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抗战（2） | 梅贻琦：联大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22-11-03 16:29:36

他于危难中受命

与联大师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制定新校训“刚毅坚卓”

他兼容并蓄

提出一系列教育思想与理念

让校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就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今天“大师的抗战”系列为您讲述梅贻琦的故事

　　01 “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 “敢告无罪”。

　　说这段话的人是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在3年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践踏。1937年8月，三所学校撤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但仅仅几个月，长沙危在旦夕，“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

　　4月2日，临时大学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

　　依照最初的协定，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了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并轮流“坐庄”担任常委会的主席。但是没过多久，蒋梦麟和张伯苓前往重庆另有他任，整个联大的重担便落在了梅贻琦一人肩上。

　　整整8年的时间，梅贻琦与学校生死相依，休戚与共，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02 “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

　　昆明并非世外桃源。战争给西南联大带来的威胁，首要的便是空袭。其中最为惨重者有三次：

　　1938年9月28日，设于昆华师范学校内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军事教官及其5岁的幼子当场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毁，办公处与教员宿舍多处震坏;西仓坡清华办事处中二弹，两名留守人员当场殉职。1941年8月14日，校园中弹七十余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饭厅多处被毁;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实验室被炸;图书库中弹;常委会办公室及出纳组、事务组、训导组、总务处被夷为平地……

　　陈岱孙教授回忆道：“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席地坐于校舍北门外的乱坟之间。飞机临头时，一起跳入乱坟中事前挖好的壕沟里，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1940年10月13日，联大师院及多处校舍被炸，图为新校舍被炸毁的房舍

　　在这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梅贻琦的一举一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除了镇定自若、与大家同生死之外，更代表学校向世人控诉日军的暴行，向民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告校友书》上，他勉励大家道：“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为此，在整整8年的时间内，西南联大从未因为躲避敌机的轰炸而停止过办学。为了避开空袭较为集中的午间，学校将上课的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如果再碰上警报，则索性将课堂搬至山坡上或是荒野中……

△土木系学生到昆明近郊测量实习

　　03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梅贻琦为这所诞生于炮火中的学校制定出了新的校训：“刚毅坚卓”。为了鼓舞士气，他又在全校征集新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字里行间抒发的是同一个精神：收复河山，报仇雪耻。在这样的激励之下，联大的教师们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坚守三尺讲台，坚守文化阵地。联大的学生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祖国而学习，为抗战而服务。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三为梅贻琦

　　1943年，为了协助援华的美军开展工作，梅贻琦亲自动员学生们投笔从戎，担任翻译。学生们回忆：“‘国家……民族……难道中国的青年不敢为着他的祖国冒点危险吗?’梅贻琦先生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像铁锤似的打击着我们。”为了勉励更多的学子参军，梅贻琦作出决定：四年级的同学，服务两年后不再回校，以毕业论;四年级以下的同学，复员回校后免修一定的学分，以资鼓励。

△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学生

　　04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

　　从梅贻琦的性格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领袖”、“舵手”一类的魄力，他不爱说话，人们称他为“寡言君子”。然而了解他的人明白，他的魅力恰恰就蕴藏在了这一“寡言少语”的背后，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体现。他不仅具有优秀的领导才华，更具有成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他提出了“通才教育”、“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理念，校园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年多里教师们开出的课程多达1600门，学生可以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与调查。此外，梅贻琦不仅能够将诸多的大师级人物招徕而来，而且更能够将他们长久相留和睦相处。个中原因不在别处，就在于他具有宽阔博大的胸怀和“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思想。在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存在着种种奇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一是不同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的人，能够共事于同一系科，甚至开设同一门课程;二是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也同样能够相安无事，甚至成为朋友。这一局面的形成，关键在于学校为之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而作为“舵手”，梅贻琦的宽厚与包容，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1940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05 星光璀璨，硕果累累

　　西南联大存在了8年多，但这仅仅8年的光辉岁月，成就了动荡年代的璀璨星辰，成了教育史上的一个丰碑。8年里，西南联大取得众多成绩。战争中3所学校的损失均惨重之极，但是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西南联大即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着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及1个先修班和1个进修班的综合性大学了;在校学生达3000余人，以8年累计，共毕业2522人，这于当时国内的高校来说，可谓首屈一指。

△化学系1942年毕业系合影

△经济系1946年毕业系合影

　　8年期间科研硕果累累，仅以获得重大影响的著作而言，就有闻一多的《神话与诗》《楚辞补校》、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新诗杂话》、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汤用彤的《西汉魏晋佛教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它们在国内外都具有领先的水平。从培养的人才来看，8年期间从西南联大的校园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学子，有2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有8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郭永怀……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81名院士，西南联大占了25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出470名学部委员，西南联大又占了其中的118名……这同样也是梅贻琦个人的骄傲。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联大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亲笔为它题写了碑文：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冯友兰一共为其列出了4条“可纪念者”，这4条“可纪念者”，不仅是联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也是梅贻琦个人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