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廷玉:台湾光复的回顾和思考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4-08-29 08:51:20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25日，在台湾的日军代表向中国政府投降，中国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深受日本实行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台湾同胞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50年中，台湾人民与祖国人民一道采用各种形式开展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台湾同胞的抗日反战运动以及投身祖国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台湾的光复做出了重大贡献。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被迫签定《马关条约》，日本强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朝政府割台卖国的罪行。

　　台湾各地同胞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他们在义军首领徐骧、姜绍祖、吴汤光、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等人的领导下，与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及部分清军一起，历经大小100多次战斗，以劣势装备抗击日军 3个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台湾军民用鲜血和生命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使台湾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在政治上，剥夺台湾人民参与管理台湾的权利。在经济上，疯狂掠夺台湾，不断加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行推销日本产品。在文化教育上，对台湾青少年进行“皇民化”教育，强迫所有台湾学生学日语。为控制台湾人民的思想，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所有报纸都变成日文报纸，还关闭寺庙，强迫老百姓改用日本姓名，使用日语，改换宗教信仰，参拜日本神社，崇拜日本天皇……。企图彻底去除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

　　日本的殖民统治，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雾社起义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雾社，是高山族同胞聚居的一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强化殖民统治，对其采取法西斯专制，设置警察课，派大批军警分驻l 8个点监视各村社;霸占土地、分派劳役，压榨高山族人民血汗;通过 “番童公学校”施行奴化教育。1930年10月7日，台湾中南部南投县仁爱乡雾社地方马汉博社的族人痛打了窜入村庄寻衅闹事、调戏妇女的日警吉村。日警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日警无视森林巨木是高山族崇拜的圣物，逼迫雾社高山族同胞进森林伐树为他们修运动场，还殴打民工致死，激起民愤。当年，马汉博社的首领摩那?罗达奥联合雾社附近的马汉博、博亚伦、罗德夫、大鲁宛、苏可、鹤歌等六社的高山族人，在汉族人民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青壮年武装，以大刀、木枪、农具为武器，进行训练，不久扩充至500多人。10月27日是“台湾神社祭日”，他们趁日本官吏参加在雾社公学校举办运动会之时发动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发展到1500多人。10月29日，日本殖民当局征调各地军警数千人，围剿起义军。摩那?罗达奥率众奋力抵抗，因力量悬殊，被迫退守深山密林。日军以高官劝降遭拒。日军遂修筑长堤，将雾社山区严密封锁，调集山炮滥轰，出动飞机投掷毒气弹，1200余名高山族起义将士惨遭杀害。12月初，摩那?罗达奥自尽。5个月后，日军又调集精锐部队，血洗雾社村庄、山林，杀害青壮年，将800名老弱妇孺驱赶出雾社，制造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摩那?罗达奥领导的雾社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在日本对台湾岛内强化法西斯统治的艰难处境下，台湾民众虽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但岛内爱国志士仍不断发动抗日暴动，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斗争，不仅参加人数众多、参与的社会阶层广泛、爆发范围遍及全台各地，而且斗争方式多样、形成一定声势。对于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行讲日本话、穿日式服装、过日式生活、改用日式姓名，企图消除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的“皇民化运动”，台湾民众不屈服于淫威，无惧白色恐怖，始终坚持民族气节，进行坚决的抵制和反抗。

　　台湾人民不断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先后组织过上百次的武装起义，虽然最终都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但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

　　台湾人民支援祖国大陆同胞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心系祖国的台湾同胞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8年3月，台湾工党领袖高斐反对征调台胞到大陆为日军作战，领导数千名矿工在宜兰暴动，进攻日军司令部，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同年夏，台湾爱国者将日军的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名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失败后600多人被害。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在领得枪械后举行反战暴动，将现场的30名日军杀死，其后又击毙145名日军援兵，后退入丛林坚持斗争。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因兵源不足，强征很多台湾同胞参加日军，并将其中的一些人派到海南岛等地，以实现其“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很多台籍士兵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秘密的反战运动，寻找机会起义投诚，参加抗日斗争。仅从1943年到1944年，海南岛的台籍日军就有万余人准备起义，虽然大部因被发现而遭镇压，但最后仍有4000多人成功逃脱并加入了抗日队伍。

　　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高潮中，许多台湾同胞奔赴祖国大陆，同原来留居在大陆的台胞一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们有的奔赴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直接参加敌后对日作战，或从事宣传教育、医护、对日广播、战俘教育等工作;有的聚集在重庆，或以笔为剑，宣传抗日，或投笔从戎，杀敌报国。台中人何非光先后拍摄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等抗战题材的电影，被誉为“银幕上的一柄正义之剑”。

　　台湾新竹人邹洪，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军军长、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率军转战湘粤一带，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台湾雾峰林家后代、抗法名将林朝栋曾孙林正亨，在远征缅甸的作战中，带领全连战士与日军进行殊死肉搏，身负16处重伤致残。1943年，台南县人林栋在名古屋大学毕业后即回国直奔山西太原，赴太行抗日根据地从事医药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大量的药品供应前线及满足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时期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达5万余人，他们与大陆同胞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还组织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进行斗争。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同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广东筹组了东江服务队。这支主要由散居在广东、广西等地的台湾客家籍同胞组成的队伍，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有力地配合了当地的武装斗争。1941年，台胞在大陆的各抗日团体有鉴于互相之间各自行事，致使力量分散，不利于抗日活动的开展，遂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领导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并号召台湾同胞集中抗日力量，推翻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协助祖国取得抗战胜利。该会成立后创办了《新台湾》、《台湾民生报》等刊物，进行对敌广播，积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

　　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的台湾义勇队在大陆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初，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誓师成立。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艰苦岁月里，具有正规军编制的台湾义勇队将士们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移驻闽西龙岩、闽南漳州、厦门，深入前线、后方、敌后与沦陷区，在宣传教育、对敌政治工作、战地医疗、生产报国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所设的厦门兴亚书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次日，义勇队袭击厦门市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庆祝会场，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造成驻厦日军的恐慌。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利用伪装走私船出入敌占区、以重金收买敌伪人员、打入敌伪军政机构及沦陷区一些职业团体内部等多种手段获取情报。从1943年1月到1944年10月，截获敌伪情报175件。义勇队将这些情报提供给前线的中国军队，这些情报对前线军队制定作战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义勇队在浙东前线专门设立野战医院，并在东南沿海一带广设医院或医疗室服务民众，免费医治伤病员和抗战官兵的家属以及贫苦大众。他们还积极开展抗战药品的研造工作，在浙江、福建等地设立樟脑制造厂、药品制造厂，从事樟脑和药品生产，为军民防病、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不少台胞还参加了战时物资的生产和运输，并积极从事募捐、献金活动，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同胞的抗日反战运动以及投身祖国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台湾的光复做出了重大贡献，充分显示出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强烈感情，表现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与全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精神，证明他们是不屈于外敌奴役的祖国的好儿女。

　　1945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国民政府即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194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对台湾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起草了《接管计划纲要》，对接管台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了顺利接收，国民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人员培训工作。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来又有苏联加入)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即公告：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将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恪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听候接收，不得危害民众生命财产……

　　8月26日，陆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何应钦宣布，台湾地区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受降地点在台北。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接着公布了《台湾省行政区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并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其中第一条规定：“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的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7日，陈仪又被任命为台湾警备总司令。

　　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携带国旗，率员飞往台北，接收台北机场。张廷孟一下飞机，就令前来迎接的安藤利吉降下机场上的日本国旗，撤去所有日本殖民机构悬挂的日本国旗。安藤利吉应允照办。太阳旗旋即在机场上空消失，代之以中华民国国旗。机场同外同胞不约而同肃立致敬，继而欢声四起。

　　10月17日，入台接管的第70军先头部队75师，在军长陈颐鼎带领下从基隆港登岸，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员属员同时到达。部队从基降乘火车往台北的路上，站立在路边的民众不计其数，绵延至台北车站。几天内，国民政府陆海空部队陆续入台，进驻各要塞、码头、机场。10月24日，陈仪与美军陆军上校哥德理、海军上校凯尔自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于16时许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10月25日，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陈仪宣读受降书：本官奉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日本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顶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把受降书与第一号命令交与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过，用毛笔签名。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呈交陈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宣布受降礼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全场掌声雷动。受降典礼只有短短5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霸占，全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本统治下重归中国，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人民欢欣鼓舞，全岛同胞热烈庆祝光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头处处锣鼓喧天，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当年《大公报》的记者真实地记录了台湾同胞对回归祖国的欣喜与狂欢：“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9时50分，日本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吉到，就下位。安藤块头颇大，肥硕秃顶，一言不发，面无表情，签署降书后，即行退席。从此刻起，台湾正式归还中国。此夜台湾全岛同胞，家家馨香祭祖。不知几家在笑，不知几家在哭。但无论笑，无论哭，人也自由，鬼也自由了。家家驱除以前被迫奉祀的天照大神神像，再让自家祖宗的神主坐上厅堂。许多老年人、成年人告诉我：‘八月十五日以来，我们就成小孩啦，天天在过新年。’”

　　台湾同胞遭受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苦难史中悲惨的一页。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但自1949年以来两岸仍处于分离状态，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现在，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反对“台独”分裂图谋，促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台湾光复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同仇敌忾、休戚与共、共同抗击侵略者所取得的。那么，今后两岸同胞一定会通过共同努力挫败“台独”分裂势力，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