南门锁钥”，因此这十几年台湾教育发展迅速，各种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节节上升，从1919-1937年，小、公学校从565所增至931所，学生人数增加2. 5倍;中学从4所增至25所，学生人数增加6倍;实业学校从5所增至9所，学生人数增加8倍;实业补习学校从8所增至53所，学生人数增加9倍;专门学校从1所增至4所，学生人数增加2倍(16)。同时，为经略南洋预作准备，又于1928年创办了台北帝国大学，至此，日本政府已在台湾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殖民教育体系。

　　纵观这一时期，由于台湾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以及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日本政府被迫在教育上向台胞作出重大让步，台胞争.得一定的平等教育权利，台湾殖民教育体制也于这时完备。

　　(4)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台湾教育制度又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政府为了泯灭台胞的民族意识，在同化政策上一改过去业已行施多年的“生物学法则”(17)，企图用急功近利的方法一举达成“内台如一”，为此，禁绝了岛上一切汉文学校，要求学生一律使用日语，改用日式姓名，遵从日本生活方式。为了进而表示一致，于1941年，将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总算撤消了差别教育的最后残余(18)，并宣布从1943年牙始实行6年义务教育，但此时，日本内地实施6年义务教育已有36年历史!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政府需要从台湾取得更多的兵源赋役，于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将中学以至专科学校的学制全部减缩一年，规定学生必须以不少于1/3时间从事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在学校的设置上，大大扩展了农业、工业学校数量，还在大、专学校设置不少以敌国国情为研究对象的系所(如台大热带医学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支那科，南方经济专修科等)，教育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这一时期，虽各类学校数量有所增加，但教育水平普遍下降，学校的性质也发生蜕变，又带上权宜应急的战争后援的浓重色彩，直至战败投降。

　　台湾光复后，我国政府接管了日本留在岛上的教育设施，革除了种种弊端，保留下部份科学合理的内容继续为我所用。

　　(三)

　　日据时期旧本政府将冶湾的正规教育区分为6大类别:

　　(1)、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

　　(2)、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

　　(3)、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技术教育)。

　　(4)、专门教育(大专教育)。

　　(5)、师范教育。

　　(6)、大学教育。

　　下面分别叙述各类教育状况。

　　(1)初等普通教育

　　即小学教育，在1941年国民学校设置前一直实行日、台学生分别就学。供台籍儿童就学的学校源于国语传习所，1898年7月改为“公学校”，经费由当地街、庄、社负担。学生入学年龄8-14岁·学制6年，课程有修身、国语、作文、汉文、读书、习字、算术、唱歌、体操(以后略有增损)，其中“国语”一科占总课时将近一半。以后不断放宽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也由各地根据情况得以延长为8年或缩短为4年，课程添设手工、裁缝、农、工、商科等家政和职教内容。1922年新教育令发布后，制度渐趋稳定(入学年龄定为6岁，修业年限6年)，但从此改汉文科为“随意科”(选修课)，又于1937年取消。1941年国民学校建立后，虽实行日、台共学，但又有1号、2号、3号课表之分，日籍以及“国语家庭”(19)子弟多入实行1号课表学校，不常用日语的台籍儿童多入实行2,3号课表学校(这类学校偏重语言教育，3号课表学校一般设偏僻地区)，所以终日据之世，差别教育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台胞头上。

　　日据时期的公学校特别注重语言训练，也重视职业教育(简易实业学校多数与公学校并置)，学生毕业后大多辍学就业，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只5%(20)左右，由于它提供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所以日本政府广为设置，到战争结束时，台籍儿童就学率已达71.3%。

　　日本儿童就学的学校最早为1897年设立的国语学校第四附属学校小学科，次年，正式建立“小学校”，制度与日本国内完全相同，入学年龄6几岁，学制6年，课程比公学校增加日本地理、日本历史、理科(自然)、图画等(无汉文)。小学校随日本教育制度变更从1902年开始分为寻常小学校(初小)、高等小学校(高小)，学制分别为2-4年，1908年后定为6,2年，并在高等小学校增设实业科目。小学校在师资设备、教育程度上均优于公学校，升学比率更不是公学校可以望其项背，虽未明文拒斥台胞子弟，但据1940年统计，小学校中台湾学生比例不足l0%。(21)国民学校建立后，原小学校大多实行1号课表，1944年，改学制为一律6年。日本在台儿童就学率，1919年即达到95.6%,1944年，高达99. 6%(22)。

　　(2)高等普通教育

　　包括中学教育和大学先修教育。其中中学学制连贯(无初、高之分)，男女分校，1922年前日、台人分学。

　　日本男子中学始于1898年国语学校第四附属学校寻常中学科,1907年独立为总督府中学校，体制与日本国内相同，入学条件为12岁具有小学校毕业资格者，学制5年(23)，课程有国民、国语、汉文、英文、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国画、体操、唱歌、实业(以后大同小异)。1919-1922年，一度改称“高等普通学校”。日本女子中学起源于1904年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1909年改之为总督府高等女学校，但修业年限比男子中学短1年(4年)，课程设置也比男子中学简单，唯增加大量家政、艺能科目(诸如家事、裁缝、教育、手艺等)。由于日本政府将培养“贞淑温良、富有慈爱，勤俭家事的习性”列为女子中等教育“最必要”(24)内容，所以家政艺能科目授时比重仅次于国语，日本社会轻视妇女的传统也反映在教育上。

　　台湾男子中等教育原一直只有国语学校语学部国语科，直到1915年，经台湾绅民一再申请，方允在台中设立中学校一所，专招台胞子弟入学，但学制比日本男中短少一年，课程设置由督府当局自行规定，主要科目分科不及前者精细，并规定学生一律住读，衣着膳食一依日本习惯。台湾女子中学最早为1905年国语学校第二附属学校，1922年改称高等女学校，学制同样比日本女中短少一年，当时，家政艺能课程占总课时的1/3，而算术每周只有二小时，教育程度比日本女子中学还低一等。

　　1922年，新教育令颁布后，中学实行日台共学，男中学制一律定为5年，女中原有5;4,3年之分，37年后一律为4年，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942年，又将中学校、高等女学校修业期限分别缩减1年，并强令学生以大量时间从事军训和生产，中学学生也成了战争牺牲品。

　　中学教育因需要全面学习掌握高一级的知识，所以日本政府就不十分情愿让台湾人民接受，在新教育令颁布前，全岛只有分别供日、台子男女生就读的中学各一所，以后，随着同化政策的推行才逐渐开放，至1944年，男、女中学各达到22所(25)。

　　台湾的大学先修教育始于1922年，是年日本政府拟在台湾筹办大学，遂在台北设置一所7年制的“高等学校”作为大学预科，该校设4年制寻常科(课程与中学校前.4年相同),3年制(战时改为2年)高等科(招寻常科毕业或在中学修业4年者)，高等科分文、理两科，分别作为升入大学的津梁。

　　1928年，台北帝大创立，1941年，帝大自设预科，制度与高等学校高等科完全相同，这两所学校，据1944统计，全部学生1103人中，台籍子弟仅1/8稍强而已。(26)

　　(3)实业教育

　　即技术职业教育，日据时期，素称“发达”。这是日本政府为了利用本岛人力开发当地资源，并为日后战争准备各种技术人员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当局安排给台湾人民的一条出路。

　　实业教育早期多采用讲习生制度，由各实业部门根据需要招收生徒施以短期教育后即派赴相关工作，如1900年，总督府最早在台北、台南农事试验场首先招收讲习生，学制1年，期满留场工作，以后陆续开办的还有台南糖业讲习所、台中林业讲习所等。讲习生制度能使生徒学得的知识直接用于实践，但学习期较短，难以掌握系统的学问，所以到正规实业学校普遍建立后，即被取代。

　　台湾实业学校的雏型为1900年开设的国语学校铁道电信科，该科招修完国语科2年(后改3年)者入学，在国语科三年级课程‘外，于铁道科施以英语、运转信号、电气通讯、调查、驿务;电信科英文、数字通讯、音响通讯、电讯法规、电讯、电话大意等技术教育，学制1年。但正规学校的开办要晚得多，直到1917,1918年始置总督府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分机械、电器、土木、采矿、应用化学、窑业、染织等科)各一所，学制预科二年，本科三年，全部招收具有小学校毕业学力之日本学生。1919年，才为本岛人设置公立台北工业学校、公立嘉义农林学校、公立台中商业学校各一所，但修业年限仅三年，不设预科。1922年实行共学后撤除差别，学制一律5年，战时，减为4年。实业学校分科细密，重视实习，专门培养在生产第一线操作的各类技术人员，在经济开发中起很大作用，所以很受日方看重，到战争结束时，全岛已有农林学校9所、工业学校10所、商业学校8所、水产学校1所。但在工、商学校中，一向是日本学生居多，只农林学校例外，这是日本政府为造成“工业日本、农业台湾” 经济格局有意所作的安排。

　　日据时期，还有一种初级实业学校，叫“实业补习学校”(27)，大多设于公学校内，向小学卒业不能继续深造者授以一定谋生技能、学生不能升学，也不能转入其他学校，大多数是本岛人。这类学校发展更快，1922年仅有8所，到战争结束时为数已达90所，学生数由413人上升到18090，但其中日籍学生分别仅38人，2234人(28)。

　　(4)专门教育

　　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程度)，是培养高等技术人材的场所，学生入学资格为中学校或实业学校毕业。这类教育在台湾开展得较晚，而且学校数量很少，到战争结束时，仅有工、商、医、农学校各一所。女子曾长期被剥夺深造的权利，直到1943年，因战争感到人材不足，始设女子专门学校一所，但未能有一名学生毕业。

　　专门学校课程设备注重应用学科，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各领域技术中坚，本岛学生要接受专门教育至为不易，据1944年统计，在上述工、商、医、农四年专门学校中，台籍学生分别只占学生总数的1/7、2/7、1/3、1/19!

　　下面表列5所专门学校概况(学生数及录取率系1944年数字):

　　a前身为总督府医学校，1918年增设专门部(学制预科4年，本科4年);次年取消预科，改称专门学校;此校原只招台籍学生，1922年实行日、台共学。1936年并入台北帝大，改称台北帝大附属医学专门部。

　　b初分预科(招小学毕业者)、本科(招中学或预科毕亚都各三年，1922年取消预科改称高等农林学校;1928年并入台北帝大、改称台北帝大附属农林部;1943年恢复原校名。初设农业、林业两科，以后增设农艺化学科。

　　c初在台南、台北各置一所(在台北者称高等商业学校)，分别招收台、日学生;1927年实行日、台共学，台南一校名称改同台北者;1929年两校合并，1943年改称台北经济专门学校。

　　d原名高等工业学校，1942年改此称，初设机械、电机、应用化学三科，后增设电气化学、土木、建筑共六科。

　　e设文科(国语科)、理科(数学科)各一班，每班40人。战后撤废。

　　(5)师范教育

　　日据时期，日本政府将师范教育视为一切教育之源，对它极为重视。师范学校一向自成系统，地位崇高，而且早具有专科性质，教师、学生待遇也优于其他学校师生，师范学校这种异常的优越地位构成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史上另一大特征。

　　师范教育开始于1896年几乎同时创设的教员讲习所(29)和国语学校师范部，学生均来自日本内地，国语学校师范部入学资格为18-30岁具有日本寻常中学校4年以上学力者，学制2年。 1902年该部分为甲、乙两科，甲科招收日籍学生，一切规定与以前相同，乙科招收公学校毕业或具同等学力之本省学生，学制3年(后改4年)，两者程度相差悬殊，毕业后分别派任小、公学校教员。在1919年之前，国语学校师范部是岛上唯一的师范教育机构，台湾教育令发布后，该校易名为台北师范学校，学制一律为预科1年，本科4年。1922年日、台共学后，又定学制为普通科(入学资格限小学毕业者)男子5年、女子4年，演习科1年(1933年延长为2年)。又设研究科(招师范毕业生以及小、公学校正教员))1年，讲习科(学制灵活)供在职教员进修。1943年更易为预科3年(以后2年)、本科3年，入学资格分别为8年制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和师范预科或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毕业者，一直维持到战败。总之，日据时期，师范学校规则变化多端,50年中大小达2-2次之多，以上为其苹牵大者，表明日本政府对于如何利用教育去“感化”台胞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

　　日据时期，日本政府共在台北、台南、台中设置师范学校各一所(新竹、屏东设分部各一)，全部由总督府辖办(中学校，实业学校1920年后全部改为州立、厅立)，校长系“救任”(天皇任命)，教授系“奏任，’(文部省奏准天皇后任命)，助教授系“判任”(文部省委任)，地位与专门学校相等。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毕业后工作稳定，收入较丰，往往成为当地有力人士，所以当时有不少台湾名人均出身于师范学校。

　　不过，终日据之世，日本政府始终未在岛上设立高等师范，当时，中等以上学校教员大多毕业于日本国内大学。

　　(6)大学教育

　　1922年新教育令颁布后，台湾各类学校规模大致具备，而此时，台湾周边国家地区如菲律宾、香港、福建均已有大学之设，因是之故，1924年，第10任台督伊泽多喜男上任不久，即着手筹建台北帝国大学。

　　日本政府创办大学之目的，一是为了满足岛上日益增多的学生要求就地继续深造的愿望，一是希望利用台湾的有利条件，开展有关中国南部以及南洋诸地自然、人文科学的研究(30)，所以该大学设立伊始，就负有为南进政策服务的使命。

　　台北帝大于1928年正式开学，该校教授系“救任”或“奏任”，助教授为“奏任”，助手为“判任”，地位是当时教育界中最隆高的。学生入学资格，须高等学校、大学预科、专门学校毕业(当时中学毕业只能报考专门学校)，学制3年(医科4年)。

　　台北帝大初期仅有文政、理农两学部(系)，以后，增设医学部(1936年)、工学部(1943年)，又分理农学部为理学部、农学部(1942年)，还陆续建立了热带医学研究所(1939年)、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1939年)。1935年，成立大学院，有权授予文、法、理、农、医5科博士学位。

　　日据时期台湾岛上大学仅此一所,16年来全部毕业生843人中，台人为219人(其中医科占1/3以上)(31)。

　　(7)书塾

　　日据之世，岛上还长期存在另一教育系统，就是台湾原有的书房、学塾、蒙馆等。它一般由东家或塾师设于自宅或庙宇祠堂等公共场所，生徒交缴束修入塾受教，修习年限从1,2年到十几年不等，教授的内容有识字、读书、作文、诗赋、伦理等，所用教材多采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四书》、《五经》、《纲鉴》、《左传》、《史记》、《性理》、《幼学群芳》、《声律启蒙》等书。书塾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虽已不适于现代社会，但在一个异民族统治地区，却起着保全我国民族固有文化的作用。

　　日本据台之初，台湾人民出于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一种外来制度的隔膜，很少有人愿意进日方设置的学校求学，以致有些学校开张之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生(32)。而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慈，也容许岛上原来的教育机构继续存在，甚或加以利用。

　　但当日本统治稳固后，当局对于书塾也开始作了某些改良和限制。1898年，总督府颁布“书房义塾规程”，规定书塾增设日语、算术课程，成绩优良者给予补助金;又陆续印发《大日本史略》、《教育救语》、《天变地异》》((训蒙穷理图解)(后两种书为通俗科学知识读物)专供书塾采作参考用书，但遭到各种形式的抵制。1911年，因不少书塾仍在使用“清国编纂出版”，“以清国为本位”的教科书，规定今后书塾教材须经政府审查核准方可使用，但此令发布后，据日方记载:“书塾逆顽之徒，或以此(指传统教材)为奇货，或面从腹背，甚至未经申报自行开塾者也屡出不穷”，故统治者不得不悲叹: “取缔教科书一事，虽应有所规定，实际难以实行”(33)，由此可见台湾志士为保存民族文化苦心孤诣之一斑。

　　日据时代，虽然日太政府长期不敢公开取缔民间的书塾，但是由于这类学校自身存在的缺陷，同时也由于台湾经过不断开发，其经济基础业已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书塾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愈形脱节，它与以传授实用知识为主的新式公学校此消彼长必然成为大势所趋。据统计，日本据台之初的1898年，岛上共有书塾1707所，生徒29941人，而同时日方设置的国语传习所(包括分教场)共76所，学生仅2396人，无论那方面都是书塾占绝对优势。但到1904年，书塾与公学校学生数量已大致相等(21661:23178)。到1918年，两者学校数量基本持平(394:385)，但公学校学生数却相当于书塾近8倍(107659:13314)(34)。以后，公学校迅猛扩张，书塾则日益萎缩，到1942年，台北市仅余书塾2所。1943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下令取缔书塾，至此，顽强地奋斗了43年的台湾民族文化据点全部被当局摧毁。

　　(四)

　　日本政府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在台湾建起了一套殖民教育体系，那么，这一体系有何特点呢?

　　(1)它始终为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服务，带着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日本政府从举办教育开始，就包藏着企图改变台湾人民民族属性这一几乎不可能达成的野心，只不过早期，它知其为难，条件不备，没有大肆张扬而已，这在其他经营殖民地的国家中，较为罕见。盖欧美国家对待殖民地原住民，在教育上，当时有的是完全任其自流，有的虽也加以磨砺，但一般并不一定强求其在生活方式上与母国完全一致。换言之，殖民者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只要无碍其攘取，对于当地原有的生活形态颇能置之阁顾。日本政府则有异乎此，它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妄求300万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化的台湾人民放弃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在语言、习俗、信仰、观念上无一不认同于大和民族。这一政策体现在教育上，则被视为。同化基石”的语言教育，在小学达到总课时的一半，中学也占1/3以上(共学后才有减少);在伦理教育中，强调学生“特别要领悟我国(日本)道德之特质”(35)，大力灌输“崇拜天皇”、“顺从上级”、“尊卑有别”等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学生接受日式规范，最后，竟发展到剥夺台胞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日本政府所以要为此峻切徒劳之举，主要是感于台胞民族意识强烈，祖国对于台湾一直保持强大的影响，它不能力屈，无计可施，唯有乞教育潜移默化之功，企图将这一心病消弥于无形。

　　(2)它又有着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日本政府为了它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不在台湾举办教育，但是它又疑忌重重，害怕台湾人民掌握高深的知识，害怕金针落入人手，害怕蹈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复辙(36)，所以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处处提防。1898年6月5日，儿玉源太郎在向地方长官训示施政方针时说:

　　教育虽不可一日或废，但如漫然注入文明潮流，养成权利义务学说盛行之风气，则将有陷新附居民于不可控御之弊害，故教育方针之制定必须十分讲究。……与其徒然追求积极方针误于时潮，不如确实采取渐进方针方为卓识。(37)

　　后藤新平在1903年台湾学事咨询会上更为坦露地说:

　　通过台湾教育始终一贯不渝之目的是国语普及……，(英国)初无深思远虑，但以教育为善事，而为之(印度)广设学校， 此为殖民政策之错误，他日且致以其人之刃反伤其人之果。(38)

　　由此可见统治者虑患之深，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进的只是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开发所需的语言教育和初级技术训练，但对以提高和专门研究为目的的中学、专科、大学之设置则要吝音、缓慢得多，故与我国大陆相比(姑以1903年为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开端(39)，虽然台湾的小学、师范设置较早，但中学、专门学校则要分别晚于大陆达12年、15年之久，至于大学的建立与大陆整整相差了30年;与日本内地相比，日本从小学初设到大学创立仅隔5年，而台湾则长达32年;即使与同为殖民地的印度相比，印度在1930年即设有大学14所，而台湾50年来仅有其一!

　　再看万人学生比率，1944年台湾每万人中约有小学生1554人，但只有中学生44人、专科生3人，大学生0.6人(40)，按此则只有约3%的小学生能升入中学，9%的中学生能接受大、专教育，这个比例结构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日据时代台胞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反不如赴日本内地求学容易，这决非因为台胞智能低下，而是日本政府刻意防范所致。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严密控制着某些学校和科系，不让台湾人民轻易染指。

　　师范教育，教化枚关，当局紧紧把持不放，早期学生全部被日本人垄断，以后迫于现实虽不得不向台胞开放，但台胞始终居于绝对劣势，下面表示日据最后几年日、台师范学生数，台籍学生比例是所有学校中最低的。

　　文法学科，以社会为研究对象，被当局认为是最易导致思想不稳的敏感领域，极力阻止台胞接触，日据之世，除台北帝大外，迄未设置任何文法学校和专业。而在唯一的台北帝大文政学部中，1940-44年台籍学生比例平均尚不足400!是大专学校各科系中最低的，下面表示最后几年该学部日、台学生数对比:

　　由此可见统治者用心和目的，它不惮使台胞学会某些谋生技能，却处心积虑阻正他们掌握高深的学问和社会科学知识，企图使其永远僧然无知，任人驾驭。

　　(3)这一时期，台湾实行的是双轨差别教育，台湾人民深受歧视，他们名义上虽然也是‘旧本国民”，但无法享受与在台日本人平等的教育权利，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要少得多，他们的潜能受到压抑和埋没，没有得到正常的培育和发挥，这一点，台湾父老至今犹有余恨。

　　据统计，50年来，日本在台人口逐年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在1930年前，均未超过人口总数的500，到战争结束前，方达到6 %(41)，但在教育上，这些只占人口区区之比的日本人却占尽了便宜。

　　下面列举儿组对比数字以见事实:

　　儿童就学率代表社会普及教育水平，以下是日、台儿童就学率比较。

　　即是说，日本儿童早在1909年就几乎达成教育普及，台湾儿童就学率历年虽皆有增长，但到1944年才赶上日本儿童40年前的水平。

　　下表为历年日、台在校中学生数比较:

　　即是说，40年代以前，日籍学生人数绝对值一直超过本地学生，直到日据将了时两者才相差无几，但即使以这时计算，在台日人每万人中学生拥有量仍相当于台胞16倍之多!

　　实业学校凡工、商学校一向是日籍学生居多(直到战败前一、二年方有改变)，只有农林学校、简易实业补习学校仿佛成了台胞的“专利”，详见下表:

　　在专门学校中，日籍学生占80%，以下是各校历年双方学生数:

　　其中除医学专门学校由于其前身总督府医学校专招台籍学生，所以本地人还能保持一定比例外，其他学校就几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师范学校情况已见上述。

　　高等学校，台大预科、台北帝大台籍学生数量同样微乎其微。

　　以上资料说明日本政府厚此薄彼是何等利害，所以当台湾光复初期，大量日本人归国，岛上一时高级技术人材奇缺，有些部门几乎陷于瘫痪，这就是日本政府差别教育造成的恶果。

　　(4)我们在指责日本政府上述殖民教育政策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他们在教育建设的某些方面上也有可取之处。

　　他们经过多年努力，在台湾建成一个涵盖全岛的普教网络，最后使本地8-14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0%以上(高山人地区达82 %)，这一数字在我国当时所有省区中是最高的。

　　他们普遍推行职业教育，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条件因地制宜设置各种实业学悴，使学生掌握一门技能。这些学校大抵设备良好，经费充足，紧密联系企业，学生具有职业保障，所教知识平易实用，能够立即用于实践，因此学生毕业后能很快溶入社会，担当一个相应的角色，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作用至矩。

　　他们的师范学校实际具有专科程度，学生除免费提供食宿外，其他如服装、文具、书籍、日用品均由校方供给，另有每月津贴18元(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仅3元)。教育上实行严格的全能训练，学生必须具备讲、写、算、作(手工技艺)、唱、弹(琴)、画、舞(儿童舞蹈游戏)八种能力，质量上乘。毕业后月薪44元，优于中学或实业学校毕业1/3一1/4(28一36元)，教师受社会信任、尊重，连续服务多年可得政府多种优待(如发给数目可观的“恩给”，子女免试入师范等)，所任教的学校也大抵设备整齐、完善，人事安定、融洽，因此，吸引不少贫寒而优秀的学生投考，1940年台籍学生录取率只有9.31%(42)。

　　还应指出的是:虽然日据时期，日本政府极力使教育为它的殖民政策服务，但是普天之下，人民的心永远是相通的，不少教师(包括许许多多日籍教师)却能超越政治上和种族上的偏见，本着良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地做着传播知识和文明的工作。据人们回忆，当时的教师，大多能够忠于职守、刻苦自律、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给受教育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不少人以后还成为台湾人民争取自由的同情者和参加者，有些人在台湾光复后仍自愿留下来继续为社会服务，对于这些人，台湾人民同样不会忘记。

　　综上所述，50年来，日本政府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其有些用心是可鄙的，应予揭露和摈弃，但在教育建设上有值得借鉴之处，他们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有若干建树，但在大专教育上则乏善可陈。台湾光复后，我国政府对之进行了一番去芜存精工作，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为尔后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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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页

　　(2)赤崛孝:《日本教育史》，日本东京国士社1960年版，第88页。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日本古代国家典章制度大量源于我国，唯他们对于科举一途始终排拒不顾。日本古代学校教育一向不以获取功名为鹄的，这是中、日两国在.传统教育思想上最大的不同特点。

　　(3)伊田熹家:《简明日本史》》(卞立强，李天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 261页。

　　(4)当时学务部隶于总督府民政局之下，直到1926年，始成立文教局，直属总督府。

　　(5)该校先后招收台胞3批共21人人学肄习日语，但建立未及半年，即于1896年元旦毁于战火，仅有6名学生经短期训练毕业。

　　(6)日方称日语为“国语”，当地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为“土语”。该校最初设“国语科”、“土语科”、“师范部”，其中“国语科”招收台籍学生，学制3年，是台湾中学的滥觞。

　　(7)该所分甲、乙两科，甲科学制半年，乙科3年，是台湾小学的滥觞。

　　(8)后藤新平，日本医学家，曾任爱知县医学校校长，1898年为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罗 致，出任民政长官，被授予实际统治权，有关台湾殖民地法规，多由其经手裁定，是历任台湾统治者中最有“建树”的一位，故获得日本“政界惑星”之号，1906年日俄战争后调任满铁总裁。

　　(9)仅恒春、台东、澎湖三地因财政关系维护到1805年.

　　(10)师范学校官制公布后，日本政府在台北，台南各设师范一所，但不久因财政支绌停 办，学生并入国语学校师范部。

　　(11)最早为各实业部门招收的实习生和附设于国语学校的实业科，详后。

　　(12)日木中、小学最早均附设于国语学校，以后独立，详后。

　　(13)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旧本东京青史社1939年版，第599-600页。

　　(14)台湾教育会:《台湾教育沿草志》，昭和14年版，第99页。

　　(15)当时日方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双方受家庭、社会影响不同，日语基础不同、台籍儿童 难以适应以日语为教学语言的小学校教学进度，同时公学校不少教师日语发音不甚准确，不宜使日籍儿童就教，但日童自愿就读公学校者听便。

　　(16)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台湾古亭书屋1946年版.第1211-1213页。

　　(17)这是战前日本政府一直遵循的同化原则(最先由后藤新平提出)，谓将如生物之进 化，逐步将台胞同化成日本人。

　　(18)国民学校建立后，仍有第一、二、三号课表之分，详后。

　　(19)这是日本政府对在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日语的台人家庭称呼。

　　(20)根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教育篇”所载数字计算。

　　(21)汪知亭:《台湾教史料新编》，第47页。

　　(22)《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41页。

　　(23)中学校初设时，因其时小学校学制不一，故置一、二部，学制分别为6,5年，以便与 肄业年限修短不同的学校街接，但随着小学校制度的整齐划一，以后所置中学即无一、二部之分，学制一律5年。

　　(24)《台湾教育沿革志》，第825页。

　　(25)《台湾省早年来统计提要》，第1222-1223页。

　　(26)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20-1221页所载该年学生数计算。

　　(27)1912年，规定修业3年的公学校得置2年制实业科，1919年改称简易实业学校， 1922年统一改为是称。

　　(28)《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27页。

　　(29)该所系招收已具小学教员资格者，每期经三个月至半年训练即派赴各地国语传习所及以后的小、公学校任教，总共举办7期，1901年结束。

　　(30)《台湾教育沿革志》，第955页。

　　(31)《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1214页。

　　(32)如嘉义国语传习所第一届学生乙科仅陈天恩1人。见《台湾教育沿革志》，第187页。

　　(33)《台湾教育沿革志》，第980页。

　　(34)《台湾教育沿革志》，第409,410,984,985,986页。

　　(35)大正十一年“台湾公立中学校规则”第11条、见《台湾教育沿革志》第774页。

　　(36)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政府在教育上采取“不干涉”的放任态度，结果有不少 印度人获得接受现代教育之机会，以后，印度掀起民族独立的浪潮，其领导人几乎全系本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

　　(37)吉野秀公:《台湾教育史》，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1927年版，第12。页。

　　(38)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331页。

　　(39)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现代教育制度在我国确立，但新式学校在此之前均已出现(具体时间有些尚有争议)。

　　(40)根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所载是年全省人口数与学生数计算。

　　(41)据《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第96页所载历年人口总数和日籍人数计算。

　　(42)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第95页。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