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忧外患
他以推动国民教育和文化启蒙为己任
面对日军焚毁和掠夺
他咬紧牙关实干
于苦难岁月中为中华民族文脉“续命”
上海沦陷后
他含辛茹苦、忍辱含垢
即使被迫以卖字为生
也绝不与日本人合作
今天,“大师的抗战”系列为您讲述
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的故事
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这是张元济90岁生日时,文化部长沈雁冰为之写下的贺辞。无疑,张元济的名字与商务印书馆紧紧连在一起,张元济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1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张元济,号药生,浙江海盐人。生于1867年,卒于1959年,享年92岁。他曾用这样两句诗概括自己的一生:“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他此生的理想就是昌明国人的教育,他此生的努力就是投身于出版业和图书业。读书、写书、买书、藏书、校书、编书、出书、售书……他与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与书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伴侣。
△张元济手书“一室图书自清洁,百家文史足风流”
1902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民国成立以后,他全力经营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他全面改革了各种期刊,使其面目一新,充满朝气;他广泛延揽各路贤才,以求共同推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发展;他多方组织人力翻译并出版世界各国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名著,大大推动科学研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积极参与策划并编纂出版了大量的工具书,如《辞源》《新字典》等,使之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大特色;他还通过收购古书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善本古籍,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达数千册……
△商务印书馆
△1926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它由一家简陋的印刷厂发展成为资产达2000万元的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拥有一流的编译队伍、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还拥有庞大的发行网络,鼎盛时期于海内外共设有40多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达到1000余处。当年许多文人都曾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中获益。
蔡元培说:“商务印书馆之《新字典》,五年而书成,致使《康熙宇典》诸缺点,均获矫正。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
林语堂说:“去年商务出了两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范字典》以求解、作文两用为主旨,多列成语,引证用法,得社会欢迎。吾劝学生以此宇典作自修英文成语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彻底不放松,实为增进英文之最好良法,便利无比也。”胡道静说:“从我读中学的高年级到大学毕业的那些年代中,东方图书馆是我亲密的 ‘图书之家’。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2万多册,读者可以自由取阅.十分方便。”
02 在大敌当前之际,必须使 “吾民”提高觉悟
然而,1932年的战火将这一切烧得精光。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被日军飞机炸毁。2月1日,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日军焚烧。日本军国主义将侵略的战火由东北烧向了上海。
△被日军炸毁后的商务印书馆
△被日军炸毁后的东方图书馆
这一年,张元济65岁,他的背驼了,腰弯了,头发也白了。“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心中的悲愤。他所采取的回答是实干,咬紧牙关实干。
此时的张元济已退居二线,就在东方图书馆惨遭焚毁的当天,他不顾年迈体衰,又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召开了董事会的紧急会议,并于当天成立善后特别委员会,以挽回商务印书馆即将倒闭的命运。
1932年8月1日,经过善后特别委员会半年多的紧张筹划与艰苦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复业了,并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原有的出版规模。它不仅重新印刷了一系列曾经毁于战火中的图书,而且还实施了新的出版计划,如出版《大学从书》,续印《四部从书》的续编、三编,深受读者欢迎的《教育杂志》《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也相继复刊……到1937 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已经占到全国出版物总数的52%。
△《英语周刊》
张元济还自我委派了一项任务——在大敌当前之际,必须使 “吾民”提高觉悟。于是他精心撰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借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诠释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
“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是在狱中读到这本书后致信张元济。字里行间中是发自佩服的感受,也是出自真情的评价。
“此间诸友(指七君子)身陷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则不得不誓死力争。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03 “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将全面进攻的战火燃烧到了上海。刚刚恢复元气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将其总管理处向后方转移:一迁长沙,二迁香港,三迁重庆,历经了千难万险。其董事会则继续留在上海,仍由张元济主持日常工作。他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蛰居生活,忍辱含垢,韬光养晦。
△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停止分派股息,再加上恶性的通货膨胀,张元济一家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之中。
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他想到的便是卖房。他的儿子张树年回忆道:“在这里,父亲编纂了两部巨著:《四部丛刊》一、二、三编和《百衲本廿四史》;在这里会见了不少名人、挚友;在这里与商务同仁商议公司大政方针。一旦分离,怎不依依。”然而,最终他还是咬着牙卖掉了,并于1939年,带领全家搬迁到租赁的陋室之中。
△《四部丛刊》
此时的张元济已年近八旬,但是为了保持气节,保持“中华民族的人格”,他甘愿茹苦。曾有一日本人上门求见,张元济一见那张印有“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便当即写下“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将其拒之门外。面对金钱和权势,张元济表现出了中国文人的傲然正气。
东方图书馆的被焚,成为张元济终生的创痛,虽经百般努力,始终未能恢复。1939年,张元济的学生、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致函于他,提议能否将私人藏书集中起来,“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张元济的响应。
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这所名为 “合众”的私立图书馆终于落成了。两袖清风的张元济拿不出钱来投资,但他有书,他将自己珍藏的有关嘉兴、海盐的地方文献,以及张氏先人的遗著和其他书籍,共计900余种约3800册全部捐献了出来。
合众图书馆在张元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得到发展,至上海解放前夕,所获赠的图书已经达到22万册,其中的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丝亳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之所藏。
这件事成为了张元济蛰居生活中最感欣慰者,他题诗述怀道:“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化,有书分饷读书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张元济也终于盼来了天明。这一年他虚龄79岁,他又可以回到“书从老蠹虫”的生活当中,那才是永远属于他的世界。
△1945年秋,张元济与孙子张人凤摄于上海上方花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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