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葛红兵撰文称“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大量血腥图片不宜展出,只能作为学者专家的研究资料。对于近期日本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葛红兵说,“我愿意正面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为是为了中日两国友好的未来。”(新民网6月19日)
看完新闻,我又上葛红兵先生的新浪博客,把他所有相关的文章都读了一遍。最后,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位葛先生,虽然也许出自善意,却因为一知半解而生出天真幼稚,进而产生自残历史的念头。一不小心,还露出专制思维的尾巴。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现代民主国家规定,历史资料不能向公众开放(解密年限以内的那是另一回事),只能作为学者专家的研究资料?这个限制的标准在哪里?专家的资格标准又在哪里?由谁来制定标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个人也认为,我们现在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是有些问题的。但问题并不在那些血腥图片上,而在于我们怎么展示那些图片,附什么样的解说文字,配什么样的音乐,乃至摆放的次序,展览馆建筑的形式,都是很有讲究的。这些将最终决定我们要展示的是对生命的悲悯,还是对仇恨的铭记。但历史的真实,我们必须勇敢面对。
葛红兵先生支持其观点的一个理由是,“今天的日本已经是民主国家”,所以他愿意理解日本议员撤照片的要求“是为了中日两国友好的未来”。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不假,二战后美国也为它移植了一套相当良好的现代制度。但恰恰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在长时期内是不那么民主的。1956年,日本政府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西方体制之上,又加上了一个怪异的“教科书调查官制度”,直接动用权力干涉教科书的编撰。对此,家永三郎等民间学者进行了艰苦的诉讼抗争,到1997年部分地打赢了官司,但漫漫32年的官司打下来,一代新日本人已经长成了,也就是日本政坛上现在的这批人,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有模糊之处。日本议员撤照片的要求,主要是出于“日本要做一个正常国家”的诉求,就算有那么一点对中日友好的考虑,那也不是基于“反省历史”的中日友好。
葛红兵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二战中,日本人种下的恶果,不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中国也有责任。”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政府当时秉持的基本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由于当时外交部里当权的都是留学生,中国在对日关系上不但是一忍再忍,在技术层面上也没什么太可挑剔的。这一点从战争开始后世界一致同情中国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战争是由于中国伤害了日本,造成日本反击的种种说辞,早已有详细的历史研究成果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值得说一句的是,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日本学者做出的),战争的确是日本蓄谋已久,步步推进并最终挑起的。
葛红兵先生还说,“我们应该学习(东)南亚各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纪念二战的经验,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仇日的情绪。”东南亚各国反日情绪的确没我们强。但这种经验没有意义,因为对于东南亚各国而言,日本当年的入侵,不过是一个殖民者取代了另一个殖民者而已。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日本文化价值体系里,视死亡为一种美,加之漫长的武士传统,所以当年战争中,日本军人常常把杀人当作一种艺术或一种取乐方式。那些血腥照片其实多数都是他们自己拍的。
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是有很深的积怨,否定这一点没有意思。对于这种积怨,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尽可能地不要让它来干扰双方现实的正常关系,然后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乐毅)
中国青年报 2007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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