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抗战（5） | 郑振铎：“虎口”夺古籍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22-11-03 17:08:32

　　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孤岛”冒险抢购善本，殚力与海外书商竞购，不使民族文献沦于外国；新中国成立后，为充实国家藏书，他竭尽心力，多方购求古籍书画；他逝世后，家人根据其遗愿，将藏书悉数捐赠；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自己努力的缘由——“一切为了大众的利益，一切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正是他一生秉持的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宗旨……

　　他就是郑振铎，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文学家、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训诂家。今天，“大师的抗战”系列为您讲述郑振铎的故事。

　　01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很快成为了地狱，郑振铎就职的暨南大学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他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上万册古籍化作了一片灰烬。作为一名文人、一名资深的编辑家，他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报刊的创办与书籍的出版工作当中——他与张志让等人联合创办了《中华公论》杂志；他参与了由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创刊工作；孤岛时期，他更是参与领导了《鲁迅全集》与《西行漫记》的出版工作……

△1938年，郑振铎(右二)与国立暨南大学同事合影

　　郑振铎的名字进入了敌伪的黑名单，最初是以巨额支票进行利诱，其后则干脆派出特务跟踪与监视。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八方流浪，吃尽艰辛。

　　他为何不和朋友们一起转移到大后方？他写道：“许多朋友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情稍有一日之长。”

　　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责任”二字。此时的郑振铎并未被国家授予任何保护文献古籍的任务，但是他却以“草民”之身自觉地承担起这一责任。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访求各类古籍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则是悉心保全与整理。

　　其中仅以他搜购到的“精品”来看，即可开出这样一张长长的书单——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明刊《古女今范》

　　明刊孙矿朱订《西厢记》

　　明万历版《元名家诗集》

　　明万历版《古诗类苑》

　　明万历版《皇明英烈传》

　　明万历年间彩印本《程氏墨苑》

　　明崇祯年间彩印本《十竹斋笺谱》……

　　郑振铎不仅要与掠夺它们的侵略者争抢，与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争抢，与唯利是图的书商们争抢，还常常为自己的“吝囊羞涩”而无奈。在他留下的文字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钱款不够时，他“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安稳”;如愿以偿时，他“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

　　郑振铎从哪里弄来的钱款?他的渠道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依靠自己的节衣缩食。以购买明刊本《古女今范》为例，他便花去了全家人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第二，向私人或公家借贷。以购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例，他向同事们借了1000元作定金，又向暨南大学借了9000元作为首付款。第三，采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以救眼前之急。其中被“抵押”者多是他多年珍藏的善本书，最终无钱赎回时，便只能是“顾此失彼”了。

　　02 “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然而这样如此的浩大工程，仅靠郑振铎一人的力量远远不够。1940年1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的校长何柏丞、北京大学的教授张凤举等人成立了一个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详细地制订出了工作的计划与奋斗的方向：

　　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战绩灿烂辉煌，借用郑振铎的“狂言”，则是“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 郑振铎的“狂言”并非妄语，据业内人士评价：能够进入高标准之“善本”书库者，高达4000种左右，足以抵得上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平图书馆馆藏。

△图为群碧楼书目。抗战时期，郑振铎等人为国家购得群碧楼藏书3100余册

　　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么多的古籍与文献，将如何保管?又如何收藏?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会”做出新的部署与安排。其一，将其中“国宝”级的图书秘密转移出上海，第一批委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自上海返回重庆时随船携带，共计两大箱，80余种典籍。第二批则是通过邮局寄往香港大学，并“中转”至美国暂行置放。

　　其二，将其中最为珍贵的文献影印出版。为此郑振铎曾拟了多条计划，但有碍于时局艰涩，仅与上海精华印刷公司联手，影印出版了《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共计10函，120册，内收明代的古书与抄本34种。

　　03 “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自这天起，郑振铎开始隐姓埋名，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蛰居生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来。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在这四年的隐居生活中，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完成了诸多工作。他想方设法继续抢救散佚的文献，先是咬牙购得《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以及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一批文献资料，其后则集中力量搜购清代的文集。1944年，他所搜购到的文集已达830多种。

　　郑振铎还悉心整理已经抢救在手的文献，他写题跋和札记，更在日记里详细记录对于版本及内容等方面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百折不挠为刊印古籍而努力，在他拟定的计划中有：《诗余画谱》《书目丛刊》《应览堂丛书》等，尽管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出版物亦不在少数。

△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为国家保存文化》

　　郑振铎曾经说过，他是一名“殉道者”，他的“道”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奋斗不息的历史。他还曾经说过，他是一位“疏狂者”，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疏狂”出了自己的价值——“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文化部颁发给郑振铎家属的褒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