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新四军在南京的抗战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24-02-26 15:53:13

　　内容摘要

　　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主动深入江南敌后，对盘踞南京的敌伪进行侦察骚扰乃至直接进攻，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新四军在南京城内外的作战，以大无畏的牺牲与奋斗，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深切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决心与胜利信心，发挥出了正面战场上作战难以起到的作用。虽然其战斗规模不大，但因其作战地域重要性，发挥出了敌后抗战的示范作用，在华东、华中乃至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在国际上亦具广泛影响。

　　关键词

　　新四军 南京 抗日作战

　　抗战时期的中国首都南京，素有“险固、富饶、御外、制内、地位适中、漕运便利”之优势，其所在的长江三角洲京沪杭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工商业之精华，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还是历史等各方面来看，南京皆为中国的东南重镇与闻名于世的城市，具有极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于城内外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共有30万以上中国人被杀害，演成二战史上重大惨案。南京沦陷后，出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占领军于1939年9月23日在南京设立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中国关内的日军，南京成为日军侵略中国的总部。侵略者还在此先后扶植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南京因此成为日伪统治的中心。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经两党交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4月，南方八省游击队赴皖南整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派出主力部队东进南京地区，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日伪心脏，成为抗战史上的壮举。

　　南京地区没有大山，只有丘陵，从地形上来说，平原较多，视野开阔，种种地理因素皆不利于开展抗日游击战及建立根据地。而战前此地为国民党政治中心与统治核心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民众受到反共宣传较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不了解或认识错误，群众工作缺乏基础，展开不易。再加上日伪在沦陷区实行了严格的高压统治、残酷剿杀抗日活动；国民党方面从上级统帅机关到下层遗留游击部队排斥刁难甚至摩擦攻击，新四军东进时面对多方的不利条件，其奋斗难度可想而知。但新四军在党中央部署指挥下，迎难而上，东进南京地区，面对强大的敌手，毫不畏惧，以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多次组织力量攻击南京城内外廓地区，乃至直接进入南京市区内进行抗日活动，给日伪当局造成极大威胁与震慑，他们用抗战牺牲的实际行动，在敌人统治中心作战，发挥出了特殊的作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到底的决心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受到了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与高度评价。

　　过去相关的著述，对新四军南京抗战叙述简单。本文依据新发现的相关档案，对此进行再论述，以还原“新四军天天都在打仗”的历史真相，彻底驳斥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谬论，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新四军东进南京

　　1937年底，随着京沪杭的沦陷，日军占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交通线以及各大城市，随后日军集中兵力溯江而上进攻，造成占领区兵力空虚。他们对占领区的中国反抗力量十分轻视，警戒比较疏忽，常州、镇江、南京、芜湖一线，仅布置有3个联队(团)，有许多城镇都无驻兵，行军侧翼也没有侦察，除了各县城和京杭公路、溧武公路等通道交叉点以外，日军在一般集镇都没有来得及设立据点。

　　而此时南京四周农村大部之地域，除江宁县等以外，基本各县区实际上处于无人管辖状态。各路民间帮会头子、土匪首领、国民党溃散军官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自己的队伍，搜刮群众，鱼肉百姓。一些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区长，躲避日伪，在各处征收捐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官员回乡自发组建抗日武装，也有地主富商领头组成自卫武装，他们盼望着真正抗日军队的到来。

　　1938年5月4日，延安中共中央做出了“五四指示”，要求所属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在南京四周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在此之前，4月28日，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已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的先遣支队约400人，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由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铁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

　　先遣支队在越过日军封锁线后，沿裘公渡、黄池镇、青山街、当涂一线，向南京城秣陵关挺进，5月19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所部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所部亦于6、7月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当涂间广大农村地区，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斗争，迅速以茅山为中心，建立起苏南抗日根据地；江北方面，在不久后，新四军又派兵进入淮南与苏中地区，相继建立淮南与苏中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军民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战斗锋芒直逼南京城下。

　　6月23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谈到关于第一、第二支队进人敌后的行动原则时指出：“特别是南京、镇江”，应“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取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应当以小游击队到南京、镇江附近，用突然的动作实施扰乱，以威胁敌人，这在政治上更有大的意义”。随后，新四军江南部队，如期进至南京地区周围的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武进、溧水、高淳、芜湖一带地区，很快就把这一带广大的农村从敌伪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句容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开始了对敌作战。

　　1938年6月16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紧邻南京的句容下蜀镇完成破路任务后，于17日黎明在韦岗伏击由镇江至句容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一部，击毙日军大尉、少佐各1人及士兵13人，伤10余人，击毁汽车4辆，取得了韦岗战斗的胜利。此役规模虽不大，但意义却很重大。它是江南新四军胜利的处女战。自南京失陷后，江南人民未见过中国军队，更未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附近居民看到新四军初到就打胜仗，欢欣鼓舞，一时聚集看胜利品者有数百人。“这一战斗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它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而且振奋了广大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胜利的信心。

　　随后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作战，在1938年6—8月计3个月中，他们就进行了30余次战斗，取得了进攻下蜀车站、竹子岗伏击战和火攻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和陶吴、西善桥之役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周年之际，新四军在“四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全力配合下，向日伪占据的句容城发起进攻，历时6小时战斗，击毙日军47人、伪维持会汉奸伪军60多人，摧毁了伪县政府，缴获甚多。这次战斗是新四军进入江南后首次集中一个团的兵力作战，也是首次攻下日军占领的县城。这一战役既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有力营造了江南的抗日局面，对敌后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给南京之敌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陷入恐慌，不得不从前线调兵，加强了城镇据点的守备。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不断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报了新四军在南京附近的胜利及其受到南京地区民众热烈拥护的情形：“我军到达南京地区后，民众极为兴奋，军行所至，常有数百武装民众配合行动，抗敌情绪极高。”蒋介石亦致电新四军叶挺军长给予嘉奖。6月30日，在夺取全歼新丰火车站守敌胜利后，陈毅得报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新四军向党的17周年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新华日报》曾专门发出报道说：“计自一九三八年五月起，第四军已和日军发生战争一百次，击毙日军两千五百名，夺获步枪两千五百支，载重汽车六十辆及其他军用品极多。”“敌人既然倾他们的主力侵犯武汉，且有大部分兵力被困于山西及陇海线上，江南战场上实力便十分空虚了。虽然在其所占领的每一据点，都有一点兵力看守，可是力量非常单薄，到处有我们进攻的机会。在六月二十日以后到月底这十来天里……南京虽被敌人占领，而四周的交通线大都被我们破坏截断，成了一个死沉沉的孤城。引起敌人恐慌和无耻汉奸们惶惶不安的是我军所到的地方，军事与政治同时并进，因此一般民众皆跟着从敌人的统治下苏醒过来。禄口和朱门两地的伪维持会，在我军到了以后，就予以解散，并由民众自选抗日分子充任区保长，这样一来，汉奸们也从而觉悟。当朱门政权恢复的时候，由伪维持会征集去供敌人侮辱奸淫的妇女二十多人，也就全部送了回来，所以当地的抗战情绪便也随之高涨起来。在新四军这样开展游击战争的影响之下，附近地区的人民都群起奋斗。由于军民的互相协助，武力相互配合……过去攻占大城市的时候，敌人会使用飞机大炮向我们逞威，到这种场合，我们采用游击战争的战法，敌人只好坐以待毙。”

　　捷报同时也传到了海外。美国联合通讯社1938年8月26日对新四军的活动报道说：“南京、上海及杭州三角地间之游击队活动，进展颇为满意。新近组成之第四路军(应为新四军)游击队，最近曾破坏铁路，使南京及镇江间之交通，阻断三日。此等游击队，继续在全区中扰乱日军之后方。”苏联报刊也赞誉新四军“作战力量无限增长，当地民众尤称融洽”，《真理报》作了报道：“新四军是开展游击活动的主力……新四军活跃在长江两岸，主要是在第三战区，新四军的根据地分布在九个县内……特别严格的纪律，英勇的献身精神和为加强统一战线而不懈的工作，给新四军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新四军在群众中建立起很高的威信……游击队和新四军的活动增强了敌占区老百姓对胜利的信心，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日军后方各“沦陷”区开展的英勇斗争证明，日本无法奴役伟大的中国人民。”

　　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地区的抗战，极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和震慑了日伪势力，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国内国际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报道与赞扬。

　　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广泛出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日军缩短防线，并调兵增强后方防卫。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兵力，由原来不足3个联队增至2个多师团，据点由20多个增加到156个，加强了沿铁路、公路、河道的封锁，在战术上采取攻势防御，以多路合击的“扫荡”进行反扑，妄图迫使新四军离开这一地区，以解除对日军的威胁，保障占领区和交通的安全。

　　对于新四军挺进江南后连续出击作战所取得的胜利，国民党重庆方面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鉴于对日军作战形势的严峻，蒋介石希望新四军多打胜仗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当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灭日军第6师团坂井支队20余人首战告捷，蒋介石闻讯于5月16日发出了一封口语亲切的贺电：“叶、项军长吾兄：隐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在这封表扬电中蒋介石将叶、项并称“军长”并称二人为“吾兄”，这是很少见的。其后，因对新四军“失控”担心的增加，蒋的电文中不仅不再称叶挺、项英为“吾兄”，而且语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蒋介石5月21日的电文：“新四军叶军长……贵部挺进迅速，游击得力，殊堪嘉尚。还望积极行动为要。”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取得韦岗伏击战的胜利后，蒋介石来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6月20 日，重庆军令部对此只是发了个一般性的通报：“叶挺部巧日在镇江附近截获汽车五辆，毙敌少佐、上尉各一，兵十余名。”7月3日，叶挺、项英报告：“陈毅支队一部，连日将丹阳、金坛间敌新修之桥、丹阳南之东石桥、丹阳北之东三桥全部破坏。一日夜，袭击丹阳城，敌禁闭城门顽抗，连日不敢出城，恐慌异常。陈毅支队一部，摧毁禄口、朱门伪政权。” 6日，蒋介石批复：“该军深入敌后，破坏交通，摧毁伪政权，殊堪嘉尚。仍盼督饬继续努力，以竟全功。”1939年4月24日，蒋介石又致电叶、项：“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在这些电文批示中，蒋介石都是居高临下的口气一再要求新四军“继续努力”，很显然他是在提醒新四军不要“骄傲”，而且要“听话”。除此而外，重庆军委会及第三战区对新四军的战报都尽量以“加密”件报给了蒋介石，其中一层作用是尽量封锁有关新四军作战的消息，以免更多的人了解新四军的战绩。

　　从1938年5月到12月为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新四军先遣支队和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敌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6个月中，日军被牵制在苏南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经过半年的斗争，新四军已先后建立起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十多块小型的游击基地，拥有40万人口，为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南京周边地区的作战

　　在南京周边地区，新四军频繁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作战，使日伪军终日惶恐，不得安宁。

　　1938年6—7月间，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和第二支队张鼎丞所部，先后进抵句容、江宁、溧阳、溧水、当涂地区，力量遍及环南京城四周。

　　7月1日，新四军某支队在秣陵关附近展开了下列行动：一、解决朱门伪组织维持会；二、解决禄口伪组织维持会。是役击溃伪保安队，缴获步枪73支，驳壳1支，轻机枪5挺，手枪5支。7月4日，武汉办事处钱之光转报新四军陈支队傅团破坏南京附近敌交通及摧毁禄口、朱门伪政权情形致蒋介石的呈文说：“我陈支队傅团上月元(13)日破坏江南铁道采石矶铜井间铁桥三座，寒(14)日破坏南京锁江线及南京至秣陵关间公路一段，哿(20)日破坏磁湖南京间之铁桥一座，并将禄口朱门两处伪政权摧毁，收轻机关枪四挺，步枪六十余支，因通讯阻障，昨始得报。”《大公报》于1938年7月6日报道了新四军夜袭丹阳城摧毁禄口朱门伪政权的情形。

　　7月14日，第一支队第一团夜袭了南京南部西善桥之敌守备队，战斗半小时，毙伤日军20名，缴获步枪3支及军用品一部分。敌仓皇溃逃。是役并破坏铁轨约2里。

　　8月2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又在句容县二圣桥伏击修路的日军，毙日军20人。次日，第二支队一部击毁从小丹阳驶往当涂的日军汽车1辆，毙伤日军30余人。

　　9月，一支队4日在南京附近江宁镇截获日军汽车一辆，内有日本盟友德国人3名，经协商解释后释放。8日，摧毁麒麟门、汤水、楼家山一带汉奸组织，并建立当地游击队。

　　同月，二支队一部7-8日两夜连续袭击南京附近之江宁镇及板桥车站，毙敌30余人，获枪10余支，另一部于9-10日将禄口、秣陵关、陶吴地区及当涂藏汉桥间公路桥梁电线完全破坏。

　　9月6日，第二支队一部夜袭当涂东北石马矿山守敌，毙日军10余人。

　　9月16日，新四军第二支队部分兵力捣毁了京芜铁路板桥车站，击毙日伪30多人，缴枪10余支。

　　10月20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袭击了南京至溧水公路上的禄口日军据点。该团三营趁日军1个中队刚刚来到，立足未稳，便将其一举消灭。

　　10月28日晚，新四军张支队某部联合地方群众将禄口桥破坏，并在附近埋设地雷，次日日军派队修桥，被炸毙20余人，桥仍未修复。

　　英国记者杰·布鲁斯(J.Bruce)在1938年11月9日上海出版的《择报周刊》上著文《新四军三个月内与敌作战百余次》，其中记载：“听说江南的中国人民现在也渐渐地信任起新四军来了，原因是新四军常常和土匪及不抗日的游击队(变相的土匪)战斗，解决了人民的痛苦。新四军是不从他们的同胞身上派款式拉夫的，同时他们还尽力扶助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新四军，那支名震江南的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据说已经和敌人作战过一百多次了。可是因为他们和外界的消息不能灵通，所以在上海的人们就很不容易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捷报。当我在新四军活动区域里从事考察的时候，曾经碰到该军的一位将领，承他的情，送给我一个关于战斗上的很宝贵的材料，这使我非常激动。”这进一步证实了“新四军每天都在打仗”。

　　1939年3月29日，新四军卢团一部袭击了南京南部禄口的日伪军50余，南京日军闻讯派出200兵力携坦克3辆前来增援，被新四军预伏部队截击猛扑，将之击溃后随即转移。是役敌伤30余人，亡20余人，我方伤亡各10人。

　　1939年3月10日，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报新四军战况说明书，说明我军进入敌后情况、所侦察敌情、作战成绩并对之进行了分析总结。

　　这份报告披露，“自我军进入京镇当芜地区后，首先宣布委座及中央政府抗战国策……引起广大居民的兴奋与欢迎。”“本军坚决以积极动作进袭敌军……予敌巨创”。从新四军进入战区的1938年9月中旬到次年1月底，在南京周边卫[韦]岗、句容、下蜀、高淳、江宁京镇当芜地区一带奋勇作战，歼敌3651名，俘虏敌伪823名，我方伤亡903人。其间曾与友军79军配合，一次即“将敌人下乡部队二百余人全部歼灭”，“七八两月间曾动员十七万居民进行破坏交通”，战果丰硕，“江南抗战从消沉中有了很大开展”。该报告并对此阶段新四军战斗情况进行了剖析，说明敌军采取的策略战术与其优点在于敌后区域交通便利、敌军班排下级干部作战动作熟练、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伪装隐蔽前进、运用战术很机动、善于利用村落战斗、通讯联络迅速准确、敌兵善于游泳以及受武士道宣传欺骗，“养成战斗顽强性，死不交枪，但现在在程度上降低了”；另外，敌人善于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对策上以一切方法破坏与降低中国抗战力量，以金钱收买汉奸动摇民心，欺骗民众，收买土匪两面派以华制华，此乃由军事进攻改以政治进攻办法”。

　　有鉴于此，报告还拟定了“我军所采之战术”为在第一时期趁敌“不知我军性能不及预防,以积极进袭伏击敌人，成绩颇大，尤以痛击汉奸伪组织，准其自新，更发动与提高民心抗敌战热忱”；第二时期则变更战术，一是“分途派遣得力部队配合地方民众，袭扰与彻底破坏公路铁道桥梁，尤以京镇、京芜、京杭等主干线，阻敌交通运输，迟滞敌之计划，并得配合与策应我军主力保卫武汉任务。”二是“伏击敌运输部队与车辆，袭击敌伪的弱点，以战斗胜利调动吸引□□与分□敌人。”三是“动员地方民众配合，粉碎敌人扫荡围攻计划”；第三时期针对敌以公路据点方式压缩我军活动区域之时，“以积极行动袭扰和打击敌之护路与修筑据点部队，阻敌计划施行”，“各活动区组织精干游击小队从敌空隙穿插敌侧后，分途袭扰敌人，断敌交通”。另组织突击队趁敌调防进行打击，“实行民众的游击战，与地方民众打成一片，坚持在侧后作战”。另辅以“围点打援”式的作战。

　　报告最后还反映道：“邻近友军限制我军通过，致弹药补给困难。米价涨至每元十三斤，士食不饱，经济无法维持，每班毯子四床，衣服破烂且无雨衣，致影响军纪不整，气候水土不服，员兵多病，伤者亦无药治疗，故减员甚大。”

　　新四军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高层的重视。军令部将该报告归纳出要点上呈，第一厅厅长刘斐批阅：“报告内容系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任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又其补给困难一项，似亦不可忽视不理。”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在说明书首页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批示到：“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既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至于补给一项，已饬顾长官予以改善矣。”6月7日，蒋介石再电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上饶。顾长官：O密。据新四军叶军长报称：弹药补给困难。米价涨至每元十三斤，士食不饱，经济无法维持，每班毯子四床，衣服破烂且无雨衣，致影响军纪不整，气候水土不服，员兵多病，伤者亦无药治疗，故减员甚大等语，希予以改善为要。川。中。”蒋说了新四军弹药补给的困难，但他却把造成困难的原因省略掉了。顾祝同接电后是否对新四军给予了军需补充，则未见下文。

　　这份说明书反映了新四军初进敌后数月内的战况与战绩，以及他们对敌情形势的如实分析，其所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应敌方针经过后来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而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式抗战的指导路线，这就是以敌后游击战为主体的、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这才是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斗争赖以生存的法宝。

　　正如1939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总结一年来的斗争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兵力进行二十三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国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拙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斗争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作战，发动民众，新四军已经在南京附近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在南京、镇江、句容一带形成了根据地，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其政治军事影响巨大，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坚决抗战到底的气概。

　　隔江毗邻南京的六合县，是南京城的江北屏障，现已成为南京的一个区。新四军自1939年秋抵达六合。

　　1941年4月中，日军扬州警备司令部集合仪征、天长和扬州的日伪军共700余人，携带大炮3门、轻重机枪多挺，出袭正在六合金牛山一带休整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一、二团。17日，第一、二团在第四旅副旅长梁从学的带领下进行抵抗作战。经1个多小时战斗，夺回丁岗高地，并将日伪军逐渐压至陆家凹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生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5挺、步枪40余支及大批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新四军与地方部队也牺牲54人，伤64人。

　　不久后，新四军又在六合县打了一场著名的桂子山战斗。

　　1943年8月中旬，南京日军纠集驻六合县城的日伪军600余人，进占了离县城lO余公里的八百桥，准备攻击新四军根据地并抢劫秋收粮食。17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副旅长罗占云带领饶守坤第十三团与地方武装东南支队，以侦察队引诱敌人出动，由第二营取道周营，抢占丁家山头；第l营在扬庄打援，准备作战。

　　据参加作战的新四军股长罗晴涛回忆：“我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趁对方立足末稳，多路向敌发起冲击。二营在正面力战强敌，硬打硬压.连续冲锋，终于把敌人压回山里王庄，并把他们推上了桂子山西边的丁家山头。” 经过一整天血战，新四军战士不惜冲入敌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最终以白刃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日伪军伤亡惨重，施放毒气仍不得奏效，“日伪军抬着伤员，拖着尸体，偷偷向八百桥方向撤退”，尸体来不及焚烧的，便砍下一只胳膊带走。是役共歼灭日伪军180余名，其中就有3名号称“圣战武士”的日军军官。数日后，这股残敌便全部撤走了。桂子山战斗是新四军二师对日作战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此后日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抗战军民则可以活跃在距离敌人据点几里路的地方。

　　有档案数据表明，新四军在敌后沦陷区各地，平均每月战斗、破坏行动达43次之多。这样来看，新四军几乎每天都是在战斗、侦察、破坏当中度过的。特别是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作战行动，使日伪寝食难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虽然这些战斗规模有限，但其频繁出击所给予敌人的军事与心理打击，是正面战场的作战难以替代的。

　　看了这些档案数据，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指责也就破产了。

　　三、南京城内外的侦察与作战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不仅在南京周边作战，而且勇敢深入南京城区内外进行敌情侦察与军事行动，体现出非凡的斗志与大无畏的胆量。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抵达南京附近。“老虎团”参谋长王必成询问二营政委罗维道：“敢不敢带人去打南京?”罗维道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一员猛将，他立刻接下了任务。二营战士们闻讯都摩拳擦掌，决心攻打南京日军，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们报仇。

　　当时二营的驻地位于江宁和句容的交界处，距南京外城麒麟门不远。罗维道带领侦察员化装成卖货商人入城侦察，发现在麒麟门外操场上，日军正在操练新兵，并且未设岗哨，麻痹大意。进入中山门后才见有日伪军在站岗。罗维道分析，日军刚攻陷南京不久，以为南京周围根本没有中国军队，故而警备十分松懈。

　　罗维道与二营营长温逢山商定，要抓住这一时机，突袭麒麟门日军，给敌人一个痛击。王参谋长听了罗维道二人的汇报，认为此次袭击虽有危险但成功率大，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行动，他还提出要多杀敌人，以扩大影响。营部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挑选优秀战士组成突击队，从茅山抵达南京城郊，地下交通站的人员已准备好6辆装满生石灰的板车，让他们化装成苦力，拉着板车向麒麟门出发。

　　到达操场时，他们看见有几十名日军正在操练，部分伪军则聚集在一旁观看。

　　伪军哨兵过来盘问，听说是要给训练场建新兵宿舍送石灰建材，便随便翻看一下，将他们放了进去。等他们卸完石灰回来后，日军的操练已经结束，正在操场上晒太阳休息，枪都架在操场中间，而伪军们则在闲逛。这正是突袭的大好机会。大家冲到了事前观察好的操场旁的一处小土坡上，居高临下。罗维道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打得日军纷纷倒地，操场上顿时哀嚎一片。等到其他日伪军缓过神来，拿起枪冲向土坡时，又被新四军安排下的板车将上坡小路堵住了。当敌人拖拽板车时，罗维道带领战士已从山坡后的小路迅速撤离了。

　　顷刻，南京城内警报声大作，城内的日伪慌作一团，南京城内百姓纷纷传言新四军打进南京城了。虽然此次战斗规模不大，但新四军打进南京城，对日伪造成巨大冲击，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次日，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新四军袭击南京城的消息。据报日军在此次袭击中死伤惨重，有10余人被当场打死，10余人负伤。此后日军被迫全面加强了对南京城的守备，惶惶不可终日，一些汉奸甚至准备逃离南京。

　　麒麟门袭击战，这是南京沦陷后日本驻军遭到的一次有规模的袭击，此役日军被杀死杀伤20余人，而新四军无一伤亡。中国军队反攻南京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内外，并远播海外。这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袭击日军的经典战例。国民政府方面为此奖发新四军5万块大洋，而突击队的18名勇士都获得了新四军军部的嘉奖。

　　鉴于新四军的频繁活动造成的威胁，8月2日，日军集结了步骑兵4000余人，分8路合击城外的小丹阳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由二支队效仿一支队做法，派邱金声率一支精悍的特遣队从陶吴镇以北的徐村直插南京中华门外，夺取雨花台制高点。他们架起机关枪，对准中华门城楼敌军扫射，整整持续了一个夜晚。日伪当局不知虚实，惊慌失措，以为新四军又要进攻南京，只得紧闭城门，拉响警报，向雨花台盲目射击。因兵力不足不敢出击，只得命令扫荡部队立即撤回，敌人的作战计划也就因此而破产了。新四军乘机动员与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了多处公路与桥梁。

　　1938年7月12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政务秘书许尔特尔在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最近几天来，南京周边地区中国游击队的活动明显地越来越增多了。据住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上周末报告说，从江北来的一个较大的中国部队在龙潭那里越过了长江，他们是来和驻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日本部队作战的。本月9日下午，中国部队与日本部队在离南京几公里处的尧化门火车站附近发生了战事，在城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机关枪声与零星的炮声。前两天也听到了从不同方向传来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根据日本方面在《南京民报》上发表的报道称，那是对小股中国匪徒的清剿行动，但在中国居民中一再谣传说有几个师的中国军队重创了日本。”

　　1938年8月24日，新四军陈支队一团袭击南京麒麟门日伪军据点，与敌激战约2小时，歼灭敌军2个连。嗣敌千余人配坦克车20余辆增援，新四军则安全撤退。该支队另一部将汤水麒麟门间公路破坏数段，南京敌伪遭新四军连续袭击后，异常恐慌，一日数惊，“汉奸傀儡多准备逃沪”。

　　1938年9月27日晚间，新四军第二支队侦察员以大无畏的果敢精神，化装直接进入南京城，在交通要道安德门张贴文告，并将一名日伪特务抓获缴械。一时间城内南京全城警报大作，实行特别戒严。“我张支队感晚选派忠勇将士数人，化装混入南京题[安]德门，张贴标语布告，并于归途捕获敌探一名，获驳壳一枝。敌伪当晚宣布特别戒严，连日断绝交通，不准入城，恐慌异常。”

　　11月26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侦察连再次攻击南京城南雨花台守敌，激战1小时，毙伤日伪军25名，敌军败阵向城内退逃。侦察连又以猛烈火力射向中华门城堡，守敌龟缩城内，不敢还击。当时大书着“新四军”字样的红旗在雨花台山顶上胜利地扬起。

　　新四军的尖刀直插日伪心脏，南京市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2月27日，上海租界的《申报》发表文章《沦陷一年来之首都》，报道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游击宣威杀哨兵于不觉”。文章写道：“城外游击队，仍能白昼携械潜入城中，袭击日军。一二月前，城内曾有日守岗哨兵二名，于白日被游击队击毙。南京日军司令部是日派遣大批日兵，严密搜查全城，但结果一无所得。可见京市外郊华军游击队之活动，已使日军防不胜防矣。”

　　1938年8月14日，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转报新四军游击队在京郊及城内活动等情形致蒋介石电称：“京郊及城内我游击队甚活动，驻京敌大部移驻南门外。”22日，顾祝同又转报新四军在南京、当涂附近积极活动情形致蒋介石电称：“叶军长挺皓(19日)参电称：职部张司令报称：我军在京当附近积极活动，并破坏来当铁桥公路，京敌异常恐慌。”

　　8月31日，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南京敌驻兵及活动情形：“陈司令陷(30日)午电称：南京谍悉，子、中山东路中山门内驻歧深部约二百余，山[水]西门敌约三百余，广田部千余人，三牌楼北宁深路驻敌约三千余人，下关江边敌四千人，番号不明，军校内驻坦克车队一队，约五十辆，江苏监狱内驻骑兵百余。丑、南京共有飞机三百余架。寅、俭日由京开江宁镇敌约百余。”

　　9月7日，叶挺、项英又向蒋介石转报了南京、句容等地敌人活动情形。

　　1939年3月2日，叶挺、项英再电蒋介石，报告在合肥、南京、镇江等地侦察敌情及作战情形如后：“据属部所得情况汇报如下：……寅，南京驻敌总司令枉凡大将，经常有粟师团一部四五十人，就上月上旬有两个流动部队及警备队大熊部队(查该部原系敌陆省直属部)，又刘桂堂部伪江浙绥靖第三支队支队长李桃树、副(队长)戚宁共万余人。……酉[申]，(一)当涂敌百余，东北之牧龙为伪江浙绥靖第三队第三大队百余，队长程百里、副徐隆盛；铜井为三姓八大队百余，队长马培盛；江宁为九屯百余，队长赵锡山；特务队百余，队长包正明；板桥为一大队，队长田允，句自治会长戴洞。(二)小丹阳五十余，工兵十余及伪警三十余，局长薛志山；绥靖队三十余，队长胡祖光、维持会长陶发经；侦探八人，侦探队长郑宗武；以西之薛镇敌三十余，矿山敌二十余，西南之蒙山敌三十余，褙池敌六十余，队长田川、维持会长吴先雊、局长候明德；龙都绥靖队十余，队长潘得意。(三)陶吴敌三十余，绥靖队三百十余，队长李如松(上次据报击毙)、副李如极、伪区长颜东才……”“由于我军在南京附近积极活动，日寇大感威胁连日增兵，计江宁增2000余人、秣陵关200余人”。新四军对南京及附近敌军数量与部署了解掌握如此细致，作战自然得心应手。

　　1939年5月4日，新四军“四团一部与支晚进击至南京附近苍波门北，烧毁敌汽车一辆”；16日晚卢团袭击南京高楼门之敌，“将其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到达撤退。此役“敌伤亡卅余。”

　　当时在南京东部汤山、麒麟、上锋、上坊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新四军传奇人物，外号“徐矮子”。他的真名叫徐步银，湖南人，30多岁，个子并不矮。抗战期间他在汤山一带领导群众，打得日军闻风丧胆。龙泉寺和尚孙世法与“徐矮子”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当时新四军在龙泉寺住兵，多时达200余人，徐步银带领侦察兵到金丝岗镇，用手榴弹汽车袭击日军汽车，并俘虏了3名日军及几个伪军，押回龙泉寺进行了审问。1941年皖南事变后某日，新四军80多人在庙里开会，遭遇日军包围，在寺庙主持修禅的掩护下，战士们从庙后竹园安全撤离。日军闯入后，对修禅进行了拷打，逼问新四军的下落，他坚不屈服，最后被日军杀害。孙世法后来在新四军教育下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尤其突出的是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对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迎头痛击。

　　1940年4月20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致蒋介石、何应钦等电报告：“东日白兔镇(句容、世日)之敌伪军于该镇召集民众，举行庆祝汪逆伪中央政府成立大会，我段团闻讯当即派队前往袭击，先以便衣队混入会场，突以手榴弹猛掷，里外夹攻，战约半小时，将敌全部击溃。此次敌伤亡十六名，俘虏伪巡官以下十一名。我伤亡一名，缴获步枪十二枝。”真可谓人心大快。

　　1942年冬，驻南京板桥附近的新四军，派人将西善桥、油坊桥、小行一带的电话线全部割断，并将西善桥派出所里的4名伪警察捆绑在桌腿上。日伪警察因此泄气丧胆。

　　从1938年5月到1940年7月，新四军派出部队3次进攻南京城关，在市区各城门与日伪激战，并派人进入城内，贴标语抓舌头，搅得敌伪心惊胆战，两次在全城实行大戒严，警报大作，日伪头目纷纷准备逃跑。在这期间，新四军还4次攻打了紧邻南京的江宁县土山镇伪政府及日军机场，新四军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尖刀直插敌心脏，南京市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种英雄壮举在整个抗战历史上也是鲜见的事迹，随媒体报道名扬海内外，其战略效果与政治影响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极大地鼓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体现了中国的力量。

　　为应付新四军深入南京进行抗日活动，日伪采取了多种方法，甚至动用了特工组织紧张应付。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属南京区站，把工作重点转向对付新四军，布网加紧收集有关的情报，防止南京被袭击。

　　1943年至1944年间，在南京南郊活动的新四军已经深入到江心洲、沙洲圩一带，打得日伪军不得安宁。1943年冬，新四军一支小型征粮队，在沙洲乡将横行乡里的伪特务队长王某击毙；新四军驻地区长李祥福率侦察班长施业隆及4名战士，抓捕了日伪特务刘某。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新四军集中兵力一举攻克了敌人兵力薄弱的安德门、东善桥、沙洲圩3个据点；1944年5月的一天，江宁武工队在麒麟门外拦截客车，击毙两名日军，俘获4名伪军，缴获其押运的伪币100万元；8月，他们又在孝陵卫西南青龙山一架日军失事飞机上缴获机枪等武器，送给了新四军四十七团；10月，武工队又在岔路口击毙了汉奸“地头蛇”并制裁了伪龙都镇长张治邦、庞剑秋等汉奸；12月，在禄口京溧公路上袭击敌人军车，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南京秦淮日军宪兵队长冈本一雄；次年1月，还在方山秦淮河大桥袭击日军军车，打死打伤日军4人。

　　另据汪伪警政部档案记载：1945年“3月23日下午九时三十分，由东流方向窜来新四军约有百余名。其本队隐匿刘家山后(麒麟门北约四百米)，其先遣队部队约十名，即进窥我队地藏庵后方阵地。经我部哨发觉后，即对其严密监视，待抵阵地前方约五十米处遂开始射击，彼亦还击。复令分队长黄嘉文率警示十名由麒麟门镇西迂回至刘家山后截击。敌见我方准备周密并未得逞，遂向刘家山后逃窜。”尽管日伪档案不免要粉饰他们自己，但却也反映出了新四军攻击南京城的战斗情形。

　　当时新华社记者曾报道说：“记者随着新四军进入到江南敌军的腹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该军和敌军大小作战达二十余次。因为作战富有经验和战略战术运用灵活，每一次都以最小的牺牲，甚至仅只消耗一些子弹，便换取了最大的胜利。在政治上的胜利，使无数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担负起战斗的任务，配合军队作战，摧毁汉奸组织，重新建立了中国人民的行政权，消灭了汉奸部队如朱永祥等。此外，和敌军作战的结果，单就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这一个月的统计，已经具有下面的战绩：缴获敌步枪三百九十二枝，击毁汽车十五辆，重机关枪两挺，轻机关枪二十一挺，迫击炮二门，盒子炮(驳壳)二十一枝，手枪三枝，敌军伤亡在三百名左右。至于八月间的战绩，因为有好几次规模较大的战斗，统计的数字，当然较上列更大。”

　　此外，抗战时期津浦铁路上曾活跃着一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专门破坏日军军列，名声大作。然在南京东郊龙潭、栖霞等地，也有着一支抗日“铁道游击队”，他们的抗战在当时报纸上被称作为“毁路斗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侵华日军控制了京沪铁路，使其成为军运动脉。为阻止日军肆意侵略，新四军活跃在南京栖霞山、龙潭以及句容仓头和下蜀的京沪铁路沿线上，执行破路任务，令敌军“京沪交通时遭破坏，颇感焦虑”。

　　1939年10月2日晨，一列由南京开出的货车，行至龙潭站附近的一座桥梁时被炸脱轨。事故导致京沪间日方军需及客运被阻，交通中断。正是因为这次铁轨被炸，才有了新四军在龙潭、仓头之间的那场漂亮的伏击战。仅仅过了两天，新四军第四团一部再次在沪宁铁路龙潭至仓头之间，伏击了日军警戒班，并埋设地雷将南京开来的一列日军军用火车炸毁。战斗打响20分钟，驻仓头日军护路队闻讯出动增援，新四军利用有利地形，抗击后撤退，史称“龙潭伏击战”。这一时期，在京沪铁路沿线的其他地方，不时有新四军游击队对铁路进行破坏，搞得日军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

　　10月18日，《申报》以《京沪路方面华军迭获胜利》为主标题，《陵口龙潭日兵车中地雷》为副标题，刊发消息报道说：10月8日，由南京开往上海的日军车一列，经龙潭附近，触碰地雷，炸毁军厢5列，日军车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死伤200余人。

　　1940年12月7日夜，新四军袭击了龙潭车站的日军军营，他们向日兵寝室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日军多名，生擒14名，并焚毁日军军火库一座。

　　12月20日，新四军又攻入龙潭东面的下蜀车站。打死打伤日军多名，缴获轻重机枪多挺后，撤离战场。此时，龙潭车站的日军闻讯后，向下蜀车站增援，半路上又遭游击队伏击，死伤多人。

　　新四军的连续毁路斗争和伏击战，提升了抗战军民的士气。1941年7月7日是抗战全面爆发4周年纪念日。从这一天开始，京沪线南京境内的毁路斗争，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7月8日上午8时，由上海开往的南京的第一次特快车，驶抵南京栖霞山附近时，突然脱轨，原因是该段的路轨已被新四军拆毁三四丈之多。仅仅隔了两天，10日上午8时许，伪政权命名的“飞龙号”列车，由南京开往上海，当抵达龙潭时，触发新四军埋设的地雷而爆炸，有两节车厢倾覆到铁路旁的农田中。在“飞龙车”龙潭发生事故一个半小时后，由南京开往上海的“天马特快车”，在栖霞山与龙潭之间亦被炸。而这一天，龙潭与高资之间的铁轨，也被新四军拆毁了两处。

　　据当时的报道，自抗战4周年纪念日起，京沪沿线各处，新四军游击队异常活跃，到处拆毁路轨，埋设地雷。除了南京的栖霞山、龙潭外，镇江丹阳、苏州昆山等地也先后发生铁路爆炸火车脱轨事件。4天时间，京沪铁路发生了6次事故。连日的爆炸事件，让日军恼羞成怒，派兵在爆炸地点附近各村大肆搜查新四军，许多无辜村民被日军报复杀害。

　　7月27日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第一班货车和挂车三四十辆。驶至龙潭至下蜀之间，触发地雷，顿时火光冲天，爆炸声四起，炸毁机车、货车多辆，损失惨重。

　　又据毗邻南京的安徽滁县日军车站警备队队长梶野渡的记录：“1942年1月5日，新年刚过，太平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缘，一列满载日军军火的列车从南京风驰电掣般开出。日军在滁州一带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等部队正等待着新的弹药补充。然而，列车到达乌衣以南十公里处，一声巨响，十几节车厢便如翻身的火龙滚出铁路。”据《滁州历史大事记》记载，“民国31年(1942年) 1月5日，驻滁新四军某部在津浦铁路东葛至乌衣段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车一列，铁路中断”。当时滁州汊河镇距离南京城仅仅15公里，距离南京浦口则不到10公里，1942年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气焰嚣张的时刻，新四军此时竟在南京城西北8公里的来安汊河四河子车站爆炸日军铁路，梶野渡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记录为其留下了见证。

　　四、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包围南京

　　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新四军一直在南京及四周区域内作战，这就是在日伪“卧榻边”的抗日，实属不易。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已经深入到南京江心洲、沙洲圩一带，并从东西南北包围了南京城。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在此前后，新四军不仅粉碎了日伪的进攻，而且开始反攻作战并以攻势光复国土。

　　2月至6月中旬，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全面发动了对日伪反击作战，在苏北淮河运河沿线、高邮湖两岸、盱眙县、睢宁县乃至扩大到皖东天长、浙西天目山区，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并进行反击，历经数百次战斗，有效歼灭了敌军主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迫使日伪军向主要据点重点市镇撤退。到5月间，淮北解放区一三分区、浙西抗日根据地等皆已联成一片，又开辟了宿南新区根据地，解放了人口100 多万，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在南京毗邻地区，新四军已解放了扬中和丹阳、句容大部分地区，对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形成了包围之势。

　　1945 年夏，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在战略上做收缩态势，准备困兽犹斗。除原有兵力外，又从华北和华南调来 8个师团，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增加至15个师团、13个独立旅团和1个独立警备队共62万人。

　　8月间，为响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和朱德总司令的进攻令，新四军在南京东南高淳县发起了著名的东坝战役。8月9日晚，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原新四军第十六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长达3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伪军发起攻击，新四军进行了东坝作战以及狸头桥、定埠、漆桥、游山之战，共计攻克溧阳、宣城、高淳、郎溪县境内日伪大小据点24处，摧毁敌堡50多座，歼敌1800多人，缴获大批军品物资，解放苏皖边区多个城镇，成为苏南抗战反攻的序幕。东坝战役的胜利使溧高、宣当、郎广抗日根据地得以相连，解放区进一步扩大。

　　8月中旬，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国共之间立即开始了争夺沦陷区的较量。对于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市南京，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其命运尤让国人瞩目。

　　国民党第三战区按照蒋介石下达的紧急指令，收编汪伪军为其防共。数日之内，各地伪军摇身一变，纷纷成了国民党的武装，奉命反共防共看守地盘。国共矛盾急剧升级。

　　对此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8月12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城市，其中重点就是宁沪杭等大城市。

　　这时南京城内及周边还驻扎着6万日军，新四军毫不犹豫地对敌人开展了进攻。8月20日，新四军二师军部特务团及六合支队，在师长罗炳辉指挥下，攻克六合县城。下旬，新四军南京支队又在划子口渡江，一举占领龙潭、栖霞等南京外城区，新四军苏浙军区则在距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仅20公里的江宁方山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指挥城中的地下组织和党员积极分子侦察各处日伪军的情报，准备攻打南京。

　　在城里，中共南京地下工委遵照中共华中局的指示，组织了南京地下军，迅速发展了一批青年抗日救国会成员加入党组织，准备协助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他们策动了伪财政部卫队的起义。此外南京地下工委印刷并在全城张贴了数千份朱德总司令给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紧急命令以及朱德、彭德怀拒绝蒋介石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命令的布告，贴遍街头。8月15日晚，南京地下工委又在新街口闹市区大量散发传单，号召市民迎接新四军解放南京。一时轰动全城。日伪当局判断新四军即将进城，慌乱中在城中通衢要道布置了工事，摆上了大炮机枪，虽然表面准备抵抗，实则随时要作鸟兽散。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以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攻取南京。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政府主席，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8月15日，新四军发表《新四军告各界同胞书》，颁布了进占城市的“约法七章”。苏浙军区发布命令，命令宁沪杭地区的一切日伪军及政权机关立即停止抵抗，缴械投降，违者以武力解决之。在六合、高淳、句容等周边的新四军部队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入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切准备工作。

　　1945年8月14日，日军为做最后的一搏，出动两个中队及驻句容伪军警卫第3师第8团，分左、右两路侵入溧阳、溧水抗日根据地骚扰和抢粮。苏浙军区第1纵队第1支队在张家岗、段家桥进行截击，以诱敌深入的战术，经11个小时激战，歼灭日伪军670余人，俘日伪军350余人。缴获枪械300多支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江南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全面出动，向敌占区交通要道和县城集镇发起进攻：8月16-28 日，先后解放了江苏金坛、溧阳、句容、高淳和浙皖安吉、长兴等县城，收复了湖熟、天王寺等集镇近百个，使苏浙皖广大解放区完全统一。9月12日，新四军三纵第七支队围歼宜兴出逃之敌，并解放了宜兴。

　　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二师部队在师长罗炳辉指挥下，向根据地内各敌伪据点展开全面攻击。11-20日，先后收复了来安、盱眙、嘉山、天长县城。8月2l日凌晨，罗师长指挥所部对南京郊区六合县城进行了总攻击。激烈战斗1小时后，首先从城西门突破，横扫残敌，六合解放。当时在六合百姓中流传着歌颂罗炳辉师长的民谣：“将军智勇过常人，六韬三略运如神。奋笔一书惊敌胆，挥手红旗插六城。”

　　短短一个月时间，新四军就攻占了10余座县城，200多个集镇，拔除日伪据点百余、歼灭日伪军过万人。南京四周的金坛、溧阳、溧水、高淳、句容、宝应、兴化、盱眙、天长、金坛、宜兴等县全部解放。至此，东起太湖，西至皖南，南到安吉，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的抗日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解放人口约400万。

　　此时，南京已成为新四军的囊中之物，唾手可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会议，陈毅司令员建议从全国大局出发考虑，可以放弃进攻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继续立足于经营广大农村。他的想法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同意。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面对新的形势，决定停止执行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进占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计划，而代之以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发出对各中央局指示的电报，明确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尽快撤离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的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22日下达了江南部队北撤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同时还印发了《告共产党员书》《告别民众书》，说明新四军北撤是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避免内战；对内更要说明新四军主力撤到江北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在江南需要留下少数武装精干的武工队，坚持在茅山等地区的斗争。到10 月底，新四军江南部队7万余人分别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阻截，胜利北撤至苏北。中共南京地下党工委也接到华中局指示，暂时放弃了占领南京的计划，遵此，中共南京市工委遂停止了有关配合新四军占领南京的准备行动。

　　10月18日，新四军发言人为江南部队奉命北移事发表谈话，郑重表示：

　　江南沦陷以后，本军奉命深入敌后，抗击敌伪，八年以来，赖全军将士之英勇，江南父老之支援，我军得能在极端艰苦之环境下，打击敌伪凶焰，建立了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各抗日根据地，解放了数百万同胞。实行了种种民主、民生的措施，包围京、沪、杭、甬等东南大城市。……为确立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大局，现在本军不得不和江南数百万父老兄弟、诸姑姐妹忍痛告别了。八年来，我们军民相处如鱼得水，今日告别，能不黯然?八年来江南人民对我军之拥护热爱，是我们所永远铭感不忘的。

　　随后，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4万余人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英勇作战。

　　五、新四军南京抗日作战的特点与意义

　　陈毅在《茅山一年》一文中，曾对新四军在江南敌后作战方针做出过如下论述，他写道：“依照目前地形和敌我状况，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增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人!”1938年，新四军抵达江南敌后，发动及依靠群众，从打小仗开始，集少为多，连续出击，渐成气候，不断扩大了战果与影响，卓有成效。新四军初到南京周边地区，日军不以为然，认为新四军人数不多，武器装备差，形成不了威胁，所以戒备松弛，不以为意。而新四军正好充分发挥伏击、夜战、奇袭、近战、白刃格斗等优长，主动出击，频频得手。这期间仅第一支队第一团就在江(宁)、句(容)、溧(水)地区作战30多次，夜袭西善桥、禄口、麒麟门等日军据点，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部队因战斗而得以锻炼，有了发展，武器装备得以补充改善。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6月中旬至8月底，第一、第二支队在南京周边共进行了大小100多次战斗，麒麟门、苍波门、高楼门、安德门、中华门、老门东、大郊〔校〕场、板桥、龙潭、西善桥、雨花台畔都响起过新四军抗日的枪声。

　　总结新四军在南京城区及相邻郊县的抗日战斗特点及作用意义：一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指导正确，新四军主动深入敌后，争取战略先机，深入日伪占领区核心地带作战，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二是全力发动和依靠宁镇扬地区人民群众，以自己抗日救国的大无畏牺牲与奋斗，赢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不仅开展了茅山等地江南敌后根据地，而且不断出击，取得战斗胜利，深切鼓舞了沦陷区人民抗战到底的希望、决心与胜利信心；三是新四军南京抗战历次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因其作战地域重要性，以及其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敌后游击战原则，在华东、华中乃至全国抗战中作用意义非凡，发挥出了敌后抗战的示范作用，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全面抗战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并成为抗战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新四军在南京城区及近郊所进行的战斗，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畏强敌，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给日伪的统治予军事上、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在国内外舆论宣传上造成了一次次轰动性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的斗志，亦使日伪当局坐卧不安，加速其走向灭亡。

　　新四军在敌人统治心脏南京地区的抗日作战，有效发挥出了正面战场上作战难以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当时报刊生动地写道：“总之，在目前，新四军在大江南岸，已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并且领导地方武装奋勇抗战，激动性的游击战争在江南战场上已经展示了它的威力，置敌人于焦虑不安的境地，江南千万顷肥美的土地上，千万条溪流的错综间，每一个村落，每一个角落，都举起了抗日战争的旗帜。看!胜利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江南岸!”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