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音作为国民政府铁道部的一名官员，因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多重身份，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参与主持了救助难民和收埋43000余具死难者尸体的工作;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安全区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积极搜集证据，揭露日军的种种暴行;出席东京、南京二军事法庭，为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提供证言。
▲许传音
许传音字澄之，又名传英，安徽贵池人，生于1884年农历十月六日。他13岁时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190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0年，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15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获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19年学成归国，任职于北京政府铁道部，1928年到南京工作，曾任铁道部专员、司长等职。
▲许传音(右一)与家人合影
许传音作为一名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官员，他的名字在国内外为世人熟知，是在1946年7月与1947年1月，分别在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出庭作证，为中外媒体广为报道之后。实际上，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作为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参与主持了救助难民和收埋43000余具尸体的工作;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安全区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积极搜集与揭露日军的种种暴行;作为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顾问，为红卍字会与国际委员会的救济工作进行沟通;作为东京、南京两个军事法庭的证人，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
01 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
世界红卍字会是一个由仕绅阶层领导的慈善救济组织，以“修养道德、崇尚慈善暨救济世界灾患人民疾苦为宗旨”，在全国各省、市、县共设分会300余个，南京分会成立于1923年，会址设于小火瓦巷24号，会长陶锡三。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的硝烟战火中，为帮助红卍字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沟通，做好难民的救济和保护工作，许传音应邀加入红卍字会，并担任南京分会副会长。
许氏入会及担任南京分会副会长的具体时间，因其本人为人低调，亦未留下日记、回忆一类的文字资料，故已无从确认。现今能够查得的关于许传音任职红卍字会时间的最早记录，一般都较为模糊。《金陵晚报》记者朱波根据对许传音之子许先德先生的采访，曾报道说：“为了不受轰炸和日本人的骚扰，许传音在峨嵋路自家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的旗帜和红卍字会组织标志。他没有想到，若干月后，这里也真成了很多难民的避难所”。“悬挂了美国教会的旗帜和红卍字会组织标志”，这表明了许氏当时作为基督徒与红卍字会成员的双重身份。“为了不受轰炸”与“若干月后” 成为难民的避难所，大致表明，许具备红卍字会成员身份的时间，应早于1937年12月。当然，后人对六七十年前时间节点的回忆，免不了会有偏差。当今研究红卍字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学者张连红、胡华玲等人，大致将许氏入会的时间推定在1937年12月。张连红、胡华玲著文称：“1937年12月4日，许传音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了同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许传音还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协助红卍字会工作。”最近，张连红、刘燕军又发文称：“1937年12月，他(许传音)应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难民的住房工作，同时还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能够查得的许传音以红卍字会副会长身份出现的最早时间是1937年12月下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斯迈士在1937年12月24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住房委员会委员许先生刚刚进来。”接着就记录了许所介绍之红卍字会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可见，张连红等学者对许传音任职红卍字会的时间界定，虽稍模糊，但却是较为稳重和恰当的。
许传音之参加红卍字会并担任副会长职务，正如张连红、胡华玲教授所称，乃“因为他的英语很好，而当时世界红卍字会没有人通晓英语，因此，为了同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方“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协助红卍字会工作”。许氏笃信基督，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红卍字会虽声称“尊奉五教(即儒、释、道、耶、回)”，然其卍字符号及以扶乩下传训示之方式，均显示出浓重的佛、道色彩。若从个人信仰出发，许之理念当与红卍字会多有格格不入之处。从其参加红卍字会工作之动机来看，应完全是为了积德行善，为战乱与苦难中的南京民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红卍字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联合办理的慈善工作，主要有两大项：
第一项是开办粥厂，救济难民。红卍字会曾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五台山与金陵大学合办二粥厂。原由国际委员会供给米、煤，红卍字会负责人工费用。后因米、煤购办不易，改由红卍字会负责采购米、煤;国际委员会提供部分购买米、煤资金。这些开办粥厂的米、煤实物及相关费用，都经由许传音与西方人士逐一沟通，适时交付。红卍字会东南主会(即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在致上海总办事处报告与国际委员会合作事项之函件中称：
查该会于上年(按指1937年)十一月间，与我会联合筹组粥厂两处，一设五台山，一设金陵大学。原议该会担任米、煤两项，尽量供给，其人工及各项经费，概由我会担任。于上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厂，依照历年粥厂半售办法，仍收每筹铜元三枚，所收之款，交由该会查收。至一月五日，该会以米、煤缺乏，购办不易，商由本会停止粥米，将所收筹价自管，无须送去，留办粥米之资，煤斤仍由该会负责……国际委员会与我会合作事业，自开办至现在，拨来补助粥米五百三十六包、煤斤八十三吨，以及先后购付煤款壹仟九百捌十九元七角五分。
许传音在为五台山、金陵大学二粥厂筹办米、煤的同时，还亲自筹划、护送粮食到安全区内外的难民聚居点，以解难民们嗷嗷待哺的燃眉之急。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于1937年12月底，护送20包、约3600斤大米给下关地区的饥民。他在将一板车大米留给“和记”洋行难民区粥厂后，又将另外两板车大米，分别交给宝塔桥粥厂与三汊河慈幼院难民收容所。1938年1月初，为将中华门外义仓存米运往安全区，许传音与日本从军僧塚本和尚一道，向新街口日军兵站司令部进行了艰难的交涉。许表示，“红卍字会只有一部四吨的卡车，一天仅能运五六次。按五次计算每日20吨即40000斤米，约400担米到月底仅能运1200担”。此数远不敷安全区内难民之食用。经过许传音的再三努力争取，方获兵站二川喜代大尉同意，他表示愿将中华门外义仓的两仓存米，“全部给您们送到城里仓库中，您们可凭证到仓库提米”。于是，“就这样愉快地缓解了南京红卍字会无米放赈的问题”。
第二项是掩埋被日军屠杀的死难者尸体。红卍字会曾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助力下,增雇伕役，总计掩埋遇难者尸体43000余具。红卍字会自1937年12月14日起，即开始在国际委员会的安排下，用卡车拉殓安全区内及城内街巷散陈的尸体。许传音因兼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职员及红卍字会副会长身份，故在城陷之后兵慌马乱的情况下，成为与日军当局接触、沟通的最适合人选。他曾代表红卍字会陪同日军当局去街道各处视察，筹划开展收埋各街巷散陈尸体的工作。他回忆说：
日军入城后秩序很乱，见人就杀。十三日到红卍字会来商议掩埋遇难者尸体，发给通行证，要我们去办。在十四、十五两天，我会同日军当局到各处查看。从宁海路到太平路，经中华路到中华门，我亲见中华路两旁尽是尸体，数不胜数。尸体位置不一，有俯、有仰、有跪，可见日军见人就用枪击或刺杀将人枪杀。
后来许传音又组织红卍字会掩埋队去城郊江边与山丘旁收敛成千上万死难者的尸体，目睹南京市民被日军残杀并以铅丝串联之种种惨状。战后，他与红卍字会会长吴仲炎联合署名呈送的一份报告中记载：“当敌军大屠杀后，城郊各地尸骸山积，本会即拟派掩埋队出发掩埋，该敌军再三不准，时经匝月，始得实行工作，故尸体腐烂，手足不全，无从辨别。常于大塘及河沟捞出尸体甚多。缘敌军将人枪杀后，用长铅丝捆于尸体上，如穿鱼状，接连数十人或十数人，然后抛入水内，用心之毒，古所未有。经本会所掩埋者，共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
在收埋遇难者尸体时，为增加人力、加快速度，需要有大量经费的支持。红卍字会本身积存善款有限，不敷使用。于是，许传音便利用自己在红卍字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一身二任的特殊条件，从国际友人处争取到一定数额的掩埋费用。许传音代表红卍字会与国际委员会商妥，在开春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中，每日增雇民夫200人左右，每日每人支付工资4角。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在1938年4月16日向上海总办事处报告称：
现视察埋葬之区，或在城内，或在乡间，诚恐新堆浅薄，走漏气味，发生疫疠，与卫生上有莫大关系。提议加培土堆，消除毒性，国际会亦赞成此举。除原有队员、伕役照常工作外，复添雇临时工役进行工作。该会亦承认此项伕役工资，每名每日四角，以弍百名为限，由渠五日发放一次，一月为期，现正在办理之中。
后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也写明，在1938年5月31日前的“第一时期”，共支付给红卍字会掩埋费用2540元，连同日后补足的费用，总共补助红卍字会埋尸雇工费用3000元。
在上述红卍字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联合办理的救济与掩埋两大类工作中，许传音成为这两个机构间进行沟通的一座桥梁。许传音曾经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具有极其良好的英语与西方文化功底，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是代表红卍字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联络、合作的最佳人选。因而许传音在红卍字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般“道长”、“布道”的作用，而是“传经说法”之外需与西人合作的各项实际工作。他在这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无人可以相比或代替。
02 出任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
在日本侵略军进犯南京的隆隆炮声中，为了给灾难中的难民提供一个避难场所，使他们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得到保障，一群热心的西方人士于1937年11月22日，宣告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划出南京城西北角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地域作为安全区(又称难民区)的范围。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南京的代表拉贝被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菲奇任总干事，许传音被任命为住房委员会主任。
关于许氏被任命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任的时间。许传音本人在1946年7月26日于东京法庭作证时说，他“是在1937年12月4日被邀请作为其成员的”，并称，“我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1937年12月8日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供给中国报界的专稿中载有：“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菲奇先生任命”，“许传音为住房委员会主任”。“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这说明，许在12月4日被邀请负责住房委员会工作后，立即就开始了对房屋情况的调查和了解。
从许传音在国际委员会中的任职情况来看，分配与管理安全区内难民的住房，是他的主要职责。他在东京法庭的宣誓证词中说：
我的职责是照顾在安全区里有房户和无房户的膳宿。那时，很多人有亲戚或朋友在安全区内，于是他们也到了那里。不仅是他们自己到了那里，而且也把随身的物品带过去了。对于那些没有亲戚朋友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找到房子并安顿下来。这些人为数众多。最后，我们为他们建立了25个难民营，都在我们的直接管辖下。我安排这些房子，有民房也有公共建筑。
安全区内的住房，基本分为私人住宅和大型建筑两大类。其中，私人住宅一项，或为房主自行居住，或为房主之亲友寄宿，一般不大涉及分配问题;而大型建筑，包括属于私人的机构及公共建筑，如学校、俱乐部、教会、原政府办公地等处，由于容纳量大，且居住者多属安全区外移入之难民，则存在着如何分配的问题。为了合理分配安全区内一切可以用来居住的房屋，调查工作占用了住房委员会相当多的精力。国际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写道：“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住房委员会。安全区分了八个小区，每个小区都设有一个办事处，仔细调查可用空间，尽量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私人住宅明显趋于饱和时(这是通过严格计算住宅面积而检测的结果)，更大的建筑在监管下逐步开放，力图在一幢建筑被占满之后再开放另一幢。避免分配不均，确保无人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利。”
在分配住房之外，另一个耗费大量精力的事务，就是难民营的管理问题。安全区内拥挤地居住着20余万原住及临时迁入的市民。成千上万原来互不相识的难民，突然聚集生活在一起，相互间贫富悬殊，文化、职业各不相同，素质良莠不齐，亟须选择、派驻有能力者来进行管理。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这样描述了由许传音领导的住房委员会的工作：
住房委员会指定主管人员、有时还有助理，以便管理机关建筑内的难民营。通常情况是一人管理着一群建筑。各难民营的情况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金陵神学院，委员会要求校内员工把他们支配下的房屋向难民开放，接受住房委员会的职务和帮助。在另一些公共财产中，管理者并非当地原来的住户，而是临时得到负责人允许住在那里的居民。
20余万居住人口，8个分设办事处的管理小区，25座相互独立的难民营，这些基本的人口、机构数据，揭示了住房管理之不易与复杂。而这些聚集在狭小区域中的避难民众，又全都是中国难民，他们中极少有人会讲英语或西语。难民们住入的地点，有许多属于教会的私人或公共财产。这需要具有一定身份与地位，并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士，出来担任沟通、组织与管理的任务。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许传音领导的住房委员会自始至终妥善地分配、管理了安全区内难民的住房，帮助20余万难民在恶梦般的苦难岁月中，居有定所。为此，许传音甚至将在峨嵋路自建的二层楼洋房住屋也拿出来，供难民们住入。他在自家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和红卍字会的旗帜，这使其住宅当然比一般市民的住房多了一份保障和安全。据许传音之子许先德先生回忆，“他峨嵋路上的居所也都住满了难民”，“这里也真成了很多难民的避难所”。
许传音在负责安全区住房委员会工作的同时，还在保护难民不受侵害、揭露日军暴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当遇到日本士兵随便抓捕难民时，许传音总是尽力依靠自己特殊的身份，或报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使难民们免遭厄运。据他陈述：“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向难民分发馒头和糕，就要发完时，日本士兵来了。其中两个守住门，另外几个闯进来，用绳子把难民们捆了起来……就在那座大楼里，1500多名老百姓就这样被日军带走了。”为了解救这些难民，他要人立刻向国际委员会及拉贝主席报告。得知这一信息后，拉贝与菲奇总干事同许传音一起赶往日军特务总部，抗议日军闯入安全区抓人。但是，由于难民们已被带走，不知去向，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又一次，许传音为了保护被欺凌的妇女，领着日本大使馆副领事福田，“去难民营抓两个日本兵，据说他们竟住在了难民营”。许传音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个日本兵仍坐在那里，一个女人靠在墙角哭泣。”在福田的斥责下，日本兵走开了。许传音并要求福田写一个通告，禁止日本士兵来安全区搜寻妇女。许传音说：“他果真这样写了。我们把它贴到了难民营门口。”许传音在东京法庭作证时说：“有一次，我们抓到了一个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当时该士兵赤裸着身子，正呼呼大睡，我们把他捆上，立刻把他送到了警察局。”
为揭露日军暴行，向日本当局官方报告日军官兵在南京杀、烧、淫、掠的事实，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收录了编有完整序号的日军暴行案例470件，其中5件注名为许传音报告：
83)12月16日，我在峨嵋路7号的房子遭抢劫，门被砸开，箱子被撬开。一辆1934—1935年产的、车号为1080的道奇车和一大批其他物品被偷走，被盗物品清单正在开列。(许传音)
103)12月20日晚上10时，2名日本士兵闯进陈浪波(音译)先生位于鼓楼新村的住房，爬到妇女们的床上。陈先生叫来了曾经在日本大使馆工作过的孙先生，孙先生好言相劝才使日本人离开。(许传音)
106)12月20日夜间，安全区分区负责人在北平路60号的地方(中英文化协会附近)遭抢劫，其恶劣程度前所未有。(许传音)
153)12月25日，15岁的姑娘李小姐被日本军官和2名士兵从鼓楼新村的住所劫走。(许传音)
176)1938年1月2日，10时—11时之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陈家巷5号刘培坤的住所，声称要对该住房进行检查。当他看到刘的妻子时，便向她提出一连串有关该住房情况的问题……(刘为保护妻子不受侵犯，辱骂并打了该士兵的脸部)下午4时这个士兵又来了，这次带了一把手枪，要寻找刘，刘此时藏身在厨房中，邻居们纷纷请求他饶恕刘，有的人甚至给日本士兵下跪，但都没有用，都没有能制止他。该士兵一找到刘，就朝他肩膀打了一枪。当4时30分人们喊许传音博士去的时候，刘早已死亡。约翰·马吉随后赶到，他证实了这个情况。(许和马吉)
在上述案例中，刘培坤为保护妻子不被强奸，而遭日军士兵枪杀后，许传音当即在刘宅中提笔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写信，通报刘遭惨杀的情况，并称：“因为我们邻近的房屋被日本士兵占据，我们的住处现在挤满了逃来的妇女。我给施佩林先生写过信，请他立刻到我们这儿来，留在这儿保护我们。”
在拉贝先生1938年2月7日日记中还记有: “许博士传来消息说，昨天夜里去玄武湖附近城墙内，有4名中国人被日本兵枪杀。原因据说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去取藏匿在他家附近的人力车时被枪杀，他妻子及其他两个亲戚赶去救护，也被打死。”
在许传音搜集日军屠杀、奸淫罪证的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案，是幼女夏淑琴一家9人中有7人被杀、3人被奸，连同门内同住者，日军一次在此处就杀死了无辜平民11人。他从安全区一位难民口中得知这一信息后，便约同马吉牧师带了摄影机到事发现场，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屠杀现场影像。许传音在东京法庭上作证说：
在南门的新开(Sinkan)路7号，有这样一家，我曾和马吉先生到过那里。就在那里，11人被害，3个被强奸，其中两个少女，一个14岁，一个17岁。强奸后，日军把异物塞到她们的阴道里。
2007年10月，在许传音博士骨灰移葬和铜像落成仪式上，78岁的夏淑琴老人向记者叙述了当年许传音等人前去取证的情景。《扬子晚报》报道称：“在昨天的移葬仪式上，夏淑琴老人回忆：自己8岁时，全家9口人被日军杀害了7人，当时应邀担任安全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的许传音博士，曾带人到她家去取证，并把自己的调查内容记录在档案里，为后来在远东法庭作证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8年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工作。许传音于当年12月当选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参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在许传音成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领导成员后，他十分关注被日军关押在模范监狱中的数千男性难民的命运。他们被日军以“便衣兵”的名义关押入狱。3月14日，许传音在宁海路5号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从魏特琳女士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需要努力将他们保释出来的愿望。许当即表示“对此非常感兴趣”，“将尽力而为”。为了向日军当局施加压力，许传音参与起草了一份要求释放这批平民的请愿书。他并于3月19日获准进入模范监狱，“被告知狱中有1500名男人，其中部分是平民，大约还有20个男孩”。他告知了魏特琳探监的情况，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称：在探视中，“不许他和任何人说话，但他相信，能想办法使平民获释”。至3月22日，已有1105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许传音立即将此请愿书分送给中国当局与日本当局，并认为，“让妇女们继续去恳求监狱是一个好主意”。于是，魏特琳组织了100多名年长的妇女前往监狱请愿。3月底、4月初，许传音两次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告诉魏特琳，“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但还要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虽然这些为保释被关押平民努力的结果，最终并无确切消息，但是许传音为此所作出的努力的确是真诚和认真的。
自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后，为加强对未离开安全区难民的救济工作，进一步密切了与红卍字会的合作，并建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红卍字会临时急赈办事处总干事室，设立办事处常务会议制度，多次举行常务会议。在这一两会以联合办公会形式议事的活动中，也进一步凸显了许传音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在1938年8月2日举行的办事处第七次常务会议中，出席者含委员会新任主席米尔斯、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红卍字会副会长杜肖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副主席刘怀德等，这次会议就是由许传音担任主席，他主持通过了第七次常务会议记录，报告近期会务工作，“计发出赈米六二五袋、麦六零五袋，已调查玖零二五户，已救济五七零四户、二三六七五口”。另，会议还讨论了有关救济难民的四项工作，提出临时动议三项。许传音充分运用自己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保障难民住房、保护难民人身安全与搜集日军暴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国际委员会中西方人士最重要的依靠对象。在众多参与安全区工作的中方人士中，他成为最为突出、贡献最大的一员。
03 出席东京、南京军事法庭
由于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主持红卍字会掩埋尸体工作，目睹遇难市民惨状，熟悉掩埋数字及地点，同时又参加南京安全区的管理工作，搜集了许多日军残杀难民的暴行，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同时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许传音于1946年7月26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以南京大屠杀目睹者的身份，提供了有关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证言。关于屠杀：他描述了在街道上看到的死难者的种种惨状，他说，“尸体遍布，有些尸体遭到严重损毁。有些像死去前一样躺着，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缩着，有的侧卧，有的仰面躺着，四肢张开。”当他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天，与日本人一同绕街巡视时，他说，“就在那时，我还看到一些日军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开始数主干道两侧的尸体，很快就数到了500多具，我说没有必要再数了，我再也数不下去了”。关于奸淫：他在回答庭长关于“日军是如何对待南京妇女”问题时，答道，“在难民营，任何日本兵都可以闯入，带走任何一位女性，然后强奸她们……最小的13岁，最大的40多岁，都被日军带走了。我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在浴室强奸妇女。他的衣服丟在浴室外，之后，我们发现了浴室门，然后发现了一个妇女赤身裸体地痛哭，满面悲哀”。关于抢劫与纵火：他在回答庭长关于“日军占领南京是如何对待私人财产”问题时，答称，“日军根本不尊重财产的所有权，他们任意闯入民宅，随意抢劫，并点火烧房屋”。他还以自己家遭到抢劫和亲眼目睹的俄国公使馆被焚烧为例。他说：“我家被日军闯过很多次，一架钢琴和一辆旧摩托车被拿走了，另外，所有值钱和有用的东西都被劫走。”“日军焚烧了俄国公使馆，我亲眼看到他们在那里浇煤油，然后点火，那是在1938年1月1日，12点钟。”
许传音在东京法庭上，还以红卍字会负责人的身份，公布了红卍字会组织收埋死难者尸体的情况与总的数字。他说：
红卍字会已把掩埋无人埋葬的尸体作为慈善工作的一部分。当时街上尸体遍布，无人管理。这时，日军来请我们帮助……得到他们的许可和通行证以及在城里行驶的工具后，我们开始在城里寻找尸体，然后掩埋。我们通常有200人从事这种工作，掩埋了43000多具尸体，这个数目实际上小得多，我们不被允许把真实的数目报上去。
许传音于1947年1月25日和2月6日，两次在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其中，1月25日他在中华门外第十一区公所内所开临时调查庭上，作证称：“民廿六年，余任红卍字会南京市分会会长，对日军进城时情形，极为清楚。当时秩序混乱，日军任意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置一切法律人道于不顾。红卍字会出而担任掩埋尸体工作，经数度交涉，日军当局允保障掩埋队队员安全及发给通行证。”“十二月二十二日，掩埋队始完成第一批尸体掩埋。”2月6日，许传音复出席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中山东路307号励志社举行的对战犯谷寿夫之公审，出庭作证言报告。据法庭当庭笔录记载：“证人许传音当庭报告称：当廿六年南京沦陷时，任红卍字会会长，兼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对日军的暴行很清楚，分四点说：(一)杀人，(二)强奸，(三)放火，(四)破坏财产。日军入城后，秩序很乱，见人就杀。”“谕知被告，本庭近已会同红卍字会会长许传音先生，在中华门外发掘被害者尸骨数处，任便检出数骷髅，均有伤痕，且均系女骨。在中国妇女当兵者甚少，试问被告说未屠杀平民，将何以自解。”接着，许传音便当庭报告当年目睹之日军杀、烧、淫、掠种种暴行，并亲手呈交红卍字会埋尸43071具统计表一件。
纵观许传音在审判日本战犯、提供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证言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发现，他的这一经历极具特色与影响力。其特点在于：一是他同时具备红卍字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两大救济机构执事者的身份;二是他同时具有目击日军暴行与掌握机构统计资料的资质;三是他同时参与了国际与中国两个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犯的审判。这些特点融合在一起，使他在所有参与作证的中国证人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所提供的红卍字会埋尸43000余具的证言，最终为两个军事法庭所采信，成为给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和主犯谷寿夫定罪的重要依据。在审判日本战犯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期中，由许传音代表红卍字会提供的埋尸统计数字，是最无争议的确凿资料，即使在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法庭上，辩方及主审官对此也提不出什么异议。由此可见，许传音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04 出任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顾问
在南京城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方即积极策划成立亲日“傀儡政权，以取代由西方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于12月23日成立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1938年1月1日正式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陶锡三任会长，孙叔荣、程朗波为副会长，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张南梧同为顾问。该委员会存在时间不长，总计不到4个月。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4日伪维新政府决定，成立“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由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任援道兼任伪督办，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遂自行撤销，许传音之伪顾问一职，也随之取消。
应当承认，许传音之担任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顾问职，并非为一己私利，主动投靠，而是他本身具有红卍字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双重身份的代表性，被日方选中。在一份名为“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委员、顾问、秘书、课长姓名表”的档案中，载有“姓名许传英，年龄五十岁，籍贯安徽，职务国际委员会、红卍字会代表”的记录。由记录内容可见，日方对许同时在红卍字会与国际委员会中任职，具有双重身份，比较看重。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许传音在伪自治委员会中的地位，毕竟不是会长、委员，而仅为顾问。顾问与会长、委员之间，当有区别。档案中有一份1938年4月15日伪自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的文字记录。其中记有：“主席孙叔荣，出席者孙叔荣、赵公谨、赵威叔、马锡侯、黄月轩、胡启阀、王春生，列席许传英”。从主席、出席、列席的区分上，可见许与会长、委员间的实际区别。从会议内容中，亦可看出此次会议邀请许列席的原因，以及许以“顾问”身份，所实际进行的活动。记录称：
又据许顾问传英陈述难民区内尚有难民三万人，五月底国际救济委员会即须结束，前项难民应如何救济，请一并设法案。
决议：以上两案(另有兼救济课长马锡侯提议，为第一区第六收容所极贫者200人开办毛巾厂或布厂，以资糊口案)合并讨论，由第四区公所会同第四警察局调查实际情形，造具各难民册，再行妥筹办法，交救济课办。
由此会议记录内容可见，许传音在伪自治委员会中担任顾问之职责，多为对难民实施救济一类。
我们从历史档案资料中，确实也找不到许有借助“顾问”身份，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残害民众等恶行劣迹。学界对许任伪顾问职原因的评述，有的称，是“为了做好难民工作，不得不同意到伪自治委员会中任职”;有的称，是“为了协调同自治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多重身份和种种表现，他热心参加慈善和救济事业，组织领导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倾力解决难民的住房与生活问题，认真搜集日军杀烧淫掠暴行资料，走上法庭提供南京大屠杀有力罪证，实堪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大善人、大功臣。人民和历史将记住他所有这一切贡献与功劳。他作为一名笃信基督的教徒，竟又担任带有浓重东方佛道色彩的红卍字会副会长;他作为一名中国政府的官员，竟又在由西方人士组织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任职住房委员会主任;他作为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竟先后在国际军事法庭与中国军事法庭出庭作证;他作为一名慈善家、难民的保护者，竟又踏进了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伪组织政治泥淖。以上种种经历，发生在许传音同一个人的身上，使他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中，业绩显著、功过并存。人们从他的复杂经历中，慨叹他在政治旋涡中的迷茫，并关注由此产生的负面政治影响。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就任伪职本身，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拼凑出来的伪政权的接受与参与，宣示了自己对伪政权的承认和支持。在是否就任伪自治委员会职务问题上，在当时的局面下，坚辞不就、甚至冒险逃离者，亦多有人在。金陵大学陈嵘教授曾被日方看中，但他坚决拒绝当汉奸，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研究称，“日本驻南京使馆最初策划的伪自治会人选是金陵大学陈嵘教授，但毕业于北海道帝国大学的陈嵘坚决拒绝”;日本当局还胁迫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罗逸民、程调元二人参加伪自治会工作，他们“不愿参加，乘乱逃出南京”;中央大学王瀣教授因病留驻南京，“他拒绝接受敌伪聘请，因穷困潦倒，‘两粥犹不可得’”。应当说，许传音在是否就任伪职这一点上，是存有一定选择的自由空间的。对此，我们不需要刻意淡化和加以掩饰。无疑，出任伪职，是许传音人生经历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污点。故意地淡化其负面，不等于尊重;同样，如实地评论其负面，也并非辱没。
最近以来，史学界围绕红卍字会负责人陶锡三、许传音等人出任伪职事，开始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孙江在其论著中写道：“当陶保晋开始服刑时，红卍字会副会长、做过‘自治委员会’顾问的留美博士许传音正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上指证大屠杀事实。”他并诘问：如果认为“许传音参加‘自治委员会'乃是要救助难民”，“那么，陶保晋是否也有这种主观动机呢?”高鹏程、池子华先生则著文指出，“社会救助与出任伪职并行，是沦陷区红卍字会活动的共性特征”。红卍字会成员出任伪职，“被卷入政治旋涡”，从而“使红卍字会的活动具有了善恶并存的两面性”。
2007年10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许传音逝世36周年之际，他的骨灰遗葬至南京雨花台畔的功德园“名人园”中，同时安放了他的纪念铜像。他的墓地，紧邻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被人们誉为“女英雄”的李秀英墓地。众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研究南京大屠杀专家与各界人士，向这位一代名人献花致祭。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
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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