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绛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18位口述者中，或为名门之后，如杨杏佛哲嗣杨小佛、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之孙刘耋龄等;或为学界翘楚，如邓伟志、陈绛、邹逸麟、姜义华、林丙义、阮仪三;或为艺坛名家如颜梅华、汪观清、胡振郎、吴彤章、高云龙，还有一代名伶童祥苓、资深影人沈寂等。他们斑斓多彩的人生经历，加之撰稿人本身的学养，使得丛书内容既有史料价值，又兼具可读性。《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丛书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是关于上海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同时选题丰富，涵盖行业广泛，有助于反映时代全貌。

　　《陈绛口述历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陈绛口述 郭志坤撰稿。

　　《陈绛口述历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经济史学会原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绛对家世、人生、师友、事业的回顾。从知情者的角度，对市委统战部罹为“潘汉年案”重灾区、“黄逸峰压制批评”、“红皮书”批判改写、“周而复出访违纪”、顾准著述出版波折等许多事件提供了外人鲜知的情况;以当事者的亲历，为《上海的早晨》创作经过、盛宣怀档案整理、中国家谱整理、赫德日记翻译、《近代中困》创办、《辞海》编修等当代学术文化重要项目的记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亲炙者的感受或目击者的眼光，为董慧、许涤新、黄逸峰、丁曰初、蒋立(姜铎)等前辈留下了生动翔实的风范写照;以“末代帝师”后人身份，追叙六子科甲的家世，体验谦恭处世的家风，记载伯叔姑母的嘉言懿行，俱为“螺洲陈”研究提供了参考材料。

　　《陈绛口述历史》目录：

　　编撰说明

　　引语

　　一、我的“被生日”和母亲的诗教

　　二、父亲淡泊名利的“身教”

　　三、缠足母亲千里伴我行

　　四、新稷下学社

　　五、抗战胜利那一天

　　六、父亲不希望我读医学法

　　七、侥幸考入圣约翰大学

　　八、二十一岁被复旦研究所录取

　　九、最初工作：编写《反映》内刊

　　十、为小说《上海的早晨》提供素材

　　十一、遇上”潘汉年案

　　十二、黄逸峰强调调查研究

　　十三、“红皮书”的多舛命运

　　十四、去北京参加世界科学大会

　　十五、在“文革”中焚邮票

　　十六、投荒呼玛

　　十七、初任责任编辑

　　十八、重返复旦

　　十九、初出国门·哈佛一年

　　二十、为周而复辨诬

　　二十一、盛宣怀档案的整理——我的“乐生要素”

　　二十二、一种真实的视角：中国家谱中的经济史研究

　　二十三、轮船招商局研究与在澳门讲演

　　二十四、《辞海》第五、六版分科主编

　　二十五、译事难求“信达雅”

　　二十六、译介《李鸿章评传》

　　二十七、“重塑赫德铜像

　　二十八、赴日参加“太平洋战争再考察”研讨会

　　二十九、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参加“上海企业史”讨论会

　　三十、上海高考历史学科命题

　　三十一、所谓“比尔·盖茨代替了毛泽东”

　　三十二、关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刍见

　　三十三、何必“攀龙附凤”

　　三十四、任圣约翰大学校史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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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后记

　　文章文摘：

　　《陈绛口述历史》：

　　二、父亲淡泊名利的“身教”

　　1940年7月，我在闽侯县立圣庙中心学校毕业，随后考取了福州格致中学初中。父母对我小时的教育算是严格的，不过，父亲不太管我的学校功课。他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1886年5月6日)，1962年11月30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名懋丰，字来章，谱名泽穰。他考取清末后一科秀才，科举制度便告废除，大伯祖父陈宝琛对他说：“你赶上关城门了。'关城门”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末班车”。我推测他是因为陈宝琛的关系，在新设不久的度支部当郎中，一个低级的官员。度支部是清代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清代原由户部理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组部院各衙门，将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原掌管的民政事务划归新设的民政部，主管官为度支部大臣，另有左、右侍郎和左右丞、左右参议;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漕仓、税课、莞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十司与金银库。当时(1907-1911)度支部大臣是载泽(逊敏斋)，陈宝琛的《落花诗》便是和他的原韵而作。父亲在陈宝琛的推荐下，进了度支部，在会计司行走，时年二十五岁。不久便去日本留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掀起赴日留学的潮流，父亲和舅父吴涛(陶庵)一同去日本。父亲人日本大学(简称“日大”)，这是日本一所的大学，不论学生还是教授人数，都居于日本各大学的前列。前几年我托日本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小岛淑教授查阅该校档案，承他告诉我，父亲是大正三年(1914)在该校商科毕业。回国后，他见到清王朝已被推翻，便居家不出。他不谋功利，淡泊仕途，随遇而安，终其一生不再担任过一官半职。我的曾祖父光禄公(陈承裘)在咸丰壬子年(1852)考中进士以后，没有利用他的祖父尚书公(陈若霖)湖广、四川总督、工部、刑部尚书和他父亲布政公(陈景亮)山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的官场人脉关系，而是不慕仕进，请假回乡侍亲。父亲是否多少因袭了这个遗传因子呢?不得而知。

　　家中生计，初主要靠钱庄的赢利。钱庄名为“慎昌”，开设城内南街郎官巷口，在南台中亭街有分号，父亲作为东家，自己并不具体经管，他也不善经营，全靠管事(一个管事名叫张子良)，大约在1928年初一次挤兑风潮(福州话叫“滚票”)中收盘，只得将田产和从塔巷至郎官巷三进房屋中前两进让给伯父，才渡过难关，这是我出生前一两年的事(当时族中有人提出，三进房屋让给伯父，母亲挺身而出说，这样，我们子女住在什么地方呢?因而终于保留下第三进。)钱庄收盘以后很久，还有人拿钱庄开出的庄票兑现，父亲照样用现款付还。1950年土地改革中，我们这一房已从螺洲迁居福州城内，在乡下没有土地，却因祸得福，土动中没有波及。伯父就被评为地主兼工商业者。钱庄的庄票都成了废纸。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厅堂角落堆放着一叠叠已成废纸的庄票。——的确是“坏事成好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自报家庭成分为职员，因为家中开支初期靠出租部分余屋收入，后来几个哥哥长大做事了，靠他们的工薪资助。

　　父亲眼睛近视，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持身严饬，谨慎平直，待人温和。他一生淡泊，与世无争。也许年轻时出仕清朝，便遭国，其后继承祖业，又因委托非人，经营不善，负债卖田，家道中落，使他视名利为缰绳，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别无他求。即使家务，他也少有过问，柴米油盐，全由母亲操劳。从我有记忆起，我没有见过他同人争吵过，或者厉言疾色，恶声相向;偶尔为了什么小事，和母亲龃龉，也总是低声细气，至多闷声不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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