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④ 韩德培：爱国护校的一代法学宗师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42期 文/ 张志然   2022-11-05 15:16:02

　　【编者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族存亡的国家危难时刻，一大批法律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野心，营救爱国志士，严惩汉奸敌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调查日寇罪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法律和民族的尊严……

　　他们以笔为枪，宣传抗战“内线”救国;他们以法律为武器，秉公执法坚守国人权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共同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期聚焦推出郁华、周鲠生、杨兆龙、韩德培等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法律人(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的英雄故事，既是为了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更是为了告诫每一位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要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动力奋力前行，以百倍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四

　　韩德培：爱国护校的一代法学宗师

　　文/ 本社记者 张志然

　　他，生于风雨飘摇的年代，少年坎坷求学。他，不畏艰险，远涉重洋，学成归国，扎根于珞珈山。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出色的才能而身兼重职。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还是校园被师生的鲜血浸染之时，他都不顾个人安危，发出正义的呼声。

　　一世的传奇人生，一棵长青的大树，一种无私的奉献，一生不懈的耕耘。他不仅是学界的泰斗，更是许多人的业师、良师、恩师。

　　他就是韩德培。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学者，看看他的一生吧。

　　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11年2月6日，韩德培出生于苏北名城——江苏省如皋县。韩德培曾表示：“当时苏北有‘金如皋，银泰兴’的说法，因此在如皋县城里，只要不是入不敷出，生活是颇为舒适的。这样一来，如皋人贪图安逸的乡土观念很重，是很少有人愿意远走他乡的。我的想法和当时的如皋传统习俗并不一致，虽然家境贫寒，仍是一心向学。”

　　韩德培在如皋师范读书期间，就阅读了包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在内的大量书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后来，韩德培进入南通中学读书，一代大家约翰·杜威、朱东润、姜亮夫曾先后在该校讲学。在此期间他还修了法语，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基础。

　　1930年，韩德培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1931年，该系并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韩德培进入中央大学后，便被法律系主任谢冠生先生讲授的法理学所打动，对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转入法律系学习，终于走上了研究法律的漫漫长路。在中央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英、法文原著，主要有奥本海的《国际法》、戴赛的《英宪释义》、庞德的《法律哲学导论》和《法律与道德》、狄骥的《公法的变迁》和《私法的变迁》等，并旁听德语和日语，进一步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

　　韩德培还接触到了一位叫窦昌熙(又名窦止敬)的如皋同乡，在他的介绍下，韩德培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英文本)和《资本论第一卷》(外文本)。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韩德培表示：“我并非一个‘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人。正由于我已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又看到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进攻下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韩德培和中大毕业的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现实社”，并办起了自己的刊物《现实》，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评论时事、呼吁全民抗战，此举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狄超白的支持。

　　韩德培还与南京各界人士密切联系，积极推动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扩大抗日救亡力量和声势。另外，韩德培还与其他进步学生一同为加强学生中的抗日救亡组织而努力。韩德培曾与南京各界民主人士一起，在清凉山接待从上海来的著名民主人士史良、沙千里、陈传纲等，并和他们一道拜访冯玉祥将军夫妇，得到冯玉祥将军的高度赞扬。

　　1937年，日军大举轰炸南京后，韩德培随学校迁往重庆。在重庆，韩德培做了两种准备：第一，出国留学;第二，奔赴延安。在韩德培的心目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有他憧憬的民主制度和世界一流学者，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则是当时中国民主的圣地。

　　1939年，韩德培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准备赴剑桥大学留学。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是当时最难考的公费出国项目，全国共取24名，其中国际私法仅一名。

　　这批公费生由于欧战爆发不能成行英国，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他们全部改赴加拿大学习。1940年7月底，韩德培经过日本前往加拿大，这一去就是五年。

　　求学海外，心系国内和国际局势发展

　　到达北美之后，韩德培进入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学习，师从当时国际私法领域的新星莫法特·汉考克(Moffatt Hancock)教授。

　　韩德培在汉考克教授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为《国际私法中的实质和程序问题》。韩德培收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论文后非常高兴，对韩德培说：“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不用改一个字!”韩德培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获法学硕士学位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从事法学研究。

　　韩德培表示：“鉴于当时某些留学生专为学位而读学位，我当时认为学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学到能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作出贡献的真本事。”

　　韩德培决定不再攻读学位，而是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法学图书馆读书，并作了大量详细的读书笔记。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个方面，他还选修了当时几位著名学者的课。

　　在这段时间里，韩德培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以及评介庞德社会法学派学说和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 纯粹法学派学说的文章，发表在国内极有影响的重要学术刊物上。

　　当时，韩德培对于民主世界的几位伟人十分崇敬。日后，韩德培谈得最多的，是林肯、罗斯福、丘吉尔和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在异国他乡，韩德培和许多同胞仍然密切关注着世界以及中国的战事发展。1944年，韩德培与浦寿海、浦寿昌、浦山三兄弟及丁忱等人组织了“明志社”，讨论有关中国和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探讨世界和中国的未来。在此期间，韩德培认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英译本)，对共产党领袖描绘的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

　　1945年，联合国筹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议。当他在纽约应“华美协进社”的邀请去演讲时，有些亲国民党的中国留学生到会场捣乱。

　　韩德培从华文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就写信给董必武先生，表示这些学生不能代表留美学生的大多数，其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同时，韩德培也向这位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请教有关未来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

　　董必武亲笔给韩德培回信，说他知道如何区别乌鸦和凤凰。并谈到法学研究一定要联系实际，尤其是要联系中国的实际。

　　董必武的回信给了韩德培很大的鼓舞。全国解放后，韩德培又和董必武通过信。董必武有一年到武汉时，还曾派人接韩德培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去谈话。

　　董必武对我国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高瞻远瞩的见解和他开阔豁达的心胸，给韩德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当时进行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

　　罢教抗议，谴责国民党军警暴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韩德培接到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要他去珞珈山任教的邀请。韩德培出于对周先生的景仰而欣然应允，并婉拒了浙江大学要他出任法学院院长的请求。

　　未等正式航船恢复通行，归心似箭的韩德培就乘坐沿途因扫雷而时走时停的美国运输舰，经长达两三个月的航程后到达上海，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韩德培表示：“多年不见的祖国，又呈现在眼前，我激动得泪眼模糊，不知说什么才好。”

　　韩德培携夫人沿长江而上，来到了珞珈山，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授。除了韩德培外，张培刚和吴于廑也被周鲠生校长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到武大任教。他们三人曾被誉为哈佛“三剑客”。

　　1946年，韩德培出任法律系主任，并被推举为学校教授会主席。他到武汉大学后主讲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在全国许多城市爆发。第二年1月3日，武汉大学的秘密进步组织“社团联席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在体育馆召开声讨大会。韩德培、朱君允、缪朗山等教授以及各社团代表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美军在华暴行。

　　同年，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加强了对“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的镇压。韩德培为此写了《我们对学潮的意见》一文，批评当局的做法。后来，他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几位教授的同意，和他们联合签名，将此文印刷两百多份，在武汉三镇散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武汉特种刑事法庭传讯武大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时，韩德培作为武大教授会的代表，竭尽全力进行营救，甚至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为进步学生出庭辩护。迫于武汉教育界民主力量的压力，特种刑事法庭终于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

　　1947年6月1日，武汉警备司令派出军警数千人，包围了当时因进步力量集中而有“小解放区”之称的武汉大学，在老斋舍枪杀学生三人，逮捕师生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武大教授会立即开会，决定罢教抗议，并推举韩德培和曾炳钧教授起草了《武大教授会罢教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军警的暴行。

　　与此同时，韩德培还和武大十多位教授一起与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直接交涉，要求严惩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由于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韩德培不顾个人安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对当局严加批评。在《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评〈出版法修正草案〉》《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和《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等文章中，韩德培揭露了国民党假民主、真专制和掠夺人民财产的反动本质。

　　他还对《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进行了批判，建议中方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国华侨利益的保护。傅斯年在看了他的《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的文章后，也赞誉有加。

　　武汉解放前夕，韩德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暗中进行护校保产活动，迎接武汉解放。

　　呕心沥血，改革法学教育

　　韩德培曾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学教育的确面临着改革。我们这些人过去学的都是旧法律，《六法全书》被废除了，法律教育怎么搞，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把过去的课程都停了，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学起，学习新的东西……我一方面在武大主管全校的教务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把所掌管的法律系的工作做好。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抓好师资队伍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我对法律系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我们这些人搞出来的成果是中国一流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德培在武汉大学继续担任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兼任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当时不设校长，只设校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负责全校工作)，协助管理全校的日常工作。1951年，韩德培担任副教务长。因当时的教务长身体欠佳，实际上由韩德培全面主持武汉大学的教务工作。

　　时值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之际，韩德培属下的教务处行政办事效率极高，使全校的教学工作稳步发展，得到教育部和其他院校的好评。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对韩德培倍加赏识，几次拒绝中央法制委员会和外交部调韩德培进京的要求。与此同时，韩德培还兼任法律系主任，对法律系的教学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来访武大，韩德培经常出面接待，向他们介绍学校情况，深得外宾好评。作为高等学校的代表，韩德培还被推举为中苏友好协会武汉分会筹备人员之一。

　　韩德培既注意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教育经验，又重视新中国的法律实践。在韩德培的领导下，法律系与湖北省司法厅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韩德培也与当时先后担任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沈德纯成了很好的朋友。几十年后，韩德培仍时常怀念这位作风正派、待人真诚、工作能力极强的党的资深老干部。

　　除了通过与湖北省司法厅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合作使学生有机会在实践中学习以外，当时的武大法律系还要求学生制订“向科学进军”的学习规划，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到图书馆排队“抢座位”成为一时之风尚。

　　法律系对学生的考核以口试和平时考查为主，一方面使学生注重知识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学生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争相发言，气氛十分活跃。

　　韩德培曾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都被取消了，全国仅有三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家，不但没有取消，还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52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教育部按苏联模式重建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经过院系调整，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和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但是武大法律系由于成绩斐然，成为解放后少数几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大学法律系之一。韩德培还为武汉大学其他系科保留和扩充实力做了许多工作。

　　韩德培还每年参加主持中南六省区(即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后去掉河南，改为五省区)高校统一招生工作。韩德培对工作高度负责，完全秉公办理，但也因此积劳成疾，导致十二指肠出血，不得不入院治疗。由于在承担这些领导工作时的出色表现，韩德培曾被评为武汉市教育工作劳动模范。

　　老骥伏枥，重建武大法律系

　　1979年7月，武汉大学决定重建法律系。时任武大副校长的刘道玉深谙法律系重建过程中“晶核”人物的重要性，请韩德培出任筹建中的法律系主任。

　　韩德培表示：“‘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要恢复法律系，学校又把这个担子交给了我。……我本想把架子搭起来，让后人好做工作，我就不干了。可是这一干就是相当长的时间。”

　　面对刘道玉代表校方提出的请求，已经年近古稀的韩德培毅然受命，于1979年8月正式承担法律系筹备小组的领导责任，开始了重建法律系的艰难工作。

　　韩德培曾表示：“法律系恢复时，许多人都被破格提拔。在学校的学位评审委员会上，我表示了我们法律系有特殊的情况，因为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由于历史的原因，无法进行研究。但是，这些人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很快会有成果出来。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他们，鞭策他们。所以，应该把他们先提上来再说。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于是有一批人很快被提拔起来。正因为如此，法学院博士点才能够这么快就建立起来。”

　　韩德培一向认为，一个学校和一个系办得好不好，首先看师资。没有好的老师，一切都是空话。重建法律系，师资问题最为重要。

　　韩德培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揽人才。他多方奔走，四处联系，通过各种途径，将一大批优秀教师汇集在武大法律系，包括姚梅镇、何华辉、马克昌、张泉林、黄炳坤、杨鸿年、李双元、梁西、余能斌等全国知名的法学教授，甚至把已从湖北大学退休的刘经旺先生也都请了回来。韩德培还从武汉一个律师事务所调来王峻岩，从江苏徐州的一个中学调来蓝海昌，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调来了项克涵，从武汉工学院调来了肖隆安……这样，武大法律系很快走上了正轨。

　　在解决刚恢复的法律系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方面，身为系主任的韩德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那些因政治运动而延误了职称晋升的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大胆提拔，而且总是从学科、院系和学校的大局和全局利益出发，大胆推荐，大胆使用。不少教师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连升几级。对于有些系论资排辈，导致评职称时互相倾轧的做法，韩德培称为“自杀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武大法律系教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快，不仅超过了其他系，而且在全国法律院系中也是名列前茅。

　　武大法律系重建工作启动不到一年，就于198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还同时招收了国际法研究生。最初只建立了法律专业，后来又增设国际法和经济法两个专业。武大法律系还在1980年创建了全国综合大学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于1981年建立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

　　韩德培积极与国外大学法学院、国际组织和基金组织联系，取得教育部门和武大的大力支持，在国际上展开广泛深入的法学交流与合作，不断地派遣学生和教师出国深造，同时引进国外知名教授和学者讲授和介绍国外法律和国际法。在韩德培的主持下，武大法律系开始在全国法律院系中脱颖而出，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韩德培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上有两类科学家：一类是杰出的科学家，一类是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科学家只要在科研上有重大成就，他的为人不必苛求。应该受到尊重。而伟大的科学家首先必须是杰出的，其次他对前辈科学家是尊重、继承、发展，对同辈是团结、互助、合作，对后辈是关心、爱护、提携。一个科学群体的学术带头人，正是需要这样的品格。总之，治学与为人是不可分的，要做好学问，首先应该学会做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许多中青年教师，如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和博士生导师。今天，武汉大学法学院人才济济，跻身全国一流的行列，这与韩德培所确立的唯才是用的传统以及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注重是密不可分的。

　　1986年，韩德培和珞珈山同仁重建武大法学院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法学院建立后，韩德培任名誉院长。对于法学院的很多事情，他仍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提供一些必要的建设性意见，以供参考。

　　2009年5月29日，韩德培化为一颗夜星，永远沉睡了。

　　有学者表示：韩先生的百年生命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他们有着历经苦难而不悔的坚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抱持……

　　【参考文献】

　　黄进、肖永平、韩健主编：《法学大家韩德培》，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曾涛：《韩德培先生访谈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3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韩德培：《我与武大法律学科建设》，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韩德培：《以法学为业》，载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秦前红：《纪念韩德培先生》，《长江日报》2009年6月2日第14版。