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敌后战场研究经历了确立叙事框架、初步学术化、日益深化等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敌后战场研究的突破，需要逼近战争进程，围绕战争进程设置议题;借用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理论，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解读战争。追求真相和真实，始终是推动敌后战场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
敌后战场 叙事框架 学术化 战争进程 多学科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时代主题，决定着民族的存亡、政治力量的兴衰。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前者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后者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担负。
敌后战场又称解放区战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敌后”的概念已经出现。大体而言，1943年抗战六周年之际，中共开始使用“敌后战场”这一概念，1944年“敌后战场”得到频频使用。1944年9月，“敌后解放区”的概念开始出现，年底中共提出“中国解放区”的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中共七大上，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解放区战场做出系统论述。“敌后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的指向未发生根本变化，称谓变化背后的政治和策略考量值得关注。我们更多采用“敌后战场”这一概念。
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彼此互为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两者的研究是混同的。1944年6月，叶剑英在延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谈话中强调，“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每一个战场，又分为几个抗日根据地”。由此可见，敌后战场比敌后根据地广阔，根据地是战场的支撑，战场是根据地的屏障。
中共七大以后，关于敌后战场的研究逐渐展开。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既往的研究，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实有必要。受学力和阅读量的限制，有些成果可能没有囊括进来;其次，篇幅有限，某些成果只保留了出版信息，请各位同仁谅解。
一、敌后战场研究起步阶段
1949年至1978年，是敌后战场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初步搭建起敌后战场研究的框架，整理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史料。
这一时期，关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通史著作，都有专章对敌后战场和武装斗争做重要论述。有关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也会重点涉及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例如，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着重从军事角度研究敌后战场的成果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深入敌后，开创解放区战场(1937—1940年);艰苦奋斗，坚持解放区的抗日战争(1941—1942年);恢复和扩大解放区，发动局部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3—1945年)。该书还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共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发展的历程，对敌后战场的历史分期影响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政治部编《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同样以叙写战争为主，着重论述了中共武装力量在冀中的战斗和发展。穆欣编著的《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论述了晋绥民兵发展和战斗概况。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八路军一二〇师及晋绥根据地战史》《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战史》《山东军区战史》《新四军战史》《晋察冀军区战史》《太岳纵队兼军区抗日战争史》《冀热辽军区战史》等，在内部出版发行，全面展示了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
史料的收集和编辑，为此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1951—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1—4卷陆续出版，其中第2、3卷选录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讲话、指示、命令等，是认识、理解敌后战场的重要依据。为编写人民解放军战史，《晋察冀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资料选编》，以及《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等相继完成。
这一时期，影印出版的报刊资料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等。
回忆录给人以鲜活的逻辑框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出版《星火燎原》，其中第6、7集是亲历者关于抗日战争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陆续发表了关于敌后战场的回忆。
“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下来。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共党史变成路线斗争史。敌后战场的研究同样不能幸免，受到极大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不能展开。
这一阶段，学术界大体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基本脉络，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为进一步深化敌后战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抗日战争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研究主体，其他诸如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活动，国家外交、国统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状况等，均缺少普遍与深入的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作为共产党活动的背景加以研究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党派抗日战争史。”具体到敌后战场，学界的观点是一致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它抗击了多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的力量在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敌后战场研究走向学术化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学界开始对新中国成立30年抗日战争研究和敌后战场研究进行反思。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30年的敌后抗日战场研究，“缺乏一种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存在某些以简单的政治结论代替客观的历史分析的现象”，“与国共合作的全国、全民族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环境相脱离”，“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没有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说”;研究的课题和内容局限性很大，基本上是对毛泽东重要军事著作的注释和说明;在“左”的错误和“突出路线斗争”的影响下，对重要任务和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不公正的评价。经过反思，学者们开始对敌后战场给予更多关注，禁区不断被打破，新议题和观点不断提出，传统的观点受到挑战，学术争鸣此起彼伏。在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中，敌后战场的研究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走向学术化。
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研究的史料得到极大扩充。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项英、陈毅、贺龙、罗荣桓、粟裕、彭雪枫、杨成武、王树声、肖劲光、张爱萍、景晓村、吕正操等人的选集，军事文集、文选等相继出版。其次，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将帅的年谱、传记也相继出版。
这一时期，军事部门编辑出版的史料主要有：《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1981年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等;《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1994年印行);《新四军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和《敌军工作史料》(1987年印行)。
后勤是军事斗争工作的基础，主要史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军需生产史料丛书：1927—1949》(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工作概述》(1988年印行);《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对于敌后战场的武装斗争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作·根据地兵器》(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兵工史料》(共18辑);《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册(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晋冀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军工史料》《新四军军工史料》《晋察冀根据地军工史料》《冀鲁豫根据地军工史料》《山东根据地军工史料》(1990—1994年)。各相关部门编纂了新四军军事工业方面的史料(1985—1992年印行)。
区域抗战史的资料得到丰富和扩展：《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1983—1989年印行)《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冀东武装斗争》《冀中武装斗争》(上)、《冀中地道战》《回民支队》《一二〇师在冀中》(中共党史出版1993—1997年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2001年版)等;《苏中人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993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辑了《地方武装斗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回忆录引导研究者快速进入历史现场，建立起历史叙事的基本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保留历史真相，解放军元帅和高级将领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陈再道、萧克、李达、黎玉、许世友、黄克诚、吕正操等的回忆录陆续出版。日记是重要的史料，有陈赓、赖传珠、彭绍辉、周士第、王恩茂、冯毅之、王紫峰、高厚良、汪大铭、杨国宇、杨思一、杜襟南、高鲁等人的日记相继刊出。
敌后战场重要的战役、战斗的史料开始整理出版：《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研究敌后战场，日军方面的资料极为重要。天津政协编辑了日本防卫厅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惠、李昌华、岳思平编写了《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学界重视日方资料的初步。
各根据地史料纷纷推出，其中也有涉及敌后战场的内容，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2—1991年陆续出版)，内容起止时间为1919—1949年;《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8—1991年陆续出版)，内容起止时间为1923—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是其中重要内容。
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极大推进了抗日战争研究。在这一时期，抗日战争通史类著作开始出现，主要有：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后陆续出版)，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罗焕章、支绍曾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秀鑫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这些著作中，敌后战场的内容占据重要位置。
以敌后战场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陈平著《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生、王明生著《中国敌后战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张宏志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八路军、新四军是敌后战场的主力，八路军、新四军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主要有：张廷贵、袁伟、陈浩良著《中共抗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编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编著《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家国著《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岳思平著《八路军抗战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田玄著《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马洪武主编《新四军与抗日战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编著《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晋察冀暨华北军区武装力量发展史》(军事科学出版1996年版)，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编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战史》(1997年印行)，王辅一著《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等。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总政《新四军敌军工作史》(1997年印行)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史》(1998年印行)。
后勤和卫生工作对于军队的发展和战斗力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的成果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后勤史简编》(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新四军卫生工作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年版)，《新四军第三师卫生史》(白山出版社1996年版)。
区域性的敌后战场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主要有：《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山西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冀南军区战史》(蓝天出版社1993年版)、《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1994年印行)。
敌后战场重大战役的研究有：王政柱著《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岳思平著《鏖战华北——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研究和敌后战场的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学术界针对若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此前一般认为，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时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见解。马齐彬等提出，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作用”。杨奎松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日军事战略的演变过程，认为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要考虑的是对蒋介石军队作战。1936年夏，毛泽东提出对日作战的游击战争战略，是基于红军十年内战的历史经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军作战战略的思考，随形势发展也有所变化。1937年8月22—25日，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内部对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有不同意见;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对日作战战略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1938年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权威得到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逐渐统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杨奎松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战略方针随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的历史过程。田玄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要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靠的同盟者;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它包容了游击战与运动战多方面的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
关于敌后战场的形成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成为党史、军史和战史的定论。刘庭华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抗日战争一开始不存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与解放区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37年8、9月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至1938年3、4月完成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创建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根据地，刚刚站稳脚，应当说此时尚未形成一个敌后战场。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八路军发出开展河北、山东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派主力开向冀鲁平原，1938年底至1939年初，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1940年冬，新四军创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形成华中敌后战场。王淇等认为“解放战场的开辟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行动”，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华北、华中和华南三个地区敌后战场的形成时间也不同。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在山西周围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4月深入冀鲁豫平原建立平原根据地，再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战略方针，到1939年初华北敌后战场形成。1938年4、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创建茅山根据地，到1939年上半年第三支队在皖南反“扫荡”的胜利，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华中战场初步形成”。“1939年春季以后，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日益活跃”。至此，“广阔的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有学者坚持原来的观点，张宏志认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
关于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在军史、党史和战史中，很少提到正面战场。在这一时期，学界不仅肯定正面战场的存在，而且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刘庭华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特点。以前由于多种原因，使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敢深拓下去”，“停留在原有的结论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不能不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上的一个不足之处”。他强调：“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战场，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各自起了不同的作用，都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过力量。”徐焰强调，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尽管在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抗战，并且双方一直有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还始终局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由于中日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两个战场各自的主要任务也都是对日作战，因此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关系，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王桧林指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确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还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破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傅吉庆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战场军民艰苦奋战的结果，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从而由强变弱，由主动变被动。”何理强调“中国抗战是长期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进行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其总体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
在肯定正面战场存在，并且与敌后战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时，学者也探讨了两个战场产生的原因。刘庭华认为，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出现，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前提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徐焰强调，两个战场的出现，起因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分割指挥，以及随战局演变，国共双方对战场的不同选择，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双方代表的阶级不同。王桧林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强调，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发展的结果。何理认为，两个战场的存在，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和抗日战争客观规律决定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是希望与阎锡山及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太原陷落后，国民党军队退出山西和华北大部分地区，八路军实行进一步的战略展开，创立了敌后战场。
两个战场的区别，以及由此导致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同作用，是学界讨论的又一热点。多数学者强调两个战场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同。魏宏运指出，“抗战之初的两年，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国民党战场自广州、武汉失陷后，一直处于防御状态，招架不住敌人的进攻”;“战争的中心从1939年开始转入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地区，成为战局的中心”。在另一篇文章中，魏宏运强调，“历史的演变，使中国抗日战争明显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以国民党所统率的正规军为其主力。敌人的后方，则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军为中流砥柱，占大多数”;“抗战后期，正面战场没有重大的战役，而敌后游击战急速地向前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徐焰指出，从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春，正面战场仍然坚持作战，其战略作用日益降低，敌后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战略作用。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不能单纯从其牵制的敌军数量来看，主要从其屏护正面战场的战略地位来看，确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1944年4月到日本宣布投降，正面战场重新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在国民党节节败退时，敌后战场展开了局部反攻。何理强调，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作用地位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固定的或一成不变的。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全国抗战的主体;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已构成战略规模，能够发动百团大战规模的攻势战役。太平洋战役后，正面战场作用地位进一步下降，敌后战场作用地位进一步上升。1944年前后，敌后战场转入攻势作战，抗击侵华日军50%以上和全部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刘庭华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观点，认为在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41年后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有学者认为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对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主战场的观点，郭德宏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延安公布的国共两党抗击日军的数字，但是“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他对相关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进行的重要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彭德怀受到批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百团大战的学术研究受到干扰。在这一时期，百团大战的学术研究逐渐展开。蒋杰认为，百团大战使用了华北我军几乎全部力量，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展开，超出了战略防御的限度，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相违背，政治上表现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疑惧，组织方面未经军委正式批准就行动了，应该检讨。金春明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必须拉住蒋介石，时间越长越好，笼统地说八路军打日本就是保卫蒋介石，是不对的;在百团大战发动前30天，八路军总部曾向中央汇报，最初计划动用23个团，在执行中逐渐发展到100个团，这样重大的战役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就进行，在组织纪律上是有缺点的，但不能说完全没有请示中央。百团大战后，根据地困难局面的形成，与日军策略转变、灾荒等原因也有一定关系。但是，不能否认八路军总部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战略战术上也有不适当的方面，违背了中共中央“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索世晖进一步强调，八路军为贯彻党中央方针，依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发动百团大战，严重打击了蒋介石妥协投降的阴谋，驳斥了顽固派的反共谣言，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百团大战始终是在党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超过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百团大战后华北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不能笼统归咎于百团大战。张洪祥等指出，百团大战“减轻日本对正面战场的压力”，忽视阶级斗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也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谋我军的发展。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强调，“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战役的规模过大，持续的时间太长，特别是第二阶段采取与我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因而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而且采取强攻日军有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的打法，也不符合当时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20世纪90年代，百团大战的研究向纵深进展。袁旭考证了百团大战参战兵力和战绩，认为实际参战部队80个团左右，3个参战集团的战斗统计比较准确，可作战绩计算的基本依据。王人广回应了袁旭的研究，强调百团大战结束后，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整理了《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其数据较为准确。周小宁不同意袁旭的意见，认为百团大战实际参战兵力确实有100多个团;1940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比较准确，延安公布的战绩错误较多，百团大战战绩较为准确的来源是八路军总部编制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丁则勤利用日文资料，详细论证了百团大战前后日军对中共的政策，认为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政策的转折点。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与日军的首次战斗。针对平型关战斗违背了党中央战略方针，是前线指挥员“运动游击战”思想产物的论点，袁旭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平型关战斗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符合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虽然对党中央战略方针的转变，某些指挥员在思想上准备不足，但不能笼统把凡带运动性质的战斗都看作是这些错误思想的产物。此后，袁旭和王人广对平型关战斗的具体史实和敌我伤亡数据进行了考证。薛生平认为，平型关战斗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敌军的手段，发挥了战役突然性和红军近战的特长，实行了“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对我军实现服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
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是学界热烈讨论的又一课题。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详细论述了1943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敌后战场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发展过程。王桧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敌后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需要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战略规定和实际战争历程两个方面考察。直到日本投降之前，不论整个抗日战争，还是敌后战场，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没有改变，战略反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到来。日本投降之前，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是战役的战斗的进攻。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是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进行的，是受降和拒降之战，实质是国共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贺新城从大规模、复杂战争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是战略反攻普遍的规律。从1944年初起，中国军队在各种综合条件日趋有利的形势下，先后在敌后和西南两个战略方向展开局部战略反攻，使中国抗战脱出相持阶段，步入战略反攻的新阶段。1944年的敌后战场，不仅在各根据地周边展开反攻，而且组织部队发展河南，绾毂中原，进军湘粤边，南下苏浙皖，实施了对日军大纵深的战略进攻。1945年，经过春季、夏季攻势，敌后战场的反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日本投降前夕，局部战略反攻发展到全面战略反攻阶段。
前面所列举者，是这个时期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武工队、敌伪军工作、地道战、中层战略等问题，学界也有所涉猎，其研究侧重宏观的政策梳理。
1978年到2005年，意识形态的坚冰逐渐打破，人们期望真实的历史，并对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在敌后战场研究中，中共战略方针，敌后战场的形成、地位和作用，战役战斗的评价，战略反攻的有无，及其与正面战场关系等议题的设置，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只能始于总体和宏观，而坚冰的打破和思想的解放是具体的，只能在同既有观点的商榷过程中展开。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学术论题的设置，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不管怎样，“统一于一种观点的做法不再为人们接受了，人们已和过去表面上一致的传统基本上决裂。”这是学术研究重大的进步，有助于卸去人们思想上的枷锁，为此后敌后战场的研究深入和拓展奠定了基础。
三、敌后战场研究深化拓展阶段
1978—2005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和敌后战场研究，依然带有时代的烙印。相关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超越国共两党的抗日战争叙事，成为学界普遍思考的问题。何理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它所表现出的全民族战争的整体性、正义性，及其超出战争自身造成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刻的社会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及其他革命运动无法比拟的。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国际战略和持久方针具有基本的认同，同时也存在原则的分歧。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状态诸客观因素决定的，不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衷。国共摩擦主要来自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有诸多消极影响，但都被限制在一定时间地区范围内，摩擦应视为整体民族战争题旨中应有之意，它对全国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重要积极意义。郭德宏认为，“国共两党之间互相贬低，只肯定自己一方的抗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抗日战争中党派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必互相指责，如果只指责一方，就显得不公平”。他强调，“日本侵华战争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很多教训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总结。当年导致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原因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怎么克服和解决?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这些都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总结的”。
在这种认知之下，旧的议题逐渐失去热度，在新的议题尚未兴起的情况下，敌后战场的研究有所沉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统计，2000—2010年有关敌后战场的学术论文，多的年份11篇，少的年份仅有5篇。2010年之后，敌后战场的研究有所转向，与战争本身密切相关的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讨论的热点。
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资料的出版工作在稳步推进。八路军、新四军重要将领刘伯承、粟裕、罗瑞卿、谭政、陈赓、张云逸、许光达、罗炳辉、许世友、袁国平、关向应等人的军事文选相继推出。王林、景晓村、秦基伟、刘荣等人的日记;张爱萍、王智涛的回忆相继出版。
资料集主要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2—201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此外还有《新四军将领论抗日游击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新四军、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黄桥战役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等。
《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中华抗战期刊丛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珍稀抗战文献汇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汇编》(新华出版社2021年版)等，内含一定数量的敌后战场的内容。
2015年后，各地档案馆编辑出版了抗日战争的档案史料，涉及敌后战场的有：《泰安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菏泽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德州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大同市馆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 》《太行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胶东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渤海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苏中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高宝湖西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平定(路北)、平(定)东、平(定)西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苏中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等，其他相关资料不再一一列举。
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2005年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口述资料出版。涉及敌后战场的主要有：张成德编《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老兵话当年》系列丛书、张军锋主编《八路军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常莲霞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国家图书馆国家记忆项目中心编辑《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口述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张连红主编《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沈阳市档案馆编《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汇编》(沈阳出版社2020年版)。
日军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逐渐得到重视，面世的成果主要有：徐平编著《侵华日军通览》(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汤重南整理编辑《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线装书局2020年版)。
有关敌后战场的专著主要有：201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丛书，其中包括《八路军一二九师战史》《新四军战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战史》，《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军事科学院《山西新军史》编写组编写的《山西新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朱姝璇著《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军事战略研究不断深化。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在战争史的研究中，战略必居首要位置。杨奎松比较了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争，认为中共游击战成功，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取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至关重要。持久战是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根本的战略，也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杨奎松详细考察了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的过程，认为其主旨是“通过宏大的视野和中外历史的比较，着眼于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论持久战》真正的目的是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此外，杨奎松对于广为流传的中共抗战时期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方针做了翔实的辨析，指出其材料来源的错误，进而阐释了面对日军侵华带来的复杂局面，中共中央在军事战略上的思考和分歧。罗敏对武汉会战期间国共高层对日战略的思考和运作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共中央持久战理论已经成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持久战理论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和成长性，这导致了两党武汉会战后的不同抵抗状态。
桑兵认为，受日俄战争的影响，1914年持久战的思想即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总结战争经验中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影响中国思想界，在中国思想界流传;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思想界所呼吁的持久战，口号大于实质。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对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更多来源于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有着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更为具体和切实可行。对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桑兵认为“是全国军民，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政领导层”，在“批评第一阶段的战略战术失误”的基础上，“向全国军民说明只要战略方针正确，中国抗战就能够最后取胜，同时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造成压力，促使其更好地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
黄道炫对持久战如何在敌后实行的讨论，超越了单纯军事问题的框架，试图对中共军事战略做出结构性的解释。在《中共抗战持久的“三架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中，黄道炫分析了游击战、根据地和正规军如何互为作用，构成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造成持久战的基础，打破传统的单纯从军事角度研究战略的模式。在《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中，黄道炫探讨了中共游击战争策略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强调中共要在敌后生存，必须坚持战斗，不可游而不击;同时由于自身居于弱势，这种战斗又必须以有利为原则，不能以损害自身生存为代价。卢毅从中共军队装备的状况出发，论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只能打游击战的原因。邹铖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作战原则做了考察，认为中共内部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在于对日军战斗力的不同认知，百团大战结束后，到1941年底，中共内部对只能同日军进行游击战达成了共识。
中共开辟敌后战场，是学者讨论的热点。黄道炫指出，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武装力量在华北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群众政策的成功运用，以及华北特殊的社会生态。于化民考察了中共开辟华北游击战场的过程，认为敌后战场的出现完全是中共及其军队主动开辟的结果，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原则。王士花认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山东武装的来源主要是民众动员、吸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民间武装，其背后是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中观层面的战略及其实施，受到学界的关注。李雷波将华中置于中共抗日的总体战略，以及国共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的实施受到经济、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日军等诸多条件的制约，而中共中央华中战略的实施本身也是导致局面变化的重要原因。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等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顺势而为， 趋利避害，开创出华中新的局面。吴敏超在考察新四军发展苏北战略的实施过程时，从国共双方及其内部不同层级间多重互动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共方面能够克服不同地域军政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做到战略协同，国民党方面很难摆脱各军政当局互不配合的局面，导致双方经营苏北的不同结果。郭宁从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内部不同武装力量互动的角度，考察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对山东根据地的影响，认为在中共中央的战略设计中，山东根据地原本是八路军发展中原地区的跳板，当中共中央决定由新四军为主发展苏北时，山东根据地遂向以巩固为目标。潘泽庆考察了八路军局部反攻中的军事战略转变，认为八路军在局部反攻中运动战和攻击战逐渐增多，部队的编制体制、建设亦随之变化，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中共在华南地区的军事战略，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杨新新认为，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重统战、轻武装斗争，及至统一战线破裂，才走向独立发展武装的道路。钟健对华南抗日武装工作展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强调抗日战争初期广东省委通过统一战线和平发展武装，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军事干部不足和没有正规军，极大阻碍了华南武装工作的发展，但在遵从中共中央对战时地方工作的原则性指示下，经艰苦耕耘，终成珠三角、琼崖、东江鼎足而立的武装割据。尹智博、左双文从国共离合的角度，考察了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认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组织和政治力不强，以及日伪的威胁，是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发展的外部环境。东江抗日武装表现出一定的战略眼光、政治敏锐性和领导能力，以及中共组织本身具备的纠错与反思机制，使其在挫折中不断成长。
为应对局势变化，中共中央做出“向南发展”的战略决策。曾凡云认为，“向南发展”的战略，包括“绾毂中央，控制河南、皖北”、“发展东南，控制苏浙”、“发展华南，创建五岭根据地”三个有机联系的方面，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抗日战争结束时其目标基本得以实现。李翔、李添华考察了中共建立五岭根据地计划的提出和终止，认为国民党在华南力量的强大和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是五岭根据地计划终止的重要原因。盛差偲考察了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实施，认为其发展豫中、豫南和鄂南均未达到预期，国民党军在敌后依然保存实力，且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有相当的信仰，是其遇到的主要困难，而新四军第五师因实力问题难以兼顾巩固和发展，亦是重要原因。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南征，是中共“向南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黄正林考察了三五九旅南征问题，认为其完成了向新四军第五师输送干部和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在华南力量的巩固和抗日战争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湘粤边界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没有实现。
战役战斗的研究同样受到学者的关注。杨奎松重建了平型关战斗的相关史实，对参战部队、作战对象、歼敌人数、国民党军的表现等问题进行考察，开创利用多方资料互证研究具体战斗战役的先河，其结论得到普遍认可。曾景忠考察了高桂滋部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表现，认为高部在平型关战役中付出巨大牺牲，9月25日高师在团城口撤退，是被迫后撤，不是主动放弃，更不是早有预谋。27日，高师发起反攻，击溃当面日军。
百团大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刘贵福考察了国共两党在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中的配合问题，认为在两场战役中，国共都给对方以支持，但都没有给对方以最大的支持。针对此前学界对百团大战相关细节的争议，周忠全、曾刚、张煜利用解放军档案馆的档案做了澄清：八路军百团大战参战兵力为105个团，结束时间是1941年1月15日。齐小林考察了百团大战期间中共军队的装备、技术和战术，认为虽然参加百团大战的主要部队采取了袭击的姿态，但由于中共军队在技术和协调等方面的困难，以及日军的严密防守和反击，袭击转变为攻坚，八路军的作战效能大为降低。邹铖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档案、日记和回忆考察百团大战，对齐小林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作战效能亦不差。王士花考察了小部队和武工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的作用。潘泽庆考证了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时间。
主动创造战场，是取得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黄道炫对冀中地道战的研究强调，作为比较被动的防御设施，在中共高度高效的组织和动员下，地道战与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村落战、反包围战结合，充分显示了战斗效力;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是日本在华控制的致命伤，也是中共得以进行地道斗争的基础。宋弘考察了华北根据地的打狗运动，强调其对中共隐蔽行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共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在其中的作用。程森考察了华北平原的挖沟道运动，认为中共通过发动群众改造地貌、地物，使平原变为“丘陵”，成为中共持久战的地理依托。
不同的战斗类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王龙飞考察了沁源围困战，认为正规军和民兵的紧密配合，以及中共持续的根据地建设和发动民众，是沁源围困战胜利的根本保证。耿殿龙考察了晋西北民兵反碉堡作战，民兵在八路军和武工队领导下起到重要作用，展现出人民战争的伟力。
武器装备是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曹敏华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做了系列考察，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以及民众支持，合力推动了根据地军事工业的进步。刘世超认为，中共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主要来自民间收集、敌军、顽军和兵工生产;虽然武器和技术较为落后，但适合自身装备和技术现状的作战原则的制定，使中共山东抗日武装依然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王龙飞指出，大量发给民兵武器弹药是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创举，但随之而来的是武器来源、经费购置和管控等问题。齐小林认为，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在不同阶段，这四种途径对于八路军弹药来源的贡献不同，其获取弹药途径的复杂及其努力状况，既体现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背景，也反映了中共超强的社会动员及执行能力和灵活多变的策略。
兵役制度和军队建设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孙丽英考察了义务兵役制在晋察冀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认为义务兵役制虽然在晋察冀实施的时间不长，但为兵役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王龙飞认为，介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中共抗日根据地军区体制的效能，在艰苦细致的工作下，有效整合了党政军民等几大要素。郭宁考察了山东地方武装由游击队而正规化、再由正规化而地方军的发展历程，认为这表明了中共军队组织的灵活性。杨焕鹏指出，民兵是中共向乡村社会渗透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共构建基层政权的重要方式。
肖晓飞认为，新四军建立之初，采取国民党军司令部八大处的组织形式，参谋机关地位不够突出;重建军部后，在组织形式上司令部成为实际上的参谋机关，既从事军事工作，也从事政治工作，成为军队的枢纽。叶铭指出，在中共军事体制中，参谋工作居重要位置，一方面为各级党委提供军事决策的业务咨询，另一方面监督各项军事任务的执行，充分体现了党对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应星认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实行了事实上的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郝江东考察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并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的过程，认为苏联因素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军需供给和医疗卫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宋弘分别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衣装和日常卫生。他认为，虽然中共为士兵衣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总体上士兵衣装是短缺的，尤以冬装为最。中共重视对士兵个体日常卫生的管理，培养士兵的卫生习惯，向其灌输了卫生清洁的理念。刘春梅在考察晋察冀边区战伤救护体系的建构和效果后指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理念、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机动灵活的救治方法，是晋察冀边区战伤救护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李恒俊考察了外来医务人员与新四军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共以抗战胜利为目标，在阶级观念基础上的灵活性，是其吸纳和融合外来技术人员的重要原因。
士兵的抚恤和保障，关系部队的稳定和士气，是中共军队建设的重要问题。宿志刚考察了陕甘宁边区代耕政策的发展历程。把增强考察了精兵建设中晋西北对荣退军人的安置问题，认为其政策有效果，但问题同样不少。
人是历史研究的核心。谢敏考察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中的“新知识分子”干部，认为“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是中共军队基层开展整风运动的诱因。在处理“新知识分子”干部问题时，虽然中共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制约，但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需要在两类干部间寻求平衡。任伟以《杨思一日记》为核心，探讨了浙东金萧支队日常的战斗生活，从微观角度剖析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本质特征。吴敏超利用《汪大铭日记》，讨论在反“清乡”斗争中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的作战、征粮、整风等诸多活动，强调新四军的苦撑与坚持，即是日伪军的失败。黄道炫考察了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政策，认为中共通过惩戒和引导，平稳地实施了对军队和党政干部婚姻的管控，保证了自身的战斗力，但这也成为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碰撞与交融的着力点。此外，黄道炫有关华北敌后的日常生活、中共干部养成的研究，虽不直接涉及敌后战场，但对深化敌后战场的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对手在战争史的研究中不可或缺，日伪军是敌后战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京昴详细考察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关内日军师团编制和调整的原因，及其对日军战斗力的影响。叶铭考察了汪伪政权警卫部队的建立、人员构成、编制、武器配备，强调了汪伪政权警卫部队无法改变的傀儡性。
日军在敌后的军事决策、行动和其他行为，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王萌认为，日军抗战初期放弃出兵青岛是由于上海战事的快速发展和海陆军矛盾所至;八路军的群众工作及日军暴行使日军在华北沦陷区的零星无序的“宣抚”工作归于无效。张展详细考察了汪伪参战问题，认为汪伪参战是日本着眼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调整，不是日汪互动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敌后战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相对低迷，后一阶段比较活跃。论题涉及战略、战役、制度、后勤、武器、卫生、日常生活、敌伪军工作等。虽然如此，很难说敌后战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战争史研究在学术界依然是小众的。从方法和理念上讲，学界更为重视历史过程和事实的再现，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逐渐进入敌后战场的研究。但是，不得不指出，以战争自身的逻辑设置议题，尚未成为研究的常态，大多数研究在战争史的边缘打转。我们对于战争具体而实际的过程依然模糊。
四、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摒弃党派抗战叙事，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书写抗日战争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如何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决定民族的存亡。但长期以来战争史在政治史研究的框架内展开，某种程度成为政治史研究的注脚。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战争本身的认识是粗疏的，为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战争史研究和写作模式尚未形成。敌后战场的研究同样如此。如何推进敌后战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源头，时至今日，敌后战场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在此基础上，需要加大核心史料的公开力度(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收集整理的战史资料)，推进档案史料的深度发掘及公开资料的整合。此外，日文、英文史料的译介工作也亟待加强，为多种史料的运用和比对创造条件。
围绕战争的逻辑设置议题、研究战争，是敌后战场研究开拓新局面的根本。战争史研究的核心是作战进程，以及影响战争进行的各种复杂因素：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后勤保障、卫生勤务、人才培养、军事训练、军政关系、情报通信、政治教育、敌军工作、作战指挥等。这些均需在知识层面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学界才有可能探讨敌后战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其他学科进入敌后战场研究领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是推动敌后战场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关注的领域也有所不同。历史学者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在遵从历史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呈现敌后抗日战场的多重面相。敌后战场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其角度与此前研究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这或许可以推动形成敌后战场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微观研究关照宏观历史，方能凸显其意义。敌后战场与中国和世界密切关联，其研究需要从不同角度关照不同层面的宏观主题：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军政格局;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战争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军事和战争的演进;世界军事和战争的变革。学界应打破敌后战场研究的藩篱，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活动。
战争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作战进程，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军事战争和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形塑和改造，也是敌后抗日战争研究的题中之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和逻辑，研究抗日战争史，展现人类在战争中的彷徨、胆怯、痛苦、挣扎、奋斗和牺牲，让后世铭记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去追求永久的和平，是历史学者对未来的责任。敌后战场的研究，同样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基本的准则。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齐小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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