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里的日本对华情报战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吕正韬   2022-07-27 16:16:26

　　日本间谍长期以来一直在大清内部活动，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种行为最初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图为日本驻天津公使馆谍报中心收集了间谍提供的大量军事情报，内容是清军派赴朝鲜牙山的作战部队、兵员数量、前往地点、装备状况的详细情报。 (李庆供图)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在民国初年的著作《日本论》中，早年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如此感叹。

　　在日本面前，大清朝简直就是一个裸体的巨人，严重不对称的“知彼”情势，早已为最终战局提前写下了注脚。“自甲午战争之前数十年，日本间谍横行中国刺探情报，以至于刘公岛上在哪个地方有口井都清清楚楚。”甲午研究学者陈悦说。

　　1894年7月25日，上午9时许，租用自英国的清廷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丰岛海域遭到日舰伏击，日舰“速浪”号猛烈炮击全无武装的“高升号”，船上清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以步枪还击，下午1时许，“高升号”终被击沉，除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871名淮军精锐全部壮烈殉国。这场令清朝当局匪夷所思的海上伏击战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而就在“高升号”事件数月前，一位德国商人曾向李鸿章谈起他在火车上的一件怪事：一个日本人向他侃侃谈起清朝海军的军务，“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当清廷开始捉拿日谍，并搜查到了寄往日本当局的密函时，不禁脊背发凉：连“高升号”上所带青菜多少斤都被日谍刺探得一清二楚。

　　甲午战败后，清廷御史易俊总结了两国情报上的得失，“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之者”。

　　窥视摸底中国

　　日本对清朝的情报战始于明治维新后。1871年3月，参议江藤新平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对外政策意见书》，强调对“西陆大国”(中国)加强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出谍报人员广泛搜集情报。

　　第二年，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派出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潜入中国。据考，这是日本为发动对华战争实施间谍渗透的肇始。

　　一年后，三人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间谍报告。这是一次对对手的摸底，报告称“(清国)积弊久生，士气腐败，兵士怯懦，常备军殆成虚名。况朝廷纲纪废弛，贿赂公行，商民怨嗟，皆属实情。如此下去，不出数载，清国势将土崩瓦解，可谓明矣。”

　　随后，日本开始对清朝进行系统的情报侦察。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间谍主要是以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战略情报为主，人员较为零散，规模并不大，主要以类似游击的方式行动。

　　1878年，日本陆军参谋局从陆军中独立出来，成立了权力更大、资源更丰富、机构更严密，并直接隶属于天皇的专门情报机构参谋本部。这是日本加强对华情报渗透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个时期渗透进中国的日谍组织性、计划性、系统性大大提升，特别是在中国设立了固定的间谍机关及其分支机构。

　　1886年春，日陆军中尉荒尾精秘密潜入汉口，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驻华情报机关“乐善堂”。“乐善堂”以药店为掩护，在几年内向中国各地辐射，相继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个分部。

　　其后，荒尾精在上海又创建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它招募的第一届日本间谍学员就多达150名。该所历时数年编纂成《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分两编三册，共2300余页，内容包括清朝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成为日本当局研判中国最权威的情报著作。

　　1888年底，长期潜伏的海军中尉关文炳对正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及威海卫通向荣成湾的地形和道路进行了详细侦察，考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登陆地点，并对大沽炮台以东之各海口进行实地勘测，发现秦皇岛以南的洋河口是大部队登陆的最适宜之地。

　　关文炳根据侦察向日当局建议，若与中国开战，应对威海卫采背后进攻战术，可选择荣成湾为登陆点。在后来的甲午之战中，日军作战计划完全遵循了这一情报建议。

　　“这一情报，对于后来北洋水师的失败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军通过陆上作战，很快将北洋水师所在地刘公岛变成了孤岛。”威海甲午研究学者孙建军说。

　　当日本已经初步摸底中国之时，这一年，清廷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才刚刚成军。

　　甲午战争之前两年，是日本对华情报战的最后冲刺阶段。日谍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清朝的兵力结构，特别是海军部署、海防构设和辽东半岛诸港口登陆点等具体战术情报的刺探上，为日本在甲午决战中的胜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1893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指派日驻清公使馆武官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布防情况，为发动战争做最后的情报准备。1894年初，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日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官员、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等官员，盗得“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又将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的绝密军事情报。

　　清朝麻木而应对乏术

　　当日本间谍对清廷进行着近似半公开化、掠夺式的情报收集时，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警句再熟悉不过的人们，却显得既麻木又应对乏术。

　　在甲午战争之前和整个甲午战争过程中，清朝对日本没有哪怕一次有效的情报侦察。同时，清朝对反间谍问题的认识极为不足，且行动无力。

　　1886年8月，清朝官船在日本长崎港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清国水兵与当地日本人冲突斗殴的事件。在混乱之中，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偶然拾到了一本清人的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吴大五郎感到其中颇有玄机，马上报告了日本当局。日当局立即组织专家对这本小字典进行分析，最终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

　　在国外发生译电本丢失这样的大事，竟无人上报。

　　这导致甲午战争前夕，清朝驻日使馆和清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全部被截获破译，日本对清朝出兵朝鲜、对日战争态度和决策等重大机密问题悉数掌握。更为可叹的是，甲午战败后，清朝竟依然没有更换电报密码，在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和清政府的22件电报往来被日本人全部查收，马关谈判中，清朝毫无任何底牌秘密可言。中国人皆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事实上，在战败之外，情报失守直接加重了这份条约的国耻色彩。

　　当时，有官员目睹清朝防范日谍工作的巨大漏洞：“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日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岸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

　　即便真正捉到了间谍，清廷也多是草草应付了事。《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帮办，他电告盛宣怀，“日本奸细颇多，经地方官拿到者有二处，其一系倭人改装入内地，遣送交该国领事，罚洋一元五角，释放了事，华人通同者，亦释放销案。如此办法，奸细越多，胆越大矣。”

　　情报参透中国

　　从历史的纵向看，日本间谍扮演的绝不仅仅是对华战争机器上的支援和辅助角色。事实上，日本间谍对华情报工作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牵引的过程。日本怀有对华侵略的企图，这是向中国派出间谍的初始动因，但面对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日本当政者在最初并无一战之决心和胜算的把握。

　　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综合日谍提供的各种情报起草了《征讨清国之策略》，“谋清国，须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

　　其中，详细论述了对华开战的利弊、胜算把握，以及开战时间节点，为日当局做出对华开战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支持。

　　在众多来到清国的日谍中，宗方小太郎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长期潜伏中国。当战争即将打响，他担负起了刺探北洋海军动向的情报工作。以山东烟台日本领事馆为据点，“打扮一野人”，多次潜入威海卫，摸清了北洋舰队13艘舰艇的动向。这为后来日本海军埋伏、截击北洋舰队提供了关键性情报。

　　宗方小太郎把长时间对华情报工作进行归纳总结，写下《中国大势之倾向》，其中提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岂可得乎?(中国)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今日之中国，有治法而无治人，治国之法虽备，但无治理之人。”

　　宗方向日当局热烈而理性地进言，鼓动和坚定着日本当局那颗对华战争蠢蠢欲动却又忐忑的心：“今中国外形之进步，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瞧，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根据鄙见，我日本大多数人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等的统计比较上断定胜数，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正是这些有着坚韧毅力，思维层次较高，并满怀“忠于大日本帝国”情怀的日谍，通过长期冷静、理性、细腻的对华研究分析，推动和加速了日当局对华战争决策的最终形成。

　　日谍永不眠

　　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还是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日本从来都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情报对象。有学者估计，即使就在今天，日本依然是向中国渗透进间谍最多的国家。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直有两大畅销书，这两本书都是每年更新的，一本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情报》，一本是《现代中国人名辞典》。前者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种信息数据;后者则把中国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体育界、国营企业重要人物的简历，甚至性格特点等都收录其中。

　　2005年9月的一天，新疆和田机场附近，一户居民平房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台全球卫星定位(GPS)设备。两个行动神秘、穿着打扮与当地居民颇有不同的男子频繁出现在这户居民附近。这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正当两个神秘男子在平房附近操作设备时，国安人员将其控制。这两个人，一个名叫大林成行，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另一个叫东俊孝，是大林成行的学生，也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这两人已经长时间在新疆偷测中国地理信息，他们被捕时，已经钵满盆满，正准备卸载数据。

　　2010年9月，河北石家庄。日本建筑公司藤田集团向中国派出2名人员，与该集团驻中国子公司的2名人员会合。名义上，他们是参与竞投一个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项目。但这四人却盯上了北京军区在石家庄的一个军事设施。正当他们录像拍照时，四人被中国国安部门逮了个正着。

　　在近来中日针锋相对的钓鱼岛争端中，日本间谍也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次，中国渔政船向钓鱼岛海域进发，中间为躲避台风“鲇鱼”耽搁了数天，日本对该船数据及行进情况了如指掌，准确判断了到达预定海域的时间。有业内人士分析，日本依托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建立的情报网络，总是能第一时间获悉两岸保钓船只以及执法船的行动信息，日本海上保安厅因此能及时采取针对性行动，保持相对主动。

　　日本是全民情报国家，收集情报并不是职业间谍的专利。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大量日本移民，都从事了自发的间谍活动，他们伪装成渔民、牙医、理发师，实时向日本政府报告美国的一举一动。这也是当时美国大规模拘禁在美日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全民情报理念的牵引下，“委托调查”是日本情报机构搜集情报和进行研究分析的重要方式。情报机构确定选题和方向，委托日本的大型商社、智库、记者、驻外企业、社团等各种民间组织，利用海外交流等各种机会进行情报收集。据统计，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每年经费的70%至80%都用于支付委托调查的项目。

　　同时，对公开信息极强的综合分析利用能力，是日本间谍文化的重要特征。精细的日本人极为擅长在海量的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并通过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和比对分析，综合归纳出最终结论。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通过《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发表的新闻稿和图片，就精准分析出了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和产量。日本外务省前情报调查局局长冈崎久彦曾估计，目前日本获取的情报中，有多达80%来源于公开信息。

　　中日情报意识的差别

　　很少有国家的国民像日本人一样，有那么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带有普遍民族性的情报意识。

　　一个日本小型鞋厂的老板，为了了解世界各地制鞋业的情况，竟可以长期驻扎在羽田机场，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世界游客的脚面，并认真拍照和记录。

　　一次，几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邀请日本的老师和同学到家中吃饺子，在中国学生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可是这些日本客人却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吃”上，而是极为认真地把中国学生包饺子的全部程序和过程详细摄像记录下来，这令中国学生咋舌感叹。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意识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一脉相承。汪洋环绕、物资匮乏、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这种忧患和危机意识内化为一种对外部世界高度紧张的关注，表现为强烈的求索欲、知晓欲，渴望通过对外部信息的充分掌握，来使自己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英国情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对日本的评价是：“日本人对全面情报的概念本身包括很广的范围。因而，搜集到的情报量很大，日本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活动观察家。”若近距离观察或接触过日本人，便会感叹日本人极大的阅读量，以及对生活点滴和周边事物进行详细记录的习惯。

　　长期以来，与日本对中国全方位、立体式的情报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仍十分狄窄、粗浅，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一直存在着巨大差距。

　　一个日本二战老兵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中国不注意情报的例子不但昨天有，今天也有。比方中国许多代表团到日本来，往往头几个问题提的都一样，这说明你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在意，而且你们同行之间也并不交流情报。”

　　喜欢炫耀和自大，似乎与情报意识淡薄有很强的关联性。一次在日本召开的国际蚕业学术会议上，中方参会人员在学术报告中将独创的治疗桑蚕流行病的配方、施药方法甚至病原研究都和盘托出，日本人足不出户，就获得了秘方。

　　经过长期攻关，中国在一个治疗偏瘫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本人马上邀请参加这一项目的一位主要科研人员到日本访问。而这位科研人员则在日本人的盛情之下，携带项目的全套资料赴日本留学。

　　透过大历史的视角考察，不难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极为成功的间谍渗透，只是其情报发展的一个小片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日本重建，包括当下日本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日本的军事情报战、工业情报战、经济情报战、文化情报战也都极为出色。

　　正是通过对情报的充分获取和利用，日本一直抢占着博弈的先机。这值得中国警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