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日本洋行
来源：徐州政协   2022-07-21 11:20:02

　　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商号。日本洋行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1931 年后，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在沦陷区，日本军政官吏、商贾也随之进入，纷纷霸占商贸要地开设金融机构。在徐州，日本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除了几家大银行外，主要就是设立洋行。查阅徐州有关档案，不完全统计，就有38家，民间调查发现2家，合计40家。徐州的日本洋行，最早设立时间是在1938年5月，即徐州沦陷后不久，最晚的则是在1944年5月，1940—1942年间设立的比较多。洋行地点多分布徐州各个区域，大多集中在启明路(今淮海东路)、大同街、大马路、建国路一带。他们选择黄金地段，蛮横驱赶居民、霸占民房，开办洋行，倾销日本商品，贩卖毒品，进行奸细特务活动。

　　日本东京洋行的开设：强行霸占

　　大同街20号，是天成贸易公司，原有西式楼房18间。这家公司是在民国初年萧家、陆家合股购置的，经过10多年经营，已成规模，成为大同街上有影响的商贸大户。徐州沦陷后，被日商下雨寅吉霸占，改为东京洋行，任意装修，使得原大厦内部豪华的门窗、隔扇、玻璃以及各种设备悉为破坏。战后，房主上诉称损失不下数百万元。

　　大同街还有徐本立土地，租给裕泰祥百货店，沦陷后也被日商东棉洋行强占。

　　日本西木洋行的蛮横：强租强拆

　　根据档案记载，西木洋行有两处，一处是在启明路26、27、28、29号，是乔问樵的房地产，沦陷后被一名叫服部的日本人强租，开建公司与西木洋行。西木洋行经营钢管、铁矿。原有房屋草房86间、瓦房34间，已经被日本人全部拆除，新建楼房80间。启明路，为今天的淮海东路，从26—29的门牌号看，此处应该位于淮海东路的东段。

　　另一处地点在公明路东347号，靠近马路。公明路即是彭城路，靠近马路，应是靠近淮海路，有6分多地，是陈子万的产业，1921年建有东楼和门面楼一所，，上下共14间，并有天井一方，租与兴仁记茶庄。沦陷后被日商强行租用，任意拆建，开设西木洋行。

　　日本西木洋行的霸道：私自转让

　　1939年，彭城路拓宽马路，形成今天的彭城路宽段，马路的拓宽将西木洋行的门面楼拆除，西木洋行1941年闭歇。歇业后，应该归还给原房主。但是西木洋行却暗地把房屋转让给另外一家竹下洋行。竹下洋行是日本居留民团的下属，是其分设的生必营团，即负责经营日本居留民团人员的生活必需品配给组合事宜。从拓宽马路推定，西木洋行应在彭城路宽段路东，属于管理机构，而淮海东路的西木洋行或是仓库、存放物资的地方。三井洋行的“无限作为”的租约1941年1月，西木洋行转让时，房主陈子万已经病故，妻子陈毛淑文一个弱女子更无力抗拒，只有忍受。所以在抗战后，她提出申诉发还，希望“仁慈长官垂怜懦弱国民解除八年至痛苦”。

　　日本三大财团的三井洋行：“无限作为”

　　沈阳有一座三井洋行大楼，建造于1937年，是日本三井财团设在奉天的私营银行，总建筑面积6142平方米。沈阳报纸说，三井洋行创建于1918年，总会社设在日本东京，它是日本三大财团之一，是日本掠夺和剥削东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徐州，也有家三井洋行，坐落启明路(今淮海东路)路北87号，东临大路，位置或为今天文化宫对面。这里原来是商家段保泰名下的地皮，有 759平方米。民国31年8月1日(日期商家记得很清楚)，三井洋行经理滨田秀雄看到这地段是黄金地段，便依靠宪兵队势力强租，在签订租约时，是把预先制定好的租约逼迫段保泰签字。段保泰一看租约，上面写着“租借期间无限作为”。这“无限作为”四字字字透露日本侵略者的霸道与野心。每月仅仅支付租金伪联银券45元5角。联银券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发行的，用于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掠夺中国人民的经济财富的货币。在物价飞涨的日伪时期，这联银券等于废纸。

　　日本大岛洋行：霸占多处民房，无偿使用

　　日本大岛洋行，也是日本大财团，1931年东北沦陷后，遂在长春等地开办大岛洋行。徐州沦陷后，在徐州开办洋行的是大岛五六。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号的朱海明家，有6分地，10间瓦屋。1938年5月，日军轰炸徐州，无法生存，朱海明便携眷到乡间避难。但是，到了秋季回城时，发现家院已经被日本人强行占用，不准进门。无奈只好寄居他处。朱海明说，“因未接洽订约故敌侨姓名不详”，由于畏于强寇，既不知道霸占者是何人，更没有签订租约，而且“由二十七年秋季至敌军投降七年整，绝未签订任何契约”。朱海明痛失家园，心中不舍，常常从家门前徘徊，只知道家院被改成“大岛洋行”，看到满院堆积木棒，经营的是木材。7年无偿使用，分文不给，这就是大岛洋行经理大岛五六的强盗行径。更是无理的是，到了民国卅四年三月，大岛五六私自转让给同伙柏木，改为兴淮公司。眼目中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丝毫权利。

　　大岛五六嫌此处地方面积小，又在丰财四道街不予通知即强行霸占王陈氏的6亩多地。待王陈氏发现，王陈氏说她出面“交涉无效”，随后便接到“未经(王陈)氏同意所立、亦无出租人签章”、租期20年的一纸租约。添建瓦房25间，楼房10间，棚41间。大岛五六霸占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所以王陈氏记得清楚，那是“民国卅一年十月十六日”。

　　三菱洋行正金洋行：血泪之上的洋行

　　现在崇文路东，有几座高楼，那是日伪时期建成的金融机构。自南而北，日伪时期，依次是远东大旅社、正金洋行、三菱洋行。就在这高楼群下，却有一段血泪故事。

　　在民国初期，那里是黄河滩，没有人家。程王氏一家祖上依靠勤劳节俭，积攒点钱，买下位于宏原裕昌蛋场南部的一块5亩7分荒沙地，盖几间房子，春去秋来，种些粮食蔬菜，勉强度日。到1938年程王氏在此居住已经30余年了。30余年来，在此落户的人家慢慢多了，形成了居民区，名云新庄，都以为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可以生存。不料，1938年5月，日军对徐州狂轰滥炸，对程王氏他们这块荒地也不放过，一天，在日军空袭中，程王氏的公公、婆婆和孩子均被炸死，她只有和孙女相依为命。

　　谁知，灾难没有结束。日本人来后，看中了这块地方，说要在这里设立重要机构，所有的住户都要驱赶走。程王氏哪里舍得走啊，这是老头子用一辈子血汗置的一点家产，也是老头子用命换来的家产，离开了就没有活路了。日本特务机关架着枪开着汽车前来征地。她和邻居商议怎么样才能保住这块家园。但是，一个孤老妇人，哪里能斗得过日伪那些豺狼呢!几经申诉无效，只好伤心欲绝地拉着孙女走向更荒凉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程王氏和邻居向政府提出发还，政府“准该民缴价回赎”。但他们哪里缴得起呢?当时他们画出了一幅图，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历史。

　　徐州百姓声泪俱下的控诉

　　增幸洋行是日本的大财团，民国时期上海、青岛都有它的洋行。徐州沦陷后，增幸洋行也踏上徐州土地。被增幸洋行霸占的是沈涤生的家产，在二坝窝，有3亩地。这二坝窝是在徐州东北，复兴北路北段，现在是稠密的居民区。1938年，还是庄稼地。沈涤生的土地被霸占，未过几年沈涤生就气病而死。待抗战胜利，申述发还房产的是沈涤生的妻子沈许氏，她那一纸申述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氏祖遗土地三亩，坐落下淀乡二坝窝。历来耕种以维持生活。不幸徐州沦陷，日军占住，所有日商随同前来以作经济之侵略。民国二十九年，夫沈涤生犹在，二坝窝土地三亩竟被增幸洋行强以暴力，不准耕种，强迫租与该洋行作制造玻璃厂之用。斯时处在铁蹄之下，谁敢拒绝?夫忍痛与其订立租约，每亩每年给租金五十元代价。如此之微，殊失公允。迄民国三十二年，该洋行不经同意竟私相授受，自行将该地转与日人山木为制造酒精厂。是时夫沈涤生业已逝世。氏本妇孺，目不识丁，殆察知后，该日人山木施以恫吓言辞，必须继续租用，仍用增幸洋行的原订契约，仅将租金改为每年每亩租麦一斗。低微的租麦，如何生存!

　　日本大昌洋行的业务：倾销产品

　　日本洋行所经营的商业种类很多，包括金银首饰、钟表、毛织品洋杂货、化妆品、服装、文具用品、运动乐器、新闻刊物、鞋、医药医疗器械、水产副食、烟酒、古玩、照相器材、银行证券等几十个行业。这些种类，徐州的日本洋行几乎都有涉及。

　　1943年7月2日的《徐州日报》，是日伪的报纸，这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大昌洋行的一份推销“日本型小农具”的广告，可以看出洋行的经营范围。广告说，日本型的小农具，虽然型式与中国农具相仿，但是使用便利，包括马力、人力的制粉机、制绳机、脱谷机、棉花机、水田除草机、驱虫喷雾剂以及建筑五金等。

　　1943年7月2日徐州日报大昌洋行

　　这家大昌洋行注明是在“启明路九号，车站前”。查阅档案，可以验证，此地原来在二马路(今青年路东端)，是名叫梁志诚的地方，有21间房屋，其中洋式门脸7间，瓦片房14间，租给别人开设民生米店、天福商店，沦陷后日本人吉川强占开设大昌洋行。

　　日本洋行的另种业务：妓馆

　　同时，一些日本洋行，往往又是间谍机构、毒品贩卖窝点和淫秽服务场所。如丰县，于1938年5月陷落后，至1945年5月，城里有四家“洋行”，都与日军驻扎的司令部、宪兵队相距不远，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几家洋行除专做供应日军军需的生意，如卷烟、大盐、煤油，还都开设军妓馆，洋行附近的日本宪兵队，便是常客。其中西关路南一家洋行规模比较大，名称叫“合作社”，老板姓金，有五、六名妓女，另外几家有三、四名。这些妓女都是朝鲜、中国妇女，原来都是良家女子，被逼迫或被欺骗随老板跟着日军来到丰县。

　　有关徐州日本洋行的两则短讯

　　我在所存的1943年7月22日一份残破的日伪《徐州日报》上，发现一则有关日本洋行的短讯，“泰信洋行遗失案昨破获”。报道说，在大马路的泰信洋行，丢失麻袋600条，经过查获得知是被拉平车的工人张某运走。而这工人与泰信洋行素无瓜葛，且如此数量的麻袋凭条运出洋行，绝非易事。于是该洋行经理永田怀疑是洋行内部人所为，因为他外出后将手章转交他人存放。由于该张报纸残缺，内情究竟如何，是内部矛盾，还是徐州工人的斗争?不得而知。查阅档案，泰信洋行经理全名是永田治野。

　　一份林子湘的申请书档案显示，这个永田治野，在1944年5月，继在大马路开设洋行外，又霸占延平路林家14亩地扩大洋行地盘。林子湘申述：“民国三十三年五月，有日人永田治野着由前河北镇副镇长刘XX，徐州市社会科长白XX,畜产管理所长张XX，将民传至市府、到日本某部队，强行租用，迫予立约。后该日人即在民地自建洋瓦房二座，开设泰信洋行”。由此看来，这个永田治野势力非常，驱使日伪行政机关多人威吓在前，又以伪政府、日本部队作武力逼迫在后，同时也证明日本洋行与日军、与伪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另一则是与日本商工会议所有关。1943年6月11日《徐州日报》，刊登“徐州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则“志谢”，是说6月9日，该商工会议所改修的楼房倒塌，造成工人伤亡。“蒙各机关及邻组诸位急力救助，得免大灾”。下半篇文字残缺，仅余两行云：事故是“因监督人之疏怠及事前失于检点”。所谓“改修”，是指霸占的民房;伤亡工人必然是徐州的建筑工人;“疏怠”的“监督人”，却是日方人“松原工务组”。再说，这个“日本商工会议所”，不是一般民间组织。辽宁大学日本研完所的麦丽臣先生在《浅谈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地位及其作用》中说，“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历史最久的全国性的综合经济团体，其活动不限于产业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它不仅在经济界起指导作用，而且也与政治界保持着密切关系。”(《日本研究》1988年第四期)文章说原名是“商法会议所”，战后改为“商工会议所”，而现在这个短讯却是在1943年。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业务范围广泛，徐州的商工会议所，起码应该是对日本徐州洋行起到指导、服务、协调、培训、扶植诸多作用的。他霸占、改修民房，发生事故，自然有许多“机关邻组”相助。这是则重要资料，有些书刊没有涉及，录此备忘。

　　两则备查的洋行

　　徐州徽章收藏者王宣瑞先生收藏一枚铜质徽章，圆形，外郭为卐字曲折连文，上有“徐州”两字，徐州木村洋行证章正中上方是6朵云簇拥一太阳，下方是“木村洋行证章”6楷字，背面有编号。这枚“徐州木村洋行”徽章的发现，即可以证明徐州存在过该洋行，也说明该洋行定制过徽章。徽章的用途除了表示身份外，也是洋行出入的凭证。木村洋行的具体地址、开办人、经营项目不详。

　　徐州陶瓷收藏者刘医生曾经在徐州永康路附近的施工工地上，发现带有“大丰洋行”款识的瓷碗瓷片，日本瓷，白色。该瓷片在永康路一带发现，或许说明永康路附近在日伪时期有过“大丰洋行”的设置，但是具体地址不详。

　　现在把“木村洋行”的徽章和“大丰洋行”的瓷碗照片刊登出来，请知情者提供有关情况，以解开此迷。

　　徐州日本洋行名录(不完全)

　　1、西木洋行，一在启明路(淮海路)，一在公明路(彭城路)。

　　2、竹下洋行，在公明路(彭城路)。

　　3、出光洋行，原济众桥西路南太平洼 ，吴世恩房产;王继先房产，土地5分，民国28年6月—34年9月，被日人新保强占。

　　4、堂木洋行，在英士街(今建国路)9号、7号，属于杨春泉的房产，被堂木伊三郎强租。堂木伊三郎又在大同街13号霸占拆除民房建楼房4间，开设堂本洋行，后自行转让给岩田洋行。

　　5、大岛洋行，位于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号 ，大岛五六占据7年整，经营木材。民国31年10月16日，大岛五六又在四道街丰财镇四道街西头新河东上涯(四维路东旁)霸占王陈氏房产。民国34年又转让给兴淮公司。

　　6、竹内洋行，在邮局巷(原来丁字巷)5号，霸占董宗昌房产。

　　7、增幸洋行，地点在二坝窝，沈涤生房产，3亩地。洋行生产玻璃。

　　8、泰信洋行，地点在延平路路西，原为林子湘的土地，面积14亩6分，民国33年5月10日永田治野占住，建洋瓦平房两座，后为日本野战邮局占用。

　　9、大昌洋行，地点在二马路，后开路变成在启明路 180号，梁志诚房产，21间，日人吉川强占开设大昌洋行，后转卖给略利洋行。

　　10、天泰洋行，二马路路北64号，原济南红万字会所址，由徐州分会马毅卿管理，残疾院用，房屋31间，土地4亩2分。徐州沦陷前日机轰炸落弹一枚，房屋大半破坏。日人松本荣次郎强占部分开设天泰洋行。又，天泰洋行另在大同街44-45号，有楼、瓦平房32间，原是徐召棠、徐涵之的房产。

　　11、东京洋行，在大同街，原为萧天钟的天成贸易公司、裕泰祥商店。

　　12、镰仓洋行，在三马路中间太平洼，原为高静一的土地，共7亩8分，民国30年11月1日被占用，有契约，每月10元3角。

　　13、大仓洋行，启明路(淮海路)南侧40号，李晓舟的房产，坂本力三郎、林多久夫等5人在民国29年4月占。

　　14、三井洋行，启明路(淮海路)，属于段保泰房产，民国31年8月1日日人强租，每月租金伪联银券45元5角。

　　15、中尾洋行，公明街(彭城路)200号，崔啸威房产，有28间，南北16米，东西 63米，民国27年日人先强占后强租，拆除原有瓦大厅 5间，改建门面。

　　16、大二洋行，地点月波街 212号，是周际虞的房产，1亩2分，18间房屋。又与济南银行、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合占杨禹九11亩地， 62间房屋。

　　17、德盛洋行，地点南马路(建国路南)100号，李衡浦房产，有房屋11间，9分地。

　　18、大丸洋行，东门外东新集白云路(民主路)1号，地基3亩3分，房屋45间，沦陷后由日本人铃木谦三抢占，后由植田敏猷开设石炭贩卖所。

　　19、三菱洋行，地点崇文路3号，原为程王氏地基。

　　20、正金洋行，地点崇文路4号5号，原为程王氏、刘兴邦的地基。

　　21、月津洋行，文亭街32号。

　　22、大泽洋行，三马路 4号。

　　23、伊田洋行，中山路 101-100号，同上。

　　24、兼松洋行，大马路190-191号，同上。

　　25、重江洋行，石荣轩房产，在铜山潘塘镇，日本人重江国松占。

　　26、铃木洋行，济众桥东。

　　27、协和洋行，地点大马路、崇文路26号，民国31年8月20日强买，发价650元，段保泰房产。

　　28、和兴洋行，地点松年巷 8号，4分地，民国31年日本人无条件占用，自建西式平房1处，段保泰房产。

　　29、丰祥洋行，三民街12号，沦陷时被烧毁12间，李仁谦房产，日商金尾计治民国31年 8月15日租。

　　30、大南洋行，地点正大街 5号，刘福喜房产，民国29年9月日本人占。

　　31、大信洋行，中山街(彭城路)，张兆泰房产。

　　32、今福洋行，青年会巷。

　　33、新广洋行，在大马路，原属云龙山僧人习三的房产。

　　34、信记洋行，在庆云路(今中山路)富国街口118号，韩继旭房产，28间，被占7年，经理坂田。

　　35、略利洋行，在启明路(今淮海路)。

　　36、岩田洋行，在英士街，由堂本洋行转让。

　　37、ⅹⅹ洋行，在千里巷，原属庙产，民国29年5月，日军防护团占用，经理坂广。

　　38、德胜洋行，南马路(今建国路)中段100号，瓦门面6间，西屋4间，西瓦屋2间，南敞棚3间，共计15间，曾是一家木厂。

　　39、木村洋行，发现“徐州木村洋行”徽章，具体地址不详。

　　40、大丰洋行，在永康路一带发现带有“大丰洋行”款的瓷碗，具体地址不详。

　　(作者现任徐州市史志学会副会长、徐州市民俗学会副会长，曾任奎山中心小学校长，徐州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